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后的大遷徙，與「永嘉南渡」及「靖康南渡」的一個最大的差異，便是這場大遷徙沒有導致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大轉移，長安城依然是唐朝國都。但是，這種光復成功不可能讓遠徙的人們全部返回殘破的故里，正所謂「亂定幾人歸本土」？連肅宗在詔書中都承認：

但是，無論如何，維繫一個幅員遼闊，民族構成複雜的宏大帝國，始終潛伏著巨大的風險。開元之後的天寶末年，唐明皇寵信的蕃將安祿山與史思明突然發動了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是千千萬萬無辜平民的又一場大劫難。與「安史之亂」前的盛況相比，「安史之亂」后的唐朝國內可謂支離破碎，風光不再。然而，想要了解「安史之亂」的真正起因，離不開民族大遷徙的社會歷史背景分析。

淄青藩鎮的首任節度使李正己與著名將領高仙芝的民族背景極為相似，同為內遷的高麗人。他曾任營州副將，後跟隨唐朝大將侯希逸駐守青州，因驍勇服眾，取代侯希逸了，被推舉為節度使。后其子李納一度公然與唐朝中央官府對抗，自封為齊王。

河北地區的藩鎮擁有十分獨立的軍政與民政大權，飛揚跋扈，主帥去世后，或子孫世襲，或由其副帥繼承及將士推舉，境內州縣官吏自署，賦稅不上交，如同脫離「王土九_九_藏_書（即唐朝疆界）」一般。唐朝官府往往束手無策，聽之任之。現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曾對唐代河北藩鎮的「胡化」問題進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他精闢地指出：

根據陳先生的考定，河北藩鎮地區的「胡化」傾向，直接來源於前期周邊民族的內遷，而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在原有內遷的「蕃兵蕃將」的基礎上，「安史之亂」造成的北方大批漢民的南遷，無疑為唐朝後期河北藩鎮「胡化」問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叛軍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種種暴行駭人聽聞。刀矢相加，屍橫遍野。唐朝軍隊屢遭敗績，助長了叛軍的囂張氣焰，各地士民失魂落魄，倉皇外奔。

唐朝初年置營州都護府在柳城（今遼寧朝陽市），主要功能就是為了控制與震懾東北緣邊地區的契丹與奚兩族（時稱「兩蕃」）。武則天在位時，「兩蕃」反抗唐朝統治，迫使營州內遷到幽州漁陽（今北京市）。唐玄宗即位后，契丹與奚族歸降，營州又遷回柳城。安祿山與史思明，這兩大叛軍主帥，無疑是唐朝最臭名昭著的蕃將了，具有極其相近的民族文化背景與生活閱歷。作為內遷民族的後裔，他們均通曉多種民族語言，熟悉各邊疆民族的風俗習慣。在蓄謀叛亂之時，安祿山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道節度使，有意識地利用自己在這方面的優勢擴充實力。如為了增加軍事實力，安祿山特別注重收攬各族將士，大大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如他豢養各族壯士八千人為其義子，恩威並施，手下精兵，天下無敵。

魏博藩鎮（治今河北大名）的第一任節度使田承嗣為平州盧龍（治今北京市）人。開元年間即隸屬於安祿山麾下，直接參与了叛亂，並充當前鋒大將。安祿山死後，田承嗣又投奔于史思明，繼續為其效力。唐代宗為分化叛軍，高官厚祿招誘叛將，田承嗣因之被任read.99csw.com命為魏博節度使。長慶年間的魏博節度使史憲誠為內徙的奚人後裔。

在這場災難中，受創最深的地區首推河北、河南及關中。如洛陽一帶為唐軍與叛軍爭奪最劇烈的區域之一，百姓生命財產的損失也最為慘重。名將郭子儀曾指出：「夫以東周（即洛陽）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然而，我們也看到，慘烈的「安史之亂」並沒有徹底摧毀大唐王朝，在另外一些忠實于唐朝的「蕃兵蕃將」以及回紇人的幫助下，唐朝軍隊最終收復了首都長安，平定了叛亂。

時人顧況指出：「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舊唐書·權德輿傳》也稱：「兩京蹂于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正鑒於此，「安史之亂」后的漢民大遷徙，又被現代學者認為可與西晉末年的「永嘉南渡」、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並列，也是一次規模巨大的漢民南遷運動。

連榮利所系之京師尚且難以歸返，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再加之「安史之亂」后，河北藩鎮飛揚跋扈，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雙方之間戰事不絕，廣大移民自然不願涉足於是非之地，而甘心定居在流寓之地了。

唐明皇（玄宗）李隆基在位的開元年間，是李唐王朝發展的鼎盛時期，「詩聖」杜甫曾作「憶昔」詩回憶當時的盛況，這些描述也成為後世人心目中的「盛唐景象」：

鎮冀（又名成德，治今河北正定）藩鎮的首任節度使李寶臣、其子李惟岳為內徙范陽的奚族人後裔。李寶臣先是投奔安祿山，為其九-九-藏-書得力幹將，直接參与了叛亂。后又投降唐朝，官拜成德節度使。後任節度使王武俊原為契丹怒皆部人，開元年間，其父率部內遷，居留于薊城（今北京市）。後任節度使王廷湊原為回鶻阿布思族人，世代隸屬於安東都護府。其曾祖始內遷河北，臣事于李寶臣父子。

大批北方漢民的南遷，對於北部中國民族構成與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突出的影響。因為與大批漢人倉皇南奔的狀況密切相關，唐朝中期以後河北藩鎮的「胡化」趨勢同樣十分突出，很早引起了眾多研究者的關注。在「安史之亂」后，河北地區宛若一個「獨立國」，完全不受唐朝中央政府的轄制，如《新唐書·藩鎮列傳序》評雲：

面對屠掠的威脅，大多數士民慌不擇路，逃難的方向並不一致。如於邵《河南于氏家譜後序》雲：「洎天寶末，幽寇叛亂，今三十七年。頃屬中原失守，族類逃難，不南馳吳越，則北走沙朔，或轉死溝壑，其誰與知；或因兵禍縱橫，吊魂無所；或道路阻塞，不由我歸；或田園淹沒，無可回顧。」有幸逃生的人們向淮河以南地區遷移者最多。如兩湖地區，《舊唐書·地理志》載：「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相比之下，江浙一帶接收北方移民最多。「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大詩人李白在《永王東巡歌》中吟道：

盧龍（即幽州，治今北京）藩鎮的首任節度使李懷仙為柳城胡人，與安祿山同鄉同種。原臣屬於契丹，后歸降唐朝。李懷仙直接參与了「安史之亂」，為亂軍驍將。后歸降唐朝，官拜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成為一方霸主。後任節度使李茂勛為回鶻酋長阿布思的後裔，在張仲武任節度使時，隨部投降盧九-九-藏-書龍鎮，因善於騎射而得到重用，后被部下推為盧龍節度使。

安祿山于天寶十四載（755年）于范陽（今北京市）發動叛亂，揮師南下，因叛軍中精兵強將均來自少數民族，故當時的人們習慣稱叛軍為「逆胡」、「羯胡」或「胡賊」。叛亂初發之時，生長於昇平盛世的億萬百姓不識干戈，各地駐防將領與士卒不習戰備，叛軍勢如破竹，長驅南下。在攻取東都洛陽之後，矛頭直指唐王朝的心臟——西京長安。曾經英武睿智的唐玄宗匆匆奔往四川避難，叛軍最終攻陷了長安。這場突如其來的動亂引起了北部中國的劇烈動蕩。

在「安史之亂」被平定之後，唐朝政府為了安撫歸降的叛將，以高官厚祿加以封賞，讓其繼續握有重權，鎮守河北諸地，也就成為日後河北藩鎮的主帥。這些藩鎮的主帥及其後繼者的文化背景，往往與安祿山、史思明二位極為相似，或有異族血統，或長期生活于蕃族聚居地區，在異族文化環境薰染下成長起來。

綜上觀之，可以說，唐朝後期的河北藩鎮地區完全接受了唐朝前期北方民族內遷的成果，在大批漢民南遷的歷史大背景下，河北地區的民族構成中「非華夏化」的趨勢得到了非常有效地強化或促進。當然，河北「藩鎮」問題並非完全是民族構成與民族文化問題所致，但是民族遷徙所帶來的深刻影響是絕對無法忽視的。歷史時期民族遷徙之大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未來走向。我們在唐朝的歷史變遷上又得到了一個非常典型的證明。

唐朝是詩歌極盛的時代，一些身歷喪亂的詩人用泣血的詩句描繪了目睹的慘況，為我們真切地展示了當時逃徙士民的辛酸處境。如杜甫《哀江頭》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