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經廣州才曉得國內大局未容樂觀，到了重慶，更知其問題嚴重。於是不能不從朋友之後，再儘力于反內戰運動，以至參加了1946年的舊政協會議（在會議分組中，我拒不參加憲草小組而獨參加軍事小組，一心要為整軍問題儘力，還是夢想軍隊脫離黨派而屬於國家）。會議快要成功，我托周恩來先生於其返延安（1月27日）之便帶一封信給毛主席，申明我年來在現實政治上的努力可告一結束，今後將轉而致力於言論思想工作。會議閉幕（1月31日）的晚宴上，我又把寫好的《八年努力宣告結束》一文出示在座各方朋友，並面托胡政之先生在《大公報》發表。其後在《大公報》又續有《今後我致力之所在》一文發表，申其未盡之意。

我此時卻趕忙寫兩封信：一致民盟主席張瀾先生轉諸同人；一致中共中央毛、周諸公。適有盟友何迺仁先生8日飛滬，即托其帶去。兩封信有一共同點，就是勉勵諸先生為國家大局努力負責，而聲明自己決定三年內對國事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其不同者，對民盟則請許我離盟；對中共則請恕我不來響應新政協的號召。還另有《給各方朋友一封公開的信》刊于《大公報》，同樣聲明那一原則，從而謝絕了朋友們希望我出來奔走和平的事。我只呼籲和平而不奔走和平。

幾乎我們天天在搞，卻始終（始於桂林終於八步，首尾約四年）亦沒有搞出什麼名堂來，這裏亦就無可說。不過有兩件事可以征見我的行動方向，不妨說一說。一件事是在1943年秋冬間（或者1942年的春間，記不甚清），張雲川先生從重慶到桂，傳遞周恩來先生的一封密信給我，勸我去蘇北或任何靠近他們的其他地區，建立鄉村建設的或民盟的據點，他們願幫助我創開一個局面來。這不止是中共方面的意思，民盟同志亦如此希望我。我當時差不多沒有什麼考慮，就堅決地辭拒了。因我內心上覺得我不能靠近那一邊。靠近那一邊，就要失去或削減我對廣大中國社會說話的力量，對於我要廣泛團結全國各方面來說，是不合適的。又一件事是在1943年秋初，國民黨蔣介石在國內國外壓逼之下，重彈憲政老調，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各方面都參加故稱協進），自為會長，連電邀我去重慶。重慶民盟同志亦願意我去。我同樣沒有什麼考慮就堅決地辭拒了他。因我想我在桂林尚且不能做什麼，到重慶將更不能動。我以一封長信作回答（信寄邵秘書長力子先生轉呈）。信中吐露了我多年來不亟亟于憲政的意思。然後說：憲政雖不急，而民主精神卻為眼前所切需。因為沒有民主精神，則團結不可能。憲政恆有其形式條件，故有待于籌備；民主精神是用不著籌備的，只要你實踐就是了。今天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在實踐不在說空話。

當初從南京退守武漢時，我早向人說過這樣的話：你們向西，我要往東，你向南來，我要往北去。如今在後方既無可儘力，我便想到前方去。況1937年那時有一部分八校師範生訓練處的同人同學約八百餘人，攜帶槍支糧款從濟寧退入河南，在鎮平集中受訓后，經向當時政府取得名義，已於1938年秋整隊開拔渡河返魯抗敵，我亦有去照看之必要。於是我一面請求蔣的軍事委員會轉知前方戰區，一面亦托秦博古先生請中共中央轉知八路軍和新四軍，沿途給我方便和照顧。我即於1939年2月2日成行。當出發之時，未嘗沒有留於前方抗敵之意。不想到了前方正趕上敵httｐs://ｒｅａｄ•99ｃｓｗ•com人大掃蕩，又逢著「摩擦」開始，躑躅于魯南山區，辛苦備嘗而一籌莫展。同時看到黨派關係惡化如此，抗戰前途已受威脅，推想各方必然要求解決黨派問題，可能就是到了問題解決的時機，所以馬上又迴轉後方。計一往一返共經歷了豫東、皖北、蘇北、魯西、魯南、冀南、豫北、晉東南各敵後游擊區域，末後於「九一八」回抵洛陽，「雙十節」回抵成都，為時共八個月。此行除增加一些見聞外，可算勞而無功。

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是這樣的：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報紙，有新的一屆參政員名單揭曉，名額擴充，反而把原來為數極少的黨外（國民黨外）人士更減少幾個。例如章伯鈞、陶行知、沈鈞儒等幾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們黨內的人。這樣引起我對國民黨一種非常大的悲觀。因參政會本來形同虛設，若多羅致幾個黨外人物，在國民政府至少亦可裝點門面。偏偏連這一點作用都不留，而給大量黨內閑人擠進來吃閑飯，國民黨的沒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難當前，大局靠什麼人來支撐呢？氣悶之餘，出門散步，走到張君勱家。卻巧黃炎培、左舜生兩位亦先後來到。四人聚談，同聲致慨。黃老興奮地站起來說我們不應妄自菲薄，而應當自覺地負起大局責任來才對。在互相敦勉的氣氛中，君勱即提出統一建國同志會不中用，必須另行組織。他主張先要秘密進行組織並布置一切。必須在國民黨所控制不到而又極接近內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論機關來，然後以獨立姿態出現，不必向政府當局取得同意。我們一致贊成他的意見，後來事情就是按照這樣做的。

12月25日香港被日寇佔領后，承范長江、陳此生等幾位朋友相邀結伴逃出香港，1942年1月回抵桂林。

在我訪問國民黨方面時，主要是同張群的談話。談話時間亦達兩小時以上，我的三步解決論亦都向他說了。我指摘當時的憲政運動為「文不對題」，他最表贊成。當我強調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屬於國家時，他轉問我：你向共產黨談過沒有？他們如何表示？我說：他們表示國民黨實行，共產黨就照辦。張拍手笑說：他們深知國民黨不會實行，所以不必從他們口裡來拒絕你的提議，而只須說一句「要看國民黨」便盡夠了。老實對你講，國民黨的生命就在它的軍隊，蔣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黃埔系。像我（張自稱）這樣一個地道軍人而從不想抓軍隊，是絕無僅有的。你向誰要軍隊就是要誰的命！誰能把命給你？你真是書獃子！這一席話對我真如同冷水澆背。

就在八步獲聞勝利之訊的時候，亦獲聞毛主席應邀到渝之訊。我心裏想，國難已紓，團結在望，過去所為勞攘者今可小休。今後問題要在如何建國。建國不徒政治經濟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認識老中國即莫知所以建設新中國。顧年來務以團結各方為急，未遑對各方自申其所見。今後願離開現實政治稍遠一步，而潛心以深追此一大事。我自己這一決定，在離桂返渝之時，特致函李任仁先生言之。因為他是我年來在現實政治上一同儘力的朋友，所以向他告別。

我到達成都和重慶，得悉黨派關係惡化在大後方亦同樣嚴重。不過在前方所表見者是武裝衝突，大後方卻是單方面——執政黨方面對黨外的壓迫鉗制無所不用其極。許多朋友一見面便訴苦，我亦以所看到的抗戰危機相告。在問題的如何應付如何解決上，他們一般意見又與我相左。他https://read.99csw.com們便是希望施行英美式的憲政，希望可以多黨互競並存。剛剛不久開過一次「國民參政會」，便已通過了早施憲政的決議，並且成立「憲政期成會」，容納各方面討論「五五憲草」。我到重慶時，重慶滿街上都在開會座談憲政，非常熱鬧。他們邀請我，我一概謝不參加。我知道這是一場空歡喜，國民黨決不會踐言。何況即令當真實行，亦非中國之福呢！我只認定我的路線，作我的團結統一運動。

這是1939年11月29日的事。轉過年來（1940年），參政會又開會，把憲政期成會所研究出來的「五五憲草修正案」打消，期成會無形結束，那些熱心憲政的朋友才冷下來。然而統一建國同志會亦不起勁。當時前方軍隊火併情形嚴重，何應欽向參政會作過報告。我據以提出「解決黨派問題求得進一步團結建議案」，同志會的參政員即未得全體聯署。國民党參政員對我的提案，初時很震動，聲言不給通過。但蔣介石卻很巧妙，親筆寫了一張字條給我，大意說這是軍紀問題，本不能加以討論的，但你們要討論亦可以。同時囑王世傑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過，希望我不必發言，以免引起爭論。其實我原案很簡單的，只強調問題應在參政會內解決，建議組織一特種委員會負責搜集問題研究方案。案子不聲不響通過，特種委員會亦成立（卻不給我參加），卻不發生一點作用。似只開過一次會，聽取了秦邦憲先生與何應欽交涉的報告而已。

我是經過桂林停留一時期才到香港的。在桂林會見李任潮（濟深）、李重毅（任仁）兩位先生，並得到他們的協助，於5月20日到香港。

從1946年11月到1949年12月重慶解放，我都住在北碚。《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即於此時寫成。這三年正是解放戰爭期間，許多舊日熟人不加入反動派政府，即歸到革命隊伍，唯我堅決守定過去一貫的立場和作風，只做緩和鬥爭的事、反對鬥爭的事，而不參加鬥爭。其間言論行動較有關係的，略說於此：

當桂林危急、舊統治瀕於瓦解之時，我們曾策劃就兩廣湖南三省相交接的一個地方，展開戰時民眾動員工作，同時亦就樹立對內政治革新的旗幟，號召改造全國政局。這個地方就是廣西賀縣屬的八步，那裡有一個行政專員公署可資憑藉。記得1944年10月中旬我同陳此生兩人自昭平而東，爬過接米嶺一個大高山而到八步，借住臨江中學，過著自己燒飯的生活。時局多變，頭緒紛雜，盤桓進退其間約近一年（截至獲聞勝利之訊）。盡算是苦心孤詣，卒於一事無成。遺留到今天的只一本印行的《戰時動員與民主政治》講演小冊（當時在中學分五次講完的），自己檢視幾乎掉淚。除了可以證明從頭到尾我努力的是什麼之外，其他什麼都說不上。

「九一八」創刊《光明報》，「雙十節」揭出了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綱領。宣言系我屬草，送經內地同人核定，一字未改。綱領原所固有，亦經我潤飾而內地同人核定的；不過其中第四條經在港同人改動過。這文件很足代表我那時的思想和主張。特別是宣言，讀者不難看出純粹是從要求團結統一出發。

毛主席有一回信由恩來先生帶轉給我，大意說：行動與言論二者不是不可得兼的，為什麼我要結束了行動而後開始言論？表示不贊成和督勉之意。我的話原是有所指。當時政治協商既已取得協議，隨著就要組織各方參加的新政府。所謂我的努力可告結束，意指國內團結實九-九-藏-書現了，用不著我再努力，我不擬參加政府。這是一面。同時另一面，我覺得在大局前途上正需要我作一新的努力。因當時各方所同意的那種憲政制度，我根本認為不合中國需要。——這意思在我後來所寫《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中曾吐露一些。——我深恨時人思想不出西歐或蘇聯窠臼。過去為了團結，我一直有許多話悶在肚子里沒有說。現在我卻要說話了。我要批評到各方面，亦要批評到盟內（盟內各小黨派全是夢想憲政）。對於當前政治制度問題，我要提出我的具體主張。所謂致力於言論，意正指此。這顯然是以身不在政府為方便的。

統一建國同志會並未正式成立組織機構，似半為當時重慶遭受敵機轟炸所影響。那一半自然就是大家不起勁。秋末轟炸期過後，常用一種聚餐方式座談座談。皖南事變前夕，聚會較多。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嚴重抗議，中共參政員宣言非把問題解決將不出席參政會，同志會的同人出面奔走調解。就在這期間，又醞釀了「民主政團同盟」。

1948年除夕我在重慶特園得《大公報》王文彬先生電話，以蔣介石下野、大局急轉直下的消息見告，並問我對時局要不要發表意見。我馬上寫了一篇《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預備發表。卻不料第二天——1949年元旦——蔣介石只發一要和平的文告，並未下野；時局發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給王先生，留待時機到了再行發出。

我此時的打算是想創辦一研究機構，從世界文化的比較研究上做認識老中國的工夫。但時局旋即惡化，沒有容我抽身出來，更且把我拖入。4月中旬馬歇爾從美國回到重慶，致意民盟希望協助其調停東北長春之爭。恰值國民黨中央政府準備還都南京，各政黨的中央亦應隨之遷京，正有許多事情待辦，而民盟秘書長一職卻虛懸無人者已經很久。盟內朋友早就要我擔任，我一直堅拒不應（周新民先生最清楚），至此終於應承了三個月。我計算三個月或者大局可以歸於和平，那時我再做我的事。

關於奔走調停之事值得一說的，就是並不出以和事老的姿態。我們是站在國民立場向兩黨提出要求。要軍隊今後脫離黨派關係而屬於國家，並且要監督執行其事。這是一點。再一點是要檢查和督促那公布已久的抗戰建國綱領的實行。為了這兩樁事，主張成立一個委員會（包涵各方面的人）來負責。其條文全是由我起草的，並承同人推我和沈老（鈞儒）兩人徵求中共方面的意見。中共方面周（恩來）、董（必武）二公看了條文。表示願電延安請示。假如雙方都同意了，他們就可出席參政會。對於國民黨，則公推張（瀾）、黃（炎培）諸老見蔣，征問意見。蔣的表示竟是滿口應承完全同意。其後此事終於不協，其間頗有曲折，這裏不敘（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諸同人俱已辭謝調停之任，我自己還聲明要一個人單獨奔走到底）。

在桂林不覺一住三年（1942～1944年）。三年總沒有閑著，不斷同一些朋友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戰上有所策劃。特別是末后（1944～1945年）日寇侵湘入桂，大局形勢危急，我們亦愈積極。其間常常在一起，作為主要的幾個人，就是李濟深、李任仁、陳劭先、陳此生等各位。他們並未加入民盟組織，起初亦未建立「民革」（轉移到八步后，乃始商定別立民革，以便廣收國民黨的同志），不過在政治上既有共同要求，亦就不分彼此。九*九*藏*書民盟同人不多，亦以時聚會；救國會此時亦已正式參加在內，但總起來說，發展不大。重慶、昆明以及湘粵各地同志都不斷來往聯繫。乃至西北像杜斌丞先生等亦曾來桂，共策進行。此時我們與美國人亦有關係來往。因為此時的美國人急切對抗日寇，深深氣憤蔣介石的腐敗自私，多所貽誤。像史迪威、高斯（美大使）以至駐桂領事林華德等，對於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國人都願幫助的。我們亦曾設想如何在沿海一帶配合美軍登陸，不過後來盡成虛話。

又3月1日為《觀察》雜誌寫《樹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最足代表我在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上一向的見解。最末一句話「只有這樣，把東西南北各式各樣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國才有救」，道出了我的心事。

八九月間反動政府要解散民盟的前夕，張東蓀先生從北京寫信給我，說民盟是你辛苦創成，你要趕快去南京上海設法維護。其實我的心理恰相反。民盟在我只看做是一個推動全國合作的推動力（見前），此外沒有意義。當時兩黨大戰之時，既不能盡其政治任務，亦難發展自己組織，恰且伏有內部分裂的危機。它最好暫入于休眠狀態；一旦時局需要它了，再出來還是完整的。但民盟自己卻無法宣布休眠；現在反動政府來代我們宣布，豈不甚好。我一面以此意答覆東蓀先生，一面更以此意奉告于上海張（瀾）、黃（炎培）諸老。到反動政府命令發布，我投函重慶《大公報》表示的意思亦是這樣。同時聲明我從此不在組織中了。

1947年1月1日為重慶《大公報》寫《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最足代表我那時的意思。我一生總在擇我認為當時最要緊、最有意義的事去做。一切行動都從這一權衡上而決定。我當時不參加鬥爭而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其積極之義在此。

民盟組織的秘密進行，就夾雜在那些為新四軍事件而奔走的許多聚會之間。但一同奔走的人並不全予聞民盟之事。統一建國同志會雖可算是民盟的前身，但當時卻不是把整個同志會轉變成民盟。例如以沈老（鈞儒）為首的救國會的朋友原在同志會，而此時尚留于盟外。這是因為救國會那時有「中共外圍」之稱，而民盟的產生卻不願被人看做是出於中共所策動。奔走調停始於2月22日，終於3月27日；而此時民盟秘密籌備工作亦大致停當。我即於29日離渝去香港，為民盟創辦言論機關——那就是後來的《光明報》。我離渝前夕，曾密訪周恩來先生接頭，願與他們在香港的人取得聯繫。（注：周答他們駐港代表是廖承志。）

我為什麼要這樣呢？我知道國民黨是不行了，今後唯一強大勢力將在共產黨。過去我祈求全國合作，主要是對國民黨而說話，今後將須對共產黨說話。共產黨是不好說話的。說話不對他的意，就可以被看做是敵人。而一經遭到敵視，雖有善言亦難邀好的考慮。只有明白擺出來：我止於說話而不繼之以行動，止於是個人而無組織為後盾。那麼（沒有力量）不足重視，亦或不引起敵視；他就可能放平了心來聽我的話，對我的話才聽得入。這便是我的一番用心。同時，我知道我此時的言論主張在盟內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組織而不得自由發言，我不甘心；使組織因我而受破壞，尤非道義所許，所以最好是赤|裸裸一個人，披瀝此心與國人相見。

恩來先生對我之不參加政府亦表示不能同意。我為了在行動上取得中共朋友的諒解，更且把自己懷抱吐露一ｒeａd.９９csw•com些，所以3月11日訪問延安。在延安住了十天。有一次毛主席邀了他們黨內要人共約十位，一同談了一整天。我說明了我對當時政協所擬訂的憲政制度的看法。我承認它有眼前一時的必要，但認為它不會適用多久。我肯定地說它最多不出三年必將改弦更張。然後，我提出我的主張來——那就是我在前說過的分三步驟解決黨派問題，建立全國黨派綜合體。我並說：這一主張，只是說在這裏，留備將來要改弦更張時一種參考；現在不需要給我若何答覆。關於我不參加政府一層雖未多談，而有此一行，是不難邀諒解的。

我亦曉得要有實力才解決得了問題，但我不相信只有軍隊是實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廣大人民要求，便是實力。我要把同我一樣要求的人結合起來。所以我的運動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黨派和在野文人——為第一對象。經我在成都、重慶兩地奔走聯絡之結果，就醞釀出一個「統一建國同志會」來。我說明：在當前危機下，所有兩大黨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務，就是不許內戰起來妨礙抗戰。然而零零散散誰亦不配說來完成這任務。只有我們大家彼此合攏來，而以廣大社會為後盾；那麼，這個力量卻不小的。所以當時這個會把兩大黨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涵在內了。為了能在國民黨統治下合法存在，先把會內大家通過的十二條綱領送給張群、王世傑請轉蔣，並要求見蔣。原初公推黃炎培先生和我兩人見蔣的，后因黃先生去瀘州，臨時只我一個人去。當時談話，今不須記。總之，結果算是通過了，可以公開存在。王世傑當時曾問我：這是否一政黨？我答：不是的，今天不需要在既成政黨外再添多一個競爭單位。這隻是為了求得全國團結，推動兩大黨合作而形成的一個推動力。

我分向三方面進行我的運動。所謂三方面就是兩大黨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記得似是10月25日，訪問中共方面，會見了陳紹禹、秦博古、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從我在前方的見聞說起，說到問題的嚴重，說到我的意見主張。當我說話時，博古先生就隨時伏案作筆錄。末後由陳紹禹先生作答，吳、林、董諸老亦各有答語。其詳非現在所能記憶。只記得在我講到問題嚴重時，我就說了一句「軍隊非統一於國家不可」的話，陳先生馬上要回答，我請他莫忙，且容我把話說完。末了我分三步解決問題的話講清楚了，然後說出軍隊警察應該是政府代表國家行使治權執行國策的工具。此時陳先生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慮的。後來又說，軍隊屬於國家是可以的，只要國民黨實行，我們就照辦。諸老所表示，亦都是對我勉勵的話。談話從晚間開始，至夜深人靜才分手。

豈料不只三個月不行，六個月亦還是不行。從5月初到10月底整六個月，除一度去昆明調查李聞案外，都在京滬間為和談儘力（我那時勇於自任的經過情形，這裏不敘；1949年夏曾寫有《過去和談中我負疚一事》一文載於《大公報》，可供參考）。但當我看清楚無可為力的時候，我就拔腳走開了。——我辭脫民盟秘書長，遠去重慶北碚，閉戶著書。

5月20日出席南京的末次參政會呼籲和平。這是應北京、上海、成都各方朋友之約而去的，亦是我三年中唯一離開北碚的一次。6月1日國民黨特務在各地方大舉捕人，重慶民盟被捕的同人甚多。2日我飛回營救，百般奔走無效，直至1949年3月在國民黨要和平的空氣中，才得保釋出十幾個青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