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對於當時的保守政風及那些老成的舊臣，本不滿意，一聽安石變風俗、立法度的新論，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劉備之見孔明，君臣遇合，如魚得水。

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但他並無具體建議。神宗認為國家當前最大的困難，在於欲舉兵而兵不足，欲足兵而餉不濟，所以「政事之先，理財為急」。過了幾日，又試探他說：

安石既目盈廷朝士皆為流俗，則這番話不啻是教皇帝與群臣對立。這種絕對排斥他人的態度，使人人對他不滿，如御史中丞呂誨說他「好學而泥古，不通世務」；參知政事趙抃、唐介說他「難當大任」；侍讀孫固認為他「狷狹少容」，沒有宰相的度量。

然而神宗仍欲付以大政，對安石說：「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

帝又問：「唐太宗如此？」

蘇轍到京后，聞神宗有「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之語，因以上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官，一曰冗兵，一曰冗費。」疏上，神宗批付中書說：「詳觀疏意，知轍潛心當世之務，頗得其要，郁于下僚，使無所伸，誠亦可惜。」即日召對延和殿，親任為新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檢詳官。神宗面命，轍不敢辭。

宋代繼承天下於唐之安史、黃巢之亂，五代十國的軍人割據之後，國家經歷長達六十余年的分裂和戰爭，民窮財盡，積弱已深，而開國不到二十年，外患又起，初受北方契丹族遼人的入侵，一敗於高梁河，再敗於歧溝，大小八十一戰，宋只勝了太原一仗。太宗兩次親征，被遼兵包圍，僅得身免，而股為箭傷，每年都要發病，自此簽訂了不平等的「澶淵之盟」，年輸大宗幣帛，暫得相安。

宋朝本有三司使之設，包括戶部、鹽鐵與度支三使，掌理全國財賦，而王安石所另設的這個制置三司條例司，其範圍為「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實為一個最高國策的企劃機關。這個議變法、定國策的組織，卻以財經組織的形態而成立，則新法的目的，完全側重財政需要，已經十分明白。宋朝老百姓的稅負甚重，熙寧時全國的歲入，比唐代已經高出二三十倍，生產總額的增加有限，哪裡還有增稅的餘地？如要在此之外設法搜括，其流於聚斂，實為必然的趨勢，而聚斂造成民生的痛苦，也是持重的舊臣群起反對之最大原因。

久之，帝又以當前大事為問，則對曰：

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曉，以為高不可及耳。」

安石退而進《百年無事札子》，論曰：「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九九藏書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神宗趙頊，是英宗的長子，母為宣仁太后高氏，生於濮王府邸，嘉祐八年始侍英宗入居慶寧宮，隆準龍顏，儀錶英偉，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被立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安石對曰：「擇術為先。」

安石被命執政，御史中丞呂誨首先發難，袖章彈劾。當時司馬光還說他：「眾喜得人，奈何論之。」呂誨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己，將敗國事。」疏上，神宗不聽，還其章，遂求去，出知鄧州。

韓琦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

「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關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

安石說：「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最為方今之所急。」

韓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四月，知汝州富弼入見，神宗與他從容坐語，竟至日昃。帝問以治道，富弼知道皇帝銳于有為，對曰：

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

一日，對文彥博說：「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

何況遼居上游，俯以臨宋，夏與遼結，托以自重，掎角之勢已成，宋朝腹背皆是強敵，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而年輕有為的神宗皇帝，適於是時踐祚。

安石擬變常平廣惠倉法為放貸青苗，與呂惠卿商議定案后，拿出一本小冊來給蘇轍，蘇轍研究后，列舉種種理由，大加反對，安石當時說：「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

神宗的心事，不便直講，恐怕引起敵國注意，只好說「養兵備邊」。文彥博的對答，就更不著邊際。

宋太祖對於唐及五代藩鎮之禍，親身體驗，非常警惕，所以建國之初，竭力裁抑兵權，建立一個文治國家，是其基本政策。文彥博對神宗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就是說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

「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之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安石在朝，得皇帝的專任於上，獨行其是，大家只好暫時緘默，而整個行政中樞，幾成癱瘓，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獨角戲。當時人說中書省里的人物，有生老病死苦之分，蓋指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

知諫院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read.99csw.com民心不寧。又進所作《尚書解》，闡明堯舜禹湯文武的行事。神宗亟于求治，輕易延見小臣，純仁諫曰：「小人之言，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均輸法行於六路，純仁奏曰：「陛下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輸之法，掊克生靈，斂怨基禍。」疏中攻擊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急就，必為𪫺佞所乘」。神宗留章不下，純仁只好求去。其後，侍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劾奏安石，皆被遣出。

王安石新政後面，不能說沒有高遠的理想。如方田、青苗、均輸、市易，原是想要造成一個裁抑兼并、上下富足的社會；如保甲制度，為想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如興學校、改科舉，為要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都是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措施。問題在於操之過急，流弊自生，而「徒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於他的性格之「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像推行新法這樣的大事，經緯萬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卻剛愎自用，不惜犧牲本來很好的關係，如歐陽修、富弼是竭力掖進他的前輩，司馬光是同輩中的好友，程顥、蘇轍且都與他共事，他都輕予放棄。而失敗則在於「所用非人」，君子不願與他合作，則小人就乘虛而入，人言安石獨善柔佞逢迎之輩，其實也是事勢使然。史言：安石秉政時期，「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為有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這說法固然有點偏頗，但是後來事情證明，「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寧變法的失敗，這是最大的癥結。

安石執政，神宗首從其議，詔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安石與知樞密院陳旭（升之）共領其事。

皇上問曾公亮該如何安置蘇轍。曾對曰：「可堂除差遣。」帝從之，詔除河南府留守推官。

安石又起用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推薦呂惠卿同為條例司的檢詳文字。

神宗在潁邸，韓維為太子記室，講書時，如獲神宗稱許，便說：「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韓維遷官庶子時，又read.99csw.com薦王安石自代，因此，神宗對王安石這個名字印象很深，即位未久，便欲召見其人，而安石不至。神宗問輔臣道：「安石歷先帝朝，屢召不赴，人以為不恭；現在召又不至，果真是病還是有所要求呢？」

這番話，針對神宗亟欲有為的興奮心理，發生極大的作用。越日，遂再召安石問曰：「卿條陳眾失，想必已一一有所經畫，試為朕詳言設施之方。」

環顧盈廷朝士，幾乎無人可以與言大計。神宗苦悶之中，馬上想起一個夙所聞知，「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來。

安石對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於廷臣。庸人則安習故常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創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后，雖有昭然獨見，恐未效功，早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粗有所成。」

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裡，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個館閣之命屢下，輒辭不起的高士，朝廷數欲授以美官，他都辭不應|召。嘉祐時，來朝為知制誥，未及大用，又因母喪而出居江寧，韓維和呂公著和他比較接近，非常佩服他的品德和學問，逢人便為稱揚。北宋官場裏面，人人勇於獵官，爭權奪利，視為本等，像王安石這樣耿介自重的人，實所罕見，使國之大老如富弼、文彥博、韓琦、司馬光等都視之為「聖人復出」，非常欽重。

神宗在藩邸時，留心國事，已知民窮財困，軍政敝弛的情況，有志於富國強兵，而深患歷來的執政皆非其人，譬如「濮議」，只是討論如何尊禮他的祖父一事而已，無關國計民生，但是朝臣聚訟紛紜，數年不決，舍大論小，心裏甚不謂然。

安石更揭櫫「人主製法，而不當制於法。人主化俗，而不當化于俗」的大原則，來堅定神宗的信心，神宗也決心付與大政。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遂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開始執政。這個月里，蘇軾、蘇轍兄弟剛剛回到汴京。

所以王安石倡言變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對他高遠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欽佩他那任勞任怨的政治勇氣與抱負。不幸他自視過高，而個性又非常偏執，滿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無餘子，而獨行其是。譬如與人論政，難免兩議不合，他就當面罵人：「公輩坐不讀書耳。」有人提出與他相異的意見，他就一概詆之為「流俗之見」。甚至對神宗說：「陛下要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

其時左相韓琦專權，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氣，他就趁這機會力薦安石，想用他來離間韓琦，遂對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

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以天下之大，九-九-藏-書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而慮無人助治，是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即有賢者，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世，亦不能無四凶。」「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所以為堯舜！」

惠卿，福建泉州人，自真州推官秩滿入京，與安石論經義，大蒙賞識，即加延攬。從此事無大小，安石皆倚惠卿為主謀，凡所建請章奏，亦都由惠卿主稿，而蘇轍與他卻常議論不合，時生齟齬。

帝問：「治國以何者為先？」

接著一日，講席終了，群臣告退，帝獨留安石坐，說：「有話欲與卿從容談論。」接下去說道：「唐太宗必須有魏徵，漢昭烈必須有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但魏徵、諸葛，都不是隨時可有的人物。」

不料羌夏又崛起於西北，他們以游牧民族強悍的騎兵，環伺邊境，年年入侵。沿邊地方，遭受掃蕩式的洗劫、擄掠和破壞，政府不得不在沿邊設置重兵，又須消耗極大的軍費和補給。後來雖稍平靖，但是宋朝每年均須輸與白銀一百二十五萬余兩，其他慶節、聘問、賂遺近幸諸費，幾是正額的一倍。似此敲骨吸髓的剝削，使原本疲弱的國力，不但沒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更是斫傷日甚，幾至衰竭的困境。

朝廷從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請，派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分赴各路，視察農田、水利和賦役。蘇轍深知這八位專使分赴各路，必將力求民間餘利，設法聚斂，以迎合上意，民不堪命矣，而眾莫敢言。蘇轍往見本司另一長官陳旭（升之），向他陳說，從前嘉祐末年，朝廷遣使寬恤諸路，尚不免造事生非，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現在又何以異於曩時。希望他能加以阻止，而陳旭不敢言。

在呂、曾二人的翊贊下，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于短短的兩三年間，相繼興作，令行天下。

實施新政的最高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現在已由詭詐善辯的呂惠卿當家，而一切新法的草擬，安石說個綱要，都由曾布斟酌條目，編為法典。其他如辯駁反對派的議論，解析法理以堅定皇帝的信心，也都由曾布主稿，他是新政派的理論家。

蘇軾還朝，依例請求注（派）官，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這官告院屬於吏部，掌管官吏和將士的勛封、官告等事務。一般來說，這是一個儲才之地；對蘇軾來說，則是被投閑置散，所謂職務，不過司官方辭章的撰制而已。

一個多月後，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來說：「放青苗錢，年可獲息甚巨。」安石就決定付諸實行。蘇轍上書力爭，觸怒安石，將加以阻撓之罪，幸陳旭解救，才得無事，蘇轍只得求去，上疏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九九藏書另除一合入差遣。」

熙寧二年（1069）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使薛向主其事。均輸本以「從貴就賤，用近易遠」調節物資，平定物價為主，用意很好。不過此事如由政府來做，不免有官營買賣、與民爭利之嫌，誠如蘇軾所言：「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蘇軾更說，若官吏更從此中貪黷，則商賈之利未必可得，而整個政治風氣，卻將為之敗壞。（《上神宗皇帝書》）

神宗所面對的現實，就是這樣一個墨守成規、無人樂有作為的朝局。神宗首先試探幾個老臣。

士大夫十有九為文章之士，果於有為者少，樂於無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門華族的子弟，更缺乏淬厲奮發的志氣；而且表面上國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於苟安，但求逸樂，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風氣，民心士氣，也一樣萎靡不振，這是神宗所不滿意的現實。蘇軾也說：

於是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安石遲遲其行，六七個月後，才到閤門報到。熙寧元年（1068）四月，越次召對。

帝問：「卿所設施，以何為先？」

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神宗好學深思，即位后，更欲奮發有為，心裏隱藏著一段國恨家仇，曾於滕元發（范仲淹的表弟）陛見時，因他向以熟諳兵學出名，所以留他長談天下事，語及北遼，神宗說：太宗自燕京城下兵敗，被北虜窮追不捨，僅得脫身。行在服御的寶器，都為所奪。隨行的宮嬪，皆淪陷虜中。太宗股上中了兩箭，每年都要發病，其崩，也是箭創複發之故。像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們還要年年捐獻金帛以事之，為人子孫者，應當這樣的嗎？

自此，神宗專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張變法，也確為時勢之所急需。強敵壓境，外患嚴重，幸無戰爭，但須年付北遼和西夏無窮的需索，割地獻金，了無饜足。而廟堂內外，泄沓成風，人皆安於無事，不樂有為。按照實際，大宋帝國到這時候，早已民窮財盡，國用空虛，軍備政事兩皆窳敗的衰頹局面，再不及時振奮求變，則未來的命運，恐怕就不堪設想了。

言下，不禁唏噓哭泣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