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七月，樞密院官員在上奏中指出了湖廣行省兵力重新調整的問題：「劉二拔都兒言，初鄂州省安置軍馬之時，南面止是潭州等處，后得廣西海外四州，八番洞蠻等地，疆界闊遠，闕少戍軍，復增四萬人。今將元屬本省四翼萬戶軍分出，軍力減少。臣等謂劉二拔都兒之言有理……乞命通軍事、知地理之人，同議增減安置，庶后無弊。」文中所指四萬軍士應為蒙古軍、探馬赤軍與漢軍、新附軍等共同組成。

（四）遇難流離。在天災人禍的逼迫下，蒙古草原的牧民被迫南遷避難，每次大災過後，南遷的蒙古災民的數量常達數萬甚至數十萬之多。南遷之後，許多牧民在漢地留居下來，有些甚至充當回回人的奴隸，也構成了一類特殊的移民。

筆者以為：正如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樣，在上述幾類遷移類型中，影響最大、最具研究價值的還是第一種方式，即征戰戍守，也就是我們探討的主要內容。與大多數遊牧部族相仿，蒙古部族在社會組織上的一個突出特徵，便是兵即是民，民即是兵，兵、民合一。據《元史·兵志》所載：「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簽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元朝軍隊民族成分十分複雜，大致依其民族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幾類。

元朝佔領中原地區后，最高統治者即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鎮戍制度，派遣蒙古軍士分別駐守天下重鎮。又據《元史·兵志》所載，關於元初對天下屯戍之地的規劃與確定，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二）分封藩鎮。從大蒙古汗國創建伊始，成吉思汗便將大片領地分封給親族與功臣。蒙古親王與貴族大都領有大批蒙古牧民，分封之時，必然引起規模不小的人口遷移。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及後繼的皇帝也分封自己的皇子為王，分鎮一方，諸王的部屬必然隨之轉遷四方。

（一）征戰戍守。這是蒙古族人南遷的主要原因。蒙古族社會組織的重要特便是兵民合一，「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子都有義務從軍出征，而且出征之時，所有家眷均隨軍轉遷，「以營為家」，家眷老小組成的後勤保障集團特設「奧魯（蒙古語『老小營』之音譯）」統管。也就是說，蒙古軍隊征戰到哪裡，其家眷也就跟隨著哪裡，軍隊駐守之地也就成為蒙古軍人家庭的九*九*藏*書遷居之地。蒙古軍隊長期戍守之地，也勢必成為蒙古部族新的遷入地。隨著蒙古軍隊的節節勝利，蒙古部族也遍布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依據《元史》、《元文類》的上述記載，蒙古軍士與探馬赤軍的屯戍地主要集中於河洛與山東之地，而漢軍與新附軍鎮戍南方地區。而與其他史料參證，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全面的，其實蒙古軍士的鎮戍之地相當廣泛，遍佈於全國各地，與探馬赤軍、漢軍等共同形成了幾大重要的屯戍區域。現謹將《元史·兵志》所記錄的重要屯戍區域臚列如下：

在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之後，對於蒙古帝國的歷史貢獻，研究者們給予了客觀的評價：「蒙古人幾乎將亞洲全部聯合起來，開闢了洲際的通路，便利了中國和波斯的接觸，以及基督教和遠東的接觸……從蒙古人的傳播文化一點說，差不多和羅馬人傳播文化一樣有益。對於世界的貢獻，只有好望角的發現和美洲的發現，才能夠在這一點上與之比擬。這是一個足稱為馬可·波羅的世紀。」蒙古騎兵馳騁在歐亞大陸之上，在腥風血雨之後，許許多多的蒙古人也離開了發祥之地，在被征服的地方定居了下來，針對這種狀況，法國著名學者格魯塞曾發出疑問：蒙古人的行動是「遷移還是侵入」呢？這顯然觸及到了有關「遷徙」定義的學術問題。格魯塞本人對此提出了否定的答案：「因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範圍過於廣大，不能在人種上發生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來的後果。蒙古各部落，因為草原荒寒而時常徙移，本來足夠分散的了，忽然忙於補充在中國、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羅斯的政治和軍事人員，他們在這些地方簡直是完合被隱沒了。」顯然，格魯塞以文化影響來衡量遷徙問題，與我們對於「遷徙」定義的理解有著一定的差距。對於蒙古本民族而言，為了保持征服之後的成果，他們必須進行遷徙，而正是由於人數與當地土著居民的比例過分懸殊，蒙古人的入居是具有巨大風險的。這也被以後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例如即使是蒙古軍隊遍布大江南北之後，但時至元朝末年，蒙古統治階層再也無法控制日益高漲的抵抗浪潮，被迫退回了蒙古草原。然而，沒有遷徙，就不可能有蒙古帝國的輝煌歷史，也就沒有其對於世界歷史的重要貢獻了。

（五）獲罪流徙。根據元朝法律，包括蒙古人在內的「北人」犯罪后，往往被遠處南方邊遠之地。如元朝官府將許多曾參与叛亂的蒙古族將領與士兵遷到江南地區，並集中於一地以便於管理，這些蒙古族將士及家眷往往在當地定居下來，形成了特殊的移民。

1.燕京周邊地區（即所謂「燕京近地」）。元朝中書省管轄山東、山西以及九*九*藏*書河北之地，號稱「腹里」，那麼，大都（今北京市）附近更是咽喉之地，重中之重了。如中統元年（1260年）十一月，命右三部尚書怯烈門、平章政事趙璧領蒙古、漢軍，于燕京近地屯駐；平章塔察兒領武衛軍一萬人，屯駐北山。復命怯烈門為大都督，管領諸軍勾當，分達達軍為兩路，一赴宣德、德興。一赴興州。后復以興州達達軍合入德興、宣德。

第二階段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攻克江南地區后。如樞密院大臣曾指出：「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議，于瀕海沿江六十三處安置軍馬。」

疆域拓展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各民族人民較大規模的遷移運動。同時，蒙古族作為統治民族，為控制幅員遼闊的疆域，必須分佈於各地，因此，當時遷徙運動的主導部分就是蒙古人的內遷運動。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結論，元代蒙古人南遷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幾種類型：

（三）為官出仕。為維護本民族的統治地位，元朝官府特別規定，各地最高行政長官——達魯花赤均由蒙古人擔任，大批蒙古官員及其家屬在長期仕宦生涯后，往往會選擇某一地定居下來，從而轉為移民。這類事例不勝枚舉。

3.湖廣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軍攻克湖廣各郡縣后，即于鄂州（今武漢市）立荊湖等路行中書省，稱為「鄂州行省」。到至元十四年，又于潭州（今長沙市）立行省，將鄂州行省併入潭州行省，稱為「潭州行省」。至元十八年，又將潭州行省治所遷往鄂州，而潭州成為湖南道宣慰司治所在地。潭州一帶是蒙古統治者控制兩湖地區的軍事重鎮。如至元十七年，復以揚州行省四萬戶蒙古軍，更戍潭州。十八年二月，以合必赤軍三千戍揚州。二十一年四月，詔潭州蒙古人依揚州例，留一千人，余悉放還諸奧魯。

第一階段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後。如「（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定軍民異屬之制，及蒙古軍屯戍之地。」（按這應是元朝鎮戍制度形成的標誌）「士卒以萬戶為率，擇可屯之地屯之，諸蒙古軍士，散處南北及還各奧魯者，亦皆收聚。令四萬戶所領之眾屯河北，阿術二萬戶屯河南。」

2.陝西行省。元中統三年（1262年），始建陝西四川行https://read.99csw.com省，治于京兆（今西安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四川單獨設省。為了加強行省所在地的軍事力量，陝西行省官員曾要求將駐紮于鳳翔的蒙古軍都萬戶府遷往行省治所。如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陝西行省官員建言：「奉元（今陝西西安市）建立行省、行台，別無軍府，唯有蒙古軍都萬戶府，遠在鳳翔（今陝西鳳翔）置司，相離三百五十里，緩急難用。乞移都萬戶府于奉元置司，軍民兩便。」然而陝西都萬戶府則表示反對：「自大德三年命移民酌中安置，經今三十余年，鳳翔離大都、土番、甘肅俱各三千里，地面酌中，不移為便。」樞密院官員贊同後者的意見，理由是：「陝西舊例，未嘗提調兵馬，況鳳翔置司三十余年，不宜移動。」

6.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河南地區原屬江淮行省區，治于揚州（今江蘇揚州市）。后改為河南江北行省，治于汴梁（即今河南開封市）。揚州之地仍屬河南江北行省。據《元史·地理志》記載：至元二十八年，「以瀕河而南，大江以北，其地衝要，又新入版圖，置省南京（金朝以汴梁府為南京）以控治之。」出於地域廣大，治理難度大，因而，河南行省官員多次上書要求增加鎮戍兵力。如延祐四年（1317年）四月，河南行省官員在奏言中講到：「本省地方寬廣，關係非輕，所屬萬戶府俱于臨江沿淮上下鎮守方面，相離省府，近者千里之上，遠者二千余里，不測調度，卒難相應。況汴梁系國家腹心之地，設立行省，別無親臨軍馬，較之江浙、江西、湖廣、陝西、四川等處，俱有隨省軍馬，惟本省未蒙撥付。」這一請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即從山東河北蒙古軍、河南淮北蒙古軍兩都萬戶府中調撥1000人，作為河南行省的隨省軍馬。時至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河南行省官員又上言道：「所轄之地，東連淮、海，南限大江，北抵黃河、西接關陝，洞蠻草賊出沒，與民為害。本省軍馬俱在瀕海沿江安置，遠者二千，近者一千余里，乞以炮手、弩軍兩翼，移于汴梁，並各萬戶府摘軍五千名，設萬戶府隨省鎮遏。」這次他們的請求遭到了樞密院官員的反對，理由是河南行省周邊地區駐有大量軍隊可供接應：「設若河南省果用軍，則不塔剌吉所管四萬戶蒙古軍內，三萬戶在黃河之南、read.99csw.com河南省之西，一萬戶在河南省之南，脫別台所管五萬戶蒙古軍俱在黃河之北、河南省東北，阿剌鐵木兒、安童等兩侍衛蒙古軍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衛翼蒙古軍馬，俱在河南省周圍屯駐。又本省所轄一十九翼軍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果用兵，即馳奏於諸軍馬內調發。」河南行省本省及周邊地區合計已有30翼軍馬，自然沒有再繼續增兵的必要了。

4.江淮以及江浙行省區。江淮等處行中書省設置於至元十三年，治于揚州（今江蘇揚州市）。至元二十一年，江淮行省遷治于杭州，改為江浙行省。江淮地區為元朝軍隊重點鎮遏防禦之地，故而這一地區布署的軍隊數量也最為集中。如至元二十年八月，僅留蒙古軍千人戍守揚州，余悉縱還。而原來揚州所有蒙古士卒達九千人。又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詔改江淮、江西元師招討司為上、中、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作三十七翼。上萬戶：宿州、蘄縣、真定、沂郯、益都、高郵、沿海，七翼；中萬戶：棗陽、十字路、邳州、杭州、懷州、孟州、真州，八翼。下萬戶：常州、鎮江、潁州、廬州、亳州、安慶、江陰水軍、益都新軍、湖州、淮安、壽春、揚州、泰州、弩手、保甲、處州、上都新軍、黃州、安豐、松江、鎮江水軍、建康，二十二翼。每翼設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各一人，以隸所在行院。」

諸軍之中，以蒙古軍在鎮戍制度中最為穩定，「以營為家」。這些蒙古軍士在征戰過程中均攜帶家眷同行，「盡室而行」。與蒙古軍制相對應，蒙古部落中很早建立了「奧魯」制度。與蒙古騎兵相伴而行，是由老幼婦女們所組成的「營盤」，或稱為「老小營」，由此，蒙古軍隊的征戰歷程，也就可視為蒙古部落的遷移運動。同時，遷入中原各地后，「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很自然地成為當地居民的組成部分。因此，蒙古軍隊的部署與其民族人口分布有著直接而緊密的關係。通過理清其軍隊布署情況，我們就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當時蒙古民族的分佈狀況。

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一月，江淮行省官員又上言要求增加當地的軍備力量：「……今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請復還三萬戶以鎮守之。合剌帶一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溫、處，札忽帶一軍戍紹興、婺州……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又據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樞密院奏言，因系衝要重地，揚州配置有五翼軍馬並炮手、弩軍。至元末，親王脫歡太子親自率軍鎮遏揚州，提調四省軍馬。足見元代揚州軍事地位九九藏書之重要與駐軍之多。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光輝歷史的開創者，他率領的蒙古騎兵創造了世界軍事史的奇迹。他的軍事才能享有極為崇高的聲譽，如志費尼就稱讚說：「說實話，倘若那善於運籌帷幄、料敵如神的亞歷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時代，他會在使計用策方面當成吉思汗的學生，而且，在攻略城地的種種妙策中，他會發現，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1206年蒙古汗國統一之後，很快便開始四處大舉攻伐，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建立起疆域遼闊的蒙古大帝國。1227年，在成吉思汗病死後不久，西夏國滅亡。1234年，在蒙古與宋朝軍隊的夾擊下，金哀宗自殺，金朝滅亡。1253～1254年，蒙古軍隊攻陷大理等段氏政權中心城市，段氏大理國被征服。1276年，宋廷殘部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蒙古軍隊交遞了降表，南宋國亡。至此，蒙元王朝的疆域拓展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究其大端而言，元朝蒙古族兵士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宿衛京師與皇帝行宮的禁軍，一為分佈於全國各重鎮的戍兵。《元史·兵志》又稱：「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哉！」關於元代宿衛兵士數量上變化，該《志》又稱：「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后累增為萬四千人……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由此可知，元代宿衛軍士的數量相當可觀，因之聚集於元大都（今北京）及各行宮之地的蒙古軍及其家眷的數量也不可低估。

關於元朝軍隊屯戍的地理分佈特徵，《元史·兵志》又載雲：「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上述記載應來自《元文類》卷四一所引《屯戍》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