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實驗工作，是從發展生產入手的。鄒平縣是產棉區，我們首先幫助農民改良棉種，同時，還推廣優良麥種和畜禽良種，植樹造林，疏通河道，努力發展生產，改善農民的生活。當地的棉花都是運到青島紗廠去紡紗的。我們以孫家鎮為點收購棉花，經初加工運往青島。我們還計劃在鄒平建設紗廠，就地加工。因為抗日戰爭爆發，沒有來得及辦。這是推廣科學技術，發展生產方面的建設。

二、鄉村服務訓練部

以上是幾個重點，那個時期全國搞鄉村工作，作鄉村建設的人很多，形成一種社會運動。

經濟上的合作組織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團體是相因而至的。隨著經濟上合作組織的建立，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生活的改善，他們參与過問國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強了。這樣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團體也就會搞起來。總之，鄉村工作搞好了，憲政的基礎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

鄒平縣自然條件、地理位置都較好，是我們搞實驗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膠濟鐵路沿線，縣城離周村火車站只有三十多里地。縣不大，人口不多，當時有十七萬多人。

研究部是高級研究機構，任務是研究鄉村建設理論。它招收的對象是大專院校的畢業生，或者雖未取得大學文憑，但學識有相當根底者。這些人都作為研究生，學習一年，每期招收四五十人。

第三階段，是在山東，在這裏搞的時間最長。從1931年初到1937年底，日軍侵佔山東以後結束。

可是，不久政局發生了變化。當時，中國有不少的軍事政治巨頭，蔣介石是一個巨頭，李濟深是一個巨頭，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也都是巨頭。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后，蔣介石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頭兒，佔據中央的領導地位，成了中國的第一個巨頭，其餘的都成了地方巨頭，要聽蔣介石的。蔣介石若是可以信任人，本來是可以團結住這些人的。但是，蔣介石不是這樣，他排除異己，要把這些巨頭一一剷除掉。這樣就先後爆發了蔣介石同桂系、同晉系閻錫山和西北軍系馮玉祥等的戰爭。蔣介石要除掉李濟深的勢力，把李濟深軟禁在南京城外的湯山，共囚禁了兩年。李濟深倒了，我的鄉村建設計劃在廣東搞不成了。於是，我離開了廣東。這是我搞鄉村工作的第一階段。

中原大戰前，馮玉祥有二十多萬軍隊，佔據著山東、河南以及整個西北地區。馮玉祥在蔣介石的壓迫下，放棄了山東、河南，向西北撤退。部隊撤入陝西潼關以後，馮玉祥在陝西省華陰縣召開軍事會議，韓復榘在會上反對他的西撤計劃，馮很生氣，怒斥韓復榘並打了他一個耳光。這時，韓復榘在政治上已經是省主席，在軍事上是幾萬人的總指揮，馮玉祥對他的態度，使他很受不了。韓復榘回到部隊以後，便帶他的嫡系部隊一萬多人，出潼關向東開去，脫離了馮玉祥。這正是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的矛盾即將爆發之際。蔣介石看見馮玉祥內部分化，很是高興。1930年9月，蔣介石任命韓復榘為山東省政府主席。

九九藏書由於我搞的鄉治，與他們搞的村治差不多，他們歡迎我參加，請我接辦《村治月刊》，擔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主持學院的具體工作。我很高興地接受了他們的邀請。當時，河南村治學院正在籌建，我便把籌建工作抓起來。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闡明了河南村治學院的宗旨。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還起草了村治學院的章程等。1929年底，河南村治學院招收了第一批學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時候，蔣、閻、馮中原大戰爆發，河南是主戰場。戰火紛飛，村治學院難以繼續辦下去，學生學習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結業，1930年10月學院也就結束了。這是我搞鄉村工作的第二階段。

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就很關心國事。那時候，中國很落後，經常遭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侮。我認為，要改變這種局面，中國的政治必須改造，救國也必須從政治入手。根據當時的知識，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國式的憲政。英國憲政一開始不是靠廣大人民，是靠中產階級，靠有錢的人，後來範圍逐漸擴大，工人和勞動人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廣大的人民有權與聞政治。因此我認為英國式的憲政是最理想的政治。這種認識現在看來，當然是很粗淺的想法，但是在當時，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認識，可以說是要求改造中國政治者的共同認識。舉例來說，清末中國許多人要求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后，民國二年開國會，國會分參議院和眾議院；袁世凱稱帝后，全國要求憲政，這些都是學習英國。還有，中國同盟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時，國民黨的黨章，也是參照英國式憲政政黨的。

關於鄉村建設工作，我的主要著作有兩本：一本是《鄉村建設理論》；一本是《鄉村建設論文集》。這兩本書都是在抗戰前由鄉村書店出版的。

為了實施我們的鄉村建設計劃，經山東省政府同意，以鄒平縣為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實驗區。這個縣的全部事情都由研究院管，縣長由我們提名，省政府照提名任命。縣政府的機構設置、行政區域的劃分，完全由研究院根據需要決定。那時，各縣縣政府都設有四個局：民政局、財政局、建設局、教育局。我們改組了縣政府，廢去四個局，改為設置五個科。全縣劃分為十個區，縣城內一個區，縣城外九個區。

鄉村建設研究院先設有出版股，后改為鄉村書店。鄉村書店在「七七」事變后，遷到了武漢，后又遷至重慶，在重慶還辦了一個時期。與我們在山東搞鄉村建設的同時，全國有不少的人也在搞鄉村工作，影響較大的除我們之外，還有三個點：河北省定縣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江蘇省無錫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江蘇崑山中華職業教育社。以上三個機構均有實驗區，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實驗區在江蘇省崑山縣徐公橋。

黃炎培當時在搞職業教育運動，團體叫中華職業教育社。職業教育社本來在城市辦職業教育學校，後來他們的工作逐漸發展到農村，在江蘇省崑山縣徐公橋搞了建設農村的實驗區。

河南ｒead.99ｃｓｗ•ｃｏm村治學院是王鴻一先生向當時佔據河南的馮玉祥建議，得到馮玉祥的贊助搞起來的，創辦人大部分是河南人，經濟上主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學院的院長是彭禹廷，副院長是梁耀祖（字仲華）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為什麼一批河南人倡導和支持村治呢？河南省地處中原，自古以來是主要戰場，戰爭給河南造成嚴重的破壞，人民經受了很大的痛苦。戰爭中，敗兵逃兵四散，很多人落草為匪，更多的變賣槍支，所以河南土匪多，鄉間散失的槍支多，社會秩序很不安定。為了自衛農村建立了一種武裝組織，叫紅槍會。它是憑藉宗教迷信把人團聚在一起的，常常被人利用。紅槍會的領袖大都是當地有錢有勢的人。這些人掌握了紅槍會後更有勢力。紅槍會被有錢有勢的人利用，相互之間經常發生摩擦。建立紅槍會本來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開明人士、知識分子就想改變這種局面，教育農民，破除迷信，不被利用。基於這種動機，他們辦村治學院。

訓練部的任務是訓練到鄉村服務的人員。招收的學員都是有相當中學文化程度的年輕人。因為他們畢業后，要去鄉村工作，年齡一般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大都是二十歲左右的。收的人數比研究部多一些，每期約三百人。

我們在縣城辦了衛生院，設有病床。醫院的大夫，均聘請濟南齊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

河北省定縣平民教育會的晏陽初先生，退到四川以後，繼續從事鄉村工作，改用了鄉村建設的名稱，在重慶北碚歇馬場辦了四川省鄉村建設學院。

實驗區確定之後，我們對全縣的情況進行了全面的了解，對人口作了普查。縣政府設立了戶籍室，掌握全縣的戶籍情況。各區政府都和縣政府裝有直通電話，我們要求各區政府及時報告本區人口變動情況。全縣的戶籍情況，戶籍室都有檔案。有兩種人，作為特殊人口，另立卡片：一種是有文化知識的人，即受過小學以上教育的；一種是鄉村中的壞人和不務正業的人，像流氓、盜竊分子、賭徒、好吃懶做的人等等，以便對他們的使用與管理。

設在江蘇省無錫市的江蘇民眾教育學院，后改稱江蘇教育學院，創辦人是俞慶棠女士。俞先生是美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民眾教育。民眾教育又稱成人教育或叫社會教育。民眾教育的對象是廣大民眾，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也不是少年。成年人，不論工人、農民、店員、職員等等，都有職業，從事社會生產，不能像小孩那樣進學校讀書，只能在工作之餘進行學習，進學校也只能進夜校。中國的民眾主要在農村，在中國搞民眾教育，主要的對象是農民。教育的目的在於推動農業發展，改造農村，也就是發展鄉村建設事業。俞慶棠先生從美國回國以後，在江蘇省無錫開辦民眾教育學院，後來取消民眾二字，叫江蘇教育學院。俞慶棠先生辭去院長職務以後，由高陽先生接任。高先生任院長多年，一直到抗日戰爭開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江蘇省后，學院撤到廣西省繼續辦。

社會教育社成立九_九_藏_書后，曾召開過幾次年會。每次開會都登報，歡迎各界人士參加，是會員的可以參加，不是會員的也可以參加。

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是幹什麼的呢？廣東這個地方，地方紳士很有力量，他們建立了武裝力量，叫民團。名曰保護地方，防止土匪，實為保護自己。廣州與香港相近，商業發達，商界的勢力很強，也組織有武裝力量，叫商團。1924年，國共合作，廣東的革命空氣很濃厚。共產黨在農村搞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建立農民的革命的武裝，叫農團。李濟深領導搞「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就是想要訓練一批人，畢業後到各縣地方當武裝訓練員，把民團、商團、農團搞在一起，避免左派和右派武裝力量的衝突。我講課時，聽講的訓練員有千數人。

我們的機關叫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是梁仲華，副院長是孫廉泉，名則讓。我擔任研究部主任。不久，梁仲華、孫廉泉二位正副院長相繼調任濟寧專區專員等職，負責菏澤鄉建院分院工作，由我接任院長。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上海、南京相繼失守。12月22日，韓復榘對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退出濟南，接著退出山東。鄒平的鄉村建設事業被迫結束。我們從山東退到武漢，又退到四川。在四川，我沒有再搞鄉村建設，除參加政治活動外，辦了一所中學，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個落腳的地方。

三、鄉村建設實驗區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這時，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與我共鳴，也在搞鄉村工作，但不叫鄉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創辦村治學院。《村治月刊》是王鴻一先生創辦的。王鴻一，山東人，曾任山東省議會副議長，很有名望。他與閻錫山、馮玉祥等都是朋友，給他們提建議，是他們的座上客，但是他不當官，不做他們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錢主要是由閻錫山捐助的。那時，閻錫山在山西省搞村政運動，省政府設有村政處。村政處的任務有兩個：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煙；二是禁婦女纏足。1929年我從廣東回北京途中，曾往江蘇崑山、河北定縣和山西考察當地農村工作。

我們還積極倡導和支持發展合作社，即搞團體組織。合作社是從信用合作社到生產合作社這樣發展的。組織合作社的工作，是由羅子為負責。他帶幾個助手在鄉村奔走，幫助農民組織起來。當時，鄉村中建立了不少的合作社。為了支持發展生產合作社，縣裡設立金融流通處，兼縣金庫。什麼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須是集體，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給個人，以資助集體引進和使用新式科學技術發展生產。

此外，我們還舉辦過三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這三次會是在鄒平、定縣、無錫先後舉行的。

設在河北省定縣的平民教育促進會，創辦的時間比我們早。它是由晏陽初先生主持的。晏先生是四川省巴中縣人。這個地方是比較苦的。晏先生自幼在當地美國教會辦的學校讀書。由於他天資聰明，教會資助他去美國留學，又由美國轉到歐洲。他到歐洲正趕上九*九*藏*書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期間，法國男子大部上前線作戰，國內勞力不足，工廠缺乏工人，資本家便到中國來招收華工。這些華工全部是在青島集中，乘船到法國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農民，沒有文化，不識字，遠離家鄉，往家寫信也寫不了，很是苦惱。晏陽初在法國看到這種情況，很是同情。於是創辦平民教育會，在華工中搞識字運動，教華工識字。很多人識字以後，可以往家寫信了。晏陽初的這種作法，深受華工的歡迎。他自歐洲回國以後，還繼續搞識字運動。人們告訴他，最需要識字的是農村的農民。於是，他便選定河北省定縣為他的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實驗區。他的經費主要是從美國的慈善機關募捐來的，來的比較方便，也很充足。我們的經費主要是靠中國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馮玉祥，在山東靠韓復榘。但是，晏陽初也遇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解放戰爭後期，他去美國募捐，美國的捐款人對他說，你只許站在國民黨一方，不許站在共產黨一方。他從美國回到國內時，蔣家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黃炎培在上海對他說，蔣介石不行了，共產黨將取得全國政權，你不要跟國民黨跑，勸他留在大陸。他說，不行，我的捐款人都要我只能站在國民黨方面。結果，他沒有聽勸告，隨國民黨逃到台灣。他在台灣的國民黨農村復興委員會搞了一段，後來轉到菲律賓，繼續搞鄉村工作。晏先生今年八十八歲，仍健在。

我的家庭，從曾祖父、祖父、父親，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沒有在鄉村生活過。我是怎樣去搞鄉村建設的呢？怎麼起了這麼個念頭呢？這要從我的中學時代說起。

搞鄉村工作的理想、志願確定后，我總想找一個地方試試看。首先我選擇了廣東。我生長在北京，工作以後，又在北京大學教書，怎麼選擇廣東實踐我的理想呢？因為我看廣東有一個方便條件，就是我的明友、孫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濟深在廣東掌握政權。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從北京去了廣東。

我就是基於這樣一種想法去搞鄉村工作，以這樣一個主觀願望為指導離開城市到鄉下去的。這是我二十歲到三十歲時候的事。

我們在河南辦村治學院時，河南的當權者是馮玉祥。他的部下韓復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的省主席只是一個名義，因為事事都要聽馮玉祥的，省政府的事馮玉祥又派薛篤弼主持。韓復榘雖然不掌省政府的實權，但他也關心村治學院的事，並同我們相熟悉。

1929年正月，我離開廣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農村情況，寫了一篇論文《北游所見紀略》，後來發表在《村治月刊》上。

我們的實驗區，開始在鄒平，後來菏澤縣也划為我們的實驗區。

鄉村建設研究院分三部分，另外還有一個附屬農場。

中原大戰爆發后，河南村治學院匆匆結束。院長彭禹廷回到本鄉河南鎮平縣，我回到北京。副院長梁仲華到濟南，向韓復榘報告河南村治學院的結束情況，因為如前所說，河南村治學院是韓復榘任河南省主席時辦的。韓復榘對梁仲華講，歡迎你們大家都來山東，在山東繼續河南的九-九-藏-書事業。梁仲華到北京找我，說韓復榘歡迎我們大家都去山東。當時，河南村治學院雖然已經結束，但是人員還沒有散夥，大家便聚集山東。這是1931年1月。

我在廣東時，沒有用鄉村建設這個詞兒，用的是鄉治，這是從中國古書上借用的一個名詞。我想在廣東收一批學生，辦鄉治講習所，把我的鄉治主張和辦法講給他們聽。後來，辦鄉治講習所的設想沒有實現，在一個叫「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的機關，我以《鄉治十講》為題，作了十次講演，講了鄉治的意義和辦法。

一、鄉村建設研究部

當時，我還有一種認識，或叫覺悟，就是認為英國憲政成功、有效，是靠英國人民爭取來的。英國公民的公民權、參政權、對國事的參与過問權，都是英國人自己要求和爭取來的。自己不要求、不爭取，是不能實現的。在民眾沒有要求的情況下，靠賞賜是不行的，一紙公文，沒有用。當時，中國的民國憲法中也規定了公民的一些權利，但不過是白紙黑字，廣大民眾不懂這個事。選舉時，讓他們走幾十里地去投票，他們不去，沒有時間，把選舉權送給他們，他們還不要。我看到這一點，感到要改造中國政治，必須從基礎做起。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從基礎做起，就要從最基層開始做，搞鄉村的自治，一鄉一村的地方自治。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憲政的基礎也就有了。具體的做法，我設想是把農民首先組織起來搞合作社，由低級到高級，由小範圍到大範圍；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把它運用到生產和生活中去，進行農業的改革和改良，進行農村的各種建設事業，搞工業化的農業。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為因果的關係，生產技術改革了，生產就會發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對先進的科學技術的要求也就更強烈了。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組織生產團體也是互為因果的兩面，互相影響，互相促進。運用新式的科學技術，個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團體組織的力量。有一個團體組織，才能引進一份科學技術；有一份科學技術，才能促進一個團體組織。團體組織越大，能夠引進和運用的科學技術就越先進、越多。這樣團體組織也會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俞慶棠先生在辦江蘇省民眾教育學院之後，發起組織一個團體，叫社會教育社。這是一個從事社會教育的人自願結合起來的組織，相當於現在的一種專業的研究學會。由於當時許多有志改造農村的人在搞鄉村工作；全國各省、市政府都辦有民眾教育館，也有一批人，所以參加社會教育社的人相當多。社會教育社大約於1933年正式成立。大家推選出三個主要負責人為常務理事，有俞慶棠、趙步霞，我也是一個。

我們在山東的做法與在河南的做法略有不同。在山東不叫鄉治，也不叫村治，叫鄉村建設。這個名稱是我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辦法概要》這篇文章中第一次用的。為什麼叫鄉村建設？因為當時人們都在提倡建設，建設有許多方面，我想我們搞的工作是鄉村的建設工作，所以用了鄉村建設這個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