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見一個上了年歲的老人的哭泣和乞求情景。必須「救」他了！原來準備勸章老師多住醫院些日子的我，立即改變了主意。章老師就這樣被我們「救」了出來，而我記憶中的章老師從那一次被「救」出來后，他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狀態及身體狀態完全發生了質的變化，從此有些衰老了……這讓我想起來有些特別的惋惜和痛感，也從那一天開始我對他有了一種對父親式的感情。

我記憶中有兩件事使他成為我的父親一般的長者：

1999年，我和楊志廣一起成了《中國作家》副主編，我們雄心勃勃，決意將雙月刊改成月刊。這個動作對一個文壇有廣泛影響，且又是馮牧先生一直當主編的大刊物來說，這是一次大動作。而我們做在了別人的前面，有些開文學大刊之先河的創舉。這個時候，作為剛退下來的老資格的編輯家和老領導，章老師的態度極端重要。「我支持你們，只要有利於《中國作家》就干。」這是我聽到的章老師明確而堅定的意見，他的話讓我們放下了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後來我們成功了，並且獲得其他大文學刊物的追風。

章老師對文學的感覺之準確和水準是現在編輯中少有的，他對文學和文字的認真勁也是少有的。「老頭」一旦執著和較起勁來，也有一股牛勁，不易拉他回岸。

在近幾年裡，章老師雖然退休了，不再參与雜誌社的工作，但他對我的工作支持和幫助，尤其是我到作家出版社前後的整個過程，他的意見和幫助對後來我決定去還是不去出版社起了很大影響——這中間有章仲鍔老師的許多令我感動的好建議，因而我深深地感到我在作協和文壇上有所進步與成熟與我的恩師有著諸多的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章老師和他的言傳身教，不太可能有我在中國作家協會之後諸多的個人發展和創作上的進步。這，也是我體會和認為的章仲鍔老師如父般的恩情與教益。

他平時是連高聲說誰一句都不做的人，可要是輪到對作品評判和裁決時，那就是另一個人了——毫不留情、鐵面無私。

沙灘北街二號的《中國作家》辦公處，用現在的眼光看，簡直就是一個違章建築——其實那就是違章建築，原在沙灘北街二號的中國作家協會所有辦公的房子都是違章建築，而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工作了許多年。這僅僅是十來年前的事情，而今一切都成歷史。

1995年下半年，我在辦的《新生界》刊物上發表了一篇《科學大師的名利場》，引起了科技界一場軒然大|波，於是我的日九_九_藏_書子非常的難過，地礦部長一個星期要找我三次談話，稱呼也由開始的「小何」到後來的「老何」了——那時我只有三十多歲，而部長至少是五十多歲的大領導呵！我感到了內心的政治恐懼，而就是這個時候地礦部的一幫文人們天天激動得睡不著覺了——其實他們是早想動掉我這個主編了，於是有人到處寫黑信告我的狀，直寫到中央最高領導。不用說，上面的批示一個又一個，這種情況下我的日子肯定不好過，所以地礦部的那幾個住在京城外域的文人有點迫不及待地搶我這個主編位置了，他們用「文革」那一套整人的手段來對付我，甚至把我的辦公桌抽屜都敲掉后偷走了我的一些採訪的原始材料……那時的情景令人不堪回首，個別小文人那種可惡、可憎的面龐盡展於我眼前。

認識章老師是在1994年，那個時候我在任《新生界》文學雜誌主編，由於同在文學圈裡，所以認識了「京城四大名編」之一的章老師。我第一印象中的章老師，是個徹底和純粹的「文人」——鼻子上的高度近視鏡、瘦高挑的個頭、說話文縐縐的，有時突然會冒出一句令人捧腹大笑的話來，而一見文稿就會把頭都要鑽進去的那麼一個人。這樣的人我以為只能是過去私塾里才有的，然而章老師是在《中國作家》這樣的當代大文學雜誌社裡。那時他是副主編，主編還是馮牧老先生。

因為在部隊里工作了十五年，對管理人這方面有些經驗，帶兵嘛！所以到了《中國作家》這個文學雜誌社后，我的第一個崗位就是幫助做常務副主編的章老師主持行政管理，從財務到行政和後勤，我都挑了起來，與時任第一編輯室主任的楊志廣、第二編輯室主任的肖立軍等一起跟著章老師辦《中國作家》。

章老師走一年了，現在我可以靜下心來記憶一些關於他和我之間的一些事情了，算作我補上對恩師、師母的一份歉意——

有的人一生轟轟烈烈，有的人自己沒有轟轟烈烈，但他讓別人和子弟們轟轟烈烈，章老師就是這樣的人，因而他永遠活在我和我們許多受過他恩惠與幫助的作家的心中。

我記得他住在醫院的四層，那裡面儘是神經病患者，以前只在電影和電視上看到過神經病醫院的景況，當第一次探望章老師的時候我才感到「瘋人醫院」的真正可怕……

一個令人敬佩和能夠永遠記住他的人應該是與我有一種終身的特殊情意，這是我認為的。

關於與章老師的父子般的情誼則仍然在加溫和延伸……

一個正直九-九-藏-書和有良心的人是不該忘卻有恩于自己的人的，這是我做人的原則。

同一年，我的一部長篇報告文學《落淚是金》也在《中國作家》上全本卷推出，這又是一次大熱鬧——鬧到全北京甚至全中國都在關注一場不大不小的文案。這場文案由於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的介入，弄得一下全國聞名。作為作者和「被告」的我，自然成了所有讀者和關注此事的焦點人物。毫無疑問，當時我的壓力可想而知。這其實是一場關於正義和醜惡之間的鬥爭，我寫《落淚是金》是為了讓那些讀不起書的大學生獲得社會的關注和幫助，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弱勢群體」這個概念。但因為一個受人教唆的學生同我打官司，所以這部影響巨大的作品和一個社會問題使得我不能安寧和安靜，甚至面臨人生命運的種種壓力。《落淚是金》是我的成名作，同時也是我同章老師感情升華的一個特殊階段。章老師當時是雜誌社負責人，且他本人的身體和心理還沒有完全從《馬家軍調查》風波中解放出來，而他卻父親般地一直關懷和關心著風浪中的我，並不斷給予我支持——道義上的和真正實際上的幫助與支持，使我深感溫暖和力量。一場一年之久的官司最後是以我為勝者結束的，可我並沒有感到勝利，因為我感到疲勞和無奈——是非被顛倒后的滋味是非常噁心的，正義被邪惡醜化后更是可悲，而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經常會碰到這種命運。好在有我的領導和父親般的好人——章老師使我渡過了一場劫難。

我們必須接受家族的這種生命傳承。它是痛苦的，又是光榮而偉大的，更是艱巨而不朽的。

1996年初，我辦完了調動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的手續，從此成了章老師手下的一個兵，直到他退休。

章老師突然去世的時候我在外地，後來我在八寶山靈堂去為他送行時見到高樺老師時，她突然抱住我哭泣著說「建明，咋找不到你」時，我無比內疚和悲切，這份歉意一直留在我心頭——因為章老師和高老師一直把我當作兒子般關懷與關心，而在他們最需要我出現時卻並沒有看到我……

一件是關於趙瑜兄寫的《馬家軍調查》事件。這事搞得太熱鬧了，當時整個中國媒體幾乎天天在炒作，《中國作家》經受了生死考驗。我當時作為總編室主任，全程負責《馬家軍調查》的發行和市場動態，而由於馬俊仁先生的一咋一呼，攪得整個媒體界和社會都來關注《馬家軍調查》一文了。當時《中國作家》雜誌從上到下九*九*藏*書非常緊張，一是緊張社會上的反應，怕下面（讀者）和上面（有關主管部門）對趙瑜兄的大作有過度的反應；二是市場反應。先說市場。其實《馬家軍調查》開始並不被市場所看好，記得雜誌剛出來時我讓發行人員到北京的個體書攤上去試賣，結果許多攤位上不理會，頭兩天基本上沒有多少市場反應。後來的情況就不同了，遠在遼寧的馬俊仁先生通過媒體發表對《馬家軍調查》的「控訴」后，馬上就有人紛紛來電要求批發《馬家軍調查》。「先加印幾萬！」我要求負責發行的同事立即行動。「加印多少？」他們反問我。「嗯——先印三萬吧！」就這樣，三萬、五萬……一路飄揚，直到三十一萬冊。後來我知道，當時社會上盜版的《馬家軍調查》至少有十幾個版本，總發行量超過百萬之巨。這是我經歷或者說親自操刀一本文學雜誌在市場上的一次實戰。這場戰鬥有些混亂，甚至亂到差點出亂子。有人後來問為什麼我們《中國作家》雜誌社不一下印它幾十萬、上百萬？這隻能說明這些朋友並不了解我們當時的壓力，因為我們非常害怕，害怕一旦炒得太熱，「上面」一句「不讓發《馬家軍調查》」的話下來，我們將徹底終結這一期的市場發行。這樣的考慮是對的，如果一下印上幾十萬本雜誌積壓在倉庫里，這完全可能讓一個雜誌社破產——我們沒有那麼多錢支付印刷費。作為主管市場這一塊，我面對的緊張其實並不是雜誌社核心的問題。最核心的問題是主持日常工作的章老師，他成為當時「馬家軍」旋風的主角——每天鋪天蓋地的報道和對立式的攻擊——馬俊仁和趙瑜之間的有關作品和作品之外的兩個人之間的人格問題的吵架。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另兩個問題：一是肯定還是否定「馬家軍」被媒體引入一場許多讀者參与的「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的意識對立。二是馬俊仁與趙瑜之間的「朋友」與「叛徒」之間的道德爭論。後者讓百姓熱鬧，前者則讓我們非常緊張，因為趙瑜的文章基本上徹底否定了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這種否定的政治風險太大，而且非常容易被人認為是我們和趙瑜一起把「馬家軍」的醜事抖出來讓全世界笑話，這不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嗎？其實後來知道遼寧方面就是以官方的名義向中央告我們狀，用的就是這樣的口吻。不用說，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社會裡，人們太容易把《馬家軍調查》的爭議弄成政治化的嚴重問題。章老師承擔的就是這樣的九_九_藏_書責任和壓力——這種壓力只有你當了一個主流刊物的主編后才會有的。

文人，徹徹底底、純純粹粹的一個文人。章老師就是這樣一個名編輯。

章老師意外病逝后，我一直不敢去面對我的師母和老師高樺，就像我不敢見獨守空屋的母親一樣。我知道高樺老師一直與章老師形影不離了幾十年……

「建明，快接我出去！快接我出去吧！」這是章老師進北醫三院一個星期左右時，有一天我奉高老師之命去探望他時，章老師見到我后所哭訴的話。那一天我真的感到恐怖，一個好端端的人，才幾天時間成了真正的「瘋子」——其實章老師並沒有瘋，如果真瘋了他不會這樣哭喊著拉住我的袖子堅決要求我「救」他出去。

我到了必須離開那塊原本就不屬於我的地盤了！

《馬家軍調查》風波鬧得非常大，大到差一點把《中國作家》和我們的飯碗都丟了的邊緣，好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已經進入了思想解放的歷史新階段，我們的宣傳和文學的主管部門不再簡單地舉大棒子了。但作為一次文學與社會、文學與市場、文學與真實之間的較量，我們有許多值得思考的事要吸取和整理。

這個醫院治什麼病北京人都知道。章老師的神經出現了問題，來自於外界的種種壓力越過了他的心理承受力。其實章老師並沒有「瘋」，可醫生認為他「瘋」了，所以必須治療。但有思想或者思想仍然活躍和健全的章老師怎能忍受這種「治療」？

這時，馮牧老先生和荒煤老前輩成了我的一座靠山，而真正起作用和讓我離開是非之地的則是章仲鍔老師——他在作協人事部門力挺要調我到《中國作家》，於是我有了自己的文學歸宿和人生命運的歸宿。

關於我的長輩、我的恩師和老領導章仲鍔老師，在他去世時我沒有寫下片言隻語，原因只有一個：他走得讓我感到非常痛苦，他是在我父親病逝后的又一位父親式的親人的走失，所以我不願也不敢再提筆了……我的父親是2005年去世的，那一幕令我極度悲慟，他告別人間時的那種全身的病痛情景我不願再回憶。而章老師——我一直這樣稱呼章仲鍔先生，是在我認為他非常健康時突然間離開我們大家的。我沒有經歷過自己的親人的突然去世，因而自己的父親去世時，我只覺得我一下突然明白和理解了男人的意義——男人在家是頂天立地的角色，父親在世時他是我家的頂樑柱，他被眾人抬出我家送到火葬場化成灰燼之後，我一下感到從此在家族裡我成了父親以前的角色，而我內心是非常懼九-九-藏-書怕當這樣的角色的，然而我們是男人，因而就無法迴避，這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一。

他是太可愛的長者。從沒有要求別人如何地對待他，從沒有一點兒當官的架子，其實他也永遠不會當官。他是天生的一個編輯家、文字家、文學家。他為別人作嫁衣作得有滋有味，一生不悔，無比榮耀。這一點鐵凝主席幾次有過她受章老師恩典的這類評價。

章老師作為常務負責人，雜誌社的方向他把著，我們都為他爭當左右手。那些日子里，我覺得很愜意：不會有人來指責你這個沒幹好那個干錯了，不會有人算計你，也不會有人壓逼你，因為我們的領導章仲鍔主編是個老實得自己被別人賣掉了都不知道的這麼一個大好人！我們是他的下級和小輩，但我們常拿他開玩笑，而他也從不計較，甚至隨別人如何的取笑他、捉弄他——而今還能有這樣的領導？

關於「上面」的消息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一直聽說最高層有人出來說話了，而且說的話對《中國作家》雜誌社極大不利。原本就比較「膽小」的章老師變得話特多了，多得見人都要說上幾句不著邊際的話。後來竟然一個人走路也在不停地嘀咕著——「建明，老章要出問題了！」有一天，高樺老師來電話了，她痛苦而緊張地告訴我：「每天晚上整夜睡不著覺，你們千萬要看住他啊！」我們確實開始在關注章老師了，發現他真的出問題了——我們不得不把他拉到北醫三院……

但我知道他對文字的較真則是嚴格到了極致，誰要在這方面跟他過不去，那他絕對跟你也過不去。現在還有這樣的編輯嗎？

2004年，我奉命出任《中國作家》負責人，想改變一下沉悶的中國文學期刊發展模式，決意將《中國作家》月刊改為半月刊，一本小說版、一本紀實版。這個動作或許太大了，大到對我這個新主編是個非常嚴峻的考驗。而當時我碰到了一件事：需要對原來的編委作一調整，這事是楊志廣先向我提出的，希望更換一下幾個去世的編委，同時也向作協黨組打了報告。因為涉及人事問題，作協沒有馬上批下來，因此我們在改版后的三期雜誌上沒有把過去的編委放在雜誌上。這事本來屬於很正常的事，但有人卻藉此事向我屢屢發難，直到我不得不出面說話，可即便是這樣，仍然跟某人結下了「仇」——這事一直令我有些無奈。但我感激章老師在這事上表現出的那種大度和父親般的寬慰，他不僅沒有任何的計較，更沒有把後來者的處事加予任何的責備，這讓我真正感到什麼是慈愛的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