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末年，中原大亂，邊境失守，羌族開始大舉進犯西部邊區，使邊區形勢異常嚴峻起來。東漢建立后，為消除羌人對邊境地區的威脅，開始將羌人內遷。關中（即三輔地區）即是氐、羌人內遷的主要安置地之一。如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東漢名將馬援擊敗先零羌之後，將羌眾內遷，安置於天水（治今甘肅通渭）、隴西（治今甘肅臨洮）、扶風（治今陝西興平）三郡。這是羌人大規模內遷關中的開端。

此外，更值得重視的是漢羌之間複雜的地理分佈形勢。羌人的故鄉本在黃河之源及河湟之間。但是，隨著羌族人口的增多，羌族的居住地也在不斷擴展，不可避免地同其他民族接觸及交往。當秦漢時期匈奴族勢力鼎盛之間，河湟地區的羌族投附在匈奴聯盟之內。西漢朝廷對於這種「胡、羌」聯盟的局面十分憂慮。為了與匈奴人爭奪西域地區，西漢軍隊在名將霍去病等人的指揮下大舉北進，在河西走廊一帶先後設置河西四郡，即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建立河西四郡的最大戰略意義就在於「隔絕羌、胡」，即阻斷匈奴與羌人之間的聯手。

有趣的是，與前秦開創者苻洪相仿，在後趙石虎攻佔關中地區后，姚弋仲也曾力勸石虎遷徙秦雍地區豪傑之家于河北地區。姚弋仲及其部族自然也在遷徙之列。「弋仲率部眾數萬遷於清河（今山東臨清市東南），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

羌族是中國西部最古老與最重要的民族之一。關於「羌」字的本義，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曾釋雲：「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羊亦聲。」這一定義所涵蓋的範圍不免過於廣大了。也正因為民族識別的標準過於寬泛，可以說，歷史上羌人的種類是最為複雜的，其識別難度也最大。

可以說，東漢時期羌人的內遷，在文獻中最常見的形式是所謂「降附」。這種「降附」式的內遷，不九-九-藏-書僅沒有遏制羌人的反叛勢頭，反而促使漢羌矛盾更加激化，漢羌關係陷入了「反叛——鎮壓——再反叛——再鎮壓」的惡性循環。

《後漢書·西羌傳》是歷代正史中關於羌族早期歷史最早、最全面的著述，關於羌人的起源與發祥地，該《傳》載雲：

進入內地后，當羌人受到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時，強烈的反抗精神會自然迸發出來。早在建武九年（公元33年），名臣班彪就在上書中全面分析了邊區形勢：

儘管後秦在數十年之後，為東晉所滅，但可以肯定，大多數羌族平民依然留居在關隴地區，因此，到北魏時期，三秦地區「華夷雜居」的文化風貌依然相當顯著，關隴地區各族人民的反叛風起雲湧。可以肯定，當時的關中根本不是北部中國文化發達之區，而是少數民族風俗特徵佔優勢的各民族雜居之地。

另外，古代羌族發展具有一些十分突出的特徵，這些民族特徵對於漢羌關係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如與塞外游牧民族相類似，古代羌族先民實行過繼婚制，民族人口增加較快，且種落分支繁多，分佈地區日漸增廣，幾乎遍布整個西部地區。「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后，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其後母，母亡則納釐㛐，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關於羌人種類及興衰狀況，《後漢書·西羌傳》載雲：read.99csw.com

根據古史傳說，羌人是遠古三苗人的後裔。原本居住于南嶽衡山一帶，在舜帝在位期間被遷往三危山地區，也就是東漢河關縣（今青海貴德縣西南）的西南地區。賜支河，又稱為賜支河曲，即今天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內的黃河河段，河首就是黃河源頭。羌族先民最早便聚居於今天青海境內的黃河兩岸。關於羌族早期分佈地範圍，著名民族史學者馬長壽先生精闢地指出：

但是，「禍福相倚」，河西四郡的建立卻使漢羌之間的關係變得異常複雜起來。一方面，為了維持河西四郡的建置，漢朝必須向河西地區移徙相當多的漢族官吏、士兵及眷屬，另一方面，一些羌族酋豪傾向於依附漢朝，入居漢朝邊塞之內，故東漢有護羌校尉之設，統管邊境地區的羌族事務。由此，漢朝的西部邊郡成為羌族人最先入居的區域。

可以說，羌族依黃河而居，同樣是以黃河以母親河的民族。

與前秦苻氏政權相比，後秦姚氏政權初建之時，疆域大為收縮，但至姚興統治期間，攻佔了洛陽地區，大抵與前趙國疆域相彷彿。如《晉書·地理志》載雲：「既而姚萇滅苻氏，是為後秦。及萇子興克洛陽，以並、冀二州牧鎮蒲坂，豫州牧鎮洛陽，兗州刺史鎮倉垣，分司隸領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鎮安定。及姚泓為劉裕所滅，https://read.99csw.com其地尋入赫連勃勃。」

學者們往往十分讚賞氐、羌族上層人物，如苻堅、姚萇等人接受漢化的熱情與高度漢文化素養，卻沒有充分估計到在特定環境下民族文化所固有的頑強性，尤其是在大批普通平民集體入居之後，民族特性會在新的移民社區中長期維持。

後秦國的建立，是內遷羌人規模與影響的最重要的體現。後秦國之崛起，源自姚弋仲。他為南安赤亭（今甘肅隴縣東）羌人，其家族為羌族燒當種之後裔，曾被迫遷出塞外，至遷那為酋長之時重新內附，居於南安赤亭，累世為羌酋。其父柯廻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永嘉喪亂時，姚弋仲率眾東徙榆眉（今陝西千陽縣東），勢力逐漸壯大，「戎夏繦負隨之者數萬」。前趙劉曜統治期間，姚弋仲被封為平襄公，佔據隴上之地。

此後，這種內遷形成一種慣例，每當東漢軍隊平定一次「羌亂」后，總有不少降服的羌人被內遷到關中一帶。這勢必造成關中地區羌人數量的急增。如永平六年（58年），竇固擊敗反叛的羌人之後，同樣將降服之眾內遷，安置於三輔地區。現代研究者對羌民內遷的規模與特點也頗感驚詫：

早在西漢後期，西部邊區爆發了大規模的羌人叛亂事件。漢朝派重兵鎮壓后，採取優撫酋豪，罷兵屯田等政策，才維持了邊塞局勢的暫時平靜。據《漢書·趙充國傳》，神爵二年（60年）五月，趙充國上報其平定羌亂的功績時雲：ｒeａd•9９cｓw•cｏｍ「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通常，這些降附的羌人都被分佈關中及邊郡地區。

在傳說中，羌族的始祖名叫無弋爰劍，早年為秦國所俘虜，作為奴隸。后逃回，率領其種落居住於三河之間，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三河之間的地區，於是，「河湟間」和「三河間」成為羌族早期發祥地的代稱。原本羌族以射獵為生，生產方式極為原始。而爰劍從秦國學習了農耕與畜牧養殖技術，以後羌族開始田畜並重，農耕業與畜牧業佔有同樣重要的地位。這種經濟結構與對羌人以後內遷關中並很快適應下來，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我們可以看出，爰劍的故事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漢羌之間的密切關係。

「羌亂」或「羌叛」幾乎與東漢一朝相始終。可以肯定，內遷羌人人口的快速增長，也正與羌人反抗力量的增強形成正比關係。據統計，東漢時期，東西羌及白馬羌前後起義50多次，其中大規模的有5次，前後延續100多年，幾乎與東漢王朝相始終。

西晉初年，名士江統提出了《徙戎論》，其核心思想就是強調關中地區內遷的氐、羌人對漢族王朝統治的巨大威脅，主張將這些氐、羌人遷回故地。之所以提出「徙戎」主張，江統最大的憂慮就是關中地區「戎狄」人口的繁庶：「關中之人，百萬余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這裏所云「戎狄」包含了眾多進入關中的其他民族，然應以氐、羌族人為主，羌人數量及實力僅次於氐人。

與氐族相仿，羌族內遷九*九*藏*書歷程是異常悲愴的，漢羌關係經歷了太多血與火的洗禮。在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國度里，尊重各民族的風俗與權利，促進民族團結，維持民族和睦，是保證各民族美好生活、共同發展的第一要義。

姚弋仲、姚襄父子死後，姚萇等人歸降於前秦。淝水之戰後，前秦國內大亂，分崩離析，豪傑並起。「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眾五萬余家，咸推萇為盟主。」姚萇於是擁眾自立，太元九年（384年），他自稱「秦王」，又有「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萬戶」。公元386年，姚萇在長安稱帝，建立後秦政權。

羌族的一個鮮明風俗特徵就是崇尚武力，勇敢善戰，以戰死為榮。「（羌族）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相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於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這種崇尚武力，不懼犧牲的民族性格為日後的所謂「羌叛」或「羌亂」埋下了伏筆。

據《十六國疆域志》統計，後秦政區設置包括了15個州，這15個州分別是司隸部、雍州、秦州、南秦州、涼州、河州、并州、冀州、荊州、豫州、東豫州、徐州、兗州、梁州、南梁州，但是，這些州往往為設官而置，實際轄區相當有限，或根本沒有（即所謂「遙領」）。

直到隋唐時期，關中地區依然有不少羌村存在，大詩人杜甫曾居住于羌村，並有不少吟詠羌村的詩篇，表達了詩人與羌族父老的深厚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