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記憶宮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上溯到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如何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如何利用歐洲流行的記憶術作為敲門磚，打入熱衷科舉考試、重視背誦詩書的士大夫群體。《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寫一個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聖澤神甫（Jean-François Foucquet）的提攜，遠赴法國，卻因舉止乖張，流落異鄉，甚至被關進瘋人院里，三年後才得以返回廣東家鄉。史景遷利用了梵蒂岡的教廷檔案、大英圖書館檔案及巴黎的國家外事檔案，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廣東華人流落法蘭西的故事。《大汗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則綜觀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國的歷史歷程，從蒙元時期的魯伯克修士、馬可波羅，一直到當代的尼克鬆、基辛格，不但寫來華西方人所記的中國經歷，也寫沒來過中國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國，影響了一般民眾的中國印象。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些仔細爬梳過歐西檔案與文史群籍的歷史資料，經過天孫巧手縫綴成一個個動聽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緙絲掛毯，不但引人入勝，也開拓了我們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與互動，是多麼的錯綜複雜，時常還驚心動魄，比小說虛構還要離奇。

史景遷第二部書《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探討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參与及推動中國的歷史變化，從早期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韙良、傅蘭雅，一直寫到民國時期的鮑羅廷、白求恩、陳納德、史迪威，開啟了他對中西文化接觸與交流的研究興趣，撰寫了後來一系列相關著作。他的興趣，從西方人在華活動擴展到中西文化接觸所引發的思維刺|激與調適，探討不同文化碰撞時相互理解與誤解的困境。具體的人物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都有獨特的引人入勝的故事發生，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華帝國會有各種奇特遭遇，中國人在18世紀初歐洲的異國遭遇更令人難以想象。史景遷就像福爾摩斯一樣，利用他掌握多種歐洲語言的優勢，進入中外歷史材料的迷宮之中，追索隱藏在歷史帷幕後面的蛛絲馬跡，想象中外歷史文化接觸的夾縫中，遠赴異鄉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歷史的記憶。他混合運用中外史料，披沙揀金，追索明末利瑪竇遠渡重洋，由西徂東，來華傳教的經歷，也寫了廣東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國的一樁公案，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後，西方對中國的想象與描繪。

中國史學傳統要求史家具備「才、學、識」（劉知幾），章學誠又加了「德」。在《文史通義》中，章學誠是這麼解釋的：「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強調的是，要有文化傳統的認識與關懷，要有書寫敘述的文采，要有辨偽存真的學殖。對於他自己提出的「史德」，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立有專章，作了詳細的疏解，關鍵在於：「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余英時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指出，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承襲了中國儒家傳統，太注重政治倫理，所強調的「史德」偏於傳統道德的臧否，而不同於現代史學強調的客觀性：「其主旨雖在說明歷史學家于善惡是非之際必須力求公正，毋使一己偏私之見（人）損害歷史的『大道之公』（天）！但是這種天人之辨仍與西方近代史學界所常討論的歷史的客觀性和主觀性有不同處。」我們若把章學誠對「史德」的要求與余英時的評論放在一起，借來觀測史景遷的歷史著作，就會發現，史景遷的現代西方史學訓練，使他read.99csw.com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國傳統「史德」誤區。反倒是因為他身為西方學者，遠離中國政治，與中國近代的政治倫理沒有切身的關聯，沒有族群興衰的認同，沒有利益的瓜葛，不會以一己偏私之見損害歷史之大公。從這一點來說，史景遷書寫中國歷史的實踐，配合了余英時的現代史學反思，為中國史學傳統的「才、學、識、德」，提供了頗饒興味的現代詮釋。

史景遷的歷史著作如此暢銷，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也就遭到一些傳統學究型歷史學家的諷刺，說他是「說故事的」史學家，不曾皓首窮經、在故紙堆中考據出前人未見的史實，而且視野過度寬廣，未曾窮畢生之力，專註某一樁歷史事件，成為特定歷史題材的「權威專家」。也有些以社會科學方法自詡的社會經濟史學者，認為史景遷著述雖多，但提不出一套理論架構，對歷史研究的科學性毫無貢獻，又不以社會科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為依歸，不曾努力把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納入普世性社會科學，充其量只是引起西方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這些批評其實都是皮相之論，以狹隘的學術觀點、本位主義的專業立場，排斥歷史學的基本人文精神與開發多元的普世關懷。

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雖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眾對中國的認識，仍然帶有殖民心態與說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獵奇、三分輕蔑、三分憐憫，還有一分「非我族類」的敵意。想到中國的山河廣袤、人口眾多、歷史悠久，心目中浮現的圖景就似真似幻，好像乘坐荒野打獵的越野吉普，手持望遠鏡，馳騁過山林叢莽，觀看熊羆虎豹、獅子大象、猿猴猩猩、斑馬羚羊，倏忽群獸遍野，狼奔豕突，倏忽蒿草無垠，萬籟俱寂。中國像萬花筒，什麼都有，什麼花樣組合都變得出來；中國歷史像變魔術，可以把一切想象變成真實，又可以把一切真實變成幻象；中國文化傳統玄之又玄，陰陽變化，萬象歸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變是不變，不變是變。不要說聽的人越聽越糊塗，講的人也是越講越糊塗，於是，中國也就「假作真時真亦假」，神龍見首不見尾了。

我們在校讀的過程中，發現最難處理的，是譯文如何忠實表現史景遷原書的風貌。史景遷文筆流暢，如行雲流水，優美秀麗，時有雋永筆觸，如畫龍點睛，襯托出歷史人物的特質或歷史事件的關鍵，使讀者會心，印象深刻，感到有餘不盡。我們看到的各種譯本，雖然有的難以擺脫歐化語法，大體上都還能忠實原作，在「信」與「達」方面，差強人意。但若說到文辭的「雅」，即使是最優秀的譯本，也因為過於堆砌辭藻，而顯得文句華麗繁複，疊床架屋，是與原著風格有一定差距的。由於譯本出於眾手，每位譯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達風格，因此，我們校讀不同的譯本，只能改正一些排版的錯誤與翻譯的誤讀，無法另起爐灶，進行全面的文體風格校訂。

「史景遷」這個華文名字，是他在耶魯大學研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期間，一位中國史學前輩房兆楹給他取的，寓意明顯，期望也高，學歷史就要景仰司馬遷，以司馬遷為楷模。司馬遷的《史記》，材料豐富，考辨嚴謹，敘事清楚，條理分明，文筆生動，「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景遷是現代史家，不像司馬遷出身「史卜巫祝」傳統，有著「究天人之際」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當代的中國歷史，敘事的方法與文體卻循著《史記》的精神，的確當得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讚譽。從他第一部《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開始，他就結合檔案史料與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類文史資料，寫了康熙皇帝的治術，同時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內心世界。這種對原始資料的紮實研究基礎，讓他在第三部著作《康熙》（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法，發揮歷史想象，充分展現康熙大帝的喜怒哀樂，讓西方讀者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皇帝。書寫康熙，把一切客觀歷史材料轉為自傳文體，必須從天子的角度看天下，涉及各種各樣的天下大小事，以宏觀的視野，高屋建瓴，為大清帝國的長治久安著想。如此，表面是書寫假託的康熙自傳，實際上卻必須考慮中華帝國的方方面面，從統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現中華帝國的全貌。httｐs://ｒeａｄ.99ｃｓｗ.ｃom

倒是近代的歷史學家，先受到19世紀蘭克學派的影響，在歷史研究領域強調科學實證，以考辨史實為歷史研究主要任務，長篇累牘進行飣餖考證，以顯示歷史研究的專業化。學術機構的建立、文史哲的專業分科、學術專業職場化、學術職業升遷的專業評核，把文化學術的理想轉為薪酬飯碗的優渥，加劇了歷史研究鑽牛角尖的傾向，迫使嚴肅而有才華的歷史學家隨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歷史學科制度的規範要求上面，使得全相性敘事的歷史著作遭到學院的排斥，淪為毫無史觀與史識的歷史教科書與通俗歷史演義的領域。到了20世紀後半葉，歷史研究的科學客觀性遭到挑戰，許多史學家又從一個極端擺盪到另一個極端，轉向「觀點」與「問題意識」為主導的探討，充滿了政治正確與社會意識的信念，強調階級、種族、性別、弱勢群體，從各種文化批判角度，進行「把歷史顛倒的重新顛倒過來」的工作，化歷史研究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

這幾十年來歐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國史的奇才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以優美流暢的文筆，把中國近代錯綜複雜的人物與史事，通過嚴謹的歷史考證，參照專家的鑽研成果，以「說故事」的傳統歷史方法，娓娓道來，讓西方讀者「撥開雲霧見青天」，對中國的歷史經歷有了「感覺」。

這套叢書兩位主編之一的鄭培凱，與史景遷先生有師生之誼，是史先生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時正式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開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導之下，浸潤歷史學的研讀與思考，並且從一個學生的角度，反覆閱讀老師的歷史著作，以期學習歷史研究與書寫的訣竅。從《康熙》的寫作時期開始，鄭培凱就不時與老師切磋問學，還會唐突地詢問老師寫作進度與歷史書寫的策略。史先生寫《王氏之死》、寫《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寫《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寫《追尋現代中國》，從開題到完書出版，鄭培凱都有幸過從，親聆教誨，還時而效法「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古訓，提供一些不輕易經眼的文獻資料。老師對這個學生倒也施以青眼，採取自由放任態度，提供了最優渥的獎學金，有酒食則師生同饌，老師埋單付賬。在耶魯大學學習期間，鄭培凱自己說，從老師學得的最大收穫，就是如何平衡歷史書寫的客觀材料與剪輯材料的主觀想象，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那個「一心」，則類乎章學誠說的「著書者之心術」。

史景遷的史學著作，經常是雅俗共賞，兼顧學術研究與通俗閱讀，一方面讓專家學者思考史學探索的意義與方向，另一方面又讓一般讀者深入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特別是中國人生存的時代環境與生命意義的追尋。他寫的《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 1980）與《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最能顯示他史識的通達與文筆之流暢，能夠不偏不倚，就事論事，卻又充滿了歷史的同情與了解，讓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即使難以認同中國歷史的發展，卻也看到生活與奮鬥其中的歷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歷史環境中，奮勇追尋茫茫前途的一絲光明。《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著眼中國近百年文化人與文學家的處境，環繞著康有為、魯迅、丁玲、他們的師生親友，以及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文化空間，寫他們的追求、挫折、困境與期盼；《追尋現代中國》則以教科書撰述通史的形式，歷述明末以迄當代的政治經濟變化，從晚明的繁華到清兵入關，從康乾盛世到晚清頹敗，從鴉片戰爭到康梁變法，從五四運動到共產黨執政，從「大躍進」一直述說到改革開放，同時沒忘了論及曹雪芹與《紅樓夢》、「五四」時期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指出文化變遷的長遠影響。這兩本歷史著作的書寫方式，都是傳統史學呈現歷史全相的主流寫法，出版后，都在歐美圖書市場成了歷史暢銷書，並且自1990年以來，成為西方大學中國史課程的通用教科書，影響了好幾代大學生與文化人。他接著出版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等等，一直到近年的《前朝夢憶》（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每一本書問世，都能生動活潑地呈現中國的歷史經驗，掀起暢銷熱潮，使西方讀者對中國近代歷史變化的認識更加深入，加深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同情。九-九-藏-書

《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後，引起出版界的轟動效應，深受讀者歡迎，成為暢銷書，甚至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譽為「經典之作：把學術提升到美的範疇」。西方史學界也開始注意史景遷書寫歷史的修辭策略，稱讚他文體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別具慧心，從不大張旗鼓，宣揚新的理論架構，卻在不經意處，以生動的故事敘述，展現了歷史人物與事件所能帶給我們的歷史文化思考。他繼之在1978年，寫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以山東郯城的地方志、黃六鴻的《福惠全書》、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為史料基礎，探討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環境與想象空間，從宏觀的天下全相與中西文化觀照，推移鏡頭至偏僻鄉間農民與農婦的生活，把蒲松齡的文學想象穿插到夢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現實與虛構特寫，重組了17世紀山東農村的生存處境。這部書最引起史學界議論的，就是剪裁蒲松齡如夢如幻的優美文字，用以虛構婦人王氏臨死之前的夢境。史景遷運用文學材料書寫歷史，當然不是要呈現實際發生的史實，不是婦人王氏的「信史」，卻可以引發讀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東，在歷史意識上觸及當時歷史環境的「可能情況」。

書寫歷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獻證據，假若文獻未曾明確提供材料，可不可以運用書寫想象去重新構築歷史場景？這就是現代歷史書寫最蹊蹺曖昧的領域，也是後現代史學不斷質疑與解構的關鍵。他們不但質疑史料經常不足，或是一批「斷爛朝報」，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歷史實況，令人更加質疑所有歷史材料的可靠性。像Hayden White這樣的歷史哲學論者，就在他的《元歷史》（Metahistory）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與檔案，都是具體的個人記錄下來的，一牽涉到具體的人，就有主觀的九_九_藏_書思想感情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歷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學客觀，做到巨細靡遺地記錄牽扯到人與事的複雜情況，而不摻入運用修辭邏輯的歷史想象。他甚至進而指出，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無大差別，都是運用文字，通過想象修辭的手段，與不同傾向的書寫策略，虛構出一個文本。這種推衍到極端的主觀書寫論，有其立論的根據與辯難的目標，很難斥為無稽，但卻故意扭曲了文學創作與歷史求真求實的基本意圖有所不同。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史景遷的著作不能歸入「後現代」的主觀虛構歷史書寫之中，因為他寫每一本書，都恪遵傳統史學的規律，盡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從中國史書方誌檔案到西方史志檔案，幾乎做到「無字無來歷」。他在連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歷史情況時，也明白告訴讀者，文獻材料是什麼，作者解讀的歷史「可能」是什麼，從不混淆視聽。

在校閱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即使是優秀的譯本，也難免魯魚亥豕之誤。若是筆誤或排印的問題，便直接在校閱之中一一更正。還有一些個別的小錯，是譯者誤讀了原文，我們便效法古人校讎之意，經過彼此核對原文之後，盡量保持譯文語句，稍作改譯，以符合原文之意。

翻譯實在是難事，連嚴復都說，「一名之立，旬月躑躅」，真要挑剔起來也是沒有止境的。我們作為史景遷系列作品的主編，當然要向原作者、譯者及讀者負責，盡心儘力，精益求精，作為學術功德，完成這項計劃，為中國讀者提供一套最為精審的譯本。我們也希望，讀這套譯本的中國讀者，要體諒翻譯的限制，能夠從字裡行間，感到原作的神韻，體會原作的慘淡經營，又能出以行雲流水的筆調，向我們訴說中國近代歷史與人物。故事原來都是我們的，聽史景遷說起來，卻是如此動聽，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入勝。

其實，在歐美真想了解中國歷史文化，也有不少西文學術書可供閱讀，從孔子到毛澤東，都有所論述，而且大體上都提供了史實正確的知識。讀者對中國近代有興趣，也可以從各類學術專著與教材，知道些翻雲覆雨的歷史大人物，得知鴉片戰爭肇啟列強對中國領土資源的覬覦與蠶食，得知中國從幾千年的帝制轉為民國政體，得知軍閥混戰與日本侵略，得知國共內戰與共產黨的勝利。耐下心來讀點思想史與社會經濟史，還能知道耶穌會傳教給中國帶來一些科學新知、早期中西文化接觸給西方啟蒙運動提供滋養、清代思想統治影響學術變化、明清以來人口流動與增長的情況、美洲白銀與農作物傳入改變了中國經濟結構。甚至會發現，原來有這麼許多學術專著討論中國近代歷史事件與特定人物，探討傳統社會生產與倫理關係的解體，研究政體改變與城鄉結構的變化，以及西潮如何衝擊文化傳統、思維邏輯與教育制度，等等。但是，對一般讀者而言，學術專著太深奧，教科書又太枯燥，陌生的人名、地名、事端、爭論，令人越看越紛亂，滿腦都是糨糊。實在不懂為什麼中華帝國會反對通商、反對自由貿易、反對門戶開放，不懂為什麼一向講究禮義和平的老百姓會突然變成革命群眾，不懂中國人民到底在想什麼。好像愈知道許多人物與事件，卻愈加糊塗，有如霧裡看花。

《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一書在1981年出版之後，鄭培凱立即以之作為講授中國近代史的輔助教材，並深深佩服史景遷駕馭紛繁史料的本領。此書不但資料剪裁得當，文筆也在流暢之中流露深厚的歷史同情，使得歷史人物躍躍欲出。鄭培凱曾自動請纓，向史景遷建議申請一筆譯書經費，翻譯成中文出版。他當時也大感興趣，認為由這個親自指導的學生迻譯成中文，應當可以掌握他的文氣與風格，忠實呈現他的史筆。然而，後來因為經費沒有著落，鄭培凱又教研兩忙，雜事紛沓，抽不出時間進行這項工作，只好放棄了一件學術功德，讓它變成「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逸事，回想起來，不禁感到有愧師門。這本書翻譯未成，倒是觸動了史景遷編寫一部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同時輔以一本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料選譯集的想法，商之於鄭培凱與李文璽（Michael Lestz）。這兩位學生遵從師教，花費了五六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項史料翻譯選輯工作，出版了《尋找近代中國之史料選輯》（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New York, Norton,1999）。ｒeaｄ•９９ｃsｗ•com

從政治大事的角度書寫歷史全相，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主流寫法，《春秋》紀事羅列重要事迹，《史記》敘事以「本紀」為經，「列傳」為緯，輔以表記志書，成為中國正史的寫作通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後來的各種「紀事本末」，雖在傳統史學體例之中另列一格，其實還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書寫。不僅中國史學傳統如此，西方史學從古希臘開始，也是以敘述「故事」為主。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糅合各種資料與傳聞，刪汰蕪雜，以「說書」的敘述方式呈現。古希臘文historein，本義是「問詢」，意即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的，「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太史公作《五帝本紀》，記述上古傳聞資料，也面臨類似的問題，自己還作了檢討：「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希羅多德之後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記述往古的傳聞頗不以為然，認為可靠的歷史只有當代的記錄，因此撰寫當代的戰爭大事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資料的「問詢」上有親身的經歷，還可以採訪許多身歷其境的當事人，得以對勘論辯。雖說著史風格有所不同，更加強調資料源的可靠性，但其呈現戰事發生的前因後果，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敘述。不論是司馬遷、希羅多德，還是修昔底德，敘述歷史的修辭手法，都是去蕪存菁，運用明暢的文字，講一個動聽的故事。到了歐洲啟蒙時代，吉本（Edward Gibbon）寫《羅馬帝國衰亡史》，還是遵守這個寫歷史「說故事」的基本原則。

近年來，出現了不少史景遷著作的中文譯本，幾乎包括了他所有的專書，質量則良莠不齊，有好有壞。有鑒於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劉瑞琳女士想出一個方案，策劃集中所有中文譯本，邀請鄭培凱做主編，選擇優秀可靠的譯本為底本，重新校訂出版。鄭培凱與史景遷商議此事，立即獲得他的首肯。廣西師大出版社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取得史景遷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譯版權，也讓鄭培凱感到可以藉此得贖前愆，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可以親自監督校訂工作，參与翻譯大計。然而茲事體大，怕自己精力有限，不能逐字逐句校讀所有的篇章，無法照顧得面面俱到，便特別延請了研究翻譯學的鄢秀，共同擔任主編，同心協力，校閱選出的譯本。

總而言之，以新角度新觀點來書寫歷史，拓展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或者指出傳統歷史書寫的局限與歧視，固然有其價值，但全相敘述的歷史書寫傳統，還是不該斷絕的。不僅如此，歷史研究雖然已經成為學術專業領域，卻也不能放棄學術研究的基本人文關懷，不能排斥學術通俗化的努力，不能把一般人有興趣的歷史題材當作沒有價值的老生常談，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艱澀魯鈍作為學殖深厚的借口。由此看來，史景遷既能著述宏觀全相的中國歷史，又能在歷史敘述的實踐上探索新的歷史研究領域，以生動的筆觸揭示新的觀點與問題意識，難怪可以雅俗共賞，也為中國歷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