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上述所言，早期的城市防禦功能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畢竟由於集中了大量人口，早期城市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區域的經濟活動中心。這當然也是從考古遺址中的發現總結出來的。

顯然，用城牆或壕溝作為城市的第一道防線，不僅在東周陽城中如此，在史前遺址中是很平常的。我們在塞外的河套地區黃河東西岸也發現了不少城址，如塞子塔城址、寨子上城址，馬路塔城址及后城嘴城址等多處城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或相互成群，或鄰近成組的石城，大多選擇在山崗河崖等地勢險要處。可見，它們首要的目的就是設防護衛。

城子崖城址位於山東省章丘縣龍山武源河畔的台地上。1930年冬，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迹研究會，由李濟主持在此進行了首次發掘。參加這次發掘的人員有大名鼎鼎的學者董作賓。第二年10月，再由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主持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根據這兩次發掘的情況，1934年由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七人編著的《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一書在南京出版。在這本書的附錄中，董作賓將這一出土了漆黑光亮的蛋売陶的早期文化命名為龍山文化，黑陶也就成為龍山文化的特徵之一。而在第三章「建築之遺留」中，首次描述了城子崖龍山文化古城的特徵。

周初的大分封，分茅列土，在全國建立起許多統治和防禦據點，使周的統治深入到各舊部族之中。《呂代春秋·觀世》中「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國八百余。」這些眾多的姬姓諸侯在新封地中，處在異族的包圍下，所以他們到達封地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城堡，用堅固的城郭和深闊的溝池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時對被征服的人民則嚴加防範：一方面是「宅爾邑，繼爾居」，另一方面是用高城深池把自己與他者分離開來。姬姓貴族平日深居城中，絕不敢輕出城外。這樣建立起來的封建都邑，當然都是以防禦和保護為目的的軍事堡壘。到了東周時期，隨著列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治力量的增強，社會進入了一個諸侯割據稱雄的時代。列國諸侯之間是「強凌弱，眾暴寡」，經常互相吞併，因而「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戰爭不斷。列國諸侯無論是為了進攻還是為了防禦，都不得不根據自己的政治和軍事需要，極力擴大舊城或建立新城，築起堅固、規模宏大的城牆。因此，城市的防禦功能更為突出。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各種文獻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記載下來。如：

早期的人類，由於征伐不斷，所以必須建立有效的防禦體系，以保存自己的實力。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區修築城牆的特點。早期典籍《黃帝內傳》、《世本》、《淮南子》、《吳越春秋》等都有記載，如「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或「鯀read.99csw.com作城郭」等。而從考古發掘報告來看，我國築城的歷史非常悠久，大約是在原始社會中後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代就開始有城址發現。當然，由於中原地區文化發展較為先進，故史前時期城址主要分佈在黃河流域，約有40餘座。不過這時的城只是防禦工程，正如《墨子·七患》中說的：「城者，所以自守也。」顯然不具備後期城市的兩大要素或形態——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場。

如此看來，中國的早期城市儘管多是從政治、軍事目的出發興建起來的，但是在已建成的城市中，總是有一些城市的位置剛好處在交通樞紐、河川渡口或物產特別豐富的地方，因此，這些城市的工商業就依靠交通便利而逐漸發展起來，成為經濟都會。如洛陽地處「天下之中」，且「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勝」，因此可以「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商業最為發達，甚至洛陽當地的風俗也因此而變得「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顯然，這一文化現象是經濟功能強大的產物。只不過，這樣的描述都是到了城市發展較為成熟的春秋戰國時期了。

事實上，我們正是從眾多的史前期城址中，了解到中國古代城市或早期國家形態的特徵。這些史前期的城址也為中國城市起源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實例。這一時代「萬國（城）」林立，五方並存的狀況，正與三皇五帝時期在局部聯合基礎上形成中華共同體的史實相對應。

現代考古學一般是將夏代以前划為史前期。對這一時期的城址發掘，早在上一世紀的30年代初就已開始，經過考古工作者近80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發現史前期城址50餘座，其中最為著名的，也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子崖城址。

而後期城市的主要要素——商品交易，也就是市場，開始時和城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世本·作篇》中有顓頊時「祝融作市」。唐代學者顏師古對此注稱：「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于井邊貨賣，曰市井。」這是說早期的市場，只是進行物物交換的場所，大多數情況是人們就近在每天汲水的井邊進行交易，並沒有專門的空間，最多也是與今天的農貿市場或農村集市相近，與城的關係不大。所以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市不具備後期城市的基本形態，並不是城市的前身，因此把中國城市起源的時代認定在原始社會後期，多少有些勉強：當時雖然有城、有市，但前者為了「盛民」，後者為了「買賣」，互不相干。

顯然，ｒｅａd.９9csw.com《辭海》中的定義強調的是城市的經濟功能與經濟形式，而拉采爾的定義則不那麼嚴密，認為只要是人類集中居住的區域，即可認為是城市。這樣，我們回過頭來，再考量一下上述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只要是有城牆圍合的區域，就是城市。可見，與拉采爾的觀點不謀而合；第二種觀點強調的是城市的經濟功能，即商品交易功能，這一點倒是與《辭海》中的意見一致。第三種觀點其實與第二種觀點並無本質的差別，只是它把城市形成的時間推遲到了城市已發展較為成熟的春秋戰國時期，而這時城牆與市場已合二為一，才算是中國城市真正出現。

城頭山城址就位於洞庭湖的西北岸，南臨澹水，與江漢平原連成一片。這個城址至今仍然突起於地面，遺迹清晰可見。1991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單先進等人首先對這個城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隨後何介鈞等人加入，先後在這裏發掘了8次，自然得到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其實，這三種意見相左的觀點，真正的區別在於對城市定義不同。所以，我們要想確定最早的城市出現在何時，就必須明確城市到底是什麼。

不過，我們還要注意一個問題，即中國城市雖然形成於西周時期，但在西周的文獻中卻並沒有「城市」這個專用名詞。最早將城市連在一起使用，是《詩·鄘風·定之方中》。這首詩在講到春秋時期衛文公徙居楚丘后，「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只是這裏的城、市各有其意，並不是後來我們常用的「城市」概念。在《戰國策》中則有「城市邑」的說法，如《戰國策·趙策一》中，趙國曾割「城市邑五十七，命以為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同一時期，韓國為了阻擋秦國，求救于趙時，許諾「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可見，戰國時期流行著城市邑這一名詞。對此，宋元間著名學者胡三省在註解《資治通鑒》時，特別解釋道：「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顯然，這裏的「城市」還是有「城」加有「市」的意思。

雖然關於中國城市的形成時代眾說紛紜，但是並不妨礙我們從早期古城址的發掘中一窺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徵。

據多次考古發掘的考察，學者們發現城子崖的城垣始建於龍山文化早期，也就是公元前2600年前後，在經歷了整個龍山文化時期后一直延續到夏代。甚至在這個古城址上，還疊加了部分春秋時期的城址。顯然，這個城址一直為早期人類所使用。

一般來講，城市是與村落或田園聚落對應的概念。《辭海》中對城市的定義是：在狹小的地域上集中大量非第一產業人口，其居民以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為主的地區；城市還是周圍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活動中心。德國早期人文地理學大師拉采爾，在《人類地理學》九*九*藏*書中曾指出：「城市是人類及其居住地永續的密集地區，而且位於主要交通道路的中心。」

具體到中國城市出現的時代，目前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一種意見認為，原始社會後期的龍山文化，就已出現了城市，因為考古上已經發現了龍山文化的古城，城就是城市的雛形，或早期的城市；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城市出現於原始社會的三次大分工之後，城市是由市（場）直接發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最早修築的城，實際上是有圍牆的村落，具有真正規模的城市出現於西周時期，春秋後期直到戰國時才得到了廣泛的發展。

作為我國文明起源的另一個區域，長江流域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城址。位於湖南澧縣西北的城頭山城址，顯然是具有代表性的。

1979年，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曹桂岑主持開始發掘河南淮陽平糧台遺址。在這個城址中，不僅城內發現有高台建築的遺存，還有平地起建的房址，更重要的是還出土了3座陶窯和大量的銅渣。這座修築于公元前2500年前，屬龍山文化油坊類型的城市，顯然是一座十分重要的手工業城市。無獨有偶，1991年至1993年由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發掘的丁公城址，城內也有陶窯、水井等遺迹。而在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北京大學考古系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次發掘的結果，在城西北鄧家灣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狗、鳥、雞、羊、象、鱉和跪坐人抱魚等形態的陶塑，估計這裡是一個專門生產陶製品的工地。而在城外東南部的羅家柏嶺遺址中，在一個庭院式建築遺迹中，出土了不少蟬形飾、龍形環、鳳形環、璧、人頭像等精美玉器以及玉石器半成品和石料等。這些雖然不能認定是其經濟活動的發達與否，但至少說明了即使是在史前期的城市中，經濟活動仍然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但是，即便是按照上述《辭海》中城市的嚴格定義，中國城市出現的時代最晚也應該是在西周時期。雖然夏商的都城是否設市，既無文獻上的依據，也沒有考古上的證明。但著于戰國時代的《易·繫辭》中卻明確有了這樣的表述：

這些都說明，在中國早期的歷史中，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防禦，是守衛，是統治廣大地域的中心，並且這一功能為後世城市所繼承，一直延續到中華帝國的晚期。

根據測量，城頭山城址的城牆高出城外平地5～6米，城址平面呈現出相當規整的圓形，這與黃河流域的城址有了很大的區別。城址的外圓直徑約325米，內圓直徑在314～324米之間，城址總面積約為8萬平方米。在城址的東、南、北三面中部各開一個門，東門底部發現有卵石路面。但北面似乎不同，現在看來北面地勢最低，內有一個直徑約30餘米的圓形大堰。這個堤堰通過北門與城外護城河連接在一起，所以人們認為北門是一個水門。環繞著城址的護城河又深又闊，寬在35～50米之間，深約4米，對當時的人們來講，顯然是難於逾越。而且護城河部分由人工開鑿出的，還有一部分是利用了自然河道，十分合理。

在這段文字中的「噬嗑」是卦名，意為設法以合物，也就是彼此合宜的意思。這裏可以給我們提供典型城市已出現的證據是「列廛於國」。因為國即為國都，廛則是市場。城、市首次在這裏合二為一。更重要的是，這段文字強調了都城中的經濟功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還有一個文獻證據是被認為是成書于西周時期的《周禮》，其中有「司市」之名，說明市場的設立和管理已成為政府行政職能的一部分，而且也明確了這一職司的管理職責：「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這一時期國都的市場已是一個固定的場所，按時啟閉，定時交易。《周禮·司市》中如是說：

在春秋戰國時的文獻中，這一類的記載很多，這充分說明直到春秋戰國年間，所有的舊城擴建與新城興築，都是從防禦目的出發的。對於這一點，古人其實認識得十分透徹，也有許多精闢的論述。例如《左傳·襄公七年》:季康欲代邾，及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雲：「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而《穀梁傳·隱公七年》也明確地指出：「城為保民為之也」。其實，這樣的論述，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

城頭山城址內的中央部位人們發現了成片的夯土台基，有的房屋甚至建在高達1米多的夯土台基上，看來是有比較高的規格。在城內的東部及西南部也發現有許多房屋的基址，而在西南部居住區內，考古學者們還發現了一條寬2米多，由紅燒土鋪成的道路，更讓人稱奇的是道路的兩旁還設有排水溝。在東北部發現一處制陶作坊區，這裡有多座陶窯，還有許多條取土的坑道、眾多的貯水坑和泥坑，甚至還有工棚。這是一個大溪文化制陶作坊區。在城址的西北部等處還發現了大面積的墓葬區，有墓葬五百余座。在東城牆的內側還有一個祭壇，這個祭壇大體是一個不規整的橢圓形，南北長徑約16米，東西長徑約15米，面積超過200平方米。在祭壇上有圓形的淺坑、瓮棺葬和土坑墓，在祭壇外也發現了用來置放動物骨骼、陶器、大礫石等的土坑，這些顯然是與祭祀活動有關。據考古學家們認定，這個祭壇建造于九-九-藏-書大溪文化一期，也就是不晚于距今6000年的時代，並且一直延續到大溪文化二期偏晚，也就是距今5800年左右。可見，城頭山古城應當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一座城址了。

城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城市。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看法。

那麼，我們再用中國古代文獻與城址考古資料，分別考察中國城市的形成歷史。

如此看來，西周時期城市無論是職能還是形態已與後世並無二致，這也是第三種觀點所認為的，城市是在這一時期才真正出現。

其實，從後人對古代城市的論述中，甚至在之後很久的西周時期，城市仍然保持著這一重要的功能。

20世紀80年代，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復探和試掘，其中對龍山文化城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在30年代的發掘報告中，城子崖古城南北長約450米、東西寬約390米，殘存的城牆高度在2～3米之間，而城基寬約10.6米。到了這時考古學家們又重新測量了整個城址，發現城東西長455米，南北最大距離540米，面積約為20萬平方米。殘存的城牆深埋于地表以下2.5～5米，殘寬8～13米。而且城址也並不十分規則，其北垣彎曲，中部呈弧形外突，其餘三面城垣平直。城牆由堆築版築結合築成，拐角呈弧形，屬台城類型，牆體壁面外陡內緩。另外，城牆南北互相對應，連以通道。北部外凸的部分地下有大型建築基址。

明確與今城市概念相同的城市名詞出現在《韓非子·愛臣》中：「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但，這已到戰國晚期了。

早期的城市，首要功能是防禦，這從史前城址中大多仍殘存著夯土的城牆中可以為據。

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在河南登封東南告成鎮西發掘了東周陽城城址。這個城址分為東西二城，據專家判斷，東城修築在前，在被河水沖毀后，又利用東城西牆作為西城的東牆修建了西城。從發掘的情況來看，儘管僅殘存部分城牆基礎槽以及槽內的夯土層，不過城牆的走向還是清晰可見。其中，東城牆殘存了南部的一段，大約長65米，南城牆的西段保留了約30米。在西南城角兩段殘存的城牆相交的地方，內側呈凹弧形，外側呈凸弧形，大致向外凸出2米左右。在這個城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城以東城的西垣為東垣，南面的城牆東端與東城西南角之間有一段長9.5米的缺口，假為西城的城門設施，南垣長82.4米，西垣長92米，北垣西段殘存29米，其西南、西北城角與東城西南角形制略同。城內面積近1萬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