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遠、韓保正輩素不知兵的人統軍禦敵，其敗亡的命運，不卜可知。劍門關天險一失，蜀主惶駭無計，但言：「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故，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矢！」終至無兵可用，只得修表投降。宋軍自汴京發兵，到接受孟昶投降，前後只費六十六天，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

平蜀戰事，發動于太祖乾德二年（964），以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為副，將步騎六萬，分由鳳州、歸州兩路走棧道和揚子江三峽之險，進軍西蜀。

宋人治蜀，一直採取高壓政策，蜀人普遍懷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態度。史書說蜀人不好出仕。事實上，北宋時期，七十二位宰相中，籍屬西蜀者只有四人，開國之初，太祖、太宗兩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無一個蜀人在內。

蘇軾兄弟因農村破產，家業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師，尚在應試階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還鄉，尋求夜雨對床之樂，所謂「未入仕版，已懷歸志」。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現，與一般人的淡泊不盡相同。

宋朝統治下的子民，負擔是非常沉重的。正常的賦稅之外，有各種名目附加的苛捐雜稅，每個人頭上都須擔負身丁錢，另外還有徭役和攤派，農民終年耕稼，還得不到一個溫飽。前後蜀時代，老百姓繳付的捐稅，總算取之於蜀，用之於蜀。現在則完全納入宋朝中央歲入系統里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潤，這和初平西蜀時，將孟氏庫藏悉數輸往京師，同樣刺|激蜀人。

勝利的將軍們，更擺九_九_藏_書出一副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姿態，他們在成都，整日整夜地舉行盛大宴會，征歌選色，縱酒狂歡，毫無顧忌地放浪聲色，再也不管軍務，任令部下搶掠財物，霸佔婦女。蜀人屈服在宋軍的淫|威下，積憤難平。曹彬屢請主帥王全斌班師回京，而全斌等則貪戀成都的享受，不予理會。唐代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認為全國城市的繁榮，揚州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這批將軍們就樂不思歸了。

宋太祖得知蜀亂，立即派遣大軍增援，費上一年時間，免不掉又一場血腥的屠殺，才告敉平。

蜀人擅辭辯而好論理，堅強獨立，不認為世上有所謂權威存在。宋人岳珂《桯史》說：「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所以蘇軾從政，每每站在當權派的反對立場，奮不顧身地為事理爭論。王安石當政，炙手可熱，蘇軾反對新法病民，更反對他的獨裁作風；司馬光主國政，蘇軾因恢復差役一案，為民爭命，不惜獲罪于相國之門，充分表現蜀人不向權勢低頭，富有政治勇氣的地方性格。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創死，眾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順做統帥，略州奪縣，所向無敵，到攻陷邛州時，他們已有幾十萬人了。

但是，後任官吏，競喜功利，聚斂如故。真宗咸平三年（1000），益州戍卒推王均為首，再度反抗，建號「大蜀」，改元「順化」。官軍發兵反攻，王均撤橋塞門，堅守不出，官軍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領黨徒突圍而逃，官軍疑有埋伏，縱火焚城，翌日將曾在王均手下任職的數九*九*藏*書百人，集體燒死，時人為呼冤酷。

蘇軾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遠，永遠孤立，受出生地的影響，不能說完全沒有。

西蜀特殊的地理環境，使蜀人自有獨立天地的思想，進而化為熱烈的鄉土之戀。蘇軾筆下，時常流露濃厚的鄉愁，懷鄉之作，俯拾皆是。

王小波，眉州青神縣的一個農民而已，乘著這個痛苦的時勢，喊出眾民心中的一個口號，就將飢餓線上十萬貧民集合攏來，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們抓到彭山縣的縣令，公開將他的肚皮剖開，拿大把大把的銅錢裝進他的肚皮里去，說他平日愛錢，現在給他。這個樣子的懲貪辦法，頗具戲劇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青、彭附近城鄉，紛紛起來響應。

變亂固然得以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加以消滅，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權，卻也從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橫暴的武力統治和苛酷的經濟壓榨，交相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平蜀后三十年，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春，終於發生了以王小波、李順為首的武力反抗。

宋太祖派宦官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兵進討，擊破李順大軍，斬首三萬級，殺的都是蜀人，五月收復成都，俘虜李順。王繼恩勝利后，作風與王全斌如出一轍，貪戀成都的享受，專務飲博，頓師不進，任令他的部下姦淫|婦女，剽掠財物，有如凶神惡煞，因此殘餘的民眾革命運動，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肅清。到至道年間，復有張余之亂，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詔曰：「朕委九-九-藏-書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

宋人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記此起義的緣由，非常扼要：

乾德三年三月，軍行至綿州，他們就公開造起反來了，搶奪綿州附近的城邑，號召民眾，一時集聚者達十余萬人，自號「興國軍」，推舉蜀文州的刺史全師雄為統帥，率眾攻彭州。全師雄自稱「興國大王」，開幕府，設官置署，派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聲勢日盛。王全斌派兵進剿，屢屢落敗，師雄揚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等十六州及成都屬鄉都紛紛起兵響應，蜀人抗宋的武裝革命，一時如火如荼。

官員利用地方豪強、土霸加強他們的統治，所以只有豪強土霸才能勾結官府，糶賤販賣，投機取利，這種霸佔性的剝削與侵權，深刻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並且因此形成社會上貧富不均之尖銳對立，這一股怨恨，當然又歸結到政府頭上。

宋為徹底矯正前代藩鎮的弊害，採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余財，所以一經征服西蜀，首先即將蜀宮中滿庫的金帛珍寶，全部沒收，特別編組一個輸送隊，一車一車地載離蜀土，輸往汴京。這大批的資財，固然是取之於蜀宮內庫，但也是六七十年間從四川老百姓頭上搜括來的地方財富，蜀人眼看它們運離本土，不能沒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憤怒。

義軍勢力發展得非常快速。淳化五年正月，李順攻陷漢州，跟著就攻克四川的心臟——成都，於是他便自號「大蜀王」，四齣攻城略地，全蜀動搖。

事實上，北宋政壇，對蜀人確也懷有偏見。蘇軾以崇高的文學聲望而獲得政治地位，但從政四十年，官止於文學侍從之臣，從未操持實際政柄，每當位近公輔之選時，言官們便大聲警告：「不能用他為宰輔。」蘇軾甫登執政，朝中便興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議論。雖然有人為蘇軾加上一頂「蜀派」領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后了解他們，簾前溫諭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來孤立。」

魏泰《東軒筆錄》：「自王均、李順之亂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蓋為這地方蘊藏著反政府的情緒，恐怕會發生不測的危險。慶曆以後，這種緊張的情形，稍稍鬆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對蜀人的歧視，並未完全消泯。

宋太祖以陳橋驛兵變，而黃袍加身，得有天下，也因此覺察到軍人操政的危險，隨後就有「杯酒釋兵權」那樣戲劇性的成功。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頭緒，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諸國，先平荊南，次平蜀，再次南漢和南唐（時貶號江南），漸次敉平，統一中國。

其時，成都城裡還剩有遣余的蜀兵二萬七千人，全九-九-藏-書斌怕他們會裡應外合，與部將合謀，將他們騙入夾城中，一起殺了。這種殺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髮指。

荊公變法，最大目的要為國家救窮，在實施上不免急功近利，而疏於恤民。王小波、李順起事的成因，在蘇軾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所以當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呻|吟時，心所謂危，便不顧一切，發為激烈的言論，而貽患自己。

更甚者，宋在西蜀實施專賣制度，四川重要的出產，如茶、馬、鹽，都由政府定價收購，人民不得自由買賣。今天以十千買進，明日即以十三千賣出，「比至歲終，收益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而且天下茶法皆通，只有蜀中獨行「禁榷」（專賣），茶農鹽民和養馬戶所遭受的剝削，一樣苛酷，幾乎無以存活。不但如此，甚至如當地名產「蜀錦」，也由政府設置專門機構，統制產銷，擴而至於所有織物，都禁止人民自由買賣。朝廷所派官吏將地方富源一手攫盡，實施如此絕對的經濟壓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機會已遭嚴重威脅，怎能不對宋朝抱著非常強烈的反感？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亂，蜀人經歷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戰爭，三十六年的焚燒劫掠，元氣大傷，再也沒有從前那樣的好日子了。這一段歷史背景，距蘇軾之生亦不過三十余年，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皇帝下詔調遣蜀兵赴京，這是預防蜀人作亂的釜底抽薪之計，然而蜀兵豈能甘心離鄉背井，任人擺布。王全斌又不知輕重，既已縱令部曲對蜀兵百般侵凌，又剋扣他們的行裝旅費，這些土著兵士就滿懷怨憤，密謀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