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其字體特用了大號鉛字印出，格外觸目。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國人（翻譯或雜役）藉著外人勢力欺壓本國同胞，或其他的令人傷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極不多見，卻亦非止一二見。

（一）報上無論是記新聞，是作演說，其筆鋒上總帶著感情，語氣上總有抑揚——有指斥貶抑或稱讚表揚。有時甚且是極其重的抑揚。例如它竟有這樣字句出現：

當時鴉片煙正流毒社會，貽害甚深，報上總勸人斷煙和鼓吹禁煙，其例不勝舉。

當我將要撰寫此文，我先邀請彭先生的子女們會談。這就是一位七十二歲的老姐姐彭清緗，還有清傑、清頤兩弟兄，亦各六十歲了。向他們徵集些材料並請其幫助作些回憶。又恐怕我們這關係太親密的人敘述易流於溢美或偏於主觀，我特訪老舍先生，徵求意見。老舍大為贊成，鼓勵我放筆寫，還又介紹我訪問了徐蘭沅、蕭長華、郝壽臣各位先生，都請他們說一說當年對於彭先生及其報紙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從旁面得到一些印證或矯正。本文在後面都分別引用了他們各位的談話。

當時清廷已有諭旨停止刑訊——就是在審問訟案時不許再用刑逼供。但京內京外各處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話日報》若有所聞，必予以揭出，斥為「抗旨」。

總結一句話：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時代，彭先生的言論主張和行動乃處處見出有其進步性，有其人民性，實在難得。

總之，其好惡之心太強，衷懷所感，恆不覺形於筆墨。舉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當時濟良所的開辦費和經常費是一面靠了報紙鼓吹勸募，一面靠了官府沒收的張傻子的財物房產作一點基礎。管理上則推舉幾個紳董負責（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於監督地位。後來規模逐漸擴大，完全改歸官辦，陸續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壓虐待的，或厭苦這種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請求收容，無論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願領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經過一定手續核准，即可領出。這樣，確實救了一些人。

《京話日報》和《中華報》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於招人忌恨已久，而《中華報》的一篇報道卻為事情爆發的導火線。有康、梁一黨的吳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國內有所活動，在天津被袁世凱的北洋營務處（相當於軍法處）秘密處死，經《中華報》以「保皇黨之結果」為標題揭發出來。據彭先生的自述：

戈著所說，有的對，有的不對。其他各書則更疏漏或有誤，尚不及戈著。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來寫此一文了。

當時不是沒有支持彭先生的那一面人來營救，無奈清廷頑固派總把維新和革命連通一氣來看待，難於進言。

當年對於北京社會乃至廣大北方社會起著很大推動作用的，卻是《京話日報》。它是全用白話文的小型報紙，內容以新聞和演說（相當於社論）為主。新聞分為本京新聞、各省新聞和緊要新聞。緊要新聞包有國內和國際的大事。它原是給一般市民看的，但當時社會的上層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愛國維新運動，主要憑藉於此報。本文隨後將特加敘述，這裏且不說。

更大的社會阻力卻與其報紙作風有關。我們來說一說其不平常的作風。

這就要說到他當時辦報的艱難及其報紙的特殊作風。

（二）報紙的編者與讀者之間，往往結成了許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結怨。報紙使得社會上有許多人支持它、擁護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罵它，幾乎像是要形成兩大壁壘的樣子。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摺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議朝政，捏造謠言，附和匪黨，肆為論說」十六個字，而不具體指出犯罪事實。而且這十六字明明加於《中華報》頭上的，而另一《京話日報》竟亦憑空連帶被封。封閉報館的處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禁錮」的處罪，皆未經任何審訊，就在命令中先予決定了。——部令到廳，廳里發出傳票，票上錄有部令原文，付給被拘傳人閱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於朝是在下命令之後了。權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知己」指英國公使。為什麼說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辦不辦《京話日報》這問題上原有些猶豫未決，只為這年（1904年）五月間親見一批華工被送出洋，其狀甚慘，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決心辦這個報，末后就結束說：「這是我辦《京話日報》的始末根由，卻從沒有向人說出過，現在被薩道義公使看透我的心事，豈非是一位知己嗎？」

郝壽臣先生曾向我陳說，當年戲劇界一位名角田際雲，是能配合彭先生搞這運動的人，應當表揚。郝本人見過彭先生，便是曾在田家一同吃過一次飯。在彭先生的鼓勵和幫助下，田把杭州惠興女士毀家興學並以身殉學的一段時事（見前）編成劇本，他自己扮演惠興女士，就是當時新戲之一。事前向官廳申請，所有演此戲的全部收入都捐助杭州那個女學。有人說北京市上之有「義務夜戲」，即開始於此；但郝先生則說義務夜戲是為了國民捐而開始的。不管哪個說法對，總之不出乎彭先生搞的那些運動開始的。

至於那反對它、怨恨它的一面，只舉出一事可以概見。有一位劉瀛東先生獨力出資設立貼報牌三十處，分佈於內外城各通衢要道，屢屢被人推倒砸毀。初時沒有好辦法，只有自己修復重設。幸得後來巡防局承認保護，哪知依然不行。據三五八號報所載「五城防局賠補報牌」一條新聞內說，三十處報牌經檢查被毀的共達二十五處之多。

再一點是，彭先生雖只不過倡導維新改良，而在老頑固守舊者卻把他混到革命方面去而分不清，問題之落歸嚴重在此。有兩個鮮明事例。

然而要緊的還在於把愛國反帝形成一社會運動，指導人們如何去實踐。這卻有待于機會，看題目行事；大題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題目小作。例如：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被辱激出風潮，陳天華蹈海，遺血書以告國人；杭州惠興女士熱心教育，以身殉學；南昌知縣江大令在外國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殺了洋人。這些都連續報道其事，號召人們開會演說追悼，以至集資募捐等等，便算小題目小作。其較大的，有如美國禁止（排斥）華工，中國駐美公使與美政府交涉相持經年，不得解決，沿江沿海各埠發起抵制美貨運動，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話日報》來響應，來宣傳號召。我還記得連我們這樣小學生都走上街頭散發傳單，並向各「洋貨店」（當時商店招牌即如此）檢查勸告。那一次運動頗不算小，延續了亦很久。從其震動朝廷，清帝出了上諭來說，「抵制風潮過激，應加意防範，以維大局」（見三七二號報），就可知道了。

然而後來竟亦沒有事。

《京話日報》截至被封為止，共出七五一號，這裏不過僅就其一小部分報紙來摘取的。

我先父亦是當時力贊這改良戲劇運動的，曾取古書上魯漆室女憂魯的故事，編「女子愛國」一劇本，由名角崔靈芝演出多次。其劇本全文就披露在《京話日報》上。

由於朋友通財之義，彭先生此種困難，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後接濟款目立有借字折據。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據上批註「同心救國，何意求償」。事實上仍得到償還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見當年報館一直負有債務的。

又彭先生常常說，他原沒有積極要求辦第三種報紙的，《中華報》之辦起來，是有外因湊成。當1904年秋《京話日報》銷路擴大，原有印刷力感到緊張，適有廣東人朱淇要舉辦一個大型報紙叫《北京報》，來與彭先生商量增加機器設備和工人，給他代辦印刷。既經簽訂合同，接受他的委託和資金，乃知他是以「德商」申請登記的，似另有背景。這就與彭先生在思想上不大投契，卒于言語鬧翻，取消了合同。而機器設備和技工多人卻已從天津到達北京，不能退回。於是自己才加辦了第三種報紙，並特定名《中華報》。因他久已厭聞北京市面上把他的報紙呼為洋報，所以要如此定名，而一面恰亦有激於朱某之事而出此。彭先生末后不去東交民巷託庇于外人勢力，蓋早決定於此時了。——此亦應補入本文。九-九-藏-書

其後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務部麻煩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東交民巷口遇見德兵趕車運貨回營，嫌其前面的一個中國人力車遲滯，連連舉鞭痛打那車夫和車上一老者。彭先生憤其凶暴，特尾隨到德國兵營，就其門崗對一對錶，知是午後二時又十分鐘。次日將其事在報上登出，痛論德兵無禮，警告德使非懲罰那個兵不可。德使這次還算未作過分無理要求，只說要彭先生親去辨認那打人的德兵。外務部當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報上作答覆說，自己當時尾隨在後面，未能看見那個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兩個德兵的右邊一個，而且出事的時間地點既然都言之明確了，諒德兵營的官長應不難據以查出其人來。後來德兵營居然認真查追，懲戒了那個兵。

1913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將《京話日報》恢復出版。但沒有多久，又逢袁世凱以武力解散國會和削平南方革命黨，報紙言論觸犯忌諱，再遭封閉。經過了一個時期之後，還曾作第三次出版。

當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廳逮捕彭先生時，其內部就有人把這消息送給彭先生。這正是本文一再說過，他是一面遭到一些人忌恨，另一面又獲得人們同情的。消息到來，彭先生何以處此呢？據他自記：

彭先生提倡白話文早於胡適等十幾年。報上演說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話文有八大好處。但報上卻總還免不了有文言出現，有讀者來函請他們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這題目便非白話。）本來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筆寫與用口說是合一的。中國文字既以形體為主，筆寫口說難以合一。於是彭先生又寫「語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覆讀者，承認自己舊習未凈，要與朋友們共相勉勵著改造。

《中華報》又是別一類型，不同於前者。本來彭先生念念在開民智，其眼光總是向下看廣大群眾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話文的（詳后），認為文言極不便於大眾，必須要改。但《中華報》卻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開通官智」。——這句話是彭先生自己說的。所以其內容除新聞消息外，以論政為主。它是專為當時社會的上層人士看的一種報。因我那時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現在對它已經印象模糊了。只記得它是訂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單張紙印的。北京圖書館雖存有前兩種報，但卻沒有此報存本，大約現在無可尋覓的了。

在類此反帝運動中以及南昌教案風潮中，愛國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國教會或其教士有許多矛盾發生。《京話日報》不止一次刊出中國人要自立教會的消息，並演說鼓吹自立教會，以擺脫外人勢力（見五八四號、五九〇號報），這與今天的「三自運動」，頗有些暗合。

彭先生所辦報紙先後計共有三種，最先辦的是《啟蒙畫報》，開始於1902年夏間出版；其次是《京話日報》，開始於1904年陰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華報》，于同年陰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華報》出版后，感覺到三種性質不同的報刊難於兼顧得來，於是把《啟蒙畫報》停刊了。此後便是《京話日報》和《中華報》兩種在發行，直到1906年陰曆八月十二日同時被封為止。

還有以廟產興學，亦是彭先生在他報上提倡之一事。南下窪龍泉寺道興和尚辦的孤兒院，即其一例。孤兒院內容辦法大致像個小學堂，收容無依無靠的兒童，供給膳宿書籍等一切。開辦的一天，彭先生親去指導並演說。

更妙在彭先生的應付很得法。他對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結難以當下反抗，便先口頭應承，卻馬上自己去見英使。英使派員接見。彭先生指出，當初中英訂約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們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對不可，至於所傳虐待各情，倘非事實，請來函本報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見來函，仍將接續登下去。其結果是英使竟不再問。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報紙之鼓吹，最後亦張出告示來禁止其招募，告示還在一三七號報上登出。

經過這幾樁事情，《京話日報》在社會上的信譽和聲價頓為之一再增高，銷數由五千驟升八千，由八千而超過一萬多份。

一點是他的不畏強御，招致了權威方面的惱怒忌恨。譬如當時駐在北京的薑桂題軍隊（屬淮軍系）是一般商民們最怕的，而報紙屢次指斥「姜軍野蠻習氣不改」，甚且說到了薑桂題本人。又如當時制度上以兵力統治北京的是「步軍統領」，又稱「九門提督」，可以隨時捕人治罪。而報紙竟以「提督衙門的弊病」為演說題作了長篇大論（見七〇六號報）。在此之前，還指責了刑部的積弊。刑部和提督衙門俗號為「南衙門」、「北衙門」，那是極黑暗凶慘可怕的。後來制度漸改，由巡警部直轄內城警廳、外城警廳以統治北京地面，彭先生又去觸犯巡警部（詳后）。這樣積恨已久，如何能逃其毒手。

一、《中國報學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後有三聯書店1955年新版

（三）讀者來函和投稿特別多，形成了報紙與讀者間一種文字往來，精神交流。有時並且從而發生了實際行動。例如前述之國民捐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一樁事。

在當時辦報既是新鮮事，給報紙投稿更少經驗，曾有投稿人詢問是否需要付出刊資的。報上答覆說，報館本來應該付給稿費，今無力支付，哪裡還有取刊資之說。又於二二九號報上發表彭先生一篇給投稿人公開的信，信中大意有幾點：（一）來稿言論皆有功大眾，非止幫我們報館的忙，打算約期聚會訂交；（二）請將姓名、住址、籍貫詳細開明，不必隱名或寫假名；（三）稿件登報后，有什麼是非皆歸本報一面承擔；（read.99csw.com四）千萬不要講些誇獎讚揚本報的話，若是再來誇獎，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淚和成丸子，吞到肚裏去。這末一點是因為來稿每每從讚揚報紙、恭維彭先生說起，而他感觸到社會上那些反對的怨恨的情緒之高，再登許多恭維自己的話，反更招嫉忌惱怒，於事有損無益。

這樣，《京話日報》就成了人民的喉舌——一個公眾的言論機關。

我查閱的計有下列各書：

（四）以辦報發起和推進社會運動，又還轉以社會運動發展報紙；把辦報與搞社會運動結合起來而相互推進。這是彭先生不自覺地走上去的道路，其報紙後來所有之大發展，全得力於此。

彭先生念念在開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寬的，在一七四號報的演說中曾提出過五個項目：一、多開工廠，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戲曲，激發人心；三、多作對眾演說；四、廣傳白話報，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設蒙學堂，從小時就教他愛國。大約許多維新和改革事項，他皆認為是開民智，初不止此，而大都類此。

三、《中國新聞事業》，黃天鵬著，1932年現代書局出版

《啟蒙畫報》最初是日刊一張，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冊約二三十頁。畫圖出於永清劉炳堂（用烺）先生手筆。劉先生作畫不是舊日文人寫意一派，他雖沒有學過西洋畫法，而自能得西畫寫實之妙。可惜當時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沒有彩色。北京圖書館現存有此報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約計所存不足其全數三分之二。

本文至此，要轉回來說它這種作風招出來的社會阻力，以致報紙如何被封。

這裏見出彭先生的氣概、節操和定力，應須補入本文。

舊日社會還有早婚的陋習，報上演說它的種種害處，力勸人不要早婚（見五二五號報）。

然而戈著對於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報紙如何被封，卻又言之錯謬，如原書說：

我和彭先生的關係非同泛泛，是有責任來作此記述的。他和我先父從年輕便交好，換帖訂盟如兄弟。因為交好，彼此又作了兒女親家，他的長女就是我的長嫂。在辦報的同時，他又辦了「蒙養學堂」，親自教育兒童。學堂同報館即設在一處（前門外五道廟路西），我就是那裡的小學生，課餘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啟蒙畫報》便是我自幼心愛的讀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歲時，曾寫過一篇《我的自學小史》，敘說我既沒有受過四書五經的舊教育，所受新式學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學。而自學每每是先從報章雜誌吸取常識，引起了某一方面問題的興趣和注意，然後再尋求專書研究。彭先生所出各報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學的好資料。彭先生當年的事業和他致力的社會運動，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贊助力量在內，而到後來我之所以投身社會政治運動，自然亦是受他們兩老的啟發和感召。試問像這樣，我焉能忘懷於他，不為他盡這份筆墨之力？

第三次出版時，彭先生精神氣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報紙此時很發達，都很講「生意經」，使得《京話日報》甚感經營費力。有一友人吳梓箴願意接辦，即付託於他，自己退休。吳於1918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過來。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試來接辦。但人力財力兩難維持，卒於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以下將就彭先生愛國維新運動分為兩段敘述。

始而報上辟出一些篇幅，標題「國民義務」四字，每天專登各方認捐的銜名、姓名或集體（仍註明各個人名）和捐款。由於認捐一天踴躍一天，所佔篇幅愈來愈大，勢非另想辦法不可。到四二六號報上（距其開始不過五十天）即宣布其暫停，將其另印出一附張，隨報附送。此後除有關國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聞欄登出外，報上即不再見認捐人名和數字。從後來新聞中知道一些貧苦人願捐的感人事迹，而達官貴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慶親王為首的五位軍機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內務府大臣世續下堂諭于內務府三旗來提倡；學部尚書榮慶獨捐一萬兩；吉林達將軍自捐一萬兩，還募集了四萬多元；廣東岑制台、河南陳撫台皆各捐一萬兩。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廟出頭號召全體僧徒開會認捐，而直隸（今河北省）同鄉京官全體則集合在松筠庵會商認捐及向全省勸捐事宜。如此之類，不必悉數。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監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認捐，而遠遠的南洋群島華僑亦聞風響應。舉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遠，均可想象，不煩多說了。

此外還有許多話，這裏不必全引來，原書俱在，讀者不難取閱。這事出在清末（1906年），而把它編戲演出卻在民國二年（1913年）。作為一個新戲來說，不能算在彭先生戲曲改良運動之內。但這一事件本身卻應該認為是彭先生所倡導的社會改革中的一事。

原來在九十五號報上的緊要新聞登了「德國人在山東的舉動」一段，其中說：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兇為借口，轉送刑部監獄。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發新疆監禁十年，於1907年被解往新疆。到1911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國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來。

再一件事是，有一台灣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調梅，偕其日婦到京，經朋友介紹借住報館內。巡警部的探訪局把他認為是革命黨首領孫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認為是中國人的，一向不願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據事實為他力爭無效，卒由其日婦訴于日本使館，還是作為一個日本人而由使館出面交涉，才得開釋。釋放的第二天，《京話日報》上登出一行大字：

讀者投稿之多，是由於編者歡迎人們投稿，取了一種獎掖態度。只要其稿命意確有可取，稿中有錯別字或文句欠通順，不能自達其意，必替它潤色修改登出（註明其經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無不有之，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數，大半是識字可以看懂白話報而不大會寫的人，質言之，不是知識分子，不屬知識階層。往往這種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動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話，就來投稿。似此修飾過的來稿，報上常常見。九九藏書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時一般維新人士的思想，並無獨特的見解和主張。他的妹夫杭辛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識，而他則沒有，他始終只是一改良運動者。既然在思想主張上無以異乎當時一般維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現得有些突出呢？這就為別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舊社會各種生涯中混來混去，自為身家之謀者多，而他卻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於實踐，不怕犧牲。似乎不妨說：他雖無革命意識，卻有革命精神吧。

支持擁護它的人就替它推廣和宣傳。例如：有的人辟設「閱報室」，買來報紙供眾閱覽，並備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邊設立「貼報牌」，讓行路人隨意停立閱看。還有的設立「講報處」，為的是有好多人不識字，不能看報就可以來聽。在前曾提到王子貞的尚友講報處即其一。而多數是說書的茶館改設或兼辦。還有自號「醉郭」的一老人，原來流動街頭說書賣唱，後來專講《京話日報》。

德國駐京公使持此報紙到清政府外務部提出了交涉。

現在我把他自述其艱難的幾句原文引錄于下：

二、《中國新聞發達史》，蔣國珍著，1927年世界書局出版

新近出版的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一章，梅先生自述其初次試演新戲《孽海波瀾》的事，有涉及彭先生的一段話：

反對舊日的私塾而鼓吹多辦學堂，是那時維新運動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麼新教材呢？記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學堂的《字課圖說》，有《地球韻言》，有《格致讀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認為四書五經不適於給兒童去讀；為此，我和彭清傑、清頤弟兄竟一直未曾讀經書。對於經書，我只是後來自己看的。

彭先生的辦報，全由庚子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險些喪命，那一大刺|激而來。他常常說，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爭，此身早已不存，現存這條白撿來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場，一切無所吝惜，一切無所計較。於是他豪勇地走上愛國維新運動的道路。

這裏《中華新報》實為《中華報》之誤。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當時北京並沒有什麼《中華新報》。而且向來軍機大臣在京亦未聞有什麼衛兵，更沒瞿的衛兵搶掠之事。當時彭先生所辦《中華報》和《京話日報》同時皆被封，實別有其原因，如我後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雖同是遞解回籍，嚴加禁錮，但後來只杭公遞解回籍，彭先生則是發往新疆監禁十年。所以戈著說的大多不對。

以上這一小段話，見於一〇八號到一一三號六天報上的一長篇連載演說中。演說的題目是：「本報得罪了德國欽差」。

我們在彭先生自辦的學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幾歲的大姐姐和我們一起上班學習。這在當時的社會上，沒有一種魄力是作不出來的。

這裏說作風，主要就《京話日報》而說。本文在前曾說過《京話日報》對於社會起著很大推動作用，其作用正從其作風而來。這作風約可分列出下面幾點：

說到《啟蒙畫報》，徐蘭沅先生極有印象，自稱幼年非常愛看它。這恰同我一樣。他指出它給了我們許多自然界現象的科學說明，獲得一些常識而免於糊塗迷信。它與今天的連環畫、小人書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國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話，卻把科學道理撰成小故事來講。講到天象，或以小兒不明白，問父母，父母如何為之解答。講到螞蟻社會，或用兩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見來說。作算術習題，則以一個人買賣東西為緣由。講歷史，則先講些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義和拳的經過。開初還有一門「蒙正小史」，專選些古時人物當其兒時的模範事迹來講，兒童們看了很有益。至於名人軼事，則有如諸葛亮、司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國的拿破崙、華盛頓、大彼得、俾斯麥、西鄉隆盛的種種故事，長篇連載。它行文之間，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啟發鼓舞，我覺得好像它一直影響我到後來。

對於迷信神佛、燒香還願、求仙乞葯、迷信風水等等，往往隨時在新聞報道中切實指出它的害處，驚醒一般人；而作專題演說亦有的。

彭先生辦報的艱難，非止在經濟上；社會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響到經濟。首先是社會上不習慣，群呼為「洋報」。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過訂報費，送去報紙而被其家老人嚴詞拒絕不收（見二六四號報）。報紙取價雖不多，但無論鋪戶或人家初時總不想增多此一項開支。報紙的經營是要銷路多和廣告多才行的，而這兩者當初皆不可得。陷於經濟困難者正在此。然而待風氣慢慢轉變開通，這種阻力可消，還另有更大的阻力。

在出版屆滿兩周年時，報紙已得暢銷，而那篇紀念演說文末還結束說，「但願從今以後罵報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國可就算進步了」（見七一七號報），足見其時咒罵的人仍然很多。

雖被捕、營救各事從未見報，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說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給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夠——夠他們惱羞成怒的了。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國公使行文外務部為《京話日報》的言論提出交涉了。那是因為英屬南非洲虐待華工，慘無人道，報紙揭載並極力反對其在京津一帶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時還將洋商漢奸在閩粵一帶勾結販賣華工的慘劇編成小說《豬仔記》，加畫圖連載多日。外務部為英使所迫，札飭五城公所（一種舊警政機關）勒令具甘結以後不再登載。彭先生一面從容應付，一面在報上發表一長篇演說（見於七十三號到七十六號四天的報上），其標題竟是：「本報幸逢知己」。

《京話日報》開頭一篇演說，只平泛地說明出報之意，不足以見其激動著的內心。真正的發刊詞卻見於出報七十多天後和一百多天後的報上。試摘如次：

我說它真正的發刊詞在出報七十多天後和一百多天後，正為此。

所以等到袁世凱的電報一來（見上文），巡警部馬上動手。所以彭、杭二人先則同罪，后則異罰。——非借口其他的事加重其罰不解恨。

讀者結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從上列許多標題上一看，不難看出庚子后外國洋兵在中國的驕縱橫暴，是當時令人十分頭痛的一個問題。既然官府怕他們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還有誰敢抗一抗？況且受欺的大多是勞苦大眾，那是更難出頭來抗的。唯獨彭先生本人的俠勇，配合他的報紙這一文明武器，卻讓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憚，讓中國人民的積憤稍得抒快。《京話日報》和彭翼仲的名聲所以傳遍京城內外，首先在此。

彭先生雖沒有明白提出女權運動來，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興女學，那是旗幟鮮明的。他反對舊日婦女纏足九_九_藏_書的陋習，倡導已纏足婦女的放足運動。這些都見於報紙。

有一次內外城各閱報社——如前所說的閱報室、講報處，此時很發達，統稱閱報社，約不下四十多個——約期各派代表到「首善閱報社」聚齊，商量為馮、陳、潘、惠四烈士合開一個大追悼會的事。而屆期竟未得聚商，因到場的人太少。查其緣由，是許多閱報社有巡警前來探問查詢，又像是通知的樣子，說據報革命党進了京，訂期二月二日起事，而你們怎麼要二月三日聚齊呢？所以嚇得許多人不敢到場了。

就這些書來看，對於過去各地報紙，還要算戈著《中國報學史》記得較詳。原書第四章題為「民報勃興時期」，在北京出的日報方面，首列《京話日報》，叢報期刊方面首列《啟蒙畫報》，而於《中華報》亦沒有漏掉，這就很對。戈著把中國民間自出報章標為「民報」，以別於官報和外報——外國傳教士或洋商辦的報，這種分別亦極好。官報、外報、民報其背景立場本來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區別的話，北京之有近代報紙，日商《順天時報》還早於《京話日報》。但那是有日本帝國主義作背景的，別有作用的。北京有官報則更早。唯獨從中國的民間立場來說，彭先生之在北京辦報乃具有首創精神，不容埋沒。

他自是那時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世家子弟，但他為人富於感情而體壯氣豪，稱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際到帝國主義侵凌，我民族陷於頹敗和危難並直接地給他以刺|激時，他不能不動心，不能不用思想，從而就不能再安於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爾一度很短的嘗試入仕途之後立即放棄，而卒歸走上他自己辟創的這條道路。

據郝壽臣先生對我談，他曾是《京話日報》一個熱心的讀者，每月累積裝訂成冊，都保存起來，只為年代太久，又歷經變亂，而今已沒有了。其實這在誰家，亦難以保存得下來。幸好我從張申府先生處得悉北京圖書館有存本，還是解放后他為圖書館從舊書攤販手中購置的。這便讓我在此文撰寫上得有所資據。

四、《中國現代報刊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系教研室編稿

捐款總經收處設在戶部銀行（戶部即當時的財政部，戶部銀行后改大清銀行）。戶部銀行對於收款即行生息，聲明如國家將來不提用，便本息一併發還。計為期約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這運動就自然停止，隨後由銀行出來宣布發還捐款。

彭先生名詒孫，號翼仲，原籍江蘇長洲縣（今蘇州市）人，世居葑門磚橋，是當地數百年名門望族。祖父彭蘊章曾任清咸豐朝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領班（相當於首相地位）。1864年，先生即生於其祖父的舊宅中，一直在北京長大起來，說北京話而亦能說蘇州話。其熟悉于北京社會，遠過於其故鄉的蘇州。

首先說，辦報是需要一些資本的，而他並沒有什麼錢。因他祖父下面有八個兒子（他父親居第七），到他這孫輩上人更多，分不到什麼遺產。而他父親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個官銜，實際沒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謀生計不可的。這資本（據他自述）是將他堂弟彭谷孫售出房產的一項存款挪用而來。像這樣借貸投資于毫無把握的事業，除了彭先生誰肯干？

這裏說的某些戲禁演自必有當時地方行政方面之力，不能全歸功彭先生。不過戲曲改良確是彭先生所致力的一種運動；所要改革的亦還包含鬼怪迷信和情景凶慘可怕的戲。同時當然更積極提倡有教育意義的新戲。

當我訪蕭長華老先生，問他對彭先生曾有何印象時，蕭老問答大略如下：

官話字母是當時一種有助於文字改革的運動。所謂「官話」，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為準的普通話，官話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為了開民智，極力贊助這一運動。

投稿踴躍，難以全登，亦且難於估計哪篇何日登出。但又怕久不給登將使投稿人懸望不安，曾用「來稿題名」的辦法，選擇一批（十二件）可用的稿件披露了其論題和撰稿人姓名（見三五一號報）。稿多，於此可見。

再則，除了排印時把某幾個字突用大號字體之外，有時文字右旁加圈加點，甚且連圈密點，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讀者特予注意。這亦是一般報紙所少見，仍不外報紙編輯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種流露。

請試想一個報紙出版不過二三個月，便引起了外強迭向這弱國政府提出交涉，其愛國反帝的精神氣魄豈不可見。

徐蘭沅先生就曾給我指出說，彭先生有一種面對舊社會而孤軍奮戰的精神和他不畏強御的膽量，這是不錯的。他在一般具有維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見其新鮮，而由於他力行其所知，不顧一切險阻和人們非笑，在廣大的頑舊社會中卻顯得他新鮮別緻而不能不落於孤軍奮戰了。

當然，能文會寫的人投稿亦不少，頗有人由於投稿漸熟而經常負責撰稿，變成了報館內部人一樣。那些文字欠通而經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來面見彭先生，認老師。

他反對在兒童教育中用體罰——打孩子。報上每每見有某處學塾的老師用了體罰、八旗某某學堂用了體罰這一類新聞揭出來，加以指責。

彭先生的報紙既然有所主張，有所反對，好惡愛憎，隨事揭露無隱，當然引起了社會上擁護他和惱恨他的兩面。后一面即其阻力所從來，可無待言。但有兩點還待剖說剖說。

及至這次德使來向外務部麻煩時，外務部就有了經驗，不再施用壓力，而囑人示意報館自行了結。彭先生又親訪德使館，說明本報所載各節，皆從上海某某中外報紙採摘而來，只不過簡略地演為白話而已。原報如其更正，本報自必更正。同時就在那篇「本報得罪了德國欽差」演說文中，堅決表示不能屈服於帝國主義。原文說：

再說明白些：社會運動當然是從其社會存在著問題而來的。有些先知先覺把問題看出得早而切求其解決，就提出一條要走的路號召于大眾，而報紙恰是作此號召的利器。身在問題中的眾人響應了這種號召，便形成一種社會運動。報紙以運動招徠讀者，以讀者推進運動。以當時存在的問題而論，一面是封建制度的積弊，一面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其可能走的路，一條是維新自強，一條是大革命。彭先生從其感性認識到的問題，取了切近易行的前一條道路，是適於北京社會乃至北方社會這土壤來滋長發展的。1902年開創后不到兩三年，在北京便聲動宮廷，西太后亦要看看這報紙；在北方則東至吉林、黑龍江，西至陝西、甘肅，都在傳播。到它報紙被封前夕——1906年下半年正是其發展的最高峰，而這一發展亦就戛然而止了。九*九*藏*書

其緣故是這樣的：有一位熱心的讀者王子貞先生（基督教友，開設尚友照相館），自己出資成立了「尚友講報處」，專替《京話日報》做宣傳。他在一次演講中偶然提到庚子賠款四點五億銀兩，莫如由全國四億同胞一次湊齊還清的話。這話原是報上曾有過的話，他就寫成一篇講詞，請彭先生閱正修改，隨即作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來。不想馬上有太醫院院判張仲元投函說自己首先捐銀二百兩，促請速訂章程辦法，早見實行。接連投函者紛紛而來，有個人，亦有集體（如消防隊全體官兵），不出五天時間，累積認捐數字便達七百多兩。於是一篇篇議論就這樣行動具體化起來。那篇講稿大意說：庚子賠款言明四點五億兩，分年償付，要到光緒六十幾年上才得還完，連利息一起便是九億兩。這是中國人的沉重負擔。現在東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為此。為了抽捐，設局所，派員役，薪水工飯開支而外，還不免若干中飽，末后民間所出的恐怕一百億兩不止。民間負擔不了，難免抗捐。官說「土匪抗捐」，民說「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設想。何如全國四億人齊心合力，趕快一次自動地湊出來，救國救民即以自救。——這樣就叫它為「國民捐」。

五、《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張靜廬編，中華書局出版

本文既將他愛國反帝劃分在上面說了，這一段要敘述他所倡導的一些維新改革運動。

當1913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話日報》二次出版時，曾有《彭翼仲五十年歷史》一書出版。書為一友人所編次，內有一部分出於彭先生自己撰述，又彙集了很多有關文件。本文的這一段有些處自不能不資取於此書。但此書論體例既說不上是什麼體例，內容亦不見佳。它于彭先生所儘力的那些社會運動既未加敘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為人行事及其報紙作風。關於那些運動，本文既經在前兩段扼要敘說了，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為人及其報紙的特殊作風簡略表一表。

辦報之初，是委託他家印刷廠代印，托鐵老鸛廟報房代為發行。後來一步一步自辦印刷，自辦發行，又由辦一個報而辦兩三個報，其投資乃愈投愈多。當時北京鉛字排印機尚不多見，技工不易覓。記得彭先生還是請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來擔任印刷技工。自辦發行，亦是備受舊報房之欺而後迫得自己來經營的。

從《京話日報》自身來說，它所倡導的各次運動中聲勢最大的，得到了廣泛響應的，莫如國民捐運動。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輩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沒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雖已過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間仍然留有印象。他於1902年為北京社會首創了第一家民間報紙，隨後又陸續出版了兩種報紙，倡導愛國反帝和維新改革運動，遭受摧殘，身被重罪，如我後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閱那些講到中國報紙歷史的各書，或則漏掉不提，或者止於提及報名，或雖則言及某報被封、某人被罪，卻又錯謬不合。至於其所從事的社會運動曾有若何影響成效，就更無隻字道及。

此外，如一青年熱心講報而被老父知道，不許其講（見二八七號報）；如有人在路旁廣場講報多日，忽有巡長來干涉不準，並且說出的話很難聽（見七一七號報）；如有練勇劈毀報牌並從牆外向報館內拋磚辱罵（見三五一號報）等等。像這類事情，其不見於報上的當然還多。

試更舉一小事為例。彭先生因為每值陽曆新年各使館洋兵放假，出來縱酒鬧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賀各國新年並預告各國衛兵長官」一篇演說，向他們致意勸告（見一三五號報）。結果很好，各國洋兵居然受到約束，東城市面為之平安許多。事後就有崇實學堂同人寫信給報館，稱頌致謝。過了不久，陰曆年來到，便有人投函報館說，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轎夫馬夫等人，每值年節亦是容易鬧事欺人的，希望為此再撰一篇演說。於是一五八號報上就發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應讀者的請求。

愛國反帝的言論在他報上隨處可見，本文無須亦不可能詳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聞或演說的一些標題出來，便可想見其概：

這一揭發對於袁世凱，實在是他無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時北京政府新設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書徐世昌，侍郎趙秉鈞，皆袁系人物。特別是趙不過一候補道員，先在天津為袁編練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級升任侍郎。所以袁一個電報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廳（當時北京分內城、外城）封報抓人。隨後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閉報館，將主筆人杭辛齋、彭翼仲一同課罪。

報紙的被封，彭先生的得罪是用不著惋惜的。在「它」和「他」不是都已經盡了那時節的歷史任務嗎？所可惜的是彭先生還不能深刻地認識社會問題，當他二次辦報時候沒有他認真要搞的一種社會運動在胸中，從而其報紙亦就缺乏生命力。這樣，他的報紙亦就辦不下去，而彭先生這個人物亦就止於此了。

愛國和維新在當時直是不可分開的事情，卻是先出的《啟蒙畫報》代表著維新，而稍後出的《京話日報》則愛國反帝的色彩極其濃厚。因為他感到庚子義和拳雖代表著民族反帝正氣，卻可惜迷信幼稚，無補於國，所以他認定開民智最為急務。《啟蒙畫報》正見出他想引進科學而破除迷信這一要求。在畫報中雖亦偶有「時聞」一欄對兒童談及時事，究竟還未能隨時針對當前具體問題向廣大社會倡導愛國反帝運動。於是他就再創辦了《京話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