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約十四歲）有我的人生思想，極其與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這亦是受了父親處處以「務實」為其一貫的主張影響而來。因為幾十年一次一次的國難國恥給父親的刺|激，使他體會到西人所長正在務實，而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講些無用的虛文所誤。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詩詞文章、漢學考據、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經把中國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裏簡直是深惡痛絕，但態度溫雅，從不肯開口傷人。當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時候，我馬上很起勁地跟著他走了。

貞潔禁慾，慷慨犧牲皆屬人情之一種。人情與人情可能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同。父子兄弟階級成分是一，而那個是官迷，這個是革命黨。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嚴，其實恰巧相反。如《自學小史》所述，父親給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講戲。父親喜看戲，即以戲中故事情節講給兒女聽。（二）攜同出街購買日用品，或辦些零碎事，教我們練習經理事務，懂得社會人情。（三）關於衛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體的許多囑咐，卻沒有給我講過書。我在父親面前（在母親面前更不必說）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迫。他從未以端凝嚴肅的神情對兒童或少年人。在我整個記憶中，沒有挨過一次打，我們在父母面前幾乎不曉得什麼禮貌規矩。當十四歲后二十歲前那時候，父子思想見解非常相合，父親最喜歡聽我發議論。二十歲以後思想見解不相合，每天看報必談時事（大局政治、社會風教），每談必然爭吵。吵得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以上均見《年譜》后我所作《思親記》）

不恥惡衣惡食。

近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激起了中國人的愛國和維新，我父親和我的一位父執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約當1890～1910）那段時期熱心愛國而勇於維新的人。那時愛國維新不是容易事。他們具有的一種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麼？反抗親戚故舊一般流俗的竊笑與非議。流俗總是瑣瑣碎碎只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問他事；流俗總是安於庸暗，循常蹈故，沒有一點自己的識見。我父與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樣激昂奮發，爽朗表示出來，在含蓄謙遜之中而義形於色，給人印象更為有力。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環境以及所受教育這一切，現有參考資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遺書——《桂林梁先生遺書》（192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譜》一卷就敘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1942年我在桂林應《自學》月刊編輯之約所寫《我的自學小史》，則十八九歲以前的我完全可見。又如1933年在鄒平有《自述》一種，系我口述經同學們筆記而出版的小冊，則連後來如何作鄉村運動亦講到了。資料既多，反而現在不大好寫，只能摘取幾點與當前作檢討密切相關的說一說（當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話）。假如要查考其詳，好在有原書在。

我們應當對於社會發展有一種深刻認識：固然社會發展全要在社會生產關係——它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上看，但其同時人類心理所起的變化正有加以體認之必要。因為只有從這種體認上乃更深切懂得社會發展是怎麼一回事；然後什麼是封建，什麼不是封建才可分清。否則，在幾大類型之中推來推去，無助於思想之清明，只是更加混亂而已。

講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關於我很早一度熱心社會主義的事，見於《自學小史》第十一節，舊著《鄉村建設理論》亦提到。當時所寫《社會主義粹言》一稿曾自己油印幾十份送人，現在早已不存。只民國十二年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有一文以《槐壇講演之一段》為題，說到當初思想上如何反對私有財產私有制度。記得曾引起杜國庠先生（北大同事）的注意，為此談過一次話。說「當初反對」不是說後來不反對。後來致力鄉村建設運動，主張從農業引發工業而反對從商業里發達工業（反對資本主義），要有方針有計劃地走向社會主義，當然還是基於早期思想。不過中間轉變到出世思想，就把社會主義完全沖淡；其後雖從出世而又回到世間來，但是把一切放得很平，沒有當初那種激烈感情了。

父親四十歲入仕，但那個官——內閣中書—九_九_藏_書—是沒有俸米俸錢的（好像聽說翰林亦如此）。除末后改官民政部其間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歲之前和后約近二十年都靠筆墨為生。根據父親自記「八九年間約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話，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兩銀，每月有三十兩銀光景。

（以下缺失）

士人或為師或則為賊。

第一，我沒有讀過中國的「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沒有在我小時經老師教過，只是到後來自己選擇著看過而已。這在與我同樣年紀又且同樣家世的人所絕無僅有。不讀經何以這樣早？那自然是出於父親的主張。如《我的自學小史》所述，我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而入中學，在其間很早讀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書了。有人誤以為我受傳統教育很深，其實完全沒有。

思天下之有飢者由己飢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在這裡有順便交代說到的一點，就是很多知識分子作檢討常常不免有個人主義、小資產階級向上爬的心理和貪圖資產階級的享受等等問題，在我身上差不多沒有的。這從前面敘說之中已經可見，不過亦可把我少年時的一種古怪脾氣就此補說兩句。

因這年南北軍戰于衡山，當北軍潰敗時我恰在湖南遇著，有感而出此。記得辜鴻銘先生撿起一冊看了，抬眼望一望我，說了一聲「有心人！」胡適之則於事隔一年後對我說，他看完小冊在日記上這樣記著：「梁先生這個人將來會要革命的！」（胡氏此語曾於舊著引用。）咳！革命二字太慚愧了，不安於書房雅靜生活是真的。

我常說我一生思想約分三期：第一期可說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說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轉回到中國思想。所稱第一期即從上面那種觀念開端，加以深化，加以組織而成。

惡莫大於俗，以俗為恥。

士尚志。無恆產而有恆心唯士為能。

從似乎不知有我到有我，從有我又到無我，如是轉出轉進，轉到現在並沒有完，總之是一層深進一層，在這問題上還要轉，但我們則不必說遠去。

十四歲入中學后，大部分精神都用在課外讀物上。換言之，完全以自學為主而不是學習功課作一個普通中學生。我當時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的《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和他編的《新小說》（月刊雜誌）全年一巨冊，以及其他從日本傳遞進來的或上海出版的書報甚多。再往後（1910年）更有梁任公的《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和上海《民立報》（屬革命派）按期陸續收閱。這都是當時在內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有的豐富財產。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設法得來，十分之九是從父親或父親的朋友得來。深有自學興味的我，有了這些資料，便「寢饋其中」；自學之遂成在此。

因此我更不應該輕易承認。

於此有一證明：就在1917年尾，我到北大任課不久時候，我寫《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印成一種小冊子到處分送給人，向全國呼籲組織「國民息兵會」以遏止南北戰爭（此文收入《漱溟卅前文錄》，商務印書館出版）。

當初不止不要哲學，甚至於根本就把講學問看輕。——重事功而輕學問。後來這種錯誤觀念雖得糾正，但依然不甘為學者而總是要行動。三十年前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時，我主張重振古人講學——特別是明儒泰州學派那種講學——風氣，而要把它與近世的社會運動合而為一，意正可見。這或者是從八九歲便參加那些在街頭散放傳單（例如為美國虐待華工而倡導抵制美貨）的種種活動有關係。綜觀四五十年間，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說改造社會就要下鄉，說抗日就要到敵後工作，主張從聯合求統一就奔走各方……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第二，我讀那個中學經五年半而畢業；我所受正規教育即此而止，沒有再升學。我雖然後來在大學教過書，卻先沒有在大學讀過書，更沒有出過洋。為什麼不升學呢？就在臨畢業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傳入學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動。接著便同朋友們辦報，作新聞記者；接著便轉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間學問（此時只有二十歲）。所以到今天依然不過一中學生而已。傳統舊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來新式學校教育亦有限。

就在司法部任職之時，蔡元培、陳獨秀（文科學長即現在的文學院院長）兩先生邀我給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這又是我想不到的事。當時一時難兼顧，轉請許丹先生代課。1917年暑后我才接任，後來又兼著講儒家哲學，就這樣在北大有七年（1917～1924年）。這算不算我的職業呢？連續七年以此為生，似乎要算是我的職業了。然而我的講哲學，正像我自己說的話是「誤打誤撞」出來的，當初既非有意講它，後來亦無意就此講下去。且不說旁人認我夠不夠作哲學教授，在「不甘為學者而總是要行動」（語見前）的我，絕不承認這就算是我的本行本業。

讀者從以上說的家世出身和生活來源，對於我家的階級成分可有些估計捉摸了。

某雜誌年終為年初徵文，問你今年作個什麼夢？我答：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著預期目標而前進。

有志業而無職業，一生都從志願和興趣出發而工作著。工作不是負擔。

據我體認，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不同階段上，人類心理正在發展變化不同。其間有如近代資本社會這階段的變化特別值得重視。近代資本社會很明確地各個人自有其財產，人們各自圖生存，而且在經濟上彼此可以自由競爭。這都是划然不同於前的一些事情。人類心理的新變化就建築在這新基礎上面。在這以前，每個人總是托存於一個單位（大小種種不一）之中，財產大半為那個單位所公有，以共同對外求生存，難得自己一個人處分之；單位內大抵沒有競爭，單位與單位之間有競爭亦非自由競爭。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中世紀人的生活比較有保障而安定的緣故。然而人對人的隸屬關係或人對人的依附就伏于其中，多數人無自由，亦難得有個性表現。什麼叫封建？這就是封建。造成封建局面而支配于其間的則是宗教與武力。封建社會中人（不管是領主或農奴或其他）一般說自覺心不夠明強，更談不到有理性地自作主張，獨立活動。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就正在打破那些單位，個體從集體中透露出來；其心理變化即所謂「我的覺醒」，實以「宗教改革」開其端。繼此而起的一連串運動，為歷史家所稱為「啟蒙時代」或「理性時代」的那整個時代，總不過在表現這種心理變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雖為今天趨向社會主義而彷彿不足取，在近代之初卻具有絕大進步性，因為打破封建正在此。

志不在溫飽。

鴻一之言：夠味不夠味。沒有人味。過癮不過癮。

我常說：我從無意講哲學，我是不知不覺走入哲學之中，經人指明而後才恍然「原來這就叫哲學」。其所以無意講哲學，就為當初把文學哲學那一類東西都認為無用而排斥之故。所謂不知不覺走入其中，即是從最初那種實用主義不知不覺慢慢加hｔtps://reaｄ•9９ｃｓw.coｍ以深化，加以組織。

說到行動，一個人在幼小時自難有多大自己主動性可言；但由於父親啟發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動之故，養成了我在行動上的自主性。在學業上只讀到中學而止，不再升學，就是行動上自主自決的表現。而這一決定又實源於學業上很早便是自學之故。幾乎從幼年時起便在學業上是自學，在行動上是自主，到後來在自己一生表現則為有志業而無職業的一個人。關於有志業而無職業的話容后說，先把自學的話說一說以結束上文（講我所受的教育）。

從十八九世紀以至於今，社會生產力飛躍地空前提高，每一年間的發明創造要比過去每一千年還多，正得力于個體生命在新社會構造中所起的這種變化。——這種變化原亦是自有人類以來所未有的。

但毫無疑問，父親對我的影響極其大。因此在《自學小史》裏面，所以特有一節敘述父親，還特有一節敘述我的一位父執彭翼仲先生。父親給我的影響可分兩面：一面是消極的，就是《自學小史》中已擬出題目尚未寫的《父親對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節所準備說的父親如何給我充分機會讓我創造自己；另一面積極的，就是從父親的人格和思想給我一種感召和暗示。

父親二十七歲中舉，並於是年結婚。我母親亦出於「書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樣讀書能文；所以其後清末維新時，北京初創女學堂，曾出來參与其事，並擔任國文教員。母親帶來陪嫁的財物倒很有一點。據父親自記：「余幼無恆產，而今較之則有屋可住，有塋可葬；此屋與塋多半由夫人春漪奩中物毀變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學費有時不足亦求之於母親的妝奩（兩妹均系師範公費畢業不用什麼錢，哥哥去日本留學是自費，就用錢多點）。

何以說我一生有志業而無職業呢？通常一個人總要在社會上有一種職業而後能生存；少時求學即所以為後此就業作準備。但自己如何求生存這問題在我腦中卻簡直像沒有出現過。佔據我腦中的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當前的中國問題；還有一個則是普遍而淵深的人生問題。父親似乎頗為我慮，但他反對作「自了漢」的思想啟發我在先，到我「高談大睨」起來，拒談自己謀生之事，父親亦只好不管了。從革命而作新聞記者；那個新聞記者幾乎沒有收入的，不是作為一職業在做。隨後轉入社會主義思想，又轉到出世思想，對於個人謀生說乃愈去愈遠。倒是在傾心佛法準備出家的那三年（1913～1916的上半年），想兼學些醫術以矯和尚們坐享供養之偏弊。一面讀佛典，一面讀醫書。除了中國舊醫書之外，向上海丁福保醫學書局購取大批西醫書報，研究甚勤。《自學小史》中預擬「學佛又學醫」為題而未及寫的第十三節正指此。不要說後來沒有出家亦沒有行醫，出家了又怎算一項職業呢？

讀者從前一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於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學者，而相反地我為了中國問題忙碌一生，從不自認是個學者；我自以為革命，卻又實在未能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一起；說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立場吧，又一直在策劃著走向社會主義而反對舊民主。究竟我是什麼立場呢？（附註：可以回答說，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士人的立場。如所謂「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如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所謂「志在溫飽」等便是。）現在且從家世出身、生活環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來檢討看看。

當我九歲那年（1902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創辦《啟蒙畫報九_九_藏_書》出版；這就供給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學資料。如《自學小史》所述「我從那裡面不但得到了許多各科常識，並且啟發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響我到後來；我覺得近若干年所齣兒童畫報都遠不及它」。《啟蒙畫報》先是日刊，隨後改旬刊；而同時別創《京話日報》一種。講到北京報業史，這要佔第一頁。它用白話文（遠比胡適的白話文運動為早），意在以一般市民為對象，而不是給所謂「上流社會」看的。內容有新聞，有論說。新聞以當地（北京）社會新聞為主，約佔三分之二；還有三分之一標題「緊要新聞」，則包涵國際國內的重大事情。論說多半指摘社會病痛，時或鼓吹一種運動，所以甚有力量，對社會發生了很大影響。但初時風氣不開，被呼為「洋報」。取價雖廉，而一般人家總不願增此一種開支。先靠熱心人士出錢訂閱，沿街張貼，或設立「閱報所」、「講報處」之類，慢慢推廣。堅持到第三年，而後才發達起來。然主要還是由於鼓吹幾次運動，報紙乃隨運動之擴大而發達的。第五年報紙被封閉，彭先生被發配到新疆，這些事今不及談。主要說一句：《啟蒙畫報》出版約滿兩年，是我十歲內外的好讀物；《京話日報》首尾五年，是我十四歲以前的好讀物。它們都是非常有生氣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所以後來卒于發起作鄉村運動，作起鄉村運動來，倒是愜心恰意，彷彿「這才是我的行業」！當初所謂「重振古人講學風氣而與近世的社會運動併合為一」那句話，至此算是滿了願。假如社會各行各業之中有此一行業，我倒願以此終其身。但這明明是我的志業所在。有志業而無職業，或者說以志業為職業，好像有人說「職業革命家」那樣，實是我一生與通常人不大同之一點。

從二十幾歲一直到現在，我對一切事情（大事小事）總像是存一種「不敢不勉」之意，前說義務、任務觀念指此；一面自己不敢懈怠恆有所儘力，卻一面又勁頭兒不大。其不能革命而卒落於改良，或者與此有關。

有人以為我既不是無產階級思想，而反對舊民主（西歐憲政）又不像資產階級思想，大概屬於封建型；再誤以為我眷戀舊中國社會，便斷言我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我想我不能承認。前不久看到這樣幾句話：

社會生產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財產私有——特別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就不再促進社會生產力而相反地是扼制了它，那麼，歷史就要轉入社會主義階段。而此時呢，從一個人在社會裡面的心理表現說，「個人本位」「自我中心」在當初算是好的，現在亦已經變為要不得。當初之所以好，因為它對治了封建，那時它是進步的而封建是反動。現在之所以要不得，是因為從個人營利、自由競爭而發達起來的資本主義此時已走入獨佔或壟斷，而多數人被奴役著，抬高了的個人權利又大大妨礙著社會全體。當初唯恐其沒有「我」，而今卻落於「有我無人」。在那時它是葯的，到現在它是病了。這樣，心理狀態即到非變不可地步，而實則一新的心理或一新的精神亦早在不知不覺間培養著而預備好了，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心理或精神。於是社會本位代替了個人本位，忘我精神代替了自我中心，社會主義競賽代替了個人謀生逐利的競爭……一切不同於前。人的生命在此新社會裡面所起變化是比前次更深進一層的；它具有無比偉大的力量，對於提高社會生產力提供了不能再好的條件。這不必遠征蘇聯，即在新中國的公營廠礦中其氣象驚人已經可見。

回憶十六七歲時我很喜歡看廣智書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書牘和三星使（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書牘，圈點皆滿。而尤其愛胡公與郭公之為人，正是由於受父親影響。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種俠氣熱腸人對大局勇於負責的精神，把重擔子都攬在自己身上來，有願力有擔當，勞怨不辭。郭公主要是代表獨具深心遠見的人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與流俗同一見解，雖犯眾議而不顧。我父和彭公的行動和言論，幾乎無時不明示或暗示這兩種精神；我受到啟發之後，這兩種精神亦就幾乎支配了我的一生。並且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我總認為中國革命運動是愛國維新運動之一種轉變發展，不認為是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爆發；我總認為是先知先覺仁人志士領導中國革命的，不承認是什麼階級領導；所有那些見解亦都源於此。

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負擔。

好高好怪，苦行頭陀。

我少年時有一種反對闊綽享受的心理；古人說「不恥惡衣惡食」，我則以美衣美食為恥。父母兄長皆愛看京戲，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對。除幼小時可不計外，似記得我看戲是在司法部任職那一年才自己開禁的。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築最闊的大戲院），像「真光影院」（較早的闊電影院）那種車馬盈門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覺得我若廁身其間將是莫大的恥辱。哥哥的心理與我不同。他愛享受而喜歡作官。記得有一次（約在1911年）我與母親在屋內談話，哥哥從窗外走過，母親嘆道：「那一個是官兒迷，這一個就是革命黨！」二十歲傾心佛法以後，茹素不婚。雖然到二十九歲還是結婚了，茹素則一直到今天已有四十年。後來喪偶，又曾十年不續婚。1942年住桂林穿山，有人稱我是「苦行頭陀」，有人說我矯情立異。矯情立異在少年時是有的，壯年時已經放平。在人生思想上，除所謂第一時期而外，四十年來我一貫反對從慾望出發，而支配我行動的大抵是一種義務或任務觀念，至少主觀上如此。

綜合以上所說，試作一論斷吧：究竟我過去算是一種什麼立場呢？

我的曾祖是進士，「榜下知縣」。在今河北定興、遵化等處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罷官。罷官后，無錢而有債。債務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歲中舉人，先作京官，因窮而自請改外。——照例外官有錢而京官則窮，通常有「窮京官」一名詞。債權人索債，有「好漢子還錢」一句話；祖父便刻「好漢子」一塊圖章以自勵。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兩年就病故了。病故時不過三十六歲，我父親那時才八歲。這樣回到北京，當然很窮。幸賴我祖母是個讀書能文的女子，就自設蒙館課兒童，收點學費度活。父親先在一義塾讀書求學，到二十歲那年便接著在義塾中教書。此時祖母在家設館，父親在外就館，薄薄地各有束脩收入，據說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時候了。

就在不放棄出家之念時，無意中被邀出任1916年（倒袁后）南北統一政府的司法部秘書。那時同任秘書的有沈鈞儒先生。沈老是有他的政治關係；我不是。我一半為幫忙關係，一半實迫於家庭負債而出。官吏雖是一種職業了，但這種出其不意的官，本不想以此為業，又沒有擔任好久（至次年離去），似亦算不得我的職業。

我曾說，我只是一個自己有思想又且本著自己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其他都說不上。（——見《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古人講學與近世社會運動合而一之。

一向反對享受。第一舞台、真光影院入之為恥。

但一個人自己檢討是不夠的，還得要識與不識的朋友們幫助。記得1950年我初到京，便發覺社會風氣有些變好——包含著許多個人的變好。起初我想這是共產黨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黨員一團員）在共產黨領導下不到兩年變得與以前完全兩樣。他們當初那種大小姐大少爺的氣息和行徑竟不知何處去了，而都自覺自愿地朴樸實實地站在各自崗位上為人民服務而辛苦工作著。見到毛主席我提出來說我真感謝共產黨；不然的話，我是沒有這本領把他們變好的。毛主席音調很重地答我說：「……不是共產黨！這是靠了人民。」我聽了當他是照例的謙詞。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這話是真的。什麼事非靠群眾不行，共產黨亦是靠了人民群眾才成功。我今作檢討，如有疏漏遺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錯誤之處，還請遠近朋友們幫忙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