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幹人保存著原生態的關中語言和生活習慣，卻丟失了漢語文字。逃亡到中亞的三千多回族男女，多為不識字的文盲，迫於新的生存環境的適應和必需，他們和他們的孩子，都接受了俄語和所在地的民族語言，幾乎沒有人會讀會寫漢字了。作為十余萬人的陝西村的大村長，安胡塞向哈薩克有關部門打了報告，申請在東干族人聚居區的學校開設漢語課程，卻因為師資和經費等多重困難而一時難以實施。安胡塞又多方奔走另闢途徑，於十年前把五名東干族孩子送到西安上學，由陝西方面予以資助，他們已經在西北大學讀到三年級了，漢語水平得以提升。現在，經安胡塞多年持續不懈的努力運作，已有十六名東干族學生在西安和蘭州學習過，漢語語言的空白被填上了開創意義的一筆。

作為村長的安胡塞，為陝西村十余萬村民的公益事業熱心奔走于陝西和中亞之間，也有自己一個沉積太久的心事，便是想找到祖宗曾經生活過的村子，用中國流行的話說是尋根。從他逃亡到哈薩克的曾祖父傳留下來的甚為模糊的關於村莊的方位是四句話：出門是稻田，抬頭見南山，門前有條河，河上有座橋。當他回到西安向人打聽這種地理特徵的地方時，誰都難以說出具體答案。因為秦嶺在陝西段的被稱作終南山的北麓，多有從山谷里流出的小河盤繞，河兩岸都是稻麥兩熟的肥沃良田，小河上多有木橋。這種景象自東而西鋪開好幾百里，安胡塞卻搞不清祖居村莊的名字，說大地尋針也不為過。他便先到離西安最近的長安縣走訪打問，竟然在一個小鋪店和一位女性的閑聊中發現了線索。無須贅述那個太過曲折的問祖尋根過程，他終於找到了本族且為本家的同輩弟弟安和平，其中一個至為關鍵的因素，是安姓同族每一輩人姓名之中相同的那個字。安和平保存的族譜上，最近的四輩是興——長——吉——慶。安和平即屬慶read.99csw.com字輩，遺憾的是他沒有遵慶字取名，按祖制規矩應為安慶平；安胡塞儘管沒有族譜，卻記著祖傳的上幾輩人的名字，正合著安和平族譜上的輩分，逃亡到哈薩克的曾祖父就是興字輩人，叫安興皇，曾祖父的弟弟叫安興虎，口頭慣稱太爺和二太爺。

現在和我挨肩坐著的安胡塞，就是那僥倖逃過劫難的三千人中的一位安姓回族人的第四代傳人。他的祖宗和那些逃亡者進入中亞地區，在楚河岸邊停下了長途跋涉的腳步，落腳定居。楚河的那邊屬今天的哈薩克轄治，楚河的這一岸是吉爾吉斯斯坦的領土，那時候都統屬於沙俄，他們卻渾然不知。他們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水草茂密的草原，當地人竟然不種莊稼只放牧牛羊，真可惜了這一方好水沃土。他們停下腳便開荒種地，把從渭河平原上帶過去的糧食和蔬菜種子，撒播到中亞楚河兩岸向來沒有墾殖過的土地里……直到有一天，一位或者幾位沙俄官員來到他們的駐地，瞅了又瞅這一夥穿著長袍、拖著長辮子的「怪人」，便開口盤問，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是從哪裡來的？他們誰也不敢說明真實的來路，只含糊地說出一個大的方位，是從東岸子來的。這樣，在沙俄帝國的眾多民族裡，又添加了一個東干族。這個「東干」族名，顯然是「東岸」的音譯。關中人說到四個方位時很少說東邊西邊南邊北邊，多是說東岸西岸南岸北岸，而且習慣在末尾順帶一個子字。我從小聽慣了也說慣了這樣的方位指向詞，現在和鄉黨說起來也還會順口說東岸子西岸子這樣的話。本屬中國回族的一夥移民，卻成了沙俄和後來的蘇聯以及今天的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的東干族。

無論是「一黑一白」舞台表演的語言聲調，抑或是坐在我右首的安胡塞，都是百余年前的原生形態的關中語言。這倒不難理解，他們生活在楚河兩岸，無論九_九_藏_書是那邊的哈薩克人，還是這邊的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的各族人，沒有能聽懂或會說漢語的人，更談不上關中話了。這樣，他們便形成一個完全封閉的語言環境，任何影響他們關中語言和語音發生變化的因素都不存在。他們學會了俄語和所在地的民族語言，那是走出家門作為社會交流的工具，一旦走進家門或面對同族鄉黨，便是更為順口也更為自如的關中話了。因著環境的封閉，對許多社會事象以及生活世相的稱謂，竟然原封不動地保留著清朝的詞彙，至今把政府機構稱「衙門」，把警察稱「衙役」，把政府官員籠統稱作「大人」，把總統或首相仍然稱為「皇上」或「皇帝」，把無論小學或大學一律稱為「學堂」。有意思的是，他們把從事寫作的作家稱為「寫家」，我斟酌起來，似乎「寫家」比「作家」更切合從事寫作這種職業的特點。最具直觀的服裝，依舊保持著清代關中民間的樣式，男人的禮帽和長袍，女人的偏襟上衣、褲子和裙子都有繡花彩飾。出門上班，尤其是到各級衙門（政府）或學堂（學校），都是西裝革履或校服；回到自己村子里，卻更習慣自家的褲褂和手納的布鞋；尤其是結婚喜事，絕對要穿長袍馬褂和彩裙……二〇〇九年，時任陝西省長的袁純清到中亞幾國訪問時走進了陝西村，聽著那些久遠而純正的原生態關中話的熱烈問候，又看了東干族孩子用關中話表演的文藝節目，竟然激|情難抑，跟著孩子們唱起來。孩子們表演的是民間兒童歌謠：娃娃勤，愛死人；娃娃懶，拿個棍棍兒往出攆……尤其是這些孩子唱起至今不僅在關中而且在全國也唱紅了的秦腔歌謠：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頭，走一步退一步全當沒走，哭了笑笑了哭糊裡糊塗……在陝西工作多年的袁純清省長，向來是滿口湘音普通話而不說一句陝西話的，此時竟忍不住和這些東rｅａd•9９ｃsw•com干族人用關中話對話了——這次破例被傳為佳話。

聽到這些傳聞，我便自然想到，我如若有幸在那種場合里，不僅關中話會派上用場，可能忍不住會和孩子們唱起來。前一曲教孩子學勤勿學懶的歌謠，婆和母親不知給我念過多少回，多是在她們讓我幹活而我貪玩不做的時候；后一曲歌謠全是逗人一樂的大實話，話劇《白鹿原》的編劇孟冰要編主題歌曲，讓我為他提供關中地域色彩濃厚的民間歌謠，我不假思索便說出了這一首，他當即選中。這首主題歌曲由華陰老腔藝人演出，成為話劇《白鹿原》的一個熱點，由此被邀請到許多地方去演唱。設想我若有機緣到哈薩克或吉爾吉斯斯坦的陝西村，能看到聽到這些東干族孩子唱我唱過的童謠和民歌，當會是一種無可比擬的享受，把隔絕一百三十年的關中與中亞的時空，在這幼童演唱的歌謠里消弭了。

和這個人握住手的一瞬，我的胸膛里發生了非同尋常的響動，同時就有終於有此機緣的默然慨嘆。

這個人叫安胡塞，哈薩克陝西村的村長，一個遠方歸來的鄉黨。他原本姓安，取了個異族色彩很明顯的名字胡塞，想來是入異鄉而隨其俗的一個標誌。他一開口說話，卻是滿口最地道的關中東府腔調，地道得比當今西安及其周邊人的口語腔還要純正與古樸。也許是受普通話的持久性影響，許多太過費解的方言土語和太過艱澀的發音，西安城裡乃至郊區的本地人都不說不用了，但安胡塞一如既往滿口滿腔地說著。在我的聽覺感受里，卻不單是品咂家鄉原生態口語的韻味，更在他這原生態口語里所隱伏著的悲慘不堪的歷史。那是一八七七年的清朝同治年間，左宗棠鎮壓為生存抗爭的陝西和甘肅的回民，從陝西關中一直把他們打殺驅趕到天山腳下時，僅剩下一萬多人；翻越天山時又遇到暴風雪，有幸翻過天山逃脫劫難者只有三千多人……這不堪的一頁已經九九藏書翻過一百三十多年了。

每有從中亞楚河兩岸陝西村回來的東幹人，都要到西安城的西門前，用拳拍擊那古老而寬大的明代修建的城門，然後高呼三遍：「我回來了！」安胡塞告訴我，多年前他第一次回到西安，出火車站便直奔西門，拍打著西門門板的時候，熱淚涌流，含淚高呼著「我回來了」。三聲呼喊過程中，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映現在眼前，他們的夙願由他實現。

我這回能和安胡塞握手，就是安和平牽線搭橋。現在，安胡塞坐在我右首的貴賓位上，安和平坐在我左首位上。圓桌上還坐著幾位西安的回族朋友，說當年的往事，敘今天的生活，在我是一種少有的別一番感受。安胡塞送我一頂哈薩克人習慣戴的高而且尖的皮帽（就是黑老五戴的那種）。我戴上和他合影留念，似乎我就此成為了他這個村長領導的陝西村的村民。

我第一眼看到東干族鄉黨似曾相識的面孔時，竟然下意識地從坐著的沙發上站了起來。那是一九九三年陝西電視台播放的春節晚會，一位來自中亞的東干族演員出現在熒屏上。這位被稱也自稱黑老五的人，頭戴一頂草原牧民習慣戴的高頂皮帽，開口便叫了一聲：「鄉黨！黑老五回來咧！」我就是在那一聲地道而動情的鄉音里站起身來的。這是太過久遠卻又令我聞之耳熱心跳的一聲鄉音，是逃亡到中亞的三千多鄉黨在近一百三十年後第一個返回故鄉的後人發自肺腑的聲音。黑老五的臉色不僅不黑，而且泛著俊氣和喜色，他演唱著一首古老的民歌，歌曲的音調只有關中平原才會產生，我聽來再貼切不過。而那首民歌的歌詞，在我卻頗為陌生，也就甚感新鮮，如果不完全是我孤陋寡聞，在我生活的這個時段和空間大約已經失傳了，卻在中亞地區的東干族鄉黨中完整地傳承下來。接著在一九九四年的陝西電視台的春節晚會上，一位名為海珊的鄉黨躍上熒屏，比之英俊的中年漢子黑老五，他https://read.99csw.com的如雪一般銀白閃亮的頭髮，成為舞台上的一個亮點。他同樣表演的是關中民謠《一對牛》，內容是說一個已經貧困至極的農民，卻連續遭遇一個又一個倒霉事，諸如借牛耕地打破犁鏵，收穫的麥子不及種子多，天上下冰雹穿過房頂的窟窿打破了孩子的頭，等等。他的繪聲繪色又極盡詼諧幽默的表演，惹起一陣又一陣笑聲，誰都很難看出這是一位七十二歲高齡的老人。這首民謠我似曾相識，大約是少不更事的幼童時期聽婆說給我的，自然比不得曾榮獲蘇聯人民演員稱號（蘇聯七十年命名人民演員不足十人）的海珊聲情並茂且惟妙惟肖的表演了。這「一黑一白」——黑老五和銀白頭髮的海珊——兩位遠方歸來的鄉黨美好而親切的形象，至今依舊清晰地呈現在我的眼前。儘管海珊現已謝世，但他當時模仿的那個鄉村倒霉蛋逼真而又滑稽的動作和生動詼諧的音調仍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這是一個太過久遠的東幹人的共同夙願。被左宗棠驅趕打殺的關中回民，是從西安城的西門逃亡而去的，西門便成為他們背離家園的一個情結。逃亡的回民領袖叫白彥虎，一個既有較高文化修養又兼過人武功的青年漢子，率領著回族父老兄妹翻過天山到達楚河兩岸定居之後，他仍然成為異國他鄉里鄉黨的核心。他為這一夥逃過劫難的倖存者的生存費盡心力，不幸染病不起，正當中年而早逝。在他告別人世的一刻，他對他的鄉親說了一句話：回到陝西，要拍打西安的西門，要連說三遍「我回來了」。白彥虎的遺願在東幹人里一輩一輩傳遞著，這一令人震撼的敲門的聲音，卻是一百多年後才敲響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前述的「一黑一白」兩位東干族表演藝術家，當屬第一撥實現白彥虎遺願的東幹人；安胡塞多次回到西安，每一次回來都要去拍敲西門門板，為著白彥虎，為著自己，也為著現在生活在中亞的十余萬東幹人。

還有一種太過沉重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