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此，八旗兵士在全中國的分佈可分為四大類及四個大的地理區域，但是，其中「藩部」兵士主要是指內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各個民族編入八旗之兵士，與滿族分佈關係不大。故下面主要分四個區域介紹當時八旗兵士的駐防情況。

這一諭令拉開了清初京畿一帶大規模「圈地運動」的序幕。在這項諭令中，順治帝明確講明了「圈地」的目的，就是因為入關的滿洲王族、大臣與兵士「無處安置」，因此，不得已而為之。也就是說，事實上，如果沒有「圈地」之舉，大批入關的滿族大臣與將士都無「立足」之地。很顯然，這種圈地運動對於入關滿族的安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受到了滿族皇家及王公貴族們的歡迎。故《八旗通志·土田志》序贊之雲：

優養政策使得滿族人口迅速膨脹。作為優養政策的實際體現，起初，八旗將士大都能夠領取到相當豐厚的兵餉。但人口的劇增，使得清朝財政積重難返，無法承擔。據研究者估計，最早至康熙末年，八旗人口已達二三百萬左右。那麼，到清代後期，滿族的人口數量應該是相當驚人的。如果這些滿族人口完全由官府來供養，那是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因此，旗民「生計困窘」的記載在清代官方記載中俯拾即是，不計其數。這樣，我們也不難理解，到清朝後期，「吃空餉」成為世人皆知的清朝軍隊陋習之一。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曾在《聖武記》卷一四中沉重地指出清代後期八旗將士的尷尬而畸形的生存狀態：

經過這樣的大規模的遷徙與安置，留居在山海關外的滿族人口數量已大為減少，滿族已基本上成為關內民族了。

這些失策與失誤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

然而，這一圈地運動無疑給當地漢族居民帶來極大的困撓。廣大被強佔土地的農民流離失所，慘不忍睹。面對這樣的情況，清廷也不得不暫時調整政策，如時至順治四年，清廷就推出規定：嗣後民間田屋永停圏撥。但是，八旗強圈土地之舉並未因完全終止。如康熙五年（1666年），權臣鰲拜等人又請旨強行進行圈地換地，直隸總督朱昌祚等人極力表示反對，他在奏疏中深切地道出了畿輔地區廣大百姓的痛楚：

然而，畢竟時過境遷，「打江山」與「守江山」之間存在著判若霄壤的差距，入關后的八旗制度面臨著相當嚴峻的挑戰，而如何應對這一挑戰，事實上決定著清朝的命運。而根據清代及現代學者研究，清朝在八旗制度的維繫與實施上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失誤。

跨越山海關，進入北京城，滿族的發展史掀開了新的篇九*九*藏*書章。此時的滿族人已不可能全數退回東北老家了，要建立新的王朝，要在廣闊的中原大地建立起強有力的政權，必然進行大規模的兵力配置與民族人口調整。

《清史稿·兵志》對八旗兵士在全國駐防情況作了簡要的說明：

根據清朝軍隊編製，八旗兵士首先分為禁衛兵與駐防兵兩大類。禁衛兵的職責在於守衛京師，故而駐紮于燕京（即北京）。禁衛兵又分為郎衛與兵衛兩種類型。郎衛侍從皇帝出行，兵衛守衛紫禁宮闕。如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侍郎梁詩正在《八旗屯種疏》中指出：「查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余並隨旗居住，群聚京師，以示居重馭輕之勢。」清朝大臣鄂爾泰等所修之《八旗通志》卷二有《八旗方位》篇，但其所指僅限於北京城內的八旗軍分佈而言：「自順治元年（1644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衛皇居。鑲黃居安定門內，正黃居德勝門內，並在北方。正白居東直門內，鑲白居朝陽門內，並在東方。正紅居西直門內，鑲紅居阜成門內，並在西方。正藍居崇文門內，鑲藍居宣武門內，並在南方。蓋八旗方位相勝之義，以之行師，則整齊紀律；以之建國，則鞏固屏藩。誠振古以來所未有者也。」禁衛兵的數量相當可觀，且有不斷增加之勢。如在兵衛之中，如乾隆中滿、漢養育兵就有20300餘人。至咸豐三年（1853年），京師八旗營兵合計有149000餘人。

3.各直省地區。這一區域涉及非常廣，各地駐防創設的記載集中於順治、康httｐs://ｒeａd•9９ｃｓw•coｍ熙、雍正及乾隆四朝。駐防的省份主要有：江蘇、陝西（包括寧夏）、山西（包括今天內蒙古部分地區）、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甘肅等等。

第二，「圈地運動」的失策。在八旗的布防上，京師及周圍地區成為重中之重，也就成為入關后的滿族人最重要的聚居區。清朝初年大批遷入北京城內及畿輔地區的滿族移民，在文獻中被稱為「東來滿洲」。為了妥善安置這批移民，清廷採取了種種優惠政策，其中的一個重要方式便是為他們在移入地圈佔土地，進行再分配，其規模與影響相當驚人，清朝官府即公開將其稱之為「圈地運動」。如在建都北京后，順治帝在順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就頒布諭令：

綜觀有清一代的歷史，雍正皇帝心中的預感最終還是成為了現實，大批八旗兵丁最終在駐防地長期定居下來，由駐防轉為定居，帶有很大的普遍性。這一方面可以歸結于安土重遷的常人心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八旗官兵或「旗人」本身的民族構成就比較複雜，漢人佔有頗大比重。在此基礎上接受漢化，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

從馳騁天下、威猛無敵的「八旗勇士」，到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八旗子弟」，在普通中國人的心目中，「八旗子弟」最終淪落為「紈絝子弟」的代名詞，清代優養八旗國策的慘痛教訓，是值得後世人記取的。從關外到關內，從僻居東北一隅到遍滿中華大地，滿族的發展史是一部波瀾壯闊的遷徙史，而這部歷史既有著輝煌的斑斕色彩，又充斥了難以抹去的苦澀記憶，會長久地吸引後世人們去品味與深思。

但是，令人扼腕嘆息的是，依據八旗制度，旗人以騎射相尚，且為國家仰賴的最重要的軍事力量，對於耕種土地等農作之道十分陌生，甚至在心理上是鄙夷不屑的，因此，即使是在通過圈佔，分到土地之後，廣大旗民往往無力或無法耕種，同樣落得生活窘困的境地。漢民既蒙失地之苦，旗民又遭有地之困。如順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都察院大臣在上奏中甚至提出了退地於民的解決之道：

4.新疆地區又是八旗駐防的重點區域。新疆駐兵也分為北、南二路。如清軍在新疆在北路駐防始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當時大臣阿桂率領滿洲、索倫兵500人、綠營兵100人，回族兵士200人駐紮于伊犁。駐伊犁兵額后增加到2500人。其後又增加屯田兵2500人，以5年為期進行更換。乾隆二十九年在伊犁河岸建築惠遠城，駐紮各族兵士數量不斷增加，至道光十年（1830年），惠遠城滿兵已達4600餘人。南路駐紮兵主要集中於烏什、阿克蘇、賽里木、拜城、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庫車、哈喇沙雅爾、辟展等地。到咸豐三年，新疆南北路各族駐兵合計達40000餘人，成為全國範圍內駐兵最為集中的區域之一。

以北京為核心的畿輔地區也就成為圈佔土地最集中的區域。根據現代學者劉家駒的研究，清初八旗在畿輔地區的圈地運動自順治元年始到康熙廿四年（1685年）完全停止，圈佔土地數量相當大。如最大的三次圈地行動圈佔土地就達166636頃71畝。第一次圈地在順治元年，圈佔近畿各州縣無主荒地及前明皇親駙馬、公侯伯及內監莊田，分給滿洲勛戚與官兵，其土地總數大致為58827頃48畝。第二次圈地在順治二年九-九-藏-書（1645年）底至三年（1646年）初，共占土地51839頃57畝。這次圈地除圈河間、灤州、遵化等府州的無主荒地外，還圈了許多民間房屋田土。第三次圈地在順治三年底至四年（1647年）初，共圈佔土地30818頃78畝。因為在前兩次圈地中，無主荒地與明朝勛貴莊園圈佔已盡，於是大規模圈佔民地，實行異地撥補。

首先，旗兵輪換制度的失策。八旗兵士在全國各地駐防，實行定期輪換制度，但是八旗官兵均需攜帶家眷分赴各省駐防地，在輪流駐防更換制度實施過程中，一方面，不僅為廣大八旗將士帶來巨大的身心勞頓，也給朝廷財政增添巨大的負擔。如清代名臣毛奇齡就明確指出：

滿族能夠創立清朝，實現了軍事及政治建設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八旗制度與八旗兵丁，因此，清朝入關以後，清朝歷代皇帝十分重視八旗制度的鞏固與維繫，將其視為立國之根本。如康熙九年三月，康熙皇帝就在諭旨中諄諄告誡戶部與兵部大臣「愛養」滿洲將士：

1.畿輔地區，即主要今天的河北地區。順治初年主要駐紮于獨石口、張家口、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等重要關口，主要兵力來源於察哈爾八旗等。雍正三年（1725年），增設天津水師營，旗兵為1600人、蒙古兵400人。乾隆三年（1738年）又增加熱河駐防兵20九-九-藏-書00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增設密雲駐防滿、蒙兵2000人。另外，熱河避暑行宮至乾隆年間駐防兵也增至800人。

第三，旗兵供養制度的失策。依據中國傳統觀念中「打天下，坐天下」的思維理路，作為開創新一代王朝的民族，滿族八旗將士及其後代擁有難以自抑、格外突出的自豪感與心理優勢，再加上歷代清朝皇帝的高調支持，更使得八旗將士自視為一個特權群體。而這種超常的優越感，對於八旗人士從事各種產業來講成為一種巨大的障礙。八旗人恥于從事與其他漢民同樣的產業，於是乎，大片圈出的旗地又被旗民典賣給漢民耕種，而旗地的大量典賣給廣大旗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少數旗民成為「食利」或「食租」階層，而許許多多失去土地的旗民甚至喪失了基本生活來源。

另一方面，八旗官兵攜帶家眷分赴各省駐防地生活，時間一長，不可避免地形成新的社區，產生較為強烈的定居心態，因此，要想在實際中長期維持八旗分省輪換駐防制度，是非常困難的。時至雍正年間，雍正皇帝就對此發出無奈的感嘆：

2.東三省地區，共有四十四處駐兵之所，兵士總額達35300餘人。盛京地區的駐防之地有錦州、鳳凰城、寧遠城、興京、遼陽、牛庄、義州、蓋州、海州、開原、金州、復州等。吉林地區的駐防之地有吉林、寧古塔、琿春、三姓、雙城堡等地。黑龍江駐防之地有齊齊哈爾、愛琿城、墨爾根、呼倫貝爾、茂興、呼蘭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