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北用兵所造成的軍費消耗顯然也讓神宗始料未及。熙寧六年八月，陝西永興軍的兵儲「才支三季」。而儲備不足顯然不是永興軍一路的特殊狀況。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如今兵馬在外，後方的糧草卻漸漸空虛，這怎能不讓神宗感到緊張焦慮？陝西的兵那麼少，怎麼會花掉那麼多錢呢？！神宗沒有打過仗，也沒有管過賬，他百思不得其解，想來想去，覺得一定是轉運使不得力。按照神宗思路走下去，轉運使必然會成為替罪羊。還好王安石不糊塗，他勸解神宗說：「陝西財政用度不足，也恐怕不能只怪轉運使，必是自有許多使處。比方說，熙州王韶那裡用兵數也不多，可是所耗費的錢財物資卻是如此之多。因為只要是打仗，錢糧物資的消耗必然是這樣的。轉運使的算計錯誤肯定是有的，但未必就能導致財用缺乏。」這番話顯然未能完全說服神宗，他說：「一件事算計錯了，恐怕就要導致幾十萬貫的損失啊。」

另一方面，在政策層面，應當廢除一切新法。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諸法，皆屬「朝之闕政」，必須予以糾正，全盤廢除。司馬光還鼓勵神宗「收威福之柄，悉從己出」，收回對王安石的信任，親自主持政務，親自選任台諫官，恢復批評糾錯機制。

王安石目標明確，態度堅定，如山不動，而神宗卻是憂形於色，「嘆息懇惻」，想要取消部分新法了。神宗與王安石之間，裂痕在顯露，在加深。

神宗不領情，說：「群臣之中，只有王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啊！」這個時候，一直沉默的岐王顥開口了：「太皇太后的話，是至理，說得對極了。陛下不可以不深思啊！」

在明眼人看來，李師中是個徹頭徹尾的糊塗人，完全看不清形勢。神宗雖然不得已罷免了王安石，卻給了王安石最優厚的待遇—級別一口氣提高了九級；罷相制書中充滿讚美眷戀之情，所用的罷相理由是王安石的懇辭。繼任首相韓絳，出自王安石推薦，韓絳得到任命之後，隨即向神宗提出要面見王安石，「有所諮詢」，而神宗在給王安石的手詔中則殷切囑咐「您要替朕把當今人情政事中的當務之急跟韓絳細細說道」。與韓絳的首相任命同時發布的，還有呂惠卿的參知政事任命，而呂惠卿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上來的。王安石最欣賞的人就是呂惠卿，他認為，呂惠卿的政策主張與自己「不異」，又有卓越的行政能力，是維護既定方針的不二人選。韓絳與呂惠卿，一個是王安石的「傳法沙門」，一個是王安石的「護法善神」。有韓—呂組合在，王安石絲毫不擔心他罷相之後的政策走向。至於司馬光等人關於呂惠卿人品「真姦邪」的批評，王安石如春風過耳，略不縈懷。他所看重的，是政治主張，是執行能力。

台諫官是天子耳目，其功能是規正朝政缺失，糾察大臣專權妄為，本應由陛下親自選擇，現在也交給宰相來選人了。而那宰相專門任用他的所親所愛，對他稍有違背，就加以貶斥驅逐，來警告後來人，其目的就是要找出最能阿諛諂媚的人來，為他所用。這樣一來，政事的錯誤差失，群臣的奸詐，下民的疾苦，遠方的冤屈，陛下還能從哪裡聽到看到呢？

作為皇帝的忠臣，君臣秩序的忠實擁護者，司馬光早就明白一切榮耀歸於皇帝的道理，如果皇帝不支持，臣htｔｐｓ://ｒeａd.９9cｓｗ•ｃｏm子就什麼也做不成。所以，當皇帝倒向王安石，一切皆不可為時，司馬光只能選擇放棄，退出政壇。在司馬光的思想圖景中，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能夠讓司馬光再度奮發、積極進言的，必然是神宗態度的轉變。

神宗的話，曹太皇太后當然是不信的，她矛頭一轉，直指王安石的去留，說：「王安石的確有才學，可是抱怨他的人太多了，不如先把他調到外地去，過一年多再召回來。」太皇太后的意思，顯然是為了神宗好，希望他與王安石適當切割，平息輿論，緩和矛盾。

王安石人離開了開封，但是，他的政策還在。

詔書所遵循的邏輯，是早已被現代人所遺棄的「天人感應」學說。持續的旱災代表著陰陽失和，而陰陽失和表明人間統治的失序，皇帝以個人生活的撙節謙抑向老天表達悔意，可是老天並沒有原諒他。於是，皇帝害怕了，他知道自己所做的還不夠，可是又不知道錯在哪裡。因此，他決定向「中外文武臣僚」開放言路，廣納批評。

那麼，王安石罷相是否就等於神宗有意回到司馬光路線？天章閣待制李師中（1013～1078）就作出了這樣的判斷。五月初一，他上疏建議神宗召還司馬光、蘇軾、蘇轍，改弦易轍，放棄「富國強兵之事」，轉求「代工熙載之事」。所謂「代工熙載」，即人臣輔佐君主，代行天命，建立天地人和的豐功偉業。李師中又毛遂自薦，自詡「天生微臣，蓋為盛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沒想到神宗覽奏大怒，呂惠卿又從旁添油加醋，故意歪曲，最終，李師中被一擼到底，押往和州監視居住。《宋史·李師中傳》說他「好為大言，以故不容於時而屢遭貶謫」，其實，真正讓神宗感到惱怒的，恐怕還不是李師中的大言炎炎，而是李師中對神宗—王安石富國強兵路線的徹底否定，他標榜自己「未嘗有一言及錢穀甲兵者，蓋知事君以道」，明確地把「事君」之「道」與「富國強兵」「錢穀甲兵」直接對立起來。殊不知，在神宗心中，講求「錢穀甲兵」之術，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卻是「道」本身。

「汝自為之」這樣的話，皇帝對享有皇位繼承權的宗室親貴說，簡直就是惡毒的詛咒。太宗皇帝曾經對太祖的長子德昭說過類似的話，而德昭迴轉身就自殺了。岐王顥聞言，頓時就哭出了聲，邊哭邊說：「何至是也？」

在洛陽，除了《資治通鑒》這部大書，司馬光還編著了一部小書—《書儀》。《書儀》的內容是對各種禮的儀式規定，包括公私文書和家信的格式，冠禮、婚禮以及與喪葬祭祀禮有關的儀式。《書儀》篇幅不大，內容瑣細，在司馬光的思想體系當中，卻有著重要意義。文書家信是社會交往的書面表達方式，它既是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體現，又是構建和維繫社會關係的工具。冠禮即成年禮，是男性獲得完全社會人身份的開始。婚禮通過一對男女的結合把兩個家族聯結在一起，構成更為廣闊的社會網路。喪葬祭祀之禮連接生者與死者、現在與過去，慎終追遠，讓個人與家族獲得了超越死亡、生生不息的意義。禮的核心是關係、等級和秩序，而儀式則是禮的外在表現形式。離開了儀式，禮就變成了空中樓閣，秩序亦將陷入混沌。而對秩序的尊重，是司馬光思想的核心。司馬光從來都不是一個食古不化的人，他所制定的各類儀式，皆斟酌古今，既力求與儒家經典相合，又能做到因時制宜、實用簡樸。朱熹就認為司馬光的「祭儀」「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是七分好」。九九藏書

變法之初，王安石曾經對神宗說過「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如今卻出現了這樣一篇因為畏懼天變而自責的求言詔，這分明是對王安石路線的否定和背離。詔書出自韓維之手，然而，它所透露的，卻毫無疑問是神宗在彼時彼刻的真實想法。神宗動搖了。對於王安石主政六年以來的國家狀況，神宗感到了由衷的擔心和恐懼。

「獨樂」一詞，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然而孟子的原意，卻是反對獨樂的：「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迂叟啊，你這迂腐的老頭，為什麼要獨樂呢？」司馬光自問自答說：「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何況我這老頭所樂的，「淺薄簡陋粗野，皆世之所棄也。」即使捧著送去給人，人都不要，我又怎能勉強他們呢？若真的有人肯來與我同享此樂，我必定拜他兩拜，把我的快樂捧著獻給他，又怎敢獨享呢？ 《孟子》又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司馬光的獨樂，是「兼濟天下」的理想破滅之後的「退而求其次」，在無奈的窮途里保持著積極的態度，退到最後，還有自己，然而也只剩下自己。

這四問當中，「獄訟非其情」—司法不公是任何時代都可以說的。其餘三問，每一問都暗指王安石。「聽納不得於理」等於說是朕所聽從、採納的路線方法出了問題。皇帝聽誰的？王安石！「賦斂失其節」，對民間財富的收取失去了節制，這不正是反對派對青苗、免役諸法的批評嗎？皇帝的視聽被蒙蔽，小人阿諛阻塞言路以謀私利，那麼是誰蒙住了皇帝的雙眼、堵住了皇帝的雙耳？王安石！

神宗還受到了來自皇族內部的壓力。兩位老太太—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常常對著神宗哭哭啼啼地抱怨新法。一天，神宗與二弟岐王顥一起到太皇太後宮中向曹氏請安，祖孫三人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言語交鋒。

詔書只提到了旱災，而讓神宗感到焦慮震恐的，卻不止旱災，還有財政困難與契丹的威脅。

熙寧七年（1074）三月二十八日，神宗頒布了一則充滿悔疚的求言詔書：

這就是司馬光看到的，在王安石治下的朝廷國家的景象，重壓之下，官僚群體萬馬齊喑，皇帝被蒙蔽，新政快速有效地推行，而它是否利民，卻變得無關緊要。

隨著時間的流逝，司馬光好像真的忘記了天下國家、政壇紛爭，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優哉游哉，自得其樂。他研究古典「投壺」遊戲，親自製定遊戲規則，寫文章論述遊戲與個人修養之間的關係。他跟老朋友范鎮書信往還，繼續多年以前開始的禮樂討論，你來我往，不亦樂乎。回到洛陽兩年之後，熙寧六年（1073），司馬光又在尊賢坊北面買下二十畝地，親自設計、督造了一座小巧精緻的花園別墅，取名為「獨樂園」。獨樂園中，既有「讀書堂」以供騁思萬卷，神交千古；又有「弄水軒」「釣魚庵」可供「投竿取魚」；復有「種竹齋」「澆花亭」，可以蒔藥草、灌名花、聽竹賞雨；甚至還有一座高高的「見山台」，可以憑欄縱目、遠眺群山。簡直就是一處自給自足的桃花源。「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遠遠望去，獨樂園中的司馬光，清閑自在恍若神仙。九九藏書

熙寧七年（1074）四月十九日，神宗宣布，王安石罷相，出知江寧府。然而，我們卻很難說司馬光的獅子吼在其中起了什麼直接作用。司馬光奏札上報的時間是四月十八日，而他投書的地點在洛陽。也就是說，在司馬光的奏札抵達神宗御覽之前，王安石的罷相制就已經公布了。上天示警，來自官僚集團與皇室內部的壓力如此之大，讓神宗不得不罷免王安石以平息物議，與人、與天謀求和解。

曹太皇太后說：「我聽說民間被青苗、助役錢害苦了，為什麼不取消它呢？」

旱災的情況有多麼嚴重呢？早在熙寧三、四年間（1070～1071），陝西、河北等廣大的北方地區已經出現嚴重旱情。到了熙寧六年冬至七年春，遭遇旱災的區域又擴大到兩浙、江淮地區，朝廷不得不在這些地區開倉放糧、賑濟災民，而東南地區一直是帝國的糧倉。正常年景，每年通過汴河從東南地區運往開封的糧食高達600萬石。這一年，真正抵達開封的糧食只有200萬石。開封的米價暴漲至每斗150文，普通老百姓的生計大受影響，首善之區，輦轂繁華，竟然也有了飢荒之相，怎能不讓神宗感到緊張？在「求言詔」頒布之前，神宗已經批示政府拿出220萬斛存糧，以每斗100文、90文的價格面向首都市場出售，以平抑米價。15

一場意在表現天倫之樂的祖孫聚會不歡而散。

（為了封住批評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邏卒，到市場上去，到道路上去，偷聽人們的閑談，遇有謗議新法的，立即抓起來行刑。街頭掛出了榜文，懸立賞格，鼓勵告發誹謗朝政的人。httpｓ://rｅaｄ.９9ｃｓｗ•ｃoｍ

派到地方巡視調查新法實施利害的使者，也是他所親所愛的人，都事先秉承了他的意旨，憑藉他的氣勢，來逼迫州縣官員。他們掌握著州縣官員的評價，而這評價可以決定州縣官員的升沉。那些州縣官員，對他們奉迎順承都還來不及，哪還有工夫討論新法實施利害、跟他對著干呢？所以，使者回來報告，一定是說州縣兩級都認為新法利民利國，可以行之久遠。陛下只看見他們交上來的報告粲然可觀，就認為新法已臻至善，眾人交口稱讚，又怎麼可能知道他們在外地的所作所為呢？

神宗反對：「這些都是利民的政策，不是要害民的。」

神宗還在試圖維護王安石，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大有作為，除了王安石，沒有其他人可以依靠。然而，來自天地人各方的巨大壓力卻讓神宗焦慮不堪、身心俱疲。「是我在敗壞天下嗎？」的反問，帶著哭腔，流露出極度的委屈與不甘—他要做偉大的皇帝，他不要重蹈父親英宗的覆轍！

……（各級官員）不立即奉行新法，馬上停職、換人。還有因為對新法不熟悉而誤有違犯的，也會遭到停職處分，甚至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如此一來，州縣官員只好奉行文書，以求免於獲罪遭罰，不再留心民間疾苦。

讓神宗感到擔憂的第三件事是來自北方大國契丹的威脅。熙寧六年十一月，有情報表明契丹要來重新劃分山西段的領土，神宗「深以為憂」；不久，神宗又接獲諜報，說契丹打算來討要關南地。關南地在河北，屬於後晉石敬瑭割給契丹的土地，後來被周世宗收復。按照1005年訂立的澶淵之盟，契丹已經承認了宋朝對關南地的領土主權。然而，這塊地卻成了契丹要挾宋朝的由頭。仁宗朝宋與西夏交戰正酣的時候，契丹曾經趁火打劫，遣使討要關南地，最終逼迫宋朝增加歲幣額度。如今宋朝拓邊西北，兵力、財力、民力的投入重點都在西邊，陝西軍需已經捉襟見肘；而與此同時，宋朝還在湘西腹地展開了內陸拓疆行動，力圖征服久居深山的「化外蠻夷」。當此之時，若契丹再從北邊打過來，宋朝腹背受敵、三處用兵，當如何是好？「今河北都無備，奈何？」

司馬光指出，想要走出當前困境，就必須從作風和政策兩方面出發。一方面，必須改變政治作風，開放批評，打通信息渠道，以便了解和掌握真實情況。司馬光給神宗講了一個故事：春秋時期，子產在鄭國執政，鄭人聚集在鄉校里議論紛紛，有人請求拆毀鄉校。子產說：「為什麼呢？……他們贊成的，我就繼續推行；他們反對的，我就加以修改。鄉校是我的老師啊，為什麼要拆毀它呢？我聽說用忠誠善行來減少抱怨，沒聽過利用威權來堵塞抱怨。威權之下，難道不是能立刻終止抱怨嗎？但這就像是防洪，大規模決口，傷人必多，來不及挽救；不如先開小口疏導洪流。對待議論，與其拆毀鄉校，不如把我們聽到的當做藥石。」「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四年前，司馬光曾經在信里給王安石講過，王安石沒有聽他的。那麼，這一次，神宗會聽他的嗎？

神宗發生了嚴重動搖，他開始懷疑王安石的路線、政策是否真的出現了問題。「上與安石如一人」的神話出現了裂縫。三月二十八日的「求言詔」用了四個問句反思、檢討陰陽失和、上天降戾的原因：

熙寧七年（1074）四月，在「以衰疾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整整四年之後，司馬光再度上疏神宗，直指朝政缺失，對神宗和王安石的施政進ｒｅａd.9９ｃsｗ•ｃｏｍ行了激烈的批評。對於王安石當政六年以來的局面，司馬光毫不客氣地這樣總結說：「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士農工商四民失業，人民怨憤之聲，讓人不忍聞聽；自然災害之烈，古今罕有其比。」而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司馬光認為，正是王安石的獨裁作風：

在政策的具體實施層面，神宗與王安石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分歧。比如，當發現陝西永興軍的兵儲「才支三季」時，神宗立刻下令三司使薛向徹查。薛向於是派人赴陝西調取六年以來的錢穀、金銀、匹帛出入細數兩本—這是要查賬了，查賬的時間段，正好是王安石以新法理財以來的六年！ 這哪裡是查陝西？分明是查王安石！最終，薛向的調查被王安石以「擾人至多」為名叫停。對於神宗沒完沒了的各種擔憂，王安石很是不以為然，但是，他顯然不能打消神宗的顧慮。

讓神宗感到擔憂的第二件事是財政困難。熙寧四年，在王安石的支持下，軍事天才王韶（1030～1081）開始主持西北戰事。王韶的確是很能幹的，他收服了青唐（青海西寧）地區勢力最大的俞龍珂部，進而將宋朝的領土拓展到甘肅臨洮、臨夏、宕昌、岷縣。熙寧六年夏秋之際，王韶發動攻勢，「前後歷時五十四日，軍行一千八百里，收復五州，拓地兩千里」。捷報傳來，群臣拜賀，神宗異常欣喜，當場解下腰中所服的玉帶賜給王安石，以「表朕與卿君臣一時相遇之美也」。

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修身齊家」始，以「治國平天下」終。司馬光二十歲中進士，五十三歲退歸洛陽，這三十三年中，他人生的主要目標是輔助皇帝「治國平天下」。退歸洛陽之後，「治國平天下」之理想已不能伸張，於是便退回來，退回到個人和家族。他所要「修」的，不止自身；所要「齊」的，不止自家；他希望影響社會，為宋王朝做「修身齊家」的建設。進則能治國平天下，退則能傳播文化、發展思想，教化鄉里。蘇軾高度讚揚了司馬光對民間社會的積極影響，他說司馬光「退居洛陽，往來（故鄉）陝州，陝州、洛陽之間的人都被他的道德感化，師法他的學問，效法他的簡樸」。不能出而「治國平天下」則退而「修身齊家」，廟堂不可居則歸鄉行教化—到南宋，朱熹和他的同道與追隨者又走上了同樣的道路，當然，他們人數更眾，成就也更大。

只是，這哪裡是司馬光真正想要的生活？

岐王的話，還有他的表情、語調都讓神宗再也遏制不住內心的憤怒與委屈，他大聲喝道：「是我在敗壞天下嗎？『汝自為之』，你自己來啊！」

熙寧七年四月的這道奏疏，如金剛怒目，振聾發聵。閑居四年，已經安享獨樂之樂的司馬光，為什麼會在此時忽然做此獅吼？

神宗的拓邊行動是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下開展的，王安石的理財給了他一些底氣，可是打仗竟然是這樣的花錢，還是讓神宗感到了心虛腳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