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期給他辦的學報投稿，和他的關係也就逐漸改善。他待我不錯，不僅來稿必用，而且經常按最高的標準付我稿酬。同一般的外國文學刊物不同的是，《敘事技巧》不僅刊登外國文學的翻譯和評論，而且還開闢了一個發表國內作者創作的詩歌和短篇小說的園地。我對此感到迷惑不解：為什麼一個學術刊物要發表原創的詩歌？方先生從來沒有研究過詩學，為啥每期要用十幾頁的篇幅來刊登詩歌？他肯定知道這樣做有多麼不協調，我估計他肯定另有所圖。

我又念了白菜畫下面的那句話。我們一塊練習了一些簡單的句型變換—把陳述句變成疑問句，然後再變回來。我一邊跟著他學，一邊琢磨著他為啥要這麼積極主動地來給我補課。

幾杯啤酒下肚，他就有點醉了，嘴上開始沒有把門的了。他嘆了口氣說：「我已經五十三了，我這輩子算是完了。」

方先生可以說是春風得意。他創辦了一份叫作《敘事技巧》的學術雜誌。我想您也許看過這本刊物，因為在那幾年它一直保持著九萬份的發行量，在青年讀者中，特別是文學青年中很受歡迎。方先生在東北三省的許多大專院校里都講過課，主題是「西方文學中最先進的敘事技巧—意識流」。他甚至自己還寫小說，其中有一個講三角戀愛悲劇的短篇小說《雨山之南》還在省里的一個比賽中獲了獎，編選進好幾個小說集子。公平地講，他是一個有才能的小說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說中，你常常能感到一種原始的激|情和農民式的狡詐，這在學者寫的小說中是很少見的。事實上我常想，如果他專註于小說創作，也許會成為一個有成就的作家。他花了很多時間編輯這本雜誌，精力都浪費在這上面了，也就沒有趁幾個短篇的成功而趁熱打鐵地多寫一些小說。也許他缺乏藝術眼光，也許他誤以為自己幹啥都行，他只滿足於比他的同事們先行一步，沉浸在短暫的虛名之中。他沒有走那些大師的路子—寫一本大部頭的長篇小說，一部里程碑式的傑作，一部志在創新開拓從而改寫小說史的文學名著。他沒有才力寫這樣一本書，只是埋頭于鼓搗那些小玩意兒、小擺設。一句話，雖然他是老樹新花，但是從沒有結出碩果。

「這麼說一定要是寫詩的女孩子，寫小說的不行。對嗎？」

我漸漸變成了一個用功的學生。我每天早上四點半就爬起來，在宿舍的樓道和門廳里來回走動（冬天待在樓外面太冷），大聲朗讀課文，背誦單詞、習語、短句和句型。我們班上有的同學比我起得更早，還有人嫌每天晚上回宿舍睡覺太耽誤時間，乾脆就在教室黑板下面的長台階上和衣睡三四個小時。他們只是隔一天才回宿舍睡個囫圇覺。表面看起來，我們拚命學習是珍惜上大學的寶貴機會，這是我們大多數同齡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系裡幾次表揚了我們刻苦學習的精神。但是同學們心裏都清楚，大家是在較勁比賽，因為誰的分數好將來畢業時就能分配到好工作。我因為練習英語發音太刻苦，使壞了嗓子，每天都要吃止疼片。

他足足講了半個多鐘頭才結束。當他終於閉上了嘴，觀眾席里響起了笑聲和調侃聲。方先生居然站起來向稀稀拉拉鼓掌的觀眾鞠躬致意，幾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沖他吹起了口哨。他難道聽不出來那掌聲是在諷刺他嗎？

我自然被分配到最差的班級。我反正也是破罐破摔，就開始逃課。方先生的口語課是從上午七點半到九點半，我就經常睡懶覺不上課。他是位好老師，對學生親切認真。我對他本人並不反感。實際上，我很喜歡他教學的方法—他要求我們每個學生在課上大聲說英語，這樣可以克服一些同學的害羞並加強對英語的感覺。他特別喜歡「蘋果」這個單詞，因為它的開母音能夠強迫我們發音時張開嘴巴。他張嘴時就會垂下滾圓的下巴，露出整齊的牙齒，衝著我們念念有詞，「張嘴吃個大蘋果」。他用這種方法逐步創建我們說英語的自信心。我後來才知道，方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勞改了三年。我學英語的時間長了，也能分辨出他的英語發音並不像我原來想象的那般完美。他在發唇間音th的時候，舌尖總是抵不到上下牙齒之間，所以他經常把「厚」發成「吊」，「三」念成「樹」。另外，他的英語發音中帶著一股僵硬的口音，可能是因為他最初學的是俄語。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大學里的外語教師響應黨的號召，紛紛從俄語轉學英語。方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我一直納悶：在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中誰有這樣的遠見，當時就能夠看出歷史潮流的走向。難道他或他們已經預見到二十年中英語會取代俄語，成為我國人民對外交往的最有力的語言工具？）

「那好，你現在能說能聽，我就在這兒給你上課。」

他清晰的發音讓我讚嘆不已，我從沒有聽過有誰念英語比這個小個子男人念得更動聽。可是那次聽寫讓我痛苦極了，因為我根本寫不成句子，幾乎交了白卷。我們英語專業的新生分成了優、良、中、差四個程度不同的班，而這次測驗的成績決定我們入哪個班，這使我更加失望。我們這年入學的新生是「文革」以後第一次經過高考的大學生。您也知道，在「文革」十年中只有被推薦的工農兵學員才有上大學的資格，所以社會上積壓了很多人才。我們那屆學生中什麼樣的人都有，程度參差不齊。在我們英語專業，有三四個新生可以直接閱讀原版的《簡·愛》《牛虻》和《雙城記》。在入校后的一次英語考試中，他們的成績甚至比那些畢業班的工農兵學員還高。可是我們中還有許多像我這樣的新生，只知道幾個英語單詞，主要是因為其他科考試的成績好而被分配來學英語的。我們班上有幾個從內蒙古來的新生，他們高考時的數學和物理考的分數很高，英語卻一個單詞也不懂。他們被分來學英語是因為他們那個地區缺少英語老師。

我還記得他用渾厚的嗓音念道：「新中國成立前，我九*九*藏*書爺爺給一個兇狠的地主扛長活。他晝夜苦幹，累彎了腰，可是全家人還是吃不飽，穿不暖……」

我們聽了哄堂大笑。方先生怒視明辰，捶著講台吼叫：「少跟我來這套！你以為你是馬克·吐溫？你別忘了你在跟誰說話！」他慢慢轉過頭來，瞪著台下的學生。

我們和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誰也說服不了誰。方先生後來耐不住性子，臉變成豬肝色。他的聲音越來越粗重，把手一揮宣布說：「不行，我們要保持教學的延續性。如果高級班的學生三天兩頭地換，誰還能教這樣的班啊？根本行不通！」

他眼淚汪汪，一副可憐相。我勸他說，他現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前途不可限量。但是我越勸他越傷心。「我大學畢業以後，一心夢想去蘇聯學習美學。」他拉開了演說的架勢，好像一屋子都是聽眾，「後來蘇聯成了咱們的敵人，領導又讓我改行學他娘的什麼英語。我是直到能看懂D.H.勞倫斯的原文小說以後才開始喜歡英文的。現在咱們國家總算是開……開放了，可我也太老了，不能去國外留……留學了。我比不了你們年輕人啊，太老了。」他說完已經是淚流滿面，不住用短粗的手背擦腮幫子。「唉，我應該拿一個博士學位，至少也應該像你那樣是個碩士。」他拍拍我的胳膊。

我驚呆了，一時說不出話來。他把椅子挪近了些，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份油印的教材，說：「我們從第四課學起。」

「你不能走路了嗎？」

做完了朗讀練習，他插上電源，打開錄音機讓我聽一位英國人朗讀這些句子。方先生咔嚓咔嚓地按著按鍵，在錄音帶上翻來覆去地找著準確的位置。他對我說：「這段課文你的同學們每天要跟著錄音練習至少兩個鐘頭，而你卻一個單詞也不念。你要是繼續這樣下去，離退學就不遠了。你在浪費你的才能。」

長著水蛇腰、彎彎眼和卧蠶眉的張明辰是三班的班長。他站起來微笑著說：「方教授，您這話不是很可笑嗎？您讓我們覺著自己跟痴獃兒一樣。為啥我們就得永遠當二等公民？為啥我們就不能發展了？就拿您來說—您不是每年也得長點個兒，加點分量嗎？」

「我沒有學英語的才能。」我說。

您看看，潘教授，這就是他給自己教過的學生提出的忠告。我這輩子也不想認識什麼寫詩的姑娘。我老婆雖然不是什麼美人，但是配我還是綽綽有餘。再說，我身體不好，還要攢著點精力和時間完成我那本研究尤金·奧尼爾戲劇當中東方神話的專著。自從那次在我家喝啤酒之後，方先生見到我總躲躲閃閃的，好像我身上帶著肝炎病菌似的。那年夏天我們木基市暴發了流行性肝炎，又凶又勐。顯然他很後悔跟我說了那麼多他的秘密。但是我並沒有把那次談話當作整治他的把柄，甚至三年後我當了外語系的系主任，也沒想過要把他的醜事透露出去。我還是很感謝他當年幫我補課的熱心，他的隱私也沒有改變我對他的感情。

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戴著耳機聽評劇。聽見有人敲宿舍的門，我也懶得起來。門被推開了，方先生出現在門口，這可讓我沒想到。他有點喘著粗氣，羊皮帽子夾在腋下，左手提著一台淺藍色的錄音機，至少有三十來斤重（那時候輕便的盒式錄音機還很稀罕）。在他冒著熱氣的腦門上，一個大痦子非常顯眼，旁邊還落著一大片正在融化的雪花。他圍著一條厚厚的灰色羊毛圍脖，顯得他好像沒脖子，身子也矮了一截。我趕忙從床上跳下來。

可我沒想到他第二天晚上還會來，看到他又出現在宿舍門口，我心裏很不痛快。他知道我是在裝病，可是我逃課礙著他啥事了？他雖然表面不動聲色，心裏一定惱恨得要命。如果我繼續不上課他會不會期末考試的時候讓我過不了關呢？說實話，把我分到外語系也不是他的過錯。他肯定是把我當作頭號的搗亂分子了。我腦子裡胡思亂想著，嘴裏念著英語句子，也不知道都是啥意思。

我雖然在哈爾濱念了三年研究生，但是對於母校外語系這幾年的情況了如指掌，因為我的未婚妻在這裏畢業后留校教日語。

「哪兒不舒服？」

經過這次事件之後，您可以想象我們對方先生有多麼厭惡。沒有人跟他說話，更沒有人願意跟他有任何瓜葛。讓他自己頂著那個「偉大作家」的高帽子去吧。甘蘭甚至提議我們悄悄去舊金山，把他一個人扔在這兒。他既沒有錢也沒有回程機票，那才解恨呢。我們當然不會這麼做。即使他死在這兒，我們也得把他的骨灰帶回中國去，因為如果他留在美國，國內的領導就會以為他叛逃了，我們也會落個失察之罪。

回國以後，我們告了他一狀。學院黨委對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讓他做出深刻檢查。他乖乖照辦了。省作家協會開除了他的會員資格。他又一次成了灰熘熘的過街老鼠。《敘事技巧》也不讓他辦了，這回他是永遠靠邊了。他回到外語系教基礎課，系裡規定不准他參加任何學術會議和發表演講。

那個主持人為啥不制止他呢？我懷疑地向她望去，只見她那張褐色瓜子臉正沖我理解地微笑著，她一定以為方先生和我商量好了，讓他替我發言。

致以崇高的敬禮！

人們一下子愣住了，然後就聽見有些人哈哈大笑起來。我們幾個中國人也被驚呆了，不知道他到底要幹什麼。我想他可能是在做最後的努力招攬觀眾。只見方先生振臂高喊：「十一號房間，快來啊，來聽一個偉大作家講話。」

觀眾問了幾個沉悶的問題，我們三言兩語回答了他們。我們這些中國人還都沒有從剛才的震驚中緩過勁來。我打起精神把觀眾的提問和我們的回答翻譯成英文，但是我的英文前言不搭后語，凈是語法錯誤。實際上，我嘴唇哆嗦，結結巴巴，因為我正拚命壓抑著滿腔怒火。我當時的心跳起碼每分鐘一百二十下。

我沒有把事先準備好的講稿拿出來在會上宣讀，因為我心神已亂，哪有講話的心思？我們這些中國人坐在兩張摺疊桌子邊九*九*藏*書上直發獃，方先生這時候還一個勁地沖他的同胞們微笑。他那張扁臉因為出汗顯得油亮亮的，眼睛得意地閃著光。從一座高大的窗戶里射進一片長方形的陽光，方先生舒服地沉浸其中。我注意到他不時轉過頭來看著我們，眼神里有一絲輕蔑，好像在對我們挑戰：「你們在座的有誰能用英語做這樣的演講？」我當時要是能伸手夠著他，非得掐他的腿讓他清醒清醒。

我沒吱聲。

我找到了第四課。他接著說：「請跟我讀：『這是一隻蜜蜂。』」他用舌尖舔了舔厚厚的上嘴唇。

「他這是要幹啥啊？」甘蘭悄聲對我說。

他又咧開嘴笑了：「沒錯。老天爺要是能讓人托生，下輩子我真想做個詩人。小趙啊，你哪天也應該認識一個女詩人。」

「我病了。」

「好吧，那就給你一個少女詩人。」他哈哈大笑起來。

至於您來信詢問我系方白塵教授的情況，我不想花費太多的筆墨來形容他的性格，因為他曾經教過我，而學生對老師總是不能做到十分客觀公正。您大概也聽說了一些關於他的傳言，說他是個傻瓜，妄自尊大，好色成性並且屢教不改，說他吹牛撒謊，欺世盜名，是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等等。其實，這些形容詞都不足以準確地描述這個怪人。我將在下面給您舉出一些事實，您也許會得出您自己的結論。

另外一件事加深了我的疑慮，並且給了我很大震動。第二年我們畢業的時候，方先生的眼中釘張明辰被分配到雙鴨山的煤礦里工作。他是當年我們系裡分配得最差的一個畢業生。畢業聚餐的時候，明辰喝醉了，揚言要和方先生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他掀開衣襟露出腰帶上別的一把牛骨頭把的尖刀。那是他花了十五塊錢從一個走街串巷的貨郎挑子上買的。我趕忙看看系領導吃飯的桌子，幸好方先生沒來參加聚餐，要不然肯定會讓明辰給放了血。明辰那天也醉得人事不省，我趕緊把那把大刀子藏起來，要是給他帶在身上非惹出婁子不可。也難怪明辰要找方先生拚命，兩天前他的女朋友已經放出話來要和他散夥。她被分配在瀋陽的一所軍校里當英語教員，明辰認為她的變心也是方先生報復他的結果。

「你不知道那些寫詩的姑娘有多溫柔、多天真。她們的心……心腸都很軟。給她們幾句甜言蜜語，你……你就能讓她們如醉如痴，心裏像駕了雲一樣飄……飄起來。」他嘎嘎笑著。

突然，方先生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大聲向走廊里的人群吼叫起來：「請注意了，女士們先生們，我是方白塵教授，我是中國當代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快來聽我的講座！」他用一隻手指著我們的會場，另一隻手招呼著周圍的美國人。

另外一個作家說：「這簡直是搞突然襲擊嘛。」

潘教授，請原諒我這封回函篇幅過長。跟您說實話，我也沒想到能拉拉雜雜地寫這麼多。實際上這是我第一次在計算機上寫文章。用機器寫作的感覺很特別：它無疑加強了我的表達能力，或許還使我有點夸夸其談。我覺著計算機好像能夠自己組詞造句似的。您看，寫著寫著又離題了。在這封信結束之前讓我總結一下我對方先生的看法，我對他不做道德上的判斷：他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人，一個有學問並且工於心計的人。雖然他已經快六十歲了，但仍然精力充沛，還可以干很多年的工作。只要您有辦法能夠讓他做事不出格，他會對您很有用，會在您領導的英語系出很大的力。換句話說，對他只可用，不可信。他和我認識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個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別那麼悲觀嘛。」我說。

「學術歇斯底里。」我補充了一句。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女劇作家甘蘭絞著手指說，我們真不應該同意來參加什麼座談會。

敬愛的潘教授：

方先生第三天晚上到我們宿舍來的時候，我就告訴他：我身體已經全好了，明天就去上課。

在美國的時候，我又發現了方先生身上另一個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性格特點：吝嗇。我們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他總是儘可能地在大家付錢的時候上廁所。有兩次是我替他付的賬。雖說他妻子常年卧病在床，但是他一點都不窮。他兒子每個月都給家裡寄不少錢。和我們這些真正的窮教師不一樣，他在銀行里甚至有一個外匯賬戶。他如果只是占我們這些中國人的便宜也就算了，最讓我無法容忍的是他居然在人家美國人的身上也耍這一套。他有好幾次喝完了咖啡、茶或是其他飲料后等著美國人幫他付錢，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該他似的。我真不明白他幹啥要像個要飯的那樣丟人現眼。我們出國的時候，國家每天給我們二十二美元的零花錢。這點錢雖然不多，但一個人總要有點尊嚴吧。我不明白像方先生這樣一個小氣鬼怎麼會是勾引女人的高手。有一次他在餐廳里點了一客果餡乳酪卷以後，居然要一個美國女作家替他付錢。他漫不經心地說：「我沒錢了。」那位高個子美國女作家的頭髮是紅色的，為了見我們還刻意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件天藍色的對襟小襖，耳朵上戴的耳環是一對中國明朝的銅錢。她有一個很討厭的習慣—每句話說完以後還要加上一句：「懂我的話了嗎？」她聽了方先生的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來微笑著的臉變成了鼻眼扭結的苦瓜。她朝我轉過身來，一雙深陷的綠眼睛好像在發問：他是不是神經不正常？我憤怒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十美元的鈔票，用中國話對他說：「拿著。明天早上還我。」那一次他倒是自己掏了腰包。

方先生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外語系副主任的職位也給擼掉了。他見人都抬不起頭來，但是我並沒有疏遠他。有一天，我請他到我家來喝啤酒。那幾天我妻子不在家，她到齊齊哈爾南邊的一個油田上去教日語暑期班。我剛好因為翻譯尤金·奧尼爾的一個劇本得了點稿費，就買了一隻燒雞、兩斤牛肉腸、五斤西紅柿、一包白糖和十個鹹鴨蛋，又到街邊的ｈttｐｓ://rｅａｄ•9９csw•cｏm酒鋪里要了十升干啤酒。我也沒請其他人，因為那時候系裡的人都躲著方先生，不想和他攪和在一起。我倆邊吃邊喝，他的話就開始多起來了。他告訴我他妻子心臟有病，兒子剛從南京大學畢業，很快就要去中國和德國合資的上海福斯汽車廠工作。他妻子對兒子要到離家那麼遠的地方去很傷心，雖然這是一個收入豐厚的工作。她指望兒子能回到木基來，找一個當地的姑娘結婚，在父母身邊成家立業。

「走兩三步可以。」

「不，我想要個少女。」我說。他使我想起了納博科夫筆下的那個好色的漢伯特。

「好好想想吧。明兒見。」他說完提著那個笨重的錄音機走出去，壓得他的腿都有點彎。

課本上的這句話印在蜜蜂的圖形下面，我跟著他讀出來。那畫得哪兒像蜜蜂啊，活像一隻牛蠅子。

首先請允許我對您研究西奧多·德萊塞小說的論文表示由衷的欽佩。我記得您的大作是三年前在上海召開的美國文學討論會上被宣讀的。現在我來做個自我介紹：我叫趙寧紳，于兩年前擔任了木基市師範學院外語系的系主任。您可能還記得我：三十多歲，戴眼鏡，中等個，腰身細長，頭髮濃密，胳膊上汗毛較重。您那天在錦江飯店讀完論文之後，我們在大廳里交談了幾分鐘，您還給了我您的名片。後來我又給您寫過一封信，還給您寄過我研究索爾·貝婁的小說《奧吉·馬奇歷險記》的一篇論文。我想您一定收到了。

方先生很快就升為教授。令學生失望的是，他不再教課了。當時系裡只有兩個副教授，方先生是其中一個。他在學生和年輕教師中很受尊重，因為他經常教大家跳交際舞和探戈。每到星期四下午，外語系的一些老師就舉行舞會，我們這些學生只有從鎖孔里，或者從半掩的門縫裡向舞場瞥幾眼。方先生一直是我們系裡最優秀的男舞者。他本來肚子並不凸出，但是在舞場上他就會挺起腹部，像一個派頭十足的富商那樣翩翩起舞，而且這樣他還可以更緊地貼住他的舞伴。我們對他的風度羡慕得不得了，認為他的確是多才多藝。在系裡舉行的外國文學討論年會上，他宣讀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論文，論述的課題是《喪鐘為誰而鳴》，讓我們大開眼界。後來這篇文章還發表在《現代文學》雜誌上。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海明威這個名字。

1984年夏天，我完成了研究生的學業，回到了母校。我剛結婚的妻子已經升成了講師。我聽說方教授辦的雜誌停刊了，原因是一些年輕婦女指控他耍流氓。這些女人中有老師、有學生，有人說他用發表文章作誘餌來勾引她們和他睡覺，還有人說他拒登她們的來稿因為她們拒絕他的引誘。說實話，我懷疑有些女人是自己心甘情願和他勾搭的，當然肯定是他主動勾引她們。他妻子多年卧病在床，兩人不能有性生活。他一定是感到冷清寂寞、欲|火難耐。但是在他乾的風流韻事中有一樁卻令人無法原諒：他因為使用的避孕套質量太差，把一個學生弄懷孕了。女孩子到醫院去做人工流產，一個上了年紀的護士把這事傳了出來，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我認識這個女孩，她比我低兩年級，是我一個哥們兒的妹妹，這姑娘人很好，平時喜歡寫寫詩。有一次她在禮堂朗誦她寫的一首詩歌，把我感動得差點掉下淚來。當時就有好幾個小夥子對她感興趣。我還記得那首詩的題目叫作《我能給你的只有愛情》。那首詩寫得非常好，學校廣播站每天播送兩遍，整整廣播了一個星期。她外表文文靜靜的，動不動就臉紅，一雙眼睛流露出羔羊一樣溫順的神情。我簡直不能想象這樣一個柔美的姑娘能跟方先生那樣一個老頭子胡來。她那麼出色，什麼樣的好小夥子都會心甘情願地供她驅遣。我後來從她哥哥那兒知道，方教授用「美人魚」的筆名發表了她的許多詩歌，還保證說給她爭取到獎學金，把她推薦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的比較文學系去深造。方先生說那裡的系主任和院長他都認識。唉，年輕女孩子多麼容易上當啊！

「肚子疼。」

我念本科的四年一直沒有從低級班跳出來，我的自尊受到很大傷害，心情因此十分鬱悶。我們這些低級班的同學還搞了一次罷課，要求重新按照成績分班。經過兩年的學習，我們低級班中的許多同學已經跟了上來，英語程度並不比一些高級班的人差。高級班一直是由英國或加拿大老師來教的，我們低級班卻從來沒有一個高鼻子的洋人教過。這樣一來，我們的口語水平當然可憐了。系裡拒絕考慮我們的請求，但為了防止再來一次罷課，剛升為系副主任的方教授同意和我們對話。於是，我們集結在一間教室里，聽他解釋為什麼這種把學生分成四等的制度應該保持下去。他的理由是：系裡只能雇一個外國專家，所以要留給最好的學生。他還講了好鋼要用在刀刃上的大道理。我們並不是反對這種精英教學方法，只是抗議高級班成員的終身制。

他開始如數家珍地說起這幾年和他有過關係的年輕婦女。令我吃驚的是，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居然也在其中。這個女孩子一直是我們學校羽毛球比賽的冠軍，曾經被列為全省第二號種子選手。她後來嫁給了一個專門馴犬的軍官，丈夫經常出差不在家。方先生這樣一個小老頭在床上怎麼對付得了那個人高馬大的娘兒們？我想到這一點就頭疼。他滿嘴的下流語言讓我有點尷尬，可是我心裏興奮得要命，巴望著他多說一點。最讓我不能相信的是一個姑娘居然提出來，只要他和老婆離婚，她就嫁給他。方先生是不會拋棄自己妻子的。他解釋說：「小趙，我可不是沒有良心的人。我老婆有病啊，咱咋能那樣干呢？當年我下放到農村的時候，她每兩個月就來看我一次。換了別的女人早就把我蹬了。她跟著我吃了不少苦，可是從來沒有埋怨過一個字。現在我們的兒子就要遠走高飛，我就是她唯一的親人了。」他說完盯著我，眼裡閃著淚光。

我不情願地從床頭擺著的https://rｅａd•99ｃｓｗ•ｃｏm單層書架上取下課本。

我一直琢磨不透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在那些女人眼中的形象如此高大神秘。是他的學識？他的權勢？他超人的床上功夫？他的如花妙筆？他勾引女孩子的手段？他的樂觀幽默？他到底施展了什麼魔法把那些年輕婦女迷得神魂顛倒？我想起了我朋友的妹妹，那個丹鳳眼的女孩子。她做了人工流產以後，被發配到一個邊遠的鄉鎮去當中學老師。在去那個學校報到之前，她傷心絕望得差點跳樓自殺，是她父母硬生生把她從陽台上拉了回來。難道方先生對毀了人家女孩子的一生不感到羞愧嗎？

威靈頓大學位於一個青翠山谷里的小鎮上。校園裡到處都十分整潔，而且出奇地安靜，也可能是學校里正在放暑假的原因。校園的道路兩旁都栽著高大的落葉松和楓樹。一輛奶白色的麵包車載著我們來到一座不高的兩層紅磚樓房前面，作家會議就在這裏舉行。這次會議共有好幾個分會場，同時進行不同主題的座談。因為我們中國作家的座談會不像其他主題的座談會那樣事先宣傳過，所以大多數參加會議的人不知道我們來的消息，都朝別的會場走去。我很緊張，跟我們代表團的同志們小聲說：「哪怕只來十幾個人就蠻不錯了。」

他的話確實有點打動我。我還真不知道我們系的畢業生將來能跟外國人打交道，還能到外國去，這是多麼風光的工作。一想到我將來能出國開眼界，我心裏就升起了一線希望。現在我想改換專業已經是不可能的了，那為啥不把英語學好？將來還可以出人頭地。我耽誤的功課還不太多，要趕上還來得及。

「我活不了多久了。唉，兩鬢斑白一事無成啊！太可悲了。」

「這是一棵白菜。」他拉長了聲念道。

「您為啥喜歡寫詩的姑娘？」我問。

第二年春天，方先生入了黨。在討論他的入黨申請時，我表示持保留意見。可是我只是學生黨員的代表，在黨支部里不佔多數。我一直懷疑他過去幫助關心我是因為我是少數學生黨員之一，在黨支部會上有贊成他或反對他的發言權。換句話說，他到宿舍來給我補課，就是有意要我感激他，將來討論他入黨的時候他就多了一票。這個人多麼有心計啊！但這隻是我的猜測，沒有任何證據，所以我也不可能跟別的黨員透露我的疑問。

「唉，那些寫詩的姑娘實在是太可愛了！」他揉著他寬闊的鼻子，說了實話。

方先生在我們去美國訪問的時候又栽了跟頭。那是1987年剛開始放暑假不久。他和我都被挑選參加省里的文化代表團，訪問四個美國城市。我被選中是因為我的英語口語不錯，又多少了解一些美國文學的情況。方先生是作為一個作家和文學專家加入進來的。贊助我們這次訪美的東道主之一是康涅狄格州的威靈頓大學，那時候正熱切地想和我們木基師範學院結成姐妹學校，所以代表團里的一半成員都來自我們學校。

我注意到方先生看起來一點也不老。他的頭髮仍然濃黑茂密，臉上的肉還很有彈性。他穿一身白色短袖襯衫，肚子仍然結實扁平。人們很容易會認為他只有四十齣頭。我半開玩笑地問他怎麼會保養得這麼好，他抬起一隻手摸摸|胸膛，很誠懇地說：「首先你得心胸開闊，遇到啥事兒也不能悲觀。吃好睡好。另外，你每天早上都要鍛煉身體，不管酷暑嚴寒都不能間斷。」他微笑著，眼裡閃著狡黠的光亮。我沒想到他能給我這麼實在的回答。他知道我是個夜貓子，每天要到深夜以後才睡覺，早晨從不鍛煉身體。我只得又稱讚他懂得養生之道。

這簡直是扯淡。他現在已經是副教授了，還嫌不滿足。我趕忙轉移話題，故作輕鬆地說：「您快別哭了，行嗎？有那麼多女孩子圍著您轉，您是越老越吃香。誰像您那麼有艷福啊！」我的話中帶著幾分諷刺，他卻當成好話聽了，這正中了他想要吹噓自己艷遇的下懷。他得意地笑了，又給自己倒了一杯啤酒。

「得了，得了，您不是剛說過要心胸開闊嗎？」

我自己的運氣不錯，考上了哈爾濱大學英語系的研究生。我因為不參加畢業分配，方先生也就沒法懲罰我。要不然我也會落個像明辰一樣的下場。我肯定方先生知道了我在討論他入黨的時候投了反對票。另外，他一定以為是我策劃了兩年前的罷課。

我們的美國東道主通知我們說，星期六大學里有一個作家會議，組織者願意搞一個中國主題的座談會，請幾位中國作家發言。當然，這是指我們代表團里的作家。我們很為這一友好的邀請所感動，答應到時候一定參加。代表團領導指定由我來介紹當今中國的美國文學研究情況，其他的六位作家不用講話發言，但是要準備回答聽眾提出來的關於他們的創作活動和經歷的問題。我們都非常興奮，準備要在那天穿上最正式的服裝與會。為了強化一下我的英語口語，我在出發去會場之前整整朗讀了一個小時《紐約書評》的文章。

他在一把破椅子上坐下來，對我說：「小趙，你今天上午咋沒來上課呢？」

第二次的補課比上一次縮短了一小時，讓我有些歡喜。方先生臨走時把手放在門把手上說：「我知道你不喜歡英語。可是你想想：在這個學校里有啥專業能讓你將來分配個好工作？去年我們有兩個最好的學生考上了去非洲當翻譯的工作。他倆從非洲去歐洲就像去趟哈爾濱一樣便當，每天都吃牛肉乳酪。咱系的另一個畢業生現在在北京的《中國建設》當英語編輯。省政府的人事處每年都跟咱們要人。咱們送去的學生不是干外貿、文化交流，就是分到外事辦。現在他們都被提拔到重要崗位了。你還年輕，將來有的是機會。可是你英語不好，只能眼看著別人把好機會都撈走。現在只有學好英語才是最實用的，明白嗎？」

我是1977年冬天進入木基市師範學院學習的，入校第一天就見到了方先生。那時候他還是個講師，負責給新生做入學教育。我當時被分配到了英語專業。由於我對學外語沒興趣，所以對此抵觸情緒很大。我高考時報的專業是九-九-藏-書哲學和中文，滿心希望以後成為一個古典文學方面的學者。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命運之手當時是如何把我引入英語學習的領域的。也可能是高考的時候我居然有膽量參加英語考試—我指的是筆試，不是口試—省招生辦公室的那些人大概就此決定我應該去學英語。我從心裏反感他們的決定，但是又無處發泄自己的怨恨。我們入校的第一天晚上，所有英語專業的新生就在一個大教室里舉行了一次聽寫測驗。方先生朗讀了聽寫的短文。

那位英國紳士的標準發音終於響起來了。每句話的後面都留有讓學生朗讀的一段空白，我只得跟著紳士鸚鵡學舌般地重複他的句子。方先生坐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很快宿舍里就煙霧騰騰。我跟著錄音機把課文朗讀了好幾遍。這次補課整整持續了將近兩個鐘頭，直到我的一個室友回來睡覺他才離開。我這才長長地鬆了口氣。我們把小窗開了好一陣，才把屋裡的煙散出去。

潘教授，您可不要以為他就此一蹶不振了。不，他活得有滋有味的。這個人有一種非凡的素質，那就是壓不垮打不爛，渾身充滿了活力和韌勁。最近他剛剛把已故彭德懷元帥的傳記翻譯成了英文，即將由友聯出版社出版。他拿了不少翻譯稿費，發了一筆財。有傳言說，他聲稱自己是咱們國家最優秀的英語翻譯家。這也可能是真的，您想想看，北京上海的那些翻譯大師不是已經去世，就是老得不能動彈了。看起來方先生又要重新崛起，很快就能翻過身來了。這些日子他到處吹噓他在北京有許多關係，明年要調到您的繫上去教翻譯和英國現代小說。他還要擔任貴校英語學報的編輯。

他揚起粗長的眉毛，平靜地說：「其實學外語並不需要才能，需要的只是堅持和勤奮。你花的時間越多、越努力，你的英語就越好。這沒有什麼竅門。」

我們笑得更歡了。方教授宣布散會，氣沖沖地走出了教室。他的黑色人字呢上衣的袖口掛著一根白色的棉線頭。我沒想到他會發這麼大的脾氣。他現在好像變了個人，再也不是那個和氣勤勉的老師了，倒彷彿是個當了一輩子高級幹部的官老爺。實際上，除去他這個新出爐的英語系副主任，他只有一個官方的頭銜—地區橋牌協會的會長。這個協會有二十來個會員，都是些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

他這樣做也可能是誤解了資本主義文化和所謂的美國精神，搞不懂自我意識和自私自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臨出國的幾個月前，我們邀請了一個名叫阿倫·雷德斯通的教授到我們學校來講解福克納。這個肯塔基州來的紅臉漢子花里胡哨的名堂真不少。他留著馬尾巴頭，穿著紅紅綠綠的花汗衫，還從美國拎來一把班卓琴在我們的課堂上又彈又唱。他跟我們的學生說，在美國，個人是最重要的，每個人都要盡一切努力來強調自我意識的存在，還說什麼自我中心的本能是任何個人成功最本質的因素，等等。他甚至還宣布：個人利益是美國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動力，如果你是一個美國人，你自己生活的中心就一定是你自己。我起誓：如果他是個中國人，我會不等他說完就派人把他從教室里拖出去。但是方先生聽了他的講課後對我說，他很欣賞雷德斯通的理論。很顯然，這個美國佬的一通歪理已經弄得他暈頭轉向了。眼下在哈特福德，他在這位美國女士面前毫不羞恥地要證明他自我的存在，中國人的臉面都讓他丟盡了。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天下還有羞恥二字。像他這樣一個有知識的人，怎麼會連一個沒有文化的人都不如呢？我到今天也搞不懂。

「翻到第三十一頁。」他說。

當時我真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我們幾個趕緊閃到一旁躲得遠點。不過方先生的這番表演還真引來了一些好奇的參加者—三十多個人走進了我們的會場。我竭力使自己平靜下來，以便等一會兒能夠開口說話。

方先生正在大談他如何在小說創作中成功地運用最新的寫作技巧（其實這些技巧在西方都已經過時了），他的小說如何啟發了一整代中國作家學習和掌握意識流。起初，觀眾們似乎被他的大嗓門給鎮住了，接著有幾個人開始竊笑，有些人甚至笑出聲來。更多的人臉上是覺得好玩的神情，就像在看馬戲團里的猴子一樣。我們覺著真丟人啊，他把我們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我在心裏把他的祖宗三代都罵了個遍。

座談會終於開完了，我們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我們總算活下來了！

《敘事技巧》停刊以後，我們系接到了幾千封訂戶寫來的抗議信—人家要求退錢。那些錢老早以前已經當作過節的獎金髮給系裡的教師了，我們只好向訂戶保證馬上復刊。但是除了方先生，誰也沒有編輯這份學報的能力。到了秋天開學的時候，《敘事技巧》又重新與讀者見面了，方先生還是總編。這一次他被迫在雜誌里去掉了發表文學作品的園地。新的《敘事技巧》變得更專註于外國文學的學術研究，發表的文章也更有分量。每期雜誌的封面都是光紙印刷，封底上都有一位現代文學大師的照片。方先生的聲譽又慢慢開始恢復。他比以前更加勤奮了，在繁忙的編輯工作之餘還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在鮮花盛開的橋上》。他在扉頁上把此書獻給海明威，好像這位美國作家還活著，經常和他通信交流創作心得似的。他可能是想表明海明威是他文學靈感的源泉。這本書在文學界獲得了不少好評，方先生還作為當代傑出作家風光了一陣子。第二年他就被評為正教授，是外語系裡的第一個。他好像命里註定要在文學上干一番成就，但是在接二連三的成功面前，沒有幾個人能保持清醒的頭腦。

更讓我們目瞪口呆的是：當座談會的女主持人把我們引見給觀眾之後，方先生從我手中一把奪過麥克風，掏出預先寫好的稿紙，大聲念開了他的演講。他的聲音鏗鏘頓挫，語調十分專橫，活像一個大幹部在給台下做報告。我的頭皮被震得直發麻，口裡木木的，好像失去了知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