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證什麼道呢？林秀子的家早已是神魔來往、共昌共榮的世界。宗教與祭祀因此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在此之上，阮慶岳則暗示可能還有一些更根本，也更艱難的寄託——那就是愛，大悲憫與大感動的愛，舍我就彼的愛。我以為他的小說最終要探討的是信仰與愛間的辯證關係。有信仰的人不見得有愛的能力，但能愛人的人卻必須有堅實的信念做後盾。

因為不能愛、不敢愛而恐懼，因為愛而信仰。在這一刻里，阮慶岳的人物突然跳出了他們宿命的身份，有了片刻啟悟。他們高來高去的對話與其說帶著舊俄小說的風采，不如說有如乩童誑語般的泄露天機。正因此，小說中所有的怪力亂神，也不妨成為對信仰、對愛的草根演繹。

我無意誇張阮慶岳的創作成績。《林秀子一家》的結構與人物仍有不少地方有改進的餘地。但回顧他這幾年的作品，本書無疑是他到目前為止最好的表現。文學的路並不好走，阮慶岳半路出家，卻走得執著。我盼望可有一天，他自己一個人走著走著，終能「穿過緬甸、中國、西伯利亞，最後到了巴黎」。

如果在前兩部作品中阮慶岳借凱旋探討愛和暴力的關係，在《蒼人奔鹿》中他似乎借弟夫探討愛和慾望的關係。弟夫對國良充滿孺慕之情，但有沒有可能他的愛如此狂放，以至於遊走同性和亂|倫之愛的邊緣？或者弟夫的愛其實一清如水，卻反照出了國良那淤塞內心深處的慾望？小說中段，國良偷窺弟夫和童師父發生不可告人之事，卻只是噩夢一場，正所謂魔由心生。但即使如此，傷害不已經造成？

一個美國年輕的農家小孩一直夢想長大后要去巴黎，後來被送去越南打仗，有一天在戰壕里極度疲憊時，望著滿空的星子想起了自己童年的這個夢想，忽然起立告訴其他士兵說他現在決定要去巴黎了，就走出戰壕獨自離去……

林秀子原不過是個市井婦人，但阮慶岳藉著她若有似無的通靈能力，呈現了台灣大眾社會駁雜的生命面貌。怪力亂神和穿衣吃飯同樣重要，神跡的有無也就是一念之間的事。阮慶岳不以志怪搜奇為能事，他的人物見怪不怪，甚至有時出落得驚人平凡。然而就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種種試煉已經發生，林秀子和家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困頓，並由此尋找啟悟的契機。

林秀子這個人物是可以發展得更為複雜的。她的感應能力、她的愛欲力量使她能承擔陽間與陰間的媒介工作；她也是個台灣社區關係里不折不扣的經紀人。然而阮慶岳回顧林秀子的一生，赫然使我們了解她的不幸與悲傷，何嘗不是她的宿業，需要更大的助力來救贖。在小說的高潮里，林秀子回鄉招魂，彷徨凄厲，令人震撼。這個女人必須一步一印，找尋她的來時之路，而且可能毫無所獲。阮慶岳對信仰與愛的思辨，莫此為甚。

《東湖三部曲》取材獨特，立意高緲，加上敘述者和人物喃喃自語式的修辭，未必是本容易讀的小說，但阮慶岳一心寫出信仰與愛的曲折辯證，卻在在說明他絕不隨俗的信念。對他而言，又有什麼比文學更能呈現信仰與愛的奧妙？

他自己一個人穿過緬甸、中國、西伯利亞，最後到了巴黎。

對阮慶岳而言ｈttｐs://rｅaｄ•9９ｃｓw.cｏｍ，現代或後現代所標榜的主體性有重新思考的餘地。世路蒼莽，有多少神秘不為我們所左右。疫癘、癲狂、嗔欲、異象在在困擾、蠱惑我們，提醒我們身體——還有主體——的不由自主。我們將何以自處？這引導我們細思小說中的一段對話。淑麗怪病初愈，凱旋不明白她何以許願讓一隻手永不複原。

阮慶岳寫他們的試煉，每有「神」來之筆。淑美愛她的男人，及於他癱瘓的妻子及死去的兒子。然而除了初次的強|暴外，兩人的關係竟是靈修一般，無性可言。淑麗在一次國外冶遊后染上怪病。她在絕望中懺悔，自願捨出一條手臂永遠罹病，身體其他部分竟因此豁然而愈。凱旋則儼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里借來的人物。他雖有異稟，卻寧願以他的虔誠謙卑，而不以神跡，來超度眾生。阮慶岳默默觀察這些人物的怪誕遭遇，也借他們的遭遇，寫下一則又一則的證道故事。

除了少數例外，最近幾年的台灣小說基本乏善可陳。跨世紀的喧嘩熱鬧一陣以後，並沒有為文壇帶來明顯突破。而島上局勢的躁鬱以及文化產業本身的質變，也似乎影響了創作者的信念。這個年頭看起來百無禁忌，但卻好像什麼也不值得寫了。

《蒼人奔鹿》是阮慶岳《東湖三部曲》的完結篇。在三部曲的前兩部——《林秀子一家》《凱旋高歌》——阮慶岳已經仔細描寫了婦人林秀子的悲歡遭遇。林秀子命運多舛，因緣際會得到瑤池金母的庇佑，她設立神壇，並且賴以為生。圍繞這座神壇發生了許多異端異象，包括了林秀子失婚已久卻神秘生子，她兩個女兒的性靈冒險，兒子凱旋的神奇感應，還有林的老情人的遊離與皈依。

在《蒼人奔鹿》結尾之前，阮慶岳借林秀子和舊情人國良當年的一段對話，點明了生命潛藏的暗流。國良說起他在台東的蜜月旅行：

這是相當有野心的嘗試。而對曾是建築師的阮慶岳而言，他的嘗試得來不易。我不禁想起了他《保險業務員》那篇小說里的故事：

阮慶岳當然明白在禮法的環境里，這是一廂情願的想象，更何況世事蒼莽，有太多不由自主的變數。因為無條件的愛，他的人物因此必須受苦，遭到誤解。如何超越這樣的困境，是他一再思辨的難題。而經由信仰，對神所象徵的道德價值和救贖體系的信仰，應該是安頓人我關係的可行之途。《蒼人奔鹿》以林秀子再次得以經營瑤池金母神壇作為結局，投射了這樣的可能。經過了太多的波折，林秀子和她的家人似乎就此找到歸宿。然而就阮慶岳所鋪陳的論式來看，這樣的結局毋寧只是一個憧憬。

在討論《林秀子一家》的文字中，我曾以「信仰與愛的回歸」為題，說明阮慶岳的用心所在。凱旋無疑是這一信仰與愛的化身，但誠如阮慶岳一再暗示，信仰其實充滿詭譎的辯證過程，而愛，不論是施與受，更因其內蘊的自我泯滅的力量，成為一種生命難以承受之重。究其極，愛也可能成為一種傷害。藉著凱旋的歸來和失蹤，阮慶岳有意延伸信仰和愛的艱難，並且思索超越的可能。

台灣的神壇小廟https://read.99csw.com千千萬萬，早已成為民間精神資源的重要一景。這其中必然隱藏許多故事，但卻一向乏作家問津。阮慶岳寫林秀子一家，可謂眼光獨到。然而他並不以搜奇獵怪為能事。他寫林秀子經營她的神壇，一如她前此經營她的麵攤，兢兢業業，廣結善緣。這裡有一種驚人的自然主義風格，甚至及於超自然的層面。各路神鬼無非是日常生活的有機部分，社會的秩序總也不脫信仰的秩序。前現代加後現代，台灣大眾生活的複雜性因此陡然釋放出來。

阮慶岳的小說專註人間幽微曖昧的關係，神秘莫測的牽引，筆觸簡約，每每歸於一種淡淡的形上思想。他的風格讓我想起宋澤萊，或郭松棻、雷驤、舞鶴、賴香吟等人的部分小說。但他最心儀的作家應是七等生；後者兩度為他的作品作序，惺惺相惜之意，不難得見。

或許生命最大的考驗不只是如何愛，而是如何因為愛而理解愛的條件性，最終不再執著——甚至放棄——愛或被愛的必然結果。這樣的思考已經出現在《凱旋高歌》里，而以凱旋的神秘失蹤作為一樁公案。在《蒼人奔鹿》里，除了弟夫和國良的愛欲難題外，阮慶岳更進一步探討其他可能。婦人鍾美滿和退休的黑道混混順仔日久生情，卻不了了之；美滿智障的兒子春情騷動，由國良安排和妓|女成其好事；林秀子的大女兒淑美在和先生多年的靈修生活后，居然有了另外的戀人；二女兒淑麗和舊愛芬蘭人耶利重逢，殊不知他已經在東南亞和稚齡女孩交媾，成為國際驅逐的戀童犯。

但這一回阮慶岳所試探的方向有所不同。弟夫與國良關係親密，竟至於同床共枕。午夜夢回，作為父親角色的國良屢屢發覺弟夫對他上下其手，讓他久已沉寂的性|欲勃然而生。這一曖昧的關係因為氣功師童師父對弟夫另眼相待而變得更加複雜。

這樣的風格在阮慶岳最近的長篇小說《重見白橋》里已有改變。儘管追尋意義的徒勞感覺仍舊揮之不去，他似乎不再計較當下的困境，另求超越可能。而他所訴諸的，是異度空間的往還，心有靈犀的接觸，以及最重要的，無窮盡的詩意幻象顯現。阮慶岳有意以詩來調理、再現人間敘事「說不清」的現象。詩不只是抒情言志的形式，也可以是一種譫語，一種感召。詩解放了人我，以及人神的界限。面對後現代的意義廢墟，詩彷彿以其喻象力量，可以召喚天啟，串通紛然散落的一切。阮慶岳對語言這樣的信念，毋寧已帶有強烈倫理關懷，與以往頗有不同。他的新作《東湖三部曲》正是基於這一基礎的告白。以下的討論集中在其中的第一部《林秀子一家》和完結篇《蒼人奔鹿》。

台灣現代小說探討宗教主題的作品並不多見，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王文興（《背海的人》）、許台英（《寄給恩平修女的六封信》）是比較明顯的例子。但我在他處已經指出，阮慶岳的關懷與其說是某一宗教教義的詮釋，不如說是對人生宗教性——或是神性——有無的省思。他的作品也許沒有太多屬於神學的深文奧義，反而帶有強烈的審九*九*藏*書美色彩，也就不難理解。神性於他更是一種幽寂的生活形式，虔敬的信仰姿態——不論信的是什麼神。在台灣充斥粗鄙的、急功近利的靈異八卦論述里，這其實是相當切近當下現實的反思。

阮慶岳處理這些人物的愛欲歷程，沒有煽情成分，反而像在娓娓訴說一則又一則的證道故事。他似乎暗示，不論理由多麼荒謬，這些角色所表現的愛欲想象竟似因緣而起，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表現。這愛欲不必化約為弗洛伊德式的原欲力量；它可以如潮汐一般，盈滿也淘空有情主體。

《林秀子一家》的內容其實遠較以上的討論豐富。小說後半段，林秀子離家出走二十年的丈夫突然回來，而且帶來了他求道所奉的家神一顯神通。同時她的舊情人也不顧一切要與她和她的神壇廝守。前塵往事如幽靈般地回來，遊盪不去。徘徊舊鬼新魂間，神壇主人林秀子真能超度一切嗎？

就在這尷尬中，我以為阮慶岳一系列作品的出現，極其值得注意。阮慶岳的本業為建築，卻在文字的構造上發現新的天地。從短篇（《曾滿足》《哭泣哭泣城》）到長篇（《重見白橋》《林秀子一家》），到詩文合集（《四色書》），他一路寫來，儘管未必都是佳作，卻足以顯示其人的敏銳才情。

《林秀子一家》寫的是台北居民林秀子和她一兒兩女在感情、親情及信仰上的遭遇。林秀子的成長很不容易，結了婚丈夫又突然離她而去。她胼手胝足維持家庭，小有所成，同時也必須面對自己生命的失落。乍看起來，這是個相當通俗的故事。然而林秀子一家與眾不同，因為他們家經營的是座神壇，專拜瑤池金母。林秀子精明能幹，手腕靈活。扶乩託夢，卜卦收驚，儼然成了社區的精神導師。她的事業卻不無瑕疵，因為兒子凱旋是在丈夫走後數年才生下的——雖然她號稱自己守身如玉。但這也不打緊，她告訴周遭，這個兒子是她夜有所夢而得，是個神跡。

林秀子供奉她的神佛，也靠它們維生。她到底是信還是不信，早就不可聞問。與此read.99csw.com同時，她的三個兒女卻兀自對信仰做出了不同的詮釋。淑美在一次進香團的活動中，半推半就遭人強|暴，卻與對方結下不解之緣。淑麗專與洋人來往，從來不怕肉身布施，但總也不能找到靈肉相契的對象。凱旋謙卑無欲，自始就像個聖人。這姐弟三人註定要經受試煉，見證林秀子神壇的法力。

在他稍早的作品里，阮慶岳喜歡描寫一系列的人生即景、偶然邂逅，並思考隱含其間的道德意義。像《曾滿足》中台灣女子曾滿足在異鄉跨越階級、輩分的忘年之愛；《紙天使》《哭泣哭泣城》里詭異的、似真似假的跨國戀情；《蝴蝶》里的自然災難和超自然的解脫；《不眠夜夜不眠》《騙子》里連環套似的慾望遊戲等，莫不如此。他的人物多半是孤獨的行旅者，北非或是南美，中國洛陽或是美國鳳凰城，台北或是關山，他們跨越地域、宗法、性別，甚至陰陽的界限，尋尋覓覓，反覆追求，卻難以釐清追求的目標。為了追尋那不該得或不可得的，他們不惜逾越禮法，因此挑起了一層罪的氛圍。愛情，尤其是非分的、異色的愛情，往往被引用作為追求的觸媒，但歸根究底，個人的救贖或墮落才是最後的意義所在。

或有識者要覺得阮慶岳陳義過高，與目前的文壇格格不入。但我以為他鋌而走險，正是《林秀子一家》的魅力所在。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社會中下層的畸零人。他們歷盡滄桑，求神問卜，無非企求安頓人我及鬼神的關係。民俗宗教將他們的關懷與恐懼儀式化也家常化了，而他們所能理解與履行的，根本還是倫常道理。這些人以他們有限的知識及肉身，發展一套自我驗證的靈異、因果的論述，並付諸實踐。阮慶岳在其中看出比正統宗教更豐富，也更曖昧的信仰與愛的考驗。林秀子對她的子女和情人的付出，淑美無怨無悔地追隨她的男人，淑麗的怪病，凱旋的自我犧牲，只是最明白的例子而已。

明白了這樣的命題，我們才好觀察阮慶岳如何在《蒼人奔鹿》里，繼續演繹林秀子一家和友人的故事。凱旋失蹤后，林秀子的老友國良偶然收容了離家出走的男孩弟夫，並建立了情同父子的關係。弟夫來歷不明，但是深沉善感，隱隱有緣法。他不妨就是再世的凱旋，是阮慶岳用以試探人生的又一個「天真的受難者」。

總體看來，我仍然認為第一部《林秀子一家》複雜的大眾生活圖像，神秘的情節安排，最能引人入勝。《凱旋高歌》過於切近寓言式的演繹，失之平板。《蒼人奔鹿》則力圖另闢蹊徑，將全作引向不同布局的開闔。阮慶岳的努力也許hｔｔpｓ://reaｄ•9９cｓw•ｃoｍ尚未克竟全功，但他對形上問題的思考，對文學想象的無限深情，使他的作品成為可敬的嘗試。《東湖三部曲》是近年少見的有心之作，理應引起關心台灣小說和台灣人文、宗教環境的讀者不斷思考。

林秀子的兒子凱旋是阮慶岳小說的靈魂人物。凱旋生來有異稟，他洞見生命的本相，卻包容一切，並默默承擔外在加諸他的不義不公。作為人子，凱旋必須要以自身的罪和罰來見證苦難的必然和救贖的艱辛。《林秀子一家》即以凱旋殺人入獄作為高潮。在小說的第二部《凱旋高歌》里，凱旋歸來，更進一步介入林秀子的神壇業務，卻也引起同行妒忌。與此同時，虔誠的基督徒保羅來到東湖建立團契。然而一場凶殺案發生，保羅橫死，凱旋被勒贖，最後失蹤。

歷經后結構、后殖民、後現代的衝擊后，諸神告退，靈光不再。我們的小說界已經久違阮慶岳這型的作者了。有意無意的，他從民間日常生活中又看出了一種駁雜卻強韌的生命力量，支持信仰與愛——與文學創造——的可能。

化傖俗為聖寵，化妄想為傳奇，這本是阮慶岳小說寫人間的宗教性（而不一定是宗教）的用心吧？而啟動他的敘述自我超越的契機，不是別的，正是一種純粹的，只能屬於詩的文字信念。小說中所夾雜的詩文篇章，坦白說，並無足取法，但應該是阮慶岳個人信念的告白。

這段描寫應該是阮慶岳整部小說的底蘊。他嚮往一種神秘柔和的生命情境，但他筆下所及卻是一個困頓不安、「蒼人奔鹿」的世界，而且「不知道為了什麼」。而所謂的愛，不也是一種對生命的介入，一種吹皺一池春|水的能量？作為小說創作者，阮慶岳尋尋覓覓，企圖描寫那生命的不安凄惶，並且提供安頓之道。從這個觀點來看，他的立場其實充滿傳統的人文關懷。

大體而言，阮慶岳所代表的傳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現代主義的轉向。這些作者寫生命的孤絕本質，社會倫理關係的游移，還有主體或荒謬或頹廢的存在姿態，無不是現代主義敘述的正宗法乳。不同的是，他們行文造境，往往更乞靈于台灣大眾社會的想象資源。日常禮俗、市井風情、宗教信仰，以及一股抑鬱柔韌的歷史集體潛意識，總在他們的字裡行間尋找出路。由此產生的張力，最為可觀。現代與鄉土不再只是兩相對峙的文學命題，而成為互為表裡的奇特辯證。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宋澤萊的《紅樓舊事》《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舞鶴的《拾骨》《悲傷》，賴香吟的《島》等作，都是可以參考的例子。

面對這救贖或墮落，阮慶岳不能無感；他的故事似乎都指向一則又一則的道德寓言，甚至沾染宗教色彩。然而細讀之下，我們又發覺他的道德寓言缺乏終極指標，不過是一則又一則有關道德遊戲的「語言」。現代主義者那種對形式自戀也自嘲的操作，畢竟是阮慶岳此一階段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