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天開始的學年，陳寅恪講授「隋唐史」與「佛經翻譯文學」兩門課。「佛經翻譯文學」這一堂課的課堂，在大西門內文林街昆華中學南院懸有「南天一柱」的大殿。聽講的人卻是屈指可數，大概是因為這門課比較深刻難懂的原因。陳寅恪通曉好多已經廢死的東方民族古代文字。開課之初，就說魏晉以後至唐代間各家所譯佛經，若將梵文原本或藏文譯本對核，即易發現其誤解原文因而誤譯之處，好像看學童們的考卷。談到佛經，一般知識分子，除非兼是信徒，大都茫然。唯《維摩詰經》則有其特別的通俗性。由於《維摩詰經》饒有文學興趣，故陳寅恪即首舉該經，從其中舉例說明。蓋佛經為闡發哲理之助，向多藉故事譬解，原具文學意味，該經出自大乘興盛之後，較少拘束，尤便自由發揮之故。

陳寅恪能夠把敏銳的觀察力與縝密的思考力相結合，利用習見的史料，在政治、社會、民族、宗教、思想、文學等許多方面，發現別人從未注意到的聯繫與問題，從現象深入本質，做出了新鮮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釋。陳寅恪善於從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那樣綜觀全局、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了經濟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陳寅恪長於貫通和觀察發展變化。如從南北時朝分別找出唐代各種制度的淵源。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史研究與唐史研究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魏晉南北朝歷來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時期。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在中原地區暫時受到戰亂的影響和衝擊而有所失墜，但是，在與異族文化相遇、相撞的過程中，傳統學術文化依然找到了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與異族文化相融、相合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因此而失去自我，反而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充實深邃並得到發揚光大。作為我國中古極盛之世的隋唐兩朝，其廣博紛繁的文物制度正是有賴於此而形成和建立起來的。陳寅恪先生關於河西文化的論說，揭示了中古時期傳統學術文化綿延一脈而傳承不墜的真諦，具有開拓之功。陳寅恪關於河西文化的論說對於西域史研究的啟發意義在於以他的學術眼光去觀察西域地區的文化面貌，通過透視漢族傳統文化在多元的西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西域對漢族文化的認同程度，有一種山重水複后，于光亮中觸摸到你正在尋找的那一方土地的感覺。

抗戰爆發，戰火不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辭別京城，長途跋涉，暫時建校址于衡山湘水之間，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當時文學院設於衡山聖經書院。到1938年春間，文學院又遷至雲南蒙自，蒙自為舊日法國租界，頗有些異域情調，城外又有一南湖。因此，聯大學生戲稱「昆明如北京，蒙自如海淀」。是年暑假過後，臨時大學改成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又搬遷至昆明西門外的昆華農業學校。三校原為久負盛名的大學，合組后的西南聯大，更成為西南大後方的最高學府，其規模居於全國之首，師資陣容冠于當時。彈丸之地，卻是群英薈萃。三校的暫時組合，實現精誠團結，共濟時難，弘揚了科學與民主的優良傳統，融入了北大的民主自由的風氣，結合了清華的嚴謹和求實，吸納了南開的活潑與創新，譜寫出了中國教育史中一段華美動聽的插曲，令人久久回味。

依照向來成例，在聯大陳寅恪每學年都開兩個課程，一是文學課程，一是史學課程，每個課程每次各兩個小時。但課程名目內容，則逐年更易，就史學課程來說，是「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史」交替。陳寅恪到昆明的第一年，開的是「魏晉南北朝史」，在大西門外昆華農校大樓西北角樓上與公路隔牆相對的一間教室上課。在課堂上，他安排的課程都是專題研究性質的，只講授自己在課程範圍內的研究成績，對於一些自己已經寫成論文發表了的，他一般不會再講。在國難南渡西https://read.99csw.com遷以後，于「魏晉南北朝史」課程的第一課，陳寅恪先講述的是一個關涉東晉南渡的故事，這並不是巧合，而是他面對當時南渡西遷局面下的特意安排，所以不循往例，將自己在1933年發表的論文《支愍度學說考》，對學生講授了一次。南渡第一課講授這一題目，借題表達出自己忠於學術良心，不妄立新義而藉以曲學阿世或嘩眾取寵的思想。忠於學術良心的精神，秉持「傖道人寄語支愍度」之義，在為陳垣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而撰寫的序文中就有所表示。該序文在論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以後，即引述支愍度南渡后傖道人寄語故事，而有下列一段：

儘管生活中有諸多的不如意，不能按照一些既定的計劃平穩的進行，由此流失掉了一些本來可以有更好結果的機會。但是解決的辦法也許只能是順應事態的發展，擱置了一些東西，也開始了新領域的努力，紛亂的時局中也許會等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機會。這一年陳寅恪在授課之餘寫成了《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讀哀江南賦》、《敦煌本心王頭陀及法句經跋尾》、《劉叔雅莊子補正序》幾篇論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文開始於這年冬，在次年四月才最終完稿。對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淵源的研究、對晉唐詩人創作所作的歷史箋證等等，將陳氏「史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融入其中，這也是陳寅恪做學問的學術源泉。

時值國破家亡，百姓流離失所，前路輾轉艱辛，腳下的路也不知尚有多少風雨。年近五十的陳寅恪，處於一種無奈、落寞、憂心的境地，只有拿起手中的筆托詩言情：

禍不單行，陳寅恪由香港獨自一人南下蒙自的過程中，經過越南海防時遭竊，隨身攜帶的兩木箱中極其珍貴的書籍落入賊手，這兩箱書之所以珍貴，並不是珍籍秘本，而是他曾用蠅頭小楷在書眉詳細記錄有相關的資料以及自己一些新得的本子。據說有很多是有關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東方之書籍。這些眉注本，可說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這些書的損失，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其中對《世說新語》，在書頭上寫的札記和所記別書與它有關的事項最多。他本來想將它寫成為《世說新語箋注》，但這曾經批註的《世說新語》原書多冊，不幸在途中就這樣的失去了，這曾經使陳寅恪發生很大的傷感。這些書籍的價值如此重要，他的損失必然帶來了諸多遺憾，日後很多本來可以完成的書目，沒有實現，於己於人，推而廣之於學術的傳承，這種不可料的損失令人不禁為之扼腕。據說《世說新語箋證》、《高僧傳箋證》等未能成書與這件遺失書籍的事件有直接的關係。1943年底初抵成都的時候，陳寅恪還曾經提到過關於《元史》一書的事情。在二三十年代，他剛從國外回國的時候，專心致志於元史，用力最勤。他讀過好幾遍《元史》，每有一點心得，就批于書眉，蠅頭細楷，密密麻麻，丹鉛殆遍。可惜在盧溝橋事變后，他攜帶南遷，花費了巨大心血批閱過好幾遍的這部書，託運至重慶附近的時候，竟然毀於兵荒馬亂、炮火空炸中。陳寅恪每言及此事，總有無盡的遺憾。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為若干專題的綜合研究，包括《禮儀》（附都城建築）、《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加上《敘論》和《附論》，一共八章。涵蓋了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學、社會學、考古學、文化史、語言文字學等與中古史相關的諸多領域，顯示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中西文化的關係、種族與文化的界定、胡化漢化的實質等問題的高標卓識。《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本不是為西域史立論，然通觀各篇，與西域史研究有關的考索和證述卻比比皆是，無處不在。無論是「中學為體，西read.99csw.com學為用」的精彩闡釋，還是「在文化不在種族」的獨到見地，對西域史研究來說都堪稱經典。全書的主旨正如《敘論》中所言：「茲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成此一書。」他精細入微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從禮儀開始，發其源而究其變，備述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各項制度淵源流變，分析東西南北各地域間文化輸轉的保存關係，提出關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為後學提示了宏觀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關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首先點明隋唐制度的源流有三：第一是北魏北齊，二是梁陳，三是魏周。而魏齊的源流則含有東晉南朝前半期的因子，以及保存於河西涼州一帶的漢文化；梁陳則為南朝文化因子的總結；魏周則系鮮卑野俗加上魏晉遺風的關隴文化。這一「三源流說」是陳寅恪的發現，也是他寫作全書的理論基礎。

這一時期儘管生活條件十分困難，工作環境極其惡劣，又加上體弱多病，但是陳寅恪一直堅持教學和研究工作，並做出了不俗的成績。1937年到1938年間完成的論文有：《逍遙遊向郭義及支遁義探原》、《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狐臭與胡臭》、《論李懷光之叛》、《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迹詩》。《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讀洛陽伽藍記書後》。還有《讀通志柳元景沈攸之傳書後》一篇未成。

在共同的災難面前，萬千師生繼續辦學、教學、求學，同時將文化的種子散播到窮鄉僻壤，產生出更多的力量，產生出新的文化。西南聯大始於1938年，終於1946年。昆明位於雲貴高原，四季如春。所謂：「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當時中原學者雲集，雖在戰時，設備簡陋，但士氣甚高。短短八年的時間卻培養出了無數出類拔萃的人才，它的名聲響徹海內外，影響持久深遠，堪稱「人才搖籃、民主堡壘」。從這裏走出的學子們踏進了各個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中國的教育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留下了光輝而又燦爛的一頁。聯合大學不僅與抗戰相始終，更與五四精神一脈而相承。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愈挫而彌堅。兼容並包的學氣，被不斷發揚廣大。西南聯大於斯時斯地成就如此輝煌，幾可以稱之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是近代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縮影與結晶。發榮于風雨如晦、顛沛流離之際，更可見其精神的珍貴。正如著名學者陳岱孫所指出的，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對敬業、求知的追求。這種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貴的，是特別值得紀念的。在民族危難之際，西南聯大的應運產生和發展維繫並保存住了當時脈息微弱的華夏文明，更好更有力地將這份寶貴的精神財富交由到一批批優秀的堪當重任的學子中，並在未來的數十年中被不斷地發揚光大。

受命于危難之際，為生計更為理想，陳寅恪不遠千里，攜帶家人，歷盡艱險，遠赴西南聯大任教。這裡有必要對特殊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產物——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春節過後，陳寅恪仍然留在昆明西南聯大，為中文系與歷史系合聘教授。講授「隋唐史研究」和「白居易研究課」。1940年3月，他到重https://read.99csw.com慶出席中央研究員會議。會議的召開是因為蔡元培在這年的３月５日于香港病逝，中央研究院要開會選舉新院長。當時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成員大都信奉民主和自由主義，不想以政府指派的某些政客為院長。他們中的很多人包括陳寅恪在內，主張學術自由，反對政治干預學術。陳寅恪認為如果找一個搞文科的人繼任，則應該為胡適。他舉出的理由是，胡適對於中國的幾部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考證的文章，在國內外的學術界是很有影響的。如果找一個理科的人擔任，則應該找李四光，因為李四光在地質學理論方面的造詣，在當時的中國是無人可比的，而翁文灝只是偏重在地質調查方面。但是這兩位得民心的人物，偏偏是政府所不感興趣的。傅斯年說：「寅恪矢言重慶之行，只為投胡適一票」。胡適當時任駐美大使，似乎不可能回來任院長。陳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議成員之一，評議會舉行會議時總要請他出席。但他在會上一言未發，他曾說在任何一次評議會的記錄本上，決不會找得到他的一次發言。正因為如此，在推選新院長的那次評議會上，陳寅恪大概並沒有把他的推選意見提出，因為他知道，一切都已經由幕後活動作出決定，提出來也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即便知道這樣，他們還是要選，以「表示學界之正氣、理想、不屈等義」。當政府下條子指名選顧孟余時，群情「頗為激昂」。因為顧孟余在二三十年代大多從事於政治活動，與學術界的活動已經極為疏淡，所以得不到人們的認同。結果選出的三位候選人是翁文灝、朱家驊和胡適，照規定再由政府圈選一人。但由於顧孟余未列名，政府遲不圈選，一直到10月1日，才派朱家驊為代理院長。將「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和「讀書不肯為人忙」始終作為自己做人與治學根本的陳寅恪對政府干預指定的顧孟余出任院長一職，心裏是不能接受和憤慨的，對朱、翁都不以為意，他心目中的最佳人員依然是胡適。事後他曾經私下對傅斯年等人說：「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在開會期間，翁文灝和任叔永具名請客的宴會上，「寅恪發言，大發揮其學術自由說，及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會員等」。

讀者從故事中的內涵，能夠領悟到一些深意。寅恪畢生研究，著書立說，無非闡發新義，則必然深刻感知到世上諸多違反民族文化傳統的種種新義。他心中的「如來」即華夏民族歷代未悖「常」道的先賢們，至於他對支愍度故事的意興，從初至蒙自「渡江愍度飢難救」和逃離香港抵桂林時后的「江東舊義飢難救」等詩句中，都有所體現，這些也是陳寅恪對於抗戰時期實況的切身感觸。

儘管戰火不斷，導致陳寅恪十年的清華園黃金期戛然而止，但在西南聯大這樣充滿民主自由和嚴謹創新的氛圍中，在海納百川，並蓄磅礴的新的環境，雖然陳寅恪身肩國讎家恨，但是在為學術而生存的理想的追逐中，他頂住了重重險阻，認真地履行著一份普通但神聖的教書育人的責任，他的人生軌跡，於時局的黑暗中劃出了一片屬於自己又福澤他人的絢麗的領地。陳寅恪講學，似系考據學派，中外古今，旁徵博引，論據卓越，聽眾如坐春風之中，敬佩其學問之淵博、熟諳各種語文之能力，與鑽研不惜之精神，皆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也。其作品散見於《清華學報》，及其他著名刊物雜誌中。當時歷史系教授姚從吾先生有言曰：「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陳寅恪在昆明西南聯大授課之餘，也已經開始起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雖然在逃難的路上遺失了不少寶貴的手稿資料，但是陳寅恪一絲也沒有放棄深入研究的希望，他以手邊倖存的眉注本《通典》為基礎，於1939年完成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但是由於日寇橫行，國運危急，書成后的印刷工作又遭遇種種困難，這一切對陳寅恪的著書事業造成了極九*九*藏*書大的破壞和打擊。剛開始準備寄往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不幸稿子遺失。後來又交由香港商務印刷，又遭到了日寇殘暴燒毀。後來我們見到的重慶商務出版的版本，並不是陳寅恪最初的定稿，它是由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志根據舊稿湊成的。不管怎麼樣，經歷了如此的波折，這部著作得以保護下來以讓後來者共享，給身處苦澀中的陳寅恪帶來了一絲安慰。

在逃難離京到蒙自授課這段輾轉的經歷中，身體的勞累和困頓還在其次，最令陳寅恪心痛神傷的莫過於在路上幾次遭遇的丟書事件，這對他的身心打擊尤其巨大。陳寅恪喜歡在幾種基本的書籍上，將自己平日閱覽時的意見，或者發現其中的新問題，寫在每頁的書頭，這樣陳寅恪的很多書可以說凝聚著他學問研究的諸多心血。接連的丟書事件對他日後的學術研究工作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抗戰剛開始的時候，他曾經將書籍包好託人寄往長沙。由於交通不便和當時戰事不斷，在陳寅恪抵達長沙的時候，這批書籍還沒有到達。但是，清華臨時大學的校址又要遷往雲南，他迫不得已顧不上長期奔波的勞累，將未能一同前往的家人安頓在香港后，獨自一個人南下到蒙自。這樣後來到達長沙的書籍只能慢慢的存放在親戚的家中，戰火逼近長沙的時候，親戚忙著逃難，在一場大火中，親戚家的房子和他的很多書籍付之一炬。

1939年夏間，學期結束，陳寅恪到香港省親，也在等待機會可以到英國，以應牛津之聘。

這年九月，陳寅恪在昆明開始校讀《新唐書》，準備寫《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他所校讀的本子為中華排印本，讀過一遍后，在書後自記雲：「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讀一過。」北平寄出的書毀於長沙大火，由港赴滇路上書又失竊，其中就丟失了很多以前的研究成果。這無疑增加了現在校讀工作的繁雜和難度。陳寅恪校此書時，已遠不如校《舊唐書》時的悠閑。流離西南，生活極不安定，現在他的眼睛視力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其中的書眉和識語較以前校過的舊書要少一些，但是仍有很多精闢的地方，凸現了他的獨特的見解和分析，從嶄新的角度給人以啟發。

逃難以來手稿、書籍遺散得太多，加上旅途的勞累，陳寅恪初到蒙自即染上瘧疾，精神幾近崩潰。當時動蕩混亂的時局，獨自一人謀生在戰火連綿的他鄉，心底不免生出無限的感慨和凄涼，嘗有「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之句。流求記道：

1939年，陳寅恪已是知天命之年，這年暑假本來打算應英國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之聘，可是由於當時的國內外局勢沒有去成，在同年的秋季重返昆明授課。在告別妻兒時作詩《己卯秋髮香港重返昆明有作》雲：

1940年的春節陳寅恪在昆明度過，大年除夕，昆明雖然「魚龍燈火」，「彷彿承平」，但是當時「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物價飛漲，錢不值錢，雖然是佳節，他的心裏卻是傷感無限。

吳宓注此詩中談到，陳寅恪赴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曾住俞大維妹夫家中。已而某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見某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故有此詩第六句。蜀道難，故蜀游標出「畏」字。乘興而來，並非無端，實因赴會。蜀中故壘，江流如昔，而英雄已盡，寄慨無窮。而渝州所見，正中此慨，故點化食蛤舊典（「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工部佳句（「花近高樓傷客心」），以表失望之情，則蜀游不僅可畏，更無端矣。尾句「一夢迷離」，竟至白頭，陳寅恪對此憂憤之深，已和盤托出。

這次宴會後，陳寅恪回到妹夫俞大維住宅，作詩《庚辰暮春重慶夜歸作》：

陳寅恪在昆明的住處是青雲街靛花巷的青園學舍樓上。當時西南聯合大學的教室在文林街的昆華北院和北門外臨時修建的簡易校舍，距離陳寅恪先生住處很遠。寅恪上課經常抱著用黑布包袱包著的一大包書，沉重而緩慢地走在昆華路上，之所以每次上課要帶這麼多的書是因為他在上課時要引證很多史料。進入教室后，即打開所攜帶的包袱拿出書來，他把需要的主要史料一條條一字不略地寫在黑板上，供學生抄錄，總是寫滿整個黑板，然後坐下來，開始講解，聲音不高，又往往閉目授課。如果不集中精神注意他所講的內容，自然感覺不出其中的精彩來。但是，若能夠注意講解，領悟內容，就可以知道，閉目授課是正在凝神運思的方式或模範，對下面聽講的學生也有激發思想的作用。他經常告誡學生，有一份史料就講一分話，沒有史料就不能講，不能空說。給學生指導論文的時候，他總是預先警告，文字務必精簡，若太冗長，必有浮濫，他表示不願意批閱類似的論文。為人師表，他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在講課的時候，總是憑藉史料說話，在提出了充分的史料之後，他才會講課，這形成了他多年的教書習慣。這些原則和授課方法對他的諸多弟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長沙臨時大學於一學年後，又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聯大文法學院初遷蒙自，再遷昆明。陳寅恪1938年春天到蒙自，在蒙自授課僅數月，因學校又歸併為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陳寅恪不得不在是年秋天隨校轉往昆明。在作別蒙自后他作詩到：「我昔來時落水荒，我今去時秋草長。」

陳寅恪以中古史為專業，其中以唐史研究之成果最為豐碩。陳寅恪還認為，民族和文化問題是治中國中古史之最要關鍵。在這方面的論著中發揮了「有教無類」的觀點，他以綜合的方法研究民族融合，既著眼于社會政治，又強調文化的重要作用，為前人所未及。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他向陳寅恪請教后，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陳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是年七夕，陳寅恪在蒙自一人度過，有詩曰：「銀漢橫窗照客愁，涼宵無睡思悠悠。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客居他鄉，與妻兒分居兩地，逢佳節而難團聚，思親念家之情溢於詩間，讀來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