臨近午夜時，有個消息把我驚醒了：「漢堡美洲輪船公司」已下令命其船舶留在日本海域，而英國「半島及東方輪船公司」則命其船舶於24小時內離開日本海域：這都不是什麼好信號。我立即將此訊電告華盛頓，此刻在華盛頓肯定有類似的函電如潮水般湧來。

克雷吉于晚7點15分來訪，長談時局。

9月28日是個繁忙而又重要的日子。歐洲正在戰爭邊緣瑟瑟發抖。我們都圍著收音機，聽倫敦、香港和悉尼下午和晚上播出的新聞，詳情還不清楚，只聽報道稱有總動員，張伯倫寄最後信息給希特勒，請他放心，英法保證敦促捷克斯洛伐克履行其交出蘇台德地區的承諾。羅斯福總統直接致電希特勒本人，再次呼籲和平。此電文措辭有力、觀點開明。不過在德國，這些呼籲當然是一篇也不許發表的。九*九*藏*書

下午晚些時候，吉澤建議道，若由外務省將美國的電文和宇垣的答覆發表出去也許倒是件好事。我立刻同意，他也獲得了宇垣的許可。國務院並未授權讓我這樣做，但即使吉澤不來問我，外務省也很可能會發表，即使不發表，也幾乎一定會泄露出去，說不定還會走樣。而且我認為，縱然日本不可能採取類似行動，若把它贊成總統的行動一事公佈於眾，顯然也是有益的。正如堀內當晚對克雷吉說的，他們自己就正在作戰，卻要去呼籲別人不要大動干戈，這確實有點尷尬。晚上10點，外務省公報發表了。我對公報的形式有點失望，因為它沒有確實反映出宇垣對我講的話，即宇垣對總統的態度和行動都表示贊成，公報只說宇垣贊成總統的「願望九_九_藏_書」，但也總算是說了這麼一點，聊勝於無。我猜一定是吉澤起草后，那個沙文主義的發言人河相又給稿子的調子打了折扣。這種情況是常有的。

如此一來，我們才能以久違的舒暢心情迎來10月。

消息譯成日語，科維爾在旁邊注意著，外相聽完后做了回答，大意如下：

我還沒喪失信心，覺得戰爭還是可以避免的，除非希特勒真是瘋了，否則到最後關頭總可以達成某種協議。但如果說希特勒也許真的發瘋，我也會同意。希特勒在國內發表了幾次演說，把話說得太絕了，現已很難打退堂鼓。若現在打退堂鼓，他的威信將受重創。

29日，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古德塞爾（Goodsell）博士來訪，告訴我他拜會外相的結果。宇垣曾給他幾封致日本駐華官員的介紹信，他是去致謝的。原以為五分鐘就夠了，不料外相竟留他坐了一個半小時，細問他日軍當局是怎樣對待美國傳教士和教會的，很想知道他的看法如何。古德塞爾便單ｈｔｔｐｓ://ｒeａd.９９ｃsｗ.cｏｍ刀直入，把日軍的暴行、屠殺、姦淫、野蠻、殘忍都如實告訴了他，還給他留下一長串早已編好的筆記目錄。外相併不因此見怪，古德塞爾再三給他機會，讓他可以隨時結束這次會見，但他都繼續談了下去。這天正是外務大臣辭職的前一天，他這樣做，的確值得注意。古德塞爾還給宇垣講了一個故事：在爆發中國事變的盧溝橋附近，他親眼看見城牆上刻著「東洋和平誕生之地」幾個大漢字。古德塞爾說，外相喜歡這個故事，輕聲笑起來。

在巴索姆皮埃爾處用午餐，有巴西大使韋洛索斯（Vellosos）、瑞士公使圖恩希爾（Thurnheers）、帕布斯特等許多同僚在座，一同接待佩爾策（Peltzer）夫人，她是我們以前的同事佩爾策先生的遺孀，佩爾策當過比利時駐柏林、駐伯爾尼使節，後來又去過巴西。在座者談起歐洲危機時都沒有什麼樂觀的調子，晚上艾麗斯和我待在收音機旁，一直聽到將近午夜都沒有聽九-九-藏-書到什麼重要新聞，因為慕尼黑會議要到此地時間晚11點才開場。第二天（30日）早上6點半起來，卻發現時局真的有了希望。上午10點45分，喜訊傳來了，「協議已經達成」。

隨後華盛頓來了特急電，命我去見外相或別的外務省官員，建議日本響應總統的倡議，也向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呼籲和平。下午1點，電文譯出，打好字。值此危急時刻，理應分秒必爭，1時5分，我便命杜曼攜電赴外務省，交給負責人，等候宇垣將軍按約定時間即2點50分接見我。訂此約會時，岸曾說，外相和次官整天都不得空，無法接見我，但我告訴他，我的事極其重要而緊急，非見外相本人不可，這才做了安排。使館秘書卡伯特·科維爾（Cabot Coville）隨我同往，由他核對外務省譯員土屋的翻譯，確認翻譯完全準確。開頭我先對外相說，現在是文明史上最緊要的關頭，此刻採取什麼決九-九-藏-書定和行動，足以從根本上影響今後文明的發展方向；隨即傳達美國政府的信息，除口述外，又送上非正式的文本，以便留下記錄，以求明白無誤，還附上一份總統致德國總理、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英國首相、法國總理呼籲書的轉抄本。

深夜，杜曼、科維爾、譯電員瓦倫札（Valenza）和我在我書房裡審核我草擬的各類電報，又聽收音機的最新消息。在花了約一小時應付午夜傳來的關於輪船的消息后，我還是睡不著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