頤兄程顥，胸襟比較通脫，生前與司馬光相交甚好，不料程頤個性，與他哥哥完全不同。他一上來，即要用三代禮法來指導現實政治，輔弼天子聖學。他堅持周禮一定可以重行於當世，認為治天下不由井田，經濟民生，終不得平。

司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蘇，本意在於利用他們學術上的地位、聲望和才華，來輔翼他的經國大業。洛學的程頤，本是中原理學的重鎮，道德學問，為世表率。然而一個人的學問愈高，他的知識範圍便愈專門，觀念就愈固定，他的經驗和思考幾乎完全偏在理論和概念方面，與行政業務的相關性就非常薄弱，對於現實政治的了解，實際社會的知識，常常不如一個平常人，何況還要高自崖岸，架子擺得很大，官場上的人事摩擦就從此發生。所以自古以來，學人從政幾乎命定是要歸於失敗的。

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較和易溫粹耳。論學尚且如此，論政當然更加格格不入了。

至於程、蘇二人，性格更是完全相異。

怨恨蘇軾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確、呂惠卿等輩；而司馬門下所結成的那個官僚集團，具有極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蘇軾更深，也最不能容忍他。

這樣做，必然要與現實的權力世界，發生直接衝突，使自己在政治社會中變成一個可怕的「異端」。異端固常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但他本身則將遭受無窮的迫害，何況他的言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量，何況他有不可輕視的主眷。

宋朝取士太濫，粥少僧多，爵祿的競爭，非常激烈。司馬既亡，他們為要維護既得的權位，非常自然地結成集團，政治上一經分成派系，則黨同伐異，勢所必至。人如過度執著于權勢利祿，就會犧牲政治原則，變成一大堆不問是非的政治動物了。

同年《乞郡札子》：

且看館試策題案起，朔派諸公原來想幫程頤、賈易，先https://read.99csw.com把那個「嘵嘵好言」的蘇軾揪下台來。但是後來看太皇太后的臉色不對，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暫時歇手。等到程頤有隙可攻時，他們又倒在蘇軾、孔文仲、呂陶這一邊，給這位愚不曉事的聖人之徒，先來個致命的打擊。

假如說當時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話，也只有朔派才具「黨派」的規模，不但羽翼眾多，而且大多數是搞政治的老手。所謂「蜀派」、所謂「洛派」，根本沒有作為一個政團應有的條件，只是幾個同鄉朋友，三四個門生，各衛鄉賢師門而已。

蘇氏家學，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評的特質。蘇軾是非觀念之強，也實不下於司馬光，疾惡如仇，堅持小人之防，努力保衛元祐朝「賢人政治」的原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絕不與人妥協，好用激烈的語言文字，掃蕩髒亂。

聲勢更盛的朔黨的矛頭，現在可以毫無顧忌地專門對付蘇軾了。然而蘇軾是個對人對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勢已經非常危險，依然任性任情地議論時事，臧否人物，不留一點餘地，如寫范子淵、呂惠卿制詞，雖然筆墨淋漓，讀者稱快，然而他個人的冤家，也愈結愈多。他的門人畢仲游怕他再惹災禍，致書懇切勸諫：

元祐三年《論特奏名》：

同年《大雪論差役不便札子》：

少游以為這回得了老夫子的賞識，恭恭謹謹地拱手遜謝。哪知程頤卻正色訓道：「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

還有一層，即使蘇軾從此鉗口結舌，廢筆棄硯，他也一樣逃避不了官僚集團的圍攻，那是因為他在當時政治與文化方面過高的聲望使然。歐陽修逝世后，接任文壇盟主地位的是蘇軾，幾為天下人所公認。宋是徹底實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這樣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被既得權位的職業官僚所嫉視、所恐懼，毋寧是極為自然的形勢。所以，「盛名」為蘇軾禍患的根源，實不下於「多言」。

蘇軾在程頤眼中呢？只是個徒逞辭辯的浮薄文人。他這種觀念，成為理學人物的共識，即如後來的朱熹，也極詆蘇軾為「早拾蘇張之餘緒，晚醉佛老之糟粕」。一筆抹殺一個天才所有的成就。

又《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札子》，不但得罪邊將，更傷害了包庇邊將們的朝中重臣，奏尾上說：

蘇軾是個文人氣質非常濃厚的人，而官僚與文人，卻是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視利害，文人耽於想象；政治離不開權術，需要客觀冷靜，而文人則一腔熱情，但求發泄。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領袖劉摯，曾告誡他家子弟道：

少游碰了一鼻子灰，慚惶告退。

以這樣兩個人同列朝班，同預經筵，不必一定得有「戲侮之言」做導火線，早晚是會發生衝突的。

最初是蘇轍把出名凶暴的韓縝攻掉了，後來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范百祿堅欲遵守祖宗成規，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疏論韓維專權，說他援引親舊，分佈要津。韓維因此罷職。蘇軾與范百祿、呂陶原是同鄉知舊，所以韓氏之黨遷怒蘇軾，就將他戴上一頂「川黨領袖」的帽子，雖然蘇軾本來出自韓魏公之門，到這個時候，就都無用了。

蘇軾讀書求知，總期望九-九-藏-書能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會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難，救助時代的孤危。何況，入仕以來，自仁宗以次，經歷三朝，一直承受皇室的器重，尤其元祐時期，宣仁太皇太后對他的期望如此殷切。危身奉上，本是儒者應有的節操，知遇激發勇氣，他那奮不顧身的建言，皆是出於不能自已的赤誠。且看他此一時期，若干奏議的「尾言」，便是責任感使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結果，蘇軾未寫此碑，而今傳銘文，也沒有「裒頑鞠凶」這四個字了。

朔派諸公，大多是職業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們冷靜察見，洛蜀雙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穩坐高山，等待虎鬥，若非兩敗，必有一失，到那時候，他們就收漁人之利了。

元豐八年《論給田募役狀》：

蘇軾曾經自己形容他那「難安緘默」的脾氣說：「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一生的命運，蘇軾也不例外。

引用這樣一個學者，是司馬光的失策；而一向堅守學術本位，至年已半百再出來做官，更是程頤的不智。《二程語錄》說：

據說，爭論役法后，司馬光生前就有將他「逐外」的意思，而現在，他的門人們自知聲望不如他，簾眷不如他，不得不結起伙來，對付這匹政治上縱橫難馭的野馬。

蘇軾作呂惠卿告詞，辭鋒那麼凌厲，怨已結得不小，這人目前雖然失勢，但黨羽布列內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潛力。政治變幻無常，一旦機會到時，隱忍的怨恨，都將變為報復的利刃。

元祐與熙寧不同。熙寧黨爭，一方面為要實現新政理想，一方面則為維護傳統的安定，雖然雙方爭得劍拔弩張，「喜于敢為者，罵別人為流俗，樂於無事者，詆他人為亂常」。雙方都不免意氣用事，但其指歸，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所九九藏書爭者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計，不為個人爭權奪利。而元祐朝士不同，黨爭的目的，只是職業官僚的排斥異己，政治上的奪權運動而已，所爭者皆是細事，並無一定的政治立場，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擊，紛紛叫囂，儘是權勢欺凌而已。

何況當時地位超然，有胡說八道特權的台諫官，後來又大都投靠了朔派。在宋代的政制中，誰抓得住這個政治工具，誰就能夠操縱政局，這豈是迂夫子型的理學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們所能抗衡的呢？

畢仲游是蘇軾主持館職試中，以第一名入選的高材生，這樣苦口婆心的勸說，做座師的當然只有滿心的感激。不幸蘇軾生來心直口快，有話非說不可，又嫉惡如仇，遇事一定要分個黑白，個性如此，就毫無選擇的餘地，在這個官僚社會裡，成為一個悲劇的角色。

司馬門下，與王安石不同，以個人的道德學問而論，甚少瑕疵可求，但他們大多是職業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經驗為主，重視實際利害，看不起好高騖遠的空言。

程頤、賈易既都罷去，洛學這一派，「樹倒猢猻散」，一部分投機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於是聲勢更盛。

雖然，處身在現實政治的巨大壓力下，有過身中奇禍的經驗，中年以後，但在可以謹慎的地方，蘇軾也已頗知謹慎了。蜀國公范鎮作《司馬溫公墓志銘》，中間有一段寫的是：

然而不論名為川黨或蜀黨，被目為黨人的，只是氣類相從的幾人而已，豈能與出將入相的豪門以及官場老手的集團相抗衡？故洛黨既敗，蘇軾的孤危，就暴露無遺了。

蘇軾憎惡矯揉造作以權威自命的人物，而聰明人喜歡表現自己，戲謔別人，成了習慣。當他看到口誦三代聖道，一臉「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見了巫婆，不免覺得可笑；又如一旦發現這道學君子的實際為人，卻又奔走權門，作偽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罵了。在奏狀中也會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

孔文仲死後，呂公著也曾背後罵過蘇軾為「浮薄之輩」。蘇軾成為現實政治人物輕視之人，是很顯然的了。

程頤是個死硬派的理學泰斗，桃李滿天下，一向被人寵慣https://read.99csw.com了，態度高岸，固執己見，即使面對高官，他也直言無忌，不為他人稍留餘地，所以朝士們幾乎沒有人不對他厭憎。道學家之不能與語文學，更是必然之理，舉一故事為例。程頤有一天見到秦觀，突然問道：「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這是你寫的詞句嗎？」

這還不算是眼前的對立，最糟的是二蘇又得罪了數代簪纓，父子弟兄相繼為相的豪門——潁昌韓家。韓家的門生故吏，此趨彼附，本屬一氣，在官僚政治的結構中，具有極大的勢力，得罪韓家，等於得罪了掌握實際政權之官僚全體，二蘇的禍患，從此便連綿不斷了。

朋黨是宋代政治的傳統，遠如慶曆黨爭，鬧得天翻地覆。近如熙寧年間，元老舊臣與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濤洶湧，使全國上下，都為之阢隉不安。到了元祐開元，宣仁太后所唯一信任依賴的，是息影十余年的恂恂儒者司馬光，他上承太皇太后絕對的信任，下負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進退人才的權力，盈廷朝士，不論是否出於他的門下，皆是他的晚輩，即使一向善於興風作浪的台諫們，也無不仰視司馬的顏色說話，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沒有派系孳生的可能。不幸司馬當國，為時僅及一年，他只做得把新法罷廢，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了去，卻來不及做進一步的建樹，便爾謝世。後繼的人沒有他的德望，就開始分裂成為三個派系：一是以司馬門下為骨幹的官僚集團，人稱朔派；一是以洛學程子為主的洛派；一是籍屬西南的朝士，人稱蜀派。蘇軾位望最隆，所以將這蜀派領袖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

稿成，囑蘇軾寫此碑文，蘇軾便復書勸景仁道：

「川黨」這一名稱，到了洛黨口中，就又變成了「蜀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