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後李秀成被俘，審問者問道：「你的部隊已打到鄂省南境，再進一步就可使武昌動搖，甚至解安慶之圍，為什麼一聽到鮑帥（鮑超）來援，就不戰而退呢？」

李秀成是這樣回答的：「開始我的確想通過攻打武昌來解安慶之圍，但後來知道安慶之圍難解，又聽說鄂兵（即指鮑超的霆軍）太強，所以才不戰而退，此乃天意。」

這封批評口氣極其嚴厲的書信後為湘軍所得，曾國藩看了很是高興，說通過它就知道太平軍諸王不合，各自為戰，不相上下，湘軍勝利有望。

安慶戰役期間，天王洪秀全曾發布詔旨稱「替朕調撥交玉胞，業頒詔旗印四方」，似乎賦予了陳玉成以調撥軍隊的最高權力，但是這種授權被打了很大折扣，干王洪仁玕和洪秀全的那兩個膿包哥哥全都位居陳玉成之上。

自李ｒeａd•9９csｗ•com秀成進攻上海受挫，英法聯軍即禁止洋商逆江而上向太平軍提供武器補給，但糧食並不在此例。在《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中國向列強開放了內河通商，載運糧食的洋船更可以在長江上暢行無阻。在不少洋商看來，安慶缺糧乃是一個極好的商機，正好可以將他們船上的糧食賣個好價錢，因此不顧官軍勸阻，一直與安慶城內互通貿易，向太平軍出售糧食。湘軍水師雖控制了近城江面，可是也不敢得罪洋人，只得聽其交易。這就是為什麼安慶被圍一年多，城內卻依然沒有彈盡糧絕的原因。

陳玉成到桐城后，召章王林紹璋前去開會研究作戰方略，林紹璋竟以「糧草罄盡，官兵惶恐」為由拒絕與會，還擅自移營魚塘岡（據考證應為雨壇岡）。九-九-藏-書陳玉成致信林紹璋，批評他身居王位，卻反覆不定，導致將官不能用命，而且「殿下之兵，一戰未開，即行自退……輕舉妄動，自惑軍心」。

天王的猜忌狹隘，諸王的各懷心思，令陳玉成的指揮權十分有限，每戰他都必須與各軍首腦協商，一些部隊拒絕合作、不聽指揮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退一步說，就算是洪仁玕等人不干涉陳玉成指揮，憑陳玉成一己之力，要想再形成天國早期軍事上統一指揮的局面也難如登天。當時天國已封了十多個王，與陳玉成、李秀成封王時起到積極作用不同，自此開始的大封諸王可謂弊端眾生，胡林翼一針見血地指出：「太平軍封王太濫，諸王各不相下，不受節制，故行軍難有統帥；上游僅恃陳玉成，下游僅恃李秀成，非有節鉞之尊也。」

除了李秀成九_九_藏_書自己承認的聞鮑則退外，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李軍佔領武昌縣后，李秀成的部下曾在武昌縣附近截留了一批英國人的絲麻，希望以此與英方交換槍支彈藥。英國駐漢口領事金執爾為此登門交涉，將這批貨物要了回去。有人推測，金執爾交涉時，可能又重演了數月前巴夏禮哄騙威嚇陳玉成的故技，導致李秀成最終放棄了進攻武昌的計劃。

李秀成等人的自私和心不在焉，使得湘軍在贛鄂兩省重新佔據了主動，鮑超跟著李秀成一直追到江西，李續宜、劉岳昭等部合力進攻仍堅守于黃州、德安的北路西征軍，武漢已經安如磐石，湘軍可以一心一意繼續圍攻安慶了。

可惜的是，李秀成和李世賢相似，關鍵時候私心太重，蘇浙是他們的根據地，無論參加西征還是沿途招兵，首要出發點都是為了維護蘇浙根九*九*藏*書據地：戰局順利或實力增強，就要回去經略浙江，實現他們把蘇浙根據地聯成一片的計劃；戰局不順或北路西征軍需要直接支援，往往就畏畏縮縮，保存實力，乃至拒絕施以援手。

倘若這種情況繼續延續下去，城內接濟不斷，哪怕再圍個一年也不會有什麼成效，「安慶永無克複之期」。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曾國藩思考了整整兩個月，之後突然開了竅。

林紹璋是個草包王侯，他的作用與李秀成無法相比。從安慶戰役期間湘軍繳獲的太平軍「偽文」（作戰命令、通報等文件）來看，陳玉成曾通過天京方面給李秀成下達命令，讓他北渡援救安慶，但命令並沒有能夠得到執行。當然，問題不在於是否一定要李秀成直接過江救援安慶，如果他能在湖北堅持進攻武昌，或在皖南堅持進攻祁門，甚至在江西不東一榔頭西九九藏書一棒槌，牢牢盯住南昌打，也間接具備了為安慶解圍的性質。祁門、武昌、南昌，這三個地方，只要痛擊一地，或同時痛擊其中的二地、三地，必將導致湘軍更大規模的分兵，到時解安慶之圍還會困難嗎？

缺乏「節鉞之尊」，就得像李秀成一樣，全憑同事之間的個人關係調度軍隊，但根據湘軍掌握的情報，英王陳玉成除與干王洪仁玕的關係不錯外，和其他王包括忠王李秀成在內，全都是貌合神離，各王對陳玉成也是「表面敬畏，內心嫉恨」。

李秀成自從在羊棧嶺敗於鮑超之後，就對鮑超心有餘悸，見到總是繞著走。聽聞鮑超回援，他的第一反應就是避戰，先前李世賢在樂平、劉官芳在祁門落敗的消息，又讓他產生了江浙歸路可能被切斷的擔憂，於是不等與隔江相望但音信不通的賴文光取得聯繫，便下令全軍原路東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