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亦然。凡事先經給事中書讀，並經中書舍人書行者，才將原本留省，錄黃過尚書省給札施行。不過唐制只有給事中始得封駁，而宋朝則中書舍人認為不可行時，亦可不書而執奏，稱為「繳駁」，實際上，具有除軍馬財經外的全國政務之審核的權力，所以宋有俗諺說：「不到中書不是官。」

其時，台諫們也一再上章乞罷此議，事情鬧大，司馬光才注意到事不可行，力疾請對，在太后簾前奏道：「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

中書舍人這職務，最難的是寫作「外製」。自唐至宋，有個慣例，中書舍人承受詞頭后，就須在省中起草付吏，一直到寫成告命，從不耽擱到第二天。擔任這個工作的人，自非具有「捷才」不可。蘇軾縱然筆快，但文件太多，仍是苦事。到後來白天來不及寫時，也只好開夜車把「詞頭」留到燈下來寫，常常寫到半夜才睡。這時期，曾布（子宣）托他作篇塔記，他複信訴苦道：

再說李定，本已降責：「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于揚州居住。」蘇軾不服，繳進詞頭，與同官范百祿狀奏曰：

但是他辭不掉，只得拜表就任，仍改賜章服。上表謝曰：「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

蘇軾大嚷道：「貢父平生做劊子手，今日才得斬人。」

他舉述當年從政地方，親眼目睹的經驗說，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時期，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朴賣酒牌子，誘惑借到青苗貸款的農家子弟，前來玩樂，那些農民不明利害，常有將貸款花光，徒手而歸者，作為非理之用的事證。又曰：「每放青苗，酒課暴增。臣所親見，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所以他請求不要再貸放青苗錢，盤剝老百姓，留下的舊欠，也請准于每屆豐熟收成時，分五年歸還，他們這許多年來，付出的利息已經很多，所以，對於四等以下貧戶，應該一律放免。

范純仁也主張：「消合黨類，兼收並用。」

蘇軾為諫官，勇猛更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氣，掃蕩群奸。他對王覿說：「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為奸，宜除去。」連章攻擊，至七月，張璪遂遭罷斥。張璪于詩獄案時，為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同時受命與李定、何正臣、舒亶共為雜治該案的四凶之一。

凡七狀攻下右相韓縝，五月，再上狀《乞誅竄呂惠卿》，指他詭變多端，見利忘義。

蘇軾在還朝三四個月的時間內，扶搖直上，一再升遷，這事即使他本人勇於自用，不怕權高責重，但也不能不凜于官場中樹大招風的忌諱，所以頗為踧踖不安，立即具狀懇辭，有曰：

司馬光當朝，凡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立的新法，無不剷除務盡，對於熙寧年間執行新法的大臣，也抱著徹底清除的成見。程頤對他說：「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現在這些都是可用之才，而且人豈甘心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誰不為君子？此等事欲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

古時的成文法，不如現代完備，所以幕僚業務的法寶，是遵循典故，援引成例。但是蘇軾認為世事複雜多變，不能以典常成例當作永遠不變的金科玉律，天下沒有任何標準，足以適應萬事萬物。所以他要運用聰明來隨機應變，覺得沒有思想內容的典常則例，只是妨礙以自由意志來裁量庶政的一種束縛。

然而，司馬相公的成見牢不可破，他是「涇渭分明，不稍假借」。當時的朝士如曾子開、侯仲良等事後都說，假如程頤、范純仁的意思，得被溫公採納，必無後來紹聖年間的報復之禍。

於是，再被謫放滁州。這件事，很易被人誤會是蘇軾報復詩獄的仇怨，實則未必盡然。宋是盛倡以孝道治天下的時代，蘇軾深沐儒學教化，對於悖倫常者，疾視如仇，是其基本觀念，並非只對李定如此。同時有旨貶謫虐母的張誠一提舉江州太平觀案，蘇軾一樣反對，認為像這種「惡逆不道之人，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不肯撰告。反之，如程遵彥事母至孝，他便據此狀請擢用。這都是「孝治之極，天下順之」的時代里，一種維護倫理道德的行動，並不完全出於私人的恩怨。

七八月間，司馬光告病在假，范純仁因為國庫空虛，支應匱乏，奏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辦法，俾沾國用。

然而司馬丞相只是危身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這個籬笆雖然暫時停工，但至明年還是築了，他還大發牢騷，說《白樂天集》有這樣一段話：「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可見唐朝時，可以西掖開窗以通東省，而現在則本省之內都不能自由往來，覺得可嘆——由這件小事，可見他實在不通實際政務。

其實，這辦法即是恢復已廢的青苗法，不過換個名目，遮人耳目而已。章上，台諫劉奏、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反對。

蘇軾這篇責詞，固然寫得大為快意，而讀者也覺得「利如並剪」，天下傳誦。但就個人的利害而言，則其後果，無異於在自己前途上，遍插荊棘，從此以後，終生都在荊棘叢中行路了。只有像蘇軾這樣的人才會做如此傻事，官僚決不肯為。

這一時期種下的另一惡因，則為對少年嗣君（哲宗）的忽視。皇帝已漸長大了，但朝事一切進止，但向太皇太后取決，非但不征皇帝同意，甚至皇帝指著問了，大臣也不具對。蘇頌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很危險，嘗對諸大老說：「不要這樣紛紜多變，到皇帝長大時，誰任其咎呢？」這話，哲宗似亦微有所聞，所以後來親政時，便說：「朝臣中只有蘇頌最知君臣之禮。」論及太皇太后垂簾時期的政事時，哲宗說：「朕只見臀背。」可見這青年皇帝的心裏，藏怒宿憤，早已種因此時。

痛快淋漓，成為傳誦一時的名言。

蘇軾在中書與司馬門人劉安世（器之）共事，安世是一個熟諳典章的官僚，每遇蘇軾處事逾越分寸時，他必非常冷靜地搬出典故來約束他，蘇軾當時很生氣，背後罵道：「何處把上曳得一個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

蘇軾默不作聲，心裏則很不喜歡這個北方籍的鄉下佬。ｒｅad•99cｓw•ｃoｍ

至於蘇軾之為中書舍人，也很難適應嚴格的官僚制度。從來文人都不適於從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實際利害，而文人只管發揮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傳統的典常來約束一切，而文人則重視自由意志的考慮，不屑規例。蘇軾生有極為堅強的個性，其不適於從政，尤其如操持中書省這樣需要最高幕僚技術的實際政務，就處處露出破綻來了。

蘇轍初任右司諫，以為自王安石變法以來，台諫官過分囂張，朝士們「一言被及」，馬上就逐出中樞，政風因此大敗。他倡言朝廷應加約束，使台諫們亦知自律。

中國幅員太大，政治上向來有南北的地方成見。王安石領導的新黨，都是南人，如蔡確、呂惠卿是福建晉江人，章惇是浦城人，曾布是江西南豐人，等等；而元祐九-九-藏-書的主幹，自司馬光、呂公著以至呂大防、劉摯等，幾乎儘是北方人，因此，對南人不免歧視。當時，朝士間流傳一句罵人的俗諺：「閩蜀同風，腹中有蟲。」這句話不但罵了福建仔，也罵了四川佬。蘇軾聽了，遽然作色道：「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

以道德文章而論，司馬光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但以政治能力來說，則不無疑問，如三朝名臣韓琦便批評過他：「司馬君實才偏量窄。」程顥也說：「君實自謂如人蔘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司馬光在病中，未經詳細考較，也曾札奏贊成純仁此議，至案下中書省，蘇軾即上《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揭穿純仁「偷天換日」的把戲，略曰：

朝命呂惠卿降官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大多數朝臣認為這樣處分太輕，蘇轍、王岩叟、朱光庭、王覿、劉摯等交章痛劾，蘇轍且把呂惠卿舉發王安石私書的醜事，也揭發出來，對這種卑鄙的小人行徑，施以無情的撻伐。

把上，是農人乘以耕田的工具，相當於現在罵人為土包子的意思。安世聽得此話，慨然道：「子瞻是怕典故的，但如任他但憑才氣而變亂故常，總不可以。」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文人從政與職業官僚的處事態度，根本不同。

蘇軾初至中書，當時的執政當局，因為中書省的公事常有泄漏，所以要在舍人廳的後面，築一道露籬，禁與同省其他部門往來。這本來是一件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他看不慣這種作風，便說：

「熙豐舊臣，多𪫺巧小人，將來若是有人以父子之義離間皇上和太后時，則大禍起矣。」

類此的忠告，也有人對司馬光當面說過：

貢父知道蘇軾有一肚皮積憤，非吐不快，所以推說身體不舒服，乘間溜走，蘇軾就把這件公事接過手來，痛快淋漓地曆數呂惠卿的罪惡。撰「責詞」曰：reaｄ•99ｃｓｗ•ｃｏm

於是，呂惠卿再行責降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詞頭始下中書，據說，按照輪值次序，此供該由劉攽（貢父）草制。

新任御史呂陶上章彈劾司農少卿范子淵，元豐時提舉河工，靡費巨萬，而所築護堤崩塌，溺死無算，堤工卒無所成，乞行廢放。多少年來，中樞實施錯誤的治河方法，浪費國帑，犧牲民命，是蘇軾一再激烈反對的政策之一，看了呂陶的彈章，對於這種漠視人民生命財產的官僚，激起了如火的憤怒。他揮筆作《范子淵改知峽州敕》，有曰：

四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元老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列宰相之上，以輔助多病的司馬光。

范純仁也在殿上，心想這個建議是經你同意札奏的，現在卻說這樣的話，心裏很是憤怒，但在天子之前，執笏卻立，不敢說話。太皇太后從議，詔復常平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

中書舍人這一職務，不但是宰相的屬官，而且例兼「知制誥」，代擬王言。所以按照宋朝的定製，「知制誥」必先考試而後任命。宋朝開國百余年來，免試任命者，只有陳堯佐、楊億、歐陽修三人而已，現在蘇軾也得特旨免試而用，使他十分不安，同時更畏懼政治圈子裡的時忌。

蘇轍開始行動，首上《乞選用執政狀》，同時彈劾左右二相，指左僕射蔡確出身獄吏，「𪫺佞刻薄」；論右僕射韓縝，「識暗性暴，才疏行污」；再論張璪、李清臣、安燾，說他們都是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有為」。

宋朝的政制，以二府——中書省和樞密院及計省三司使為中樞政治的中心，直接隸屬於皇帝。樞密院主管天下軍馬，計省三司使掌理全國財政，除此以外的一切庶政，全部集中於中書省，而中書省又設於禁中。所以中書舍人的職責非常重要，宋朝官制大抵沿襲盛唐，《唐百官志》：

元祐元年三月，以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以蘇軾接替胡宗愈的遺缺，特詔：免試為中書舍人。

而宋至元祐，內憂外患，病已甚深，司馬光實在不是一個救時的國手。

大名人劉安世冷冷地介面道：「我先前未曾聽說過這句話，不過立賢無方，須是賢者才可以；如是中人以下者，安得不受土地風俗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