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癌症研究所的兩位朋友，史蒂文·羅森堡（Steven Rosenberg）和雷斯蒂福（Nicholas Restifo）幫助我了解科學家如何探究問題，他們還閱讀了部分手稿並提出意見。紐約西奈山醫學中心的帕萊塞（Peter Palese，世界頂尖的流感病毒專家之一）也是如此，他為我慷慨地付出了許多時間與經驗。聖猶大醫學中心的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和帕萊塞一樣，也是全世界流感研究的領軍人物，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批評。弗倫奇（Ronald French）檢查手稿中關於該疾病臨床過程的敘述是否準確。莫雷利（Vincent Morelli）介紹我與薩默（Warren Summer）相識，位於新奧爾良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健康科學中心肺科的薩默及其全體同事，幫助我更深入了解流感襲擊期間肺部所發生的情況。薩默極為耐心，給予我莫大的幫助。杜蘭醫學院的米切爾·弗萊德曼（Mitchell九_九_藏_書 Freidman）也向我解釋了疾病期肺部的情況。

這一計劃落空了。我實際花了7年時間來完成這本書。它已經變成（我也希望增加）某些與原本略微不同的東西。

本書原初的設想是平鋪直敘一個有關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瘟疫的故事，既從努力與之鬥爭的科學家的視角、也從力圖應對它的政治領袖的視角來講述。我當時想用兩年半——最多三年——的時間來寫作。

國防病理研究所的陶本伯格一直與我分享他的最新發現。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葉伍戴爾（John Yewdell）也向我解釋了許多有關病毒的知識。杜蘭大學的馬滕森（Robert Martensen）關於醫學史提出了有價值的建議。美國大學的克勞特（Alan Kraut）也閱讀了部分手稿並提出意見。

況且，尋找有幫助的關於瘟疫的材料已經證明是極為困難的。發現死亡的故事倒很容易，但我本身的興趣總是聚焦于某些試圖控制事件的人。任何這樣做的人都會太忙、太投入，九九藏書以致沒有時間做記錄。

我還要感謝我的代理人薩加林（Raphael Sagalyn），他非常專業。我與許多編輯合作過，但只有一位代理，這一事實足以說明問題。

我也要感謝WGBH的《美國印象》（American Experience）的薩梅爾斯（Mark Samels），他為流行病項目收集材料；美國科學院的戈德布盧姆（Janice Goldblum）做了許多本職之外的工作；費城穆特博物館的沃登（Gretchen Worden）；原拉特格斯大學研究生安德森（Jeffrey Anderson）和原美國大學研究生格恩哈特（Gery Gernhart）慷慨地為我提供他們的研究成果。西切斯特大學的哈迪（Charles Hardy）為我提供了他收集的口述歷史。國立檔案館的約克爾遜（Mitch Yockelson）惠予我他的知識。時任《費城雜誌》編輯的卡普蘭（Eliot Kaplan）也對該項目提rｅａd.99ｃｓｗ.cｏｍ供了幫助。我還要感謝堪薩斯州的邁納（Pauline Miner）和哈特（Catherine Hart）。很多人在照片方面給我諸多幫助，我要特別感謝美國紅十字會的沃森（Susan Robbins Watson）、堪薩斯州達德利鎮圖書館的彭德格拉夫（Lisa Pendergraff）、海軍醫療局的索博欽斯基（Andre Sobocinski）和赫爾曼（Jan Herman），洛克菲勒大學檔案館的斯特普爾頓（Darwin Stapleton）以及霍普金斯大學切斯尼檔案館的麥考爾（Nancy McCall）。我還要感謝帕特·沃德·弗萊德曼（Pat Ward Friedman）提供了有關他祖父的信息。

著書者總要感謝圖書管理員和檔案管理員，他們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實際上，杜蘭大學馬塔斯醫學圖書館的每個人都給予了我莫大的幫助，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科普蘭（Patsy Copeland）、普利亞（九*九*藏*書Kathleen Puglia）、多爾塞（Sue Dorsey）和戈爾德施泰因（Cindy Goldstein）。

上述所有人均擁有博士或醫學博士學位，或兼而有之。沒有他們的協助，我或許在試圖理解自己的細胞因子風暴時就迷失了方向。

花了這麼長時間的部分原因是，似乎不可能僅僅寫到科學家而不去探究當時美國醫學的性質，書中科學家的所作所為遠遠超出了實驗室研究，他們改變了美國醫學的特性。

最後，我要感謝我聰慧的妻子赫金斯（Margaret Anne Hudgins），她以數不清的方式幫助了我——既包括理念上也包括細節上——但主要是做好了她自己。此外，我還要感謝親戚朋友。

同時，我要特別感謝杜蘭—賽維爾生物環境研究中心的麥克拉克倫（John MacLachlan），他對我完成read.99csw.com本書給予了巨大的幫助。杜蘭醫學中心臨床療效與急救中心主任斯泰因曼（William Steinmann）慷慨地讓我使用他的辦公室，提供關於疾病的知識還有友誼。

現在，輪到感謝我的編輯沃爾夫（Wendy Wolf）。雖然本書只是我的第五本書，但算上我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我曾同十多位文字編輯合作過。沃爾夫非常出類拔萃，她以傳統方式進行編輯，而且擅長這項工作。她對這部手稿盡心儘力，與她一起工作成為一件樂事。平心而論，沒有她，無論好壞（我希望更好）本書都不可能出版。我同時要感謝雷德蒙（Hilary Redmon）細緻可靠的工作和她提供的各種協助。

在這7年中，許多人幫助過我。有些人與我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幫助我尋找材料，有些人幫助我了解流感病毒以及它所導致的疾病，有些人則對我的手稿提出意見。當然，他們中任何一人都毋需對書中任何的錯誤或遺漏——不管是事實還是判斷——負責（在某個致謝中看到作者因錯誤而責怪他人豈不很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