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年（1913年）國會被袁世凱非法解散，到民國五年袁倒黎繼，乃又得恢復開會。然而當年國民黨和進步黨兩大黨的局面卻沒有隨之恢復。這是何故？

據我記憶所及，臨時參議院遷到北京初期，議長還是林森。譬如袁世凱作為臨時大總統來向臨時參議院宣誓就職的那一幕，我是在場的。當時便是在林森主持下舉行此典禮。其後在何時改選議長，我不能明確言其月日，但記得似乎相隔不甚久。譬如李著說統一共和黨當時佔有二十五議席，同盟會、共和黨各四十余席，而我記得在議長選票上，統一共和黨只掌握十幾張票。左右兩方各三十幾票。其數字均少於李之所說。可能是李說的數字為其後新組成分子陸續全部到齊之數，而議長之改選較早。

大家一心制憲自是好事，但不過初念如此。臨到事實上，處在政局中，權勢鬥爭仍居第一位。原非組黨的這些集體仍然起著政爭工具作用。最後又是政爭覆滅了國會。國會再度被解散，憲法還是沒有制定出來。其詳就非本文所及了，這以後，國家大局日益惡化，軍閥勢力高於一切，只能從其時政治上人事彼此分合之間見出種種派系，無政黨組織可言，過去兩黨卒不再見。至於北伐時的國民黨乃是又回到革命黨的路上，與前非一事。

關於民主黨、共和黨等幾多小黨合組進步黨的事情，我不清楚，這裏不敘。但我記得其成立是稍後的，而眾議院議長之大爭奪戰實有以促成之。當全國議員選舉揭曉時，參眾兩院議席均以國民黨佔過半數。在總名額八百多人中號稱五百多人。但其具體數字極難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夠鮮明確定，各黨派既爭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機心理。我曾目睹此拉扯及投機之活劇。當時北京有東西兩車站，除內務部主管方面為議員到京設有招待所，並派員在車站迎候外，各黨亦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幟在站候接。每見每議員下車，則招待人員蜂擁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拉到自己的招待所為勝利。某人的黨籍即以其住入某黨的招待所為定。頗有住入甲招待所數日後甚至一二月後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內幕花樣甚多，無非金錢酒食拉攏，可不必講了。

陶著說，此時「國民黨已經名存實亡」，其實顛倒了，應該說它名不存而實尚未亡。此時孫先生所領導的名為中華革命黨。在京的議員們分化為幾個單位，即如老同盟會人物亦用了丙辰俱樂部一類名稱，更無人肩著國民黨這招牌。然而正如我在前所說「雖無舊黨形式，固未嘗忘情于舊黨」，彼此言論主張仍多從同，甚至行動上有聯繫。同時不要忘記自由散漫原是此時的風氣，其不盡一致是不足怪的。

說到此，我又記起了一段故事，無妨補敘出來，那就是宋教仁曾密訪梁啟超的事情。當唐內閣去職而宋尚在北京之時，他主要是布置改組，迎接大選，以謀政局之新開展。他不單照顧家裡的事，還照顧到各方面。主要的如掌握實力並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是一方面，作為言論思想界的權威並代表右翼政黨的梁啟超又是一方面。宋都希望把他們納入他所夢想的憲政軌道，彼此在政治上和平競賽。他之所以和趙秉鈞往來屢作深談，即是對袁的一方作功夫。同時他又訪了梁。梁過去曾阻撓革命，此時為革命派所看不起，亦復自覺臉上無光。宋獨向他表示彼此應以兩黨輪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勵。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後梁若當政則他願在野相助，否則，他出來時請梁善意監督。這原亦是梁的夢想，對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後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九*九*藏*書已。由此可見兩方人物早有其共同的思想意識，其或離或合只看環境形勢。

然而改組運動大非順而且易，險些不得成功。

當1911年革命后，國內政治上十分活躍，大小黨團紛見雜出，離合無定，誰也難言之無誤。而且在今日詳切言之亦無何意義。但今之修史者于其當時情勢變化之大端，卻非胸中了了，論列明白不可。可惜李著、陶著兩書之所短正在此。

本來清季在中央已經有了資政院，在各省又有了諮議局，政黨便已見萌芽。然而這總不外乎走君主立憲一路的。而當時主張革命，要推翻清廷的，便是與之對立的另一路。1911年革命之獲得短期收功，並非一方面之力，此固人所共知。同時更須知道，孫、黃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雖於此居主要地位，而其本身卻又是走革命一路的幾多團體合組起來的。革命一旦成功，其本身又起分化。所以從全國來說，只見其分合變化，很少見有單一組織慢慢發展擴大的情形。黨派的名稱說之不盡，分合變化說之不盡，我們只能從大形勢上以左翼、右翼和中間來分它。同盟會當然算左翼，舊立憲派為右翼，恆居於左右之間者為中間派。革命之初，同盟會當然得勢，臨時參議院中黨派單位約不下於五個，或者還多，而同盟會終究為第一大黨。

張公鎔西是我先母的堂弟，所以我稱他為鎔舅。然而他的外祖母卻又是我先父的親姑母，所以他又稱我先父為表舅（在親戚關係上是重疊而交錯的），並自幼師事先父。1916年倒袁后，他出任南北統一內閣的司法總長，引我為秘書。其時同任秘書者有沈衡山（鈞儒）及席、楊二位。

此文出於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之先，經由申伯純副秘書長面呈周總理閱過，又經沈衡老證明我所述事實無差誤。但在文章刊出后，我卻又弄清楚了其間某些問題或情節而來不及補充或修改。茲特分別補敘於後——

應該指出，李著第十二章第二節題為「國會恢復后的黨派形勢與政潮」，陶著第三冊有題為「國會中黨派分化和轉化的簡單輪廓」一段（其中陶因襲于李，只加以簡化），其所說幾乎全無是處，例如說「進步黨領袖提出不黨主義」，梁、湯一向迷信政黨政治，其一時不黨（如上述）則有之，何能有此「不黨主義」？且進步黨領袖又何能同時使廣大國民黨議員為之景從？又說梁為憲法研究會，而湯為憲法討論會，很短時間複合併為一，皆不符於事實。以我見聞所及，憲法討論會始終以江天鐸（粵人，國民黨）、孫潤宇為代表，曾未聞有所合併。觀于李著譏笑梁、湯原是一家人何必分開，疑訝「研究」與「討論」到底有什麼區別等等的說話，正顯露其于當時情勢變化之由來隔閡無所知，誤有所聞而不能辨其誤。

臨時參議院的重要任務，除了產生臨時政府之外，就是制定國會組織法和國會議員選舉法。即在制定這兩部法律之時，各黨派為了應付將要到來的大選，都在忙於黨務。質言之，就是儘可能併合來以利於競選。於是後來在國會中就出現了國民黨和進步黨兩大黨對峙的局面。本文這一段將主要說一說同盟會之改組成國民黨。

據我所知，當八百多議員被袁強迫解散后，不少頭腦較清醒而於國家大局具有責任心的人皆有所後悔。第一後悔不應先選總統——把有關總統一章從整部憲法中抽出來制定，並選出袁的正式總統。更則後悔不該在制憲過程中牽于黨派成見，多所爭執，耽誤時光，以致久久未完成制憲工作，實無以對國人。及至袁倒，醞釀復會，咸有懲前毖後之心。當群集上海，將次入京之時，即互約彼此虛懷同心以制憲，在制憲期間把黨務暫時擱起來。一時風氣如此https://read.99csw.com，兩大黨以至其他黨的招牌遂不見於北京。不過事實上，于議場外聚合一些熟人商討問題，總不可免。於是不厭其雷同近似而有「憲法研究會」「憲法討論會」「憲法商榷會」等名稱出現。或者隨便使用個「丙辰俱樂部」（這一年是丙辰年）、「韜園」「益友社」……為名。甚至不立名堂，只就其聚會之地而說「張寓」。總之一句話，不取組黨形式，亦實無意乎組黨。其聚合一堆的大抵還是舊日同黨的人，雖無舊黨形式，固未嘗忘情于舊黨。

國會開幕，當然要先選出議長來，方談到其他之事。然而眾議院多次開會，幾次投票，時間拖至一個月之久還沒有議長產生出來。爭奪之烈特見於眾議院者，一則其權重，又一則其議員年輕，多新出人物。若參議員大半資歷老，不易收買其脫黨了。必須把國民黨議員收買脫黨，而後減少其議長選票，增多此方選票。議員聲明脫黨啟事紛紛見於報紙。尤其是當時的《民視報》（其後公民黨成立，即為該黨御用報）滿載於頭版，數之近百數。就這樣，眾議院議長卒為進步黨湯化龍（正）、陳國祥（副）所得。只有參議院議長早早選出了國民黨的張繼、王正廷。

清帝宣布退位之後，同志們放下了手槍炸彈，在天津同時有兩家報紙出版，是屬於中國革命同盟會的。其一名《民意報》，主其事者為趙鐵橋（四川人）；又其一名《民國報》，社長為甄亮甫（元熙），總編輯為孫浚明（炳文）。我為《民國報》編輯之一，並從事外勤採訪工作。此報不久遷到北京出版，末後由國民黨本部派湯漪接收改組，我就離開了。

這裏所說的民國初年，指1911到1917年的一段期間。我是1893年生於北京的，民國初年不過二十歲內外。但我已經有機會親自見到那時政治上一些事實了。首先這是因為我參加了1911年的革命運動，于清帝退位后隨革命同志們創辦報紙，曾任外勤記者。再則，我又與當時政治上人物之一的張耀曾先生（鎔西）關係甚密，曾一度擔任他的秘書。

如上所說，為了適應中國要走資產階級的憲政道路而左翼改組出了國民黨，為了對抗國民黨而右翼形成了進步黨，為了進步黨尚不能直接地為袁用，袁部下於是又搞出公民黨。當時黨派情勢變化發展之大端就是如此。但其後又出了新變化。

以我個人記憶所及，此次改組，內部爭執甚大。蓋非止放棄了革命方略，還放棄了革命的宗旨目標。同盟會會章的宗旨一條，原為「本會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而國民黨黨章則改為「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了。只不過另外在政綱五條之中，列有「注重民生政策」一條。這明明是以社會政策代替社會主義，以改良代替革命。再則，同盟會原有女同志，而新黨章卻不收女黨員。這一變動亦非小，都要算最引起爭執風潮的問題所在。不止孫先生很難同意這種改變，許多老同志很難同意這種改變，凡富有革命性的人俱都激烈反對。然而在改組派卻認為既要應付當前大選，爭取作憲政國家大黨而改組，非這樣改就不能廣結同志（吸收四個小黨首先是統一共和黨），就不能多得選民，就只有自陷於孤立，讓敵黨坐大，所以又是堅持斷斷乎不讓步。經孫、黃考慮，勉勉強強定議之後，猶有人蓄意搗亂，破壞其事。改組成立大會分在上海、北京兩地同時（1912年8月25日）舉行。據聞上海的會就以當場爭吵一鬨而散。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從當時的臨時參議院取得一種證件可以隨時出入于旁聽席，並向秘書廳作採訪。又如國務院等機關和各黨的黨本部亦是常去走動的。而不時晤及張公，亦能知道一些事情九九藏書。雖雲事隔四五十年，有些亦還記憶差不多。近來見到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關於這一期間政情敘述頗有錯誤和疏漏不明之處。複檢看較早些年出版的李劍農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其錯誤疏漏之點如出一轍，乃知陶誤蓋因襲于李誤。偶與鄭天挺教授（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亦曾一度為張公任秘書）談及此情，據他說不只李、陶兩書有此誤，還有其他書亦如是。我因寫此文，借供史家採擇。

這新變化是什麼？當正式國會末期，憲法未成，而袁世凱卻取得了正式總統，他便悍然來干涉制憲。制憲原為憲法會議之事，國民黨、進步黨（還有其他）的一些有頭腦、有心肝的人士正集於天壇，靜心致力於此。他們很想本著他們的信念為國家效勞，不能不驚心於野心家的破壞威脅。他們恍然認識到野心家（袁世凱）是真正的敵人，而他們彼此間還是在思想信念上可以合得來的同志。於是以張耀曾、丁世峰（佛言）為首的兩大黨一部分議員（可以說兩方議員的精粹吧）攜手合組了民憲黨。這已是臨到國會被袁解散的前夕了。

其實張耀曾正是同盟會內定的議長人選，因為林森不想幹下去——既不幹議長，亦不幹議員。至於吳景濂是何許人，這裏亦須說明一句。若論品德、才氣、學識，他無一可取。十一年後（1923年）他正是在國會中為曹錕包辦賄選總統的人，卑劣無恥到了極端，此時則惡跡未著而已。他是奉天（遼寧）人，而在統一共和黨的十幾票中（譬如說十七票），他們東三省同鄉卻佔十票以上（譬如說十二票）。他身材高大，其頭尤大（所以俗稱吳大頭），年齒亦較長，在十多個東三省議員中便成了領袖。其取得議長的由來不過如此。

（二）宋遯初（教仁）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吸收四個小黨派組成中國國民黨后的實際領袖人物。他有心出面組閣當政，非止與趙秉鈞親切交談，而且有一段時間住在趙家中，接受袁贈的某銀行支票簿，可以自己隨意填寫支取銀款。據聞宋離京南旋，曾支用二三百元小款而交還了支票簿。其行動頗有分際，不即不離，其為袁所深忌而必欲殺之者正在此。——袁不殺宋，宋將依國會為後盾以組閣，袁且落於受制而無能為也。

本文旨在說明民國初年政治上黨派情況。黨派分立之勢，大抵因議會制度而形成的，本文即從臨時參議院之時談起。

「政學會」是其中稍晚出現的一個，而延續卻稍久，本文將於後面個別敘說兩句。這裏繼續說總的形勢。

對於國民黨的聲勢最動心、最感到不能相容者莫如袁世凱。所謂拉議員，爭議長，各黨派皆是對國民黨而拉而爭。各黨派之拉與爭似乎各為其黨，而在背後資助並運用之者都是袁，其所收效果亦都為袁所享有，此外任何人無所得。可惜當時那些聰明人如梁、湯等皆不悟。由於其對方是一，而此方後台又是一，所以就促成了此方合組進步黨。然而進步黨究竟還只能間接為袁用，不能直接為袁用。於是末后又出了公民黨，由梁士詒（總統府秘書長）直接出面組織議員。

南京臨時參議院的議長林森，為同盟會的人，副議長似為陳陶遺，是否同盟會人，我不清楚了。通例在議會中某一政黨的許多議員必有它的一個領袖，稱為院內總幹事，在同盟會當時卻非由林森擔任，而是張耀曾。張在當時同盟會內部組織上是評議部（對執行部而言）的議長。他明明是同盟會議員的中堅人物，然而李著、陶著卻把他列入了統一共和黨之中。這一錯誤非小。因為這以後的事情都將無法說明。——所謂以後之事包含著同盟會之改組成國民黨這樣的大事。

但後來孫先生領導護法之役，「非常國會」在廣州的那些年中有所ｈtｔpｓ://reａｄ.9９ｃsw•ｃom謂「政學系」者則非我所知了。而且就在張氏怕亦不盡知。因為據我所知，張本人雖支持護法之役，卻一直留在上海，未曾一去廣州。又據其故后其家人所撰行述一文（張故於1938年7月，有行述一文刊于當時訃告之後，今有存本），他曾在上海宣布解散政學會的。至於末后蔣介石的國民黨時代，道路傳聞仍有政學系之說，那就更不相干了。

國民黨成立之後，張氏以總幹事兼政務研究會正主任，即見其是實際負責的人。又試舉一事亦可見出張氏才具及其在黨內外的資望地位。當國會兩院合開憲法會議以制憲之時，兩大黨各有代表該黨主張的一部完整憲法草案提供各方面研究。代表進步黨的那部草案為梁啟超手筆，而代表國民黨的即為張氏手筆。世所稱「天壇憲法草案」固為憲法會議所選出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所製作，卻是委員會當時曾推定五個人執筆（代表五個方面），五個人中又是公推張氏主稿的。

政學會是當時國民黨議員的幾個集合體之一，或者還是一個較大的集合體。張耀曾先生被推為政學會的正主席。我此時雖為他任司法部秘書，但在這方面幫助他的是另一秘書沈衡山，我未曾參与其事，因而所知甚少。當時任副主席的為李根源、鈕永建、谷鍾秀三位。三位先生的年紀均長於張（張生於1885年，此時只三十二歲未滿），論資望，張亦並不出於三位之右。其卒被推為正主席者，似為他平素立身端正謹嚴而對國家大局一片公忠，易得群眾信任之故。若以今天所謂「組織者」所謂「領導人」來衡量他，他是不夠的。他參加同盟會甚早，卻非一個激烈分子，而是民國初年流行口語所謂「穩健派」。其實整個政學會就是一穩健派，頗似有中間偏左那種意味。陶著（第三冊102頁）說「張谷二人所組政學會已成為背離國民黨的另一團體，並且具有反對孫中山的傾向」，全不忠於事實。

宋教仁在黨內初非有高出於其他人物的資望地位（1911～1912年宋且正遭黨內外的打擊。見李著），其卒能主持改組，使領袖如孫先生為之曲從，正為其有群眾支持。而最具有發言地位的群眾，莫如那些代表本黨出席議會的議員們。議員甚多，又必得有其中堅有力人物與宋密切合作，方能成其事。這第一就是張耀曾氏。再則，國都既在北京，同盟會的黨本部自須設於北京。當唐內閣在職的短短期間尚有些黨內要人（宋其一）在此，不久都先後出京他去。然而像這樣複雜嚴重的改組問題卻多要在此商洽（對外）解決和進行，那麼何人主持呢？這第一又是張耀曾。若如李著、陶著以張氏屬之於改組時被吸收的小黨人物，而非代表同盟會主持改組的人物，這一切均將無法說明了。

臨時參議院要分前後兩階段，前一段在南京開會，后一段在北京開會，然前後兩段並不僅僅是開會地點不同，重要在於其內容組成上有些不同。前一段大致是全國各省區各有代表三人，多為各該省都督或議會（舊諮議局改）所推選派來。等到后一段則改為每一省五個人（蒙藏各區似稍異），並且規定要由議會選出。其人選有連任，有更換，並有大增加，所以其議長就要重新選舉。

同盟會原是一個要推翻舊統治而建設新國家的革命黨，而不是一般憲政國家的所謂政黨。這番改組，若只從其併合四小黨以擴大黨勢來看便錯了。要深刻地來認識它的性質改變了。同盟會本有革命方略之規定，把建設新國家分read.99csw.com為三個層次或三個時期，即是：軍法之治或雲軍政時期，約法之治或雲訓政時期，憲法之治或雲憲政時期。它是要自掌政權到幾年，又幾年之後，才轉化為普通政黨的，現在舊統治初被推翻，如何談到此？然而在當時國內大勢，卻非放棄這個革命方略不可。首先就為推翻舊統治並非同盟會一方面之力，勢不能強各方面聽命於一方。而且對於這個革命方略，就在同盟會內部，也很少有人認真看待它。

同盟會裡面的人的思想是多種多樣的。孫先生雖自有一套學說和具體主張，卻全然不能以此統一其黨人的思想意志。大約不同於他的，至少可分為兩大流派：一派是無政府主義者，例如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張繼等許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衛亦接近於此。他們于革命后，薄政治而不為，宣言不做官、不做議員，相率出洋而去。又一派則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思想，換言之，就是傾慕歐美近代政治，特別是英國式的議會政治（政黨內閣），宋教仁即其代表。其實這是當時人的一般思想傾向，大約留學生們莫不如此，同盟會所有的議員們莫不如此。同盟會之改組為普通政黨，固迫於黨外大勢而要以此為其內部基礎。

北京開會那天我在場目睹其事。地點是在虎坊橋湖廣會館的大劇場，其最高容納量亦只有一千多人，非常擁擠。當宣讀黨章要通過之時，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而質問辱罵，並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尋毆。台下亦有多人鼓噪。雖有不少維持大局的人儘力勸阻，其勢仍岌岌可危。幸得孫、黃二公臨場講話，以靖秩序。黃先到先講，孫後到后講。孫講話將完，左右（張繼等）頻請續講，不要他停，以致拖長數小時之久。便趁此時散票選舉。比將票收齊，已是日落天黑（沒有電燈）。從早八時開始，至此一整天，沒有休息用飯。尤其受罪的是正當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孫、黃二公並且穿著大禮服，滿面流汗，無時不在以手巾拭來拭去。卻是幸得終局，便算成功。

（一）後來「政學系」的稱號是從楊永泰而來。楊原為當初政學會骨幹之一，後來在廣東任財政廳長，且曾代理省長。在「非常國會」集會於廣州時，議員中如韓玉辰、劉治洲等均屬政學會成員，仍有其派系存在。末后楊成為蔣介石親信的秘書長，與張群、熊式輝相結合，於是楊、張、熊及其一群便被人呼為政學系。特別是因為陳立夫派所妒忌而名聲更著，最後楊卒死於陳之手——為陳派刺殺于武漢。

所謂統一共和黨者，就是那時的中間派。因為其中有些個人如谷鍾秀等是同盟會分化出去的，就算他中間偏左吧。右翼一面似有兩三個單位（非如李說只是一共和黨），較大的是共和黨，而較重要的卻是共和建設討論會。因為它有梁啟超這樣重要人物為後台，有湯化龍、林長民作頭目。它是民主黨的前身，而民主黨又是後來進步黨的中心骨幹。右翼綜合起來雖有三十幾票，卻止於三十多一點，而同盟會則接近四十票。在議長改選前夕，同盟會自恃為第一大黨，並有素常靠近的統一共和黨，沒有急於作布置，被右翼搶先了一步。右翼主動地早去找統一共和黨商量合作，願以正議長讓給這個小黨，而他們甘居副席。這樣，當然一拍即合。及至同盟會向統一共和黨來商洽時，那方面的協議已成立了。選舉揭曉果然正議長是統一共和黨的吳景濂，副議長是湯化龍。並且其較次的兩個席位：院秘書長（此席由議長決定，不用選舉）和全院委員長（由議員公選）亦分別為林長民、谷鍾秀所得，全無同盟會的份。只是為不使第一大黨的同盟會人難堪，總算把法制委員長一席選了張耀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