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是院中佇立的漢白玉楊貴妃像，髮髻高卷，步搖叮咚，側身站立，面向大海，面部沒有任何表情，將一片想象交給後人——這尊像和陝西興平馬嵬坡楊貴妃墓的石像完全相同，只是這個的臉龐要消瘦一些。像的製造者是西安美術學院，總監製和設計是西安文聯副主席、畫家王西京，石頭取自中國四川，是在西安雕好后運過來的。在隔山隔海的異國，在偏僻的日本漁村。看到熟識朋友的作品有種異地重逢的喜悅，是他們為漂泊海外的楊貴妃製造了一個家鄉的環境，托出了鄉人慰撫離鄉孤魂的一片溫馨。後來得知，久津的貴妃像的確要比馬嵬坡的瘦些，一則是楊玉環馬嵬坡死里逃出，顛沛流離，九死一生地來到日本，絕不會再像「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那般的雍容與嬌嗔，必定是驚魂未定、一臉風塵的疲憊和落魄，瘦是理所應當的；二則，日本人將楊貴妃推舉為世界三大美女之首（另外兩美女不知為誰），他們心目中的美人是嬌小玲瓏、單薄消瘦的種類，倘若把馬嵬坡那個肥碩滋潤的貴婦照搬過來。這邊大概不能接受，這也是王西京們煞費苦心的地方。

為什麼楊貴妃偏偏地會漂流到向津具半島，而不漂向比較熱鬧的繁華的九州、四國……

日本人說，白居易在《長恨歌》里為貴妃東渡埋下了伏筆，久津貴妃墓前的介紹就明確提到了這一點。「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山中綽約多仙子，其中一人字太真」、「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等，連夜半夫妻間的悄悄話也是從日本託人捎過去的，以證明「太真」的不虛。

封閉的小圈子裡突然出現了外國人，一時成了新奇，我說是從中國西安來的，更是稀罕得不行，長安城楊貴妃老家來的人，立刻有了娘舅般的親切，不容分說拉到酒桌前喝酒。幾口酒下肚，我才看清酒桌的形勢，原來是町上幾位老漢和主持者在這兒喝閑酒。明顯的幾位白頭髮已經喝高了，臉兒通紅，總是要說，總是要笑，見了楊貴妃家鄉的人話就更多，內容也離不開楊貴妃，顯示出收留過落難妃子的大度與驕傲……老人們的話已經含混不清，我也說漢語，於是雙方都變得朦朧糊塗，就像撲朔迷離的貴妃東渡。有一點他們知道，現在從我嘴裏流出的陌生語言就是當年楊貴妃使用的語言，聽到我說話，就是聽到楊貴妃在說話，不懂是當然的。

貴妃墓面向著日本海，海的那一邊就是中國大陸，在大陸的腹地有長安，那是她的亡命之處。長安西邊馬嵬坡有「唐貴妃楊玉環墓」，「文革」期間我坐著大卡車去看過，在西蘭公路旁邊，一片莊稼地里，有一個小小的院落，前面三間破爛享殿，後面一個砌了磚的墳堆，石碑臉朝下扣九-九-藏-書在地上，幾塊明、清時代的詩碑斷成幾截散落在老玉米地里。那天下著小雨，我的衣服在卡車頂上淋得精濕，順著頭髮往下淌水，冷透了的我來到冷透了的楊貴妃墓，情、景便讓人感到冷。貴妃的墓院連著老玉米地，一片水漬一片泥濘，雨水敲擊著玉米的枯葉，像是人在嗚咽，荒敗、凄涼，纏綿、悲切，給人印象極深。據說，現在馬嵬坡的楊貴妃墓成了長安西線旅遊的景點之一，每日遊人不斷，有了簇新的殿宇和潔白的貴妃像，有了買賣興隆的商店飯館，墓冢高大壯麗，砌了新的石條……已經不是墓地而是遊樂場了，一切都有點假模假式，難免讓墓主人顯出了難言的尷尬。

這或許就是楊貴妃的本意。

藉助這股不變的水流，千萬年來不知都過來了些什麼……

傳說中縊死楊貴妃的地點不是在墓地，是離此地不近的一座寺院，廟的名字我已經忘卻，數年前跟著興平朋友去過一回，從西蘭公路分出一條土路，一直往南，走二十分鐘，上一個土塬，塬上有小廟，廟影壁前有株粗壯的卧龍槐，廟中僧人介紹說是「唐玄宗手植槐」。槐樹不往高處長，在低處盤桓，看模樣樹齡有千年以上，廟殿後有土窯，窯內也供奉著神像，門口有梨樹，據說楊貴妃便是在樹下被處死的。我看那梨樹，細嫩弱小，絕不是老樹，想必是後人附會「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句子而栽。因為交通不便，到這裏來的人不多，遊人們更多的是奔向了熱鬧的馬嵬坡。

公使不是文人，現場發揮，寫出這樣的詩句相當難得，貴妃漂來日本一千二百余年，來弔唁祭奠的中國官員也就是章先生一人罷了。

一千多年以後，我在陝西周至縣掛職任副書記，聽到不少有關白居易在周至仙游寺創作《長恨歌》的傳說，白居易二十九歲中進士，三十六年歲被委任到周至縣做縣尉，用現在的話語來說是位主管政法的副縣長。在周至，他有許多朋友，來往比較多的有隱士王質夫和周至籍進士陳鴻。有一天，三個人在儻駱道北口駱口驛東邊的仙游寺喝酒，那是一個黃昏，暮靄正緩緩升起，幾個人站在崗上向北望，渭水一線北流，馬嵬驛在塵埃中模糊難辨，楊玉環墓在天幕下悲悲切切，談及那場變故，猶如昨日，王質夫建議白居易將這件事寫下來，認為，只有白居易的才學才配得上寫這樣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白居易當下慨然應允，後來，便在仙游寺寫了著名的《長恨歌》。《長恨歌》寫成，風火一般在世間傳播開來，有人在皇帝面前狀告白居易「曲意誣衊先皇，誹謗朝廷」，要求治罪。幸而有明智之士反駁說，「若以優秀詩歌給詩人定罪，恐影響大唐九_九_藏_書國威」。皇帝唐憲宗深以為是，對白居易不予追究。

二尊院東部靠海的地方有墓地，突出的位置有個一米多高的石頭五輪塔，所謂五輪塔是由五塊方圓各異的石塊組成，頂尖肚圓底方。這就是傳說中的楊貴妃墓了。貴妃墓周圍有許多一尺多高的小塔，將五輪塔緊緊圍拱，據說是隨同楊貴妃乘船而來的使女們的墓。墓前很安靜，沒有遊客，從地理來說，這裏處於半島的頂端，沒有誰會路過這裏，除非像我這樣專程而來。1963年的時候也專程來過一個中國人，是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公使銜參贊章金樹先生，他在貴妃墓的左側立了一塊木牌，在墓前留下了一首詩：

邏輯有些混亂，但是不無道理。

秋天，我在當地人內田喜美子的帶領下專程來到日本山口縣向津具半島，傳說中的「貴妃東渡」就是渡到了這裏。公路上有「楊貴妃故里」的指示標識，路邊閃過叫「楊貴」的商店，閃過「楊貴妃」賓館和名為「楊貴妃」的小酒店……按日本人的說法，這裡是唐朝楊貴妃的終結之地。

五輪塔下埋藏了一段中日友誼的傳說，一出歷史悲劇想當然大團圓式的結尾，這一點，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有著共同的思維定式。世間的許多事本來就說不清，歷史今天，如雲如夢；國內國外，似是而非。日本有「楊貴妃研究會」，最終也沒見研究出什麼名堂。其實這樣挺好，真水落石出了便也沒了意思。

我和喜美子來到半島一個叫油谷町的小漁村，星期天沒有出港，小漁船都泊在港灣。港邊的場地上搭著帳篷，當地老鄉出賣著各種吃食和海產品，原來今天油谷町的人在過「秋祭」，這個總共只有八千人的小鎮很有生活氣息，沒有外人來，所謂的買與賣都在本地人中間進行，町的活動室里展示著婦女們的手工、縫紉、插花，展示著孩子們的畫，還有陶瓷愛好者自己燒制的陶器，窯的名字是「楊貴妃窯」。女人們出售自製的「楊貴妃壽司」，酒也是當地土酒「楊貴妃酒」。這裡有著久津自己的文化氛圍——楊貴妃文化。

喜美子領著我來到唐渡口，這裡是傳說中的楊貴妃登陸處。一條長滿苔蘚的陡峭石徑直下到荒涼的海灘。風很硬，浪很高，我站在礁石上，想象著唐朝的木船向岸邊泊靠的情景，船上有心灰意冷、看破人寰的楊貴妃，如今，山還是這山，水還是這水，風還是這風，灘還是這灘，天邊的夕陽還是這般的慘淡無力，可是人變了，時光推移了上千年……

我在日本看到過另一份資料，說是楊貴妃在久津隱姓埋名，改「楊」姓為「八木」，也有說改為「楊貴」的，給後人留下了「久津出美人」的佳話。1963年日本一個女人拿著家族文件在電視台宣稱，她就是楊貴妃的後裔。神奈川的稱名寺，至今九九藏書保存有楊貴妃使用過的玻璃珠簾。今年年初，我到京都泉涌寺拜訪，為的是給周至的湧泉寺尋找對應。周至的湧泉寺在隋唐時代是仙游寺的下院，屬皇家寺院。及至到了京都的泉涌寺我才知道，泉涌寺的前身也叫仙游寺，至今仍是皇家寺院，裏面供奉著楊貴妃觀音像，據說這尊像成於唐代，雕刻者見過楊貴妃本人，所以形神極似，如今是日本國寶級文物。我看那像，的確是美得讓人目眩……

這裏的確是海流的迴旋之處，海灘上遍布著大量垃圾，都是從海里漂流到這兒的。在這些煞風景的生活破爛中，有衣服、鞋子、塑料製品等，已經被海水沖刷得乾乾淨淨，看得出這些垃圾大部分來自韓國和中國，是真正的「舶來品」，非日本土著。我順手拾起幾件，一隻中國產的塑料底女式布鞋；一個塑料圓蓋，上面有「雅士利」字樣，不知「雅士利」是什麼東西；「海飛絲」、「舒蕾」洗髮液容器，註明是「廣州絲寶集團」；「山泉礦泉飲料」，由百佳有限公司生產；還有印著韓國字的標識牌……花花綠綠堆滿海灘，讓人無法下腳。這些玩意兒不用打船票，不用辦護照，不用花力氣，順順噹噹地就從中國來到了日本，停頓在異國的海灘上，讓人不可思議。

各式各樣的傳說，各式各樣的證據，一時將人搞得眼花繚亂。

喝得腦子有點兒發脹，在他們的指點下，深一腳淺一腳地到東邊廟裡去找楊貴妃。金風送爽，碧海藍天，糊塗的腦子裡冒出些聯不成串的詩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一時竟搞不清楚現在是中國還是日本，是春天還是秋天。沿海邊沒走多遠，就看見了廟門口的小賣部，小賣部門口蹲著兩個與人一般高的秦兵馬俑，一看便知，是出自臨潼的複製，千里萬里地運過來，也是不易。廟叫二尊院，供奉著阿彌陀佛和釋迦牟尼兩尊佛像，除了廟堂本身，整個院落完全是中國庭園風格，涼亭、穿堂都是紅漆柱，斗拱飛檐，青磚墁地，連廁所也是中國式，寫著男廁、女廁，看著讓人感到熟悉親切，毫無疑問，這些均是中國工匠所為。

看來，楊貴妃是沒來日本也得來日本，不死久津也得死久津了。

「安史之亂」發生在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二尊院記錄楊貴妃在向津具半島的海灘登陸時間是天寶十五（756年）年七月，就是說楊貴妃在陸地、在海上漂泊了近半年，她到達向津具時，這裏並沒有寺廟，也沒有二尊院，只是在她死去五十年後，才建了寺。當地傳說，楊貴妃死後，魂魄回到長安，夜夜站立在唐玄宗枕邊，於是唐玄宗知道漂泊到東瀛的貴妃大概已經不在人世了，為了寄託哀思，唐玄宗派陳安給日本送來兩尊佛像和一座十三層寶塔，陳安到了京都（當時是日本政治經濟的中心），尋不到hｔｔｐｓ://rｅａｄ.99cｓｗ•coｍ貴妃的所在，就將所帶寄放在京都的清涼寺，以待將來找到貴妃所葬之地再行奉安。這一擱就是數百年，後來得知楊貴妃到了久津，可是清涼寺卻捨不得將東西送過來了，他們找了日本兩個工匠，做了兩個相同的佛像，連同寶塔一起送到了久津。久津的廟宇在阿彌陀佛和釋迦牟尼兩尊佛像到來以後，于「永祿年中為祈禱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建設開山道場，名曰二尊院」。日本的「永祿年中」指的是公元1558年至1570年十幾年，大約相當於中國明代穆宗隆慶年間，所以這座廟真正稱為「二尊院」的時間不過四百年左右。日本戰國末期到江戶初期，久津有八家寺廟同時並存，因為宗教勢力太大而受到政府打擊，八家寺廟只剩了二尊院一家，十三層寶塔也被當時的藩主毛利家搬到數十公里以外比較熱鬧的中心荻去了，現在這座塔仍舊在荻市的長壽寺安放著。

見到了二尊院的住持田立志昭，他介紹說這所寺院始建於恆武天皇御宇延歷年中（782至804年），距離大唐天寶逸事時間相差五十年。田立長老拿出二尊院五十五世住持惠學長老在明和三年（1776年）記錄的文獻給我看，文獻年代不久，墨跡清晰，內中介紹了安祿山造反，唐玄宗被迫西逃，至馬嵬坡六軍不發的大致經過，談到處死楊貴妃時說：「高力士將貴妃引至佛堂前，縊殺。將其屍體橫陳車上，置於驛站院中，令六軍總領陳玄禮等人見之。大軍既發，玄宗淚透紅綃，隨軍往蜀地而去。陳玄禮見被縊貴妃並未真死，氣息有所和緩，念及玄宗的悲切，讓人救之，后命下吏造空艫舟，舟中放置數月糧食，放逐海中，任其漂流……唐天寶十五年七月，唐土玄宗皇帝的愛妃楊貴妃乘空艫舟漂泊到本村唐渡口，上岸不久后死去。里人捐資葬于本寺境內，千余年來憑弔者不絕。」

現在，面對著靜謐簡單的日本楊貴妃墓，我多少找回了昔日的感覺，陝西的馬嵬，向津具的久津，兩個地方埋葬著同一個女人——楊玉環。嚴格說，久津五輪塔下的女人已不能稱之為貴妃，無皇所依，何妃之有；無勢可宣，何貴之言？她所享受的輝煌，在她走入佛堂的那一刻起便已丟失殆盡，所剩的身份只是女人。白綾在項間勒緊的瞬間，她極清醒地、不容置疑地抓住了這個身份，並且牢牢地把握住了它，沒有鬆手，因此在整個南逃與東渡的過程中，楊貴妃再也沒有出現過。其時她已經三十八歲，走過儻駱道，跨越過東海的三十八歲女人，已經成熟，不再年輕。

但是中國傳統認為，貴妃之死是毫無疑問的。《舊唐書》記載，「安史之亂」后，唐玄宗之子李亨繼位，是為肅宗，玄宗被奉為太上皇。太上皇回駕長安，密命（將貴妃）改葬他所，最初埋時以紫褥包裹，再葬時肌膚已壞，唯胸九_九_藏_書前香囊猶存，內侍獻上，太上皇悲哀。應該說對這段歷史已經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可是人們不滿意，就千方百計從這一事件中尋找漏洞。最先提出疑問的是白居易，可以說白居易與楊貴妃是同時代的人，他創作《長恨歌》的時候距離事件的發生不過五十年，有些當事人還活著，許多說辭還是鮮活生動、有根有據的。通過《長恨歌》，詩人向我們提供了不少馬嵬坡以外的信息。

兩個日本婦女在海灘上撿破爛，她們說，有時候在這兒真能撿到好東西……

如果說陳玄禮造空艫舟將楊玉環送至海上是真，那麼楊貴妃從馬嵬坡奔至海邊所走的道路只有一條——儻駱道。

事實說明，唐玄宗給楊貴妃送佛像一事出於附會，出於後來人的想象。

向津具半島有一處叫作土井浜的所在，這裏從1953年到1988年幾十年的時間內挖掘出了三百具日本彌生時期的人骨。這些人骨很有科學價值，它們對研究日本人的起源與現代人的成立有著重要的意義。科學工作者在整理中發現，被埋葬的所有人骨，顏面都朝西，向著大海的方向，西邊是中國大陸。就是說，這些人是來自中國，那時的航海能力有限，據分析，他們是從大陸藉助海流漂泊到日本向津具半島的。在日本海洋中有一條自西南向東北流動的海流，源自中國大陸，經過對馬海峽，到達向津具半島西端。日本彌生時代大約是兩千年前，相當於中國的漢武帝時期，那個時候，中國人不但往西向西域進發，也往東，藉著潮流向扶桑開展。這便是日本人來源之一的「漂流學說」。山口大學中國歷史系教授煙地先生有觀點說，唐代，武則天專權后對唐李氏宗室進行了嚴厲的壓制迫害，大批唐貴族藉助洋流漂到日本，向津具地區向有這樣的說辭，不一定就是楊貴妃，但至少為楊貴妃在久津上岸提供了背景。

對於唐玄宗為紀念楊貴妃所送來的兩尊佛像我極為關注，根據角川日本史辭典介紹，清涼寺是日本京都市右京區藤木町凈土宗寺廟，寺內供奉著釋迦像，又稱嵯峨釋迦堂。有資料介紹，那尊名為唐玄宗送給楊貴妃的佛像的確來自中國，佛像是有繩狀的捲曲頭髮，水波狀的衣紋，比例準確，雕刻細膩，近乎完美。近年，清涼寺在解體修理佛像時在像的內胎髮現墨跡，記錄此像由宋代佛師張延皎、張延襲兄弟985年雕刻，987年歸國留學僧人裔然將像帶到日本，跟唐玄宗沒有任何關係。至於久津二尊院的兩尊複製佛像，1952年解體修理時，在阿彌陀佛像的右耳發現「文永五年八月日」的標誌，在內胎前面有「文永三年月日」的墨書標誌，由此判明是十三世紀中期由京都雕刻，後來送到久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