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發動，預其事者未始不出以真誠。顧衷氣不充沛，形於外者便不光昌，而一段真誠亦遂淹沒無從見於世。及今思之，寧以不發表為佳。當時心有所蔽（指為同盟求發表之念積久而不可遏），見不及此；既經我手發表，故不勝遺憾！

民國三十年（1941年）2月中旬，同人先後到渝。以參政會將於3月1日開會，故各方朋友來者頗多，正好商議。其時適在皖南新四軍事件之後，有中共參政員全體不出席參政會表示抗議之嚴重問題，同人奔走兩方，力求勿以國內裂痕暴露于外（《我努力的是什麼》記其事甚詳）。雖大會期內中共參政員卒未出席，而以當局嘉納余等建議（建議組織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會後仍在奔走，直至3月底乃告停頓。其間聚議頻頻，而同盟之會商進行，即夾于其中。

21日黃公約慕韓會晤，余亦在座。黃面許同盟揭曉后，當親寫一文在《國訊》發表，以示贊助。蓋黃公此來，題在募債，而實籌備其職教社之香港分社並自建其言論機關，所謂《國訊》海外版也。（後來《光明報》出版不久，《國訊》亦出版，黃有《我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文，如其言。）

宣言起草余及同人咸推慕韓，而慕韓以先決問題未決，拒不動筆。所謂先決問題者，指宣言是否列具人名。時余猶未承認不具名之事，蓋以是迫余也。

9月22日同人集會，渝、滇各有函到，對於《十大綱領》完全同意，一字不改；宣言則囑海外草訂，內地事後予以追認；並同意于「雙十節」發表。此時大體應無何問題，乃不意問題之牽掣未已：一為發表時之列名問題，一為綱領之修改問題。

海外同人以時期迫促，無日不盼黃公之來。7月26日忽有李政君飛港，受黃公之託自渝帶來密函並抄件。蓋黃公於7月初自渝抵滇，君勱亦自大理來會，所有昆明同人迭有聚議。抄件即黃公返渝后就議決事項摘示其要點也。其中可注意者：

當時計算參政會應於9月中旬開會，同盟必須在會前發表，報紙至遲要在9月1日出版，不意忽生波折。

10月3日黃公返港，余以此問題告之。黃即電渝請改推君勱主席。而渝復主席非大會不能改選，固執其不列名之說。實則主席由常委五人互推，載在章則，余同黃公既合推君勱，渝方贊同即可成立，不解何為固拒？時已10月8日，內地既順從曾說，海外同人如徐公等雖以余說為然，但恐再事猶豫，則「雙十節」便不能發表，貽誤事機。故鮮有人極力支持余說，而頗有人勸余讓步者。余請先換社長而後發表，解除我個人責任。眾亦不許。余又建議以曾、梁二人或餘一人為同盟駐港代表之名發表。眾謂港政府不許任何政治團體公然活動，往時胡展堂、李德鄰曾遭干涉，可鑒；今日雖國民黨亦不得公然建立支部。余于萬分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服從眾議，執行不列名之發表。九*九*藏*書

8月18日晚黃公到港，19、20兩日連在九龍塘學校與余單獨洽談。黃表示其環境實不容其出名參加同盟，而留他在外，于同盟于大局，未始無用。於是決定黃公不列名。既不列名，故於綱領內容發表時機等問題一切聽由同人決定，彼亦不固執己見。對於在港同人，除慕韓一人外，均不願會面，一切托余轉達。

余草十大綱領，內地本同意一字不改。但其中第四條「擁護國民黨執政，為抗戰建國綱領之切實執行」，海外徐、周諸君力持異議，曾補送內地參酌，其主張系刪去此條，而於第二條「結束黨治」下，增「仍委託國民黨執政」字樣。內地復函希望不改，若必欲改，即請海外斟酌決定。於是慕韓附和徐、周，必欲修改九-九-藏-書，並提議「組織舉國一致之政府」以代原文。幸甘君表示不同意。眾論紛紜，余默默無言，但謂一切修改，以字面上之修改為限，不能變更原意。最後乃以「督促並協助國民黨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定議。

發表時，國際各大通訊社記者多以未具負責人名，不肯接受拍電。一般輿論，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而執政黨方面即借口於此肆其攻擊，並以有意變更政權不啻第五縱隊相誣。使發表方式如余所擬以張、左具名，各方觀感當必不同。又使綱領如余原稿發表，有「擁護國民黨執政」之明文，則對方情緒不致如許惡，「有意變更政權」之誣言尤無從說出。詆誣既不得其隙，彼此氣勢一申一詘之間又必有異於今日也，惜乎未能。

同盟之前身為「統一建國同志會」。此會發起於民國廿八年（1939年）10月間，訂有信約十二條，曾邀當局諒許成立。余于《我努力的是什麼》（發表于香港《光明報》）中記其事，今不再詳。同人因感於其組織鬆散，且未能強調吾人衷心之要求，乃更組成同盟。同盟實即由同志會改組而來也。

往日統一建國同志會雖以國共兩方外之第三方自居，而在重慶蔣方統治下實不容吾人以真正第三方面目出現，故同盟勢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論機關。余之被推赴港以此。顧余雖願以言論自效，素日謹守，殊乏肆應之才，又不善西文。同盟內定主持報事者實為羅君隆基。君勱先生時亦有赴港協助之說。而黃公方任勸募戰時公債委員會秘書長，有海外各處巡視督導之責，行動最便利，則毅然自任赴港照料一切。

又一度是在組織章則問題。章則規定，凡同盟對內對外有所發表，必經常務委員會多數取決，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員署名行之。黃公提議加一項：委員有不同意者得不署名（即以其餘委員列名發表）。余反對之，謂在一組織內應服多數，若許單獨立異，將無團體行動之可言。黃公謂不如是，則多數或且壓制少數。爭執九*九*藏*書甚久，卒從黃公之說。蓋眾人之意，今為初步聯合，尚非單一團體，強之無益也。

其後昆明來信，證明此一變動果出於黃公所為。欲求問題解決，非得與內地同人面談不可，而尤切盼于黃公之來。

黃公既不固執，則一切問題唯待與內地同人商定。適有君勱之友盧廣聲君即在21日晚將自港飛渝，並轉赴昆明、大理，余急草成《十大綱領》並寫一長信託其帶去。信內重申「發表于會前，商洽于會外」之主張，而請求三事：

5月初間黃公抵港，余於20日自桂林飛往相會，不意黃公恰於此日飛返重慶，正好相左。余久候羅、張諸君不至，遂會同曾慕韓（青年黨）、徐夢岩（國社黨）、伍憲子（憲政黨）、周鯨文（東北同鄉會）、張雲川（第三黨）、甘介侯（代表桂系）諸君著手籌備。其後（8月初）奉內地通知決議以余任報社社長。

同盟發表成立宣言及對時局主張綱領，自應由負責人署名，而主席黃公不列名已經決定，似應另推主席。但黃公初未自己辭職，又已離港（去菲律賓），無從商量。有人提議用各黨派單位之名，而不用人名，但職教社同樣不肯列名，有不待征問而知者。曾慕韓即據此理由，謂渝函正有發表可不列人名之意。余認為無負責人名，不成事體，主張改推君勱為主席。即至少以主席張、總書記左兩人之名發表。曾不同意。余飛函內地爭之。

同盟事經多次會商而後，主張綱領及組織章則均確定，並推定執行委員十三人。內常務委員五人，計為黃、左、張、章（伯鈞）及余。主席一人，由常委互推黃公擔任。總書記一人，互推左公擔任。其餘任務各有推定，余則被推赴港成立言論機關。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卅年（1941htｔps://ｒead•９９ｃｓｗ.cｏm年）「雙十節」揭曉于香港，余負經手之責，而深有遺憾于其事，因記其經過曲折于次：

方同盟正在會商進行時，同人甚秘其事，而竟為當局所發覺。3月21日，蔣公在餐席上當眾責問于張岳軍（群）。張立時以電話詢君勱，君勱否認之。次日又訪君勱於家，君勱適外出。張語君勱介弟公權，謂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綱領十二條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議之地點在特園某號。黃公與余等共商應付，乃答以迭次聚議無非為奔走中共不出席之事，實秉最高領袖意旨而行；所謂組織，即是前之統一建國同志會；所謂十二條，即同志會之信約，均曾邀領袖之諒許者。至於宣言，則同人屢承領袖督責「你們要出來說公道話」，故有此擬議。蓋同盟宣言初推余起草；余寫成后，黃公主張先發一由個人簽名之時局宣言，即就余稿塗改，措辭略變，適將同盟一層隱去也。經解釋后，當局即未再追問。

8月12日余約同人集會，報告渝、滇來件，無不愕然。一致認為綱領不能分別發表，而刪去有力條文，尤所反對；同盟一切主張，應認定「發表于會（參政會）前，商洽（與當局商洽）于會外」之原則，不必預作出席或不出席之決定。至於為黃公守秘密一層，既奉指示，自當遵辦，但事實上早已盡人皆知，掩蓋不得，徒資笑柄而已。同時報告，余個人已分函內地同人堅決反對。今問題涉及根本，在根本問題解決前，報社籌備暫停進行。眾議僉同。曾、徐諸公並各函內地表示意見。

不久舜生去蓉，君勱回滇，余亦返鄉間（璧山縣來鳳驛），相約于來春2月再聚于重慶，賡續進行之。

此一變動蓋有由來，是須回溯過去之事。

日期逼近，余不得不自己連夜草成之，經同人通過，九*九*藏*書「雙十節」得如期發表。

同盟之發起，在民國廿九年（1940年）12月24日。是晨重慶報紙揭出國民參政會第二屆人選名單，即于名額一再擴充，而上屆在選之黨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顧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與黃任之、左舜生兩公不期而相會於重慶新村四號張君勱家。彼此感慨同深，遂發同盟之議。四人自晨至暮，討論整日，多所決定。次日（25日）黃公又約來冷御秋、江問漁二公同談。余出先一日談話記錄，供眾閱，眾認為無誤，並決定命名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28日余約同人集議，報告一切。徐、周諸君于綱領微有意見（后詳），當又託人帶往內地，請一併核定。對於《光明報》決議積極籌備，准于「九一八」出版。

嗣於8月3日又收得羅君隆基自昆明託人帶來密件，內計開談話會（非正式會）商決之事二十余項，視渝件加詳。

方3月間在重慶頻頻聚商進行同盟之事，曾發生兩度爭執。其一度在綱領問題。綱領十二條在黃公主席之下通過眾議，其間文句修改，皆主席親筆于草案上塗乙批寫。以他人或不易辨識，即推黃公手自謄清，于下次會再提出宣讀。下次會仍由黃公主席，以手自寫訂之條文宣讀並傳觀，於是決議非有新加入分子提出有力意見，即不再修改。並約期某日（似為3月17日）同人全體齊集，在繕正之綱領后各自親筆簽名，以示決定。乃臨時黃公忽通知君勱改期，並函余主張改約少數人細談。及改期聚會，黃公即提出綱領十二條分別先後發表之說。如某某等條（指各有力條文）宜暫付保留。江問漁君又起而解釋之，謂如此等條文發表，不啻與當局決裂；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一面，許多事業必發生障礙，「我們不能使學生失學，工人失業」，云云。余謂：「既謂如此，何不早言？幾經討論修改，未聞異議，乃至親自寫訂宣讀，考慮應周，都無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豈事理所許？」李君（璜）幼椿謂江先生所言蓋指吾人所背負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獨職教社為然。欲顧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運動；欲作政治運動，即不能顧全包袱。最後黃公承認並非對十二條文忽生異議，乃顧慮發表之時機不得其當。眾人則承認，非至適當時機不發表。於是在此諒解下而發表延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