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國不幸，司馬相國既亡，呂司空復逝！」

恰巧這時候，梁燾自潞州召還為諫議大夫，來京時路過河陽，遇到邢恕，邢恕盛稱「蔡確有策立之功，社稷臣也」。太皇太后聽到這話，才大發脾氣，泣諭執政大臣道：

熱衷爵祿的給事中趙君錫，在一旁看得眼紅心熱，見得太皇太后以執政之禮待蘇軾，猜想不久召還，一定就是拜相了。為要預先結個緣，立即上狀盛稱蘇軾的道德文章，以為朝廷不能沒有此人，「伏望收還蘇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

蔡確固然是個罪有應得的奸人，但當台諫官們必欲置之死地的時候，蘇軾認為蔡確做相時禍害國家的種種大罪，概已不問，現在卻以語言文字來入其罪，本末倒置，有傷政府嚴正的立場。他是身受這種挑剔，厭恨這種作風達于極點的人，為要消滅這股歪風，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但因除命已頒，身是外官，所以只能以密疏上陳太皇太后，建言略曰：

一個公正的人，反遭冤誣為「欲帝己子」，假使哲宗信了這個謠言，這份苦心，如何得白？所以，太後會這樣震怒而且傷心，力促執政嚴辦謫命。

太后與皇帝親臨呂家奠唁，贈太師、申國公，予謚「正獻」。

上了這個陳情乞郡札后，即便告了病假，在家靜候朝廷發落。

后二日，范純仁、呂公著、文彥博三人辯于太后簾前。公著說：「王覿若只為論列宗愈，便行責降，不協眾情。」純仁說：「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而已。彥博、公著都是累朝舊臣，決不會共同罔上的。」他又極言慶曆黨禍的經過，並錄歐陽修所作《朋黨論》進上。然而太后之怒，終不可解，宣仁太后認為諫官必須超然，如諫官與執政勾結，參与黨爭，後果不堪設想，她堅持出王覿知潤州。

第二日，執政廷對時，簾內忽論：「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呂大防說：「蔡確先朝大臣，乞移一近里州郡。」范純仁說：「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逐大臣。」左右二相共同勸阻，但是，簾內曰：「山可移，此不可改！」大家後來推想，九重之內，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文潞公——在代出主意。

「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回之，是自謂過先帝也。元豐河決，導之北流，何不一仍其舊，修其未備即可。」

蘇軾在此札中，還連帶繳進歐陽修舊作《修河議狀》兩篇，以加重他的論據。札尾又「貼黃」言：

臨別，上馬時，潞公又再三囑咐道：

蘇軾此行，朝廷給予的禮遇，光寵異常，太皇太后特准用前執政恩例，詔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這都是加殿閣銜的封疆大臣，才能得到的寵賜。

這次，他決心將自己遭遇的前因後果，統統說個明白，從他還朝以來，怎樣與司馬光因爭役法而結怨台諫；范百祿與韓維爭議刑名，韓維又怎樣把他牽九-九-藏-書扯進去，稱他們為川黨；又將與趙挺之結怨的緣由，坦白陳告，所以如最近草一麻詞，用了《詩經》上一句「民亦勞止」的話，便被趙挺之指責比神宗為周厲王，舉為誹謗先帝，其心狠毒，甚於李定、舒亶；王覿論胡宗愈，又指他與孫覺為黨，說丁騭是他的親家。他說：「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動輒得咎，他已斷然不見容於儕輩了。

蘇軾實在再也不堪在這泥淖里受罪，至十月十七日，他便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的理由，上章堅乞一郡。

蘇軾性不忍事，就直截了當上了這樣的札子，而且語氣還那麼鋒利。兄弟二人，一樣以知識良心報國，而臨事的態度與方法完全不同。雖然結果一樣無法挽回大老的決計，但蘇轍不招怨，蘇軾則因此議，為當局所痛惡。

詩進于朝，太后並未生氣，但說：「執政們自去商量辦理。」他們議定，將原詩寄與蔡確，令其自為辨析。然而右正言劉安世說：「蔡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為之地而已！」其意所指是范純仁。於是貶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但是台諫們仍然議論紛紛，以為太輕。諫議大夫范祖禹說：「蔡確的罪惡，天下皆知。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眾論。」因此，執政議置蔡確於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文彥博很生氣，主張將蔡確遠貶嶺南，純仁聽到這個消息，就趕去跟呂大防說：「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將來恐自不免。」大防就不敢說了。

據說，太皇太后看了蘇軾這份密疏，心善其言而怒不解。蔡確終於貶謫新州（今廣東新興）。蘇轍則以為蔡確起自小官，每次升遷，都由鞫獄立功，「善惡之報，不可誣也」。

蘇軾病假一月後，雖然勉強回到翰林院去工作，但因講述馬的故事，說及邊將隱匿敗亡、提刑查報不實一節，又開罪了掌握政壇的「巨室」，劾奏不斷地飛送進宮，並在醞釀發動一次致命的打擊，非把他斗垮不可。蘇軾又連上三狀求放越州，明白說出：「朝廷若再留他，是非永遠不解。」太皇太后終於明白她既沒辦法控制言官，只得准了蘇軾的請求。誥下：「蘇軾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

元祐三年（1088）五月間，進御史中丞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宗愈是一個不主黨派的人物，洛蜀交爭時期，他曾撰進《君子無黨論》一篇，大意說：「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他這建議，太後印象很深，所以這次呂公著病辭，她就起用戇直無黨的呂大防，公正無私的范純仁為相，並以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參与執政。從這一次改組政府的人選，看出太后對於黨爭的厭惡，已經非常明顯。

蘇軾出郊待發，太皇太后又特地派遣內侍來賜龍茶、銀盒。

呂公著辭相后，前時罷廢在外的熙豐舊臣，分別對執政和台諫兩方面，積極活動起來。朝read.99csw.com廷確也漸啟藩籬，不太能夠堅持原則如初，如李憲乞于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請求放還其弟，等等，這些不該準的逾分要求，都批准了。崔台符、王孝先、楊汲之流，都已進用了。熙豐罪魁呂惠卿冷眼旁觀，看出朝廷日趨軟弱，才敢乞居蘇州。適於此時，蘇軾前所舉薦的鄆州州學教授周穜，竟然上疏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蘇軾認為周穜草芥微臣，何敢創此重議，背後一定有人策動，目的在於試探朝廷，漸進邪說。此人是他薦舉的，他應該負責，立即兩上章自劾，並說：此事關係國家治亂之本，不可「薄臣之責而寬穜之罪」，否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於市」。像這樣嚴正是非的精神，充分表現元祐大臣的風裁。

神宗病危，太后力主神宗第六子延安郡王趙佣（后賜名煦）為太子，既崩，哲宗即位柩前，身上就穿這件早先預備的黃褙子。

諫議大夫王覿正是一個專搞朋黨的言官，對於胡宗愈的議論甚是不滿，於是他就疏論宗愈不可執政，言：「胡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朋。」甚且指元老文彥博是他們的後台，這正是太后最憎惡的黨同伐異，立刻由宮中內批出來：「王覿論議不當，落職，與外任差遣。」

此即引用近事，吳處厚箋注蔡確「車蓋亭詩」，蔡因此罹禍的故事，叮嚀蘇軾務須警惕。

如黃庭堅至元祐三年（1088）五月，始得除命為著作郎，便被趙挺之攻擊得體無完膚，詆為「操行邪穢，罪惡尤大」，降歸原職，一度為起居郎，旋又被攻責降。秦觀得一秘書省正字的任命，馬上遭賈易的嚴劾，狼狽出京；畢仲游被列為五鬼之一，為劉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補之、廖正一、李昭玘竟至不能安於館職，並出為吏；張耒「苜蓿自甘」，在館八年，一無進展；李之儀在樞密院沉浮下吏；陳師道不保一個地方學官的職位。他們之中，沒有一人能夠躋身言路，也沒有一人能獲得有為的地位，儘是冠蓋京華里，坐冷板凳的廣文先生；而且因為沾上了蘇門的色彩，稍一活動，便被痛擊。雖然這些人對師門的敬愛依舊，而老師心裏的遺憾與痛苦，則更甚於自己之遭遇侮辱與損害。

公著說：「我們來想辦法。」但是後來就無下文。

蘇軾特立獨行，非但議論不肯苟與人同，做事也我行我素，絕不遷就別人，所以，在朝一向孤立，很少有政治上聲應氣求的朋友。真正和他往來密熟，互相關顧者，只有幾個門生而已，如被蔡京以蜀黨列入黨籍碑的，只有王鞏、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畢仲游、李之儀、廖正一、李昭玘等十人。除了王鞏的遭遇，已如前述，其餘諸人，只因出自蘇門，便逃不過被「剿治」的命運，沒有一人在宦途上得意過。

一、去年，熙河諸將生擒鬼章，這是一件奇功，加官賜金，理所當然；但是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寇大掠而去，如入無人之境，他們也一樣加官賜htｔpｓ://ｒeａｄ•99ｃsｗ•cｏｍ金，賞罰不公，至於如此。二、廣東妖賊岑探造反，兵圍新州，差將官童政往救，他卻賊殺平民數千，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往查，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但是又言新州官吏卻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抵，愚弄上下，有同兒戲。三、蔡州捕盜，吏卒殺平民一家五六口，皆是無辜的婦人，卻屠割屍體，冒充男子首級請賞，守倅不按，監司不問。等到臣僚上言，行下本路徹查，卻說殺時男女不可辨認。蘇軾論曰：「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似此紀綱頹弛，偷惰成風，則天下之亂，可坐而待。

蘇軾于元豐八年（1085）十二月自登州來京，至元祐四年（1089）四月離去風雨京華，三年有奇。

「若還興也，便有箋雲。某雖老悖，願君不忘鄙言。」

在此以前，台諫們攻擊蘇軾的章疏，源源不絕，真已到了「謗書盈篋」的地步，太皇太后一律留中不發，蘇軾本人只聽到朝列中有人在那樣傳說，內中說些什麼，茫然不知。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當然不願如此不明白地一走了之，因此，上疏乞將台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太皇太后認為只要她不相信就是了，何必增加是非，還是「不報」。

關於河事，他說，黃河故道淤塞，水決向西北行者為時已久，豈能以人力築堤堵塞？現在一個都水使者王孝先，偏要興工堵塞北京南開孫村河，妄求河復故道。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大家知道黃河故道高仰，勢如登屋，水性向下，堤工必然無功，而且禍患不測。如能趕快停工，損失還小，假使再聽任他搞下去，後患不堪設想。朝廷又「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蘇軾所指「一夫私計」這四個字，裡面包括許多文章。

蘇軾往謁文潞公辭行，潞公再三囑咐道：「君至杭州，少作詩歌，恐為不喜者誣謗。」

蘇軾引用漢宣帝殺蓋寬饒，唐太宗殺劉洎為例，說明讒言積毀的可怕，請求太皇太后體諒他的處境，給他一個「不爭之地」。

有一天，在邇英閣進讀「寶訓」，講到太宗聽說各州牧監所養的馬，被人剋扣芻秣，多病且死，便命取十數槽來，置於殿庭下，親自照顧，以資示範。蘇軾從這個馬的故事，聯想到老百姓下情不能上達的痛苦，上札言：

舉一個實例：去年西夏犯邊，殺掠至萬餘人，而邊將奏曰：「野無所掠。」朝廷派提刑司勘查，提刑孫路復奏：「被殺者只有十餘人，乞朝廷先行免究，然後考查實數。」蘇軾論曰：「既行蒙蔽，又乞放罪。」實是侮弄朝廷。馬不能言，小民亦不能言，四海之眾，無法置之殿庭，親自照顧，所以，朝廷除廣任忠賢以為耳目外，老百姓的疾苦，根本無法上達天聽。

這次回河東流的主意，表面上是知樞密院的安燾所奏請，幕後卻是元老文彥博和宰相呂大防所同意支持的。蘇轍已先往謁左相公呂公著建言：

「皇帝是先帝的長子，子繼父業，分所當然，當時誰曾有過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太妃就好。蔡確有何策立之勛？」

自程頤罷去，洛黨解體后，朔派指使言路，一力攻訐蘇軾，太後知道蘇軾說話，有時不免疏忽和誇張，但卻本于謀國的忠誠，從不聽納間言。朔派憤無所泄，就使出別一戰略：要斫大樹，先去枝葉；要殺鷹隼，先除羽翼。所以這兩年來，凡是蘇軾所引薦的人，如黃庭堅、歐陽棐、秦觀等，都被台諫彈劾過，幾乎無一倖免。如元祐元年八月，蘇軾薦舉王鞏，台諫便論鞏本姦邪，離間宗室，因能諂事蘇軾，所以獲薦。蘇軾大為憤怒，十一月上章力辯。他說：「如王鞏固是姦邪，則司馬光生前擢升他為宗正寺丞時，台諫何不論奏？王鞏疏論『疏遠宗室，不當稱皇叔皇伯』，意在尊君，何名離間？此議當時原有多人並不贊成，獨司馬光深然其說，所以行下有司，台諫官也無一人說話。只因現在司馬光死了，王鞏就變成了姦邪，就被戴上了『離間宗室』的罪名。至於臣與王鞏，自幼相知，從我為學，何名『諂事』？總而言之，台諫要攻擊的本來是我，王鞏被我連累而已，『誣罔之漸，懼者甚眾』。」反駁雖然激烈，而王鞏依然被攻出京，初除西京通判。元祐二年秋間，自西京改調揚州通判，在任不到一年，又被攻了下來。后因蘇轍之薦，除知宿州，便掀起絕大風波，未能蒞職。王鞏則因與蘇氏兄弟交好之故，終元祐之世，始終不得抬頭，蹭蹬不堪。

原因是蔡確去夏遊車蓋亭，作詩十章，落入他的仇家知漢陽軍的吳處厚手上，吳就一一加以箋注，向朝廷檢舉。如「何處機心驚白馬，誰人怒劍逐青蠅」是譏訕朝政；「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是嘲笑新進用事之臣。其中一首用了唐朝郝處俊典故的，被「箋注」為把太皇太后比作武則天。

自從太皇太后和皇帝便殿召見之後，蘇軾認九九藏書定朝廷既以國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一念只在如何報答知遇，心中不再有絲毫安危禍福的顧忌，下定決心，要把內外臣工聯合起來矇騙朝廷的幾件弊案，揭發出來。元祐三年（1088）九月五日乘邇英進讀時，上《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札子》。他說：「近四年來，水旱天災迭見，陰陽失和，由於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如：

蘇軾對於現實政治的醜惡，幾已到了絕望的地步。他的老朋友，權知開封府尹的錢勰（穆父），以奏報獄空不實的罪名，被人檢舉，出知越州（今浙江紹興）。蘇軾表示非常羡慕，而且勸他千萬不要回來。作《送錢穆父出守越州》詩曰：

然而宣仁太后大公無私，認為神宗自有兒子，當然應該以神宗之子為皇儲，繼承大統，何用「兄終弟及」，所以一面命令岐、嘉二王不要隨便入宮，以避嫌疑，一面密諭宦官梁惟簡縫一襲黃褙子，十歲孩兒穿得著者，不得令人知。

錢勰出知越州，右正言劉安世還認為罪重責輕，𫍢𫍢不已，蘇軾與他力爭，所以後來兩次和穆父詩中，一曰：「年來齒頰生荊棘，習氣因君又一言。」一曰：「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政壇上敵對的形勢一經造成，即使能效金人三緘其口，對方也不會放鬆你一步的。

這樣一個投機小人，二蘇不察，視為朋友，後來果然吃了他的大虧。

蘇軾無奈，只得銷假復值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宮中又賜出官燭、法酒，蘇軾不能不為之感動，書呈同院詩：

後來，蘇轍在論河事章奏中，還追述此事說：「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河事，為眾人所疾，跡不自安，遂求隱遁。」即指此事。

蘇軾為結束公私事務，繼續留在京師一個多月，而在此期間，朝廷卻在熱烈爭論如何竄逐已謫安州的前相蔡確。

蘇軾的眼病，始於黃州，此後時發時愈，至今年十二月主館職試時，目昏更甚，至今未愈。而黃州看田沙湖道中，淋了冷雨，左手腫痛的毛病，現已轉成慢性的麻痹不仁，終不脫體。

元祐四年（1089）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病逝。太皇太后震悼異常，一見到輔臣們，她就哭道：

蔡確這句話，為什麼會使太皇太后如此生氣，蓋因神宗病重，議立皇太子時，蔡確有意擁立岐王趙顥或嘉王趙頵，而岐、嘉二王都是太后的親生兒子。

這次病假，拖延竟達一月之久，太皇太后只是三日兩頭地遣使問疾，賜葯賜膳，督促蘇軾定個朝參的日子，最後才將他的乞郡札，硃批下來，依然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