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在記載某些人物時所持的態度，表現了這一著作的傑出的思想價值。它把項羽同秦始皇、漢高祖劉邦一起列入本紀，把農民領袖陳涉（勝）同諸侯一起列入世家。它敢於斥責歷史上的暴君，還敢於極言景帝之短。它在稱讚武帝功德的同時，也斥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它讚揚了遊俠的某些俠義行為，揭露了酷吏對人民的殘暴統治。由於這種背離傳統的褒貶態度，《史記》曾經被誣為「謗書」。

佛教入中國內地后，最早的信徒多為帝王貴族，如楚王英喜好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當時的人把佛當作一種祠祀，近於神仙方術；並且把佛教教義理解為清虛無為，省欲去奢，與黃老學說相似。因此浮屠與老子往往並祭，而且出現了「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聞。

董仲舒的新的儒家學說，主旨是維護封建秩序。它適應文、景以來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對於鞏固國家統一、防止暴政、緩和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有其積極作用。

五言歌謠，西漢時已經有了。東漢時期，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出現了一些模仿樂府寫成的五言詩。這些作品一般比樂府詩篇幅較長，敘事較曲折。《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的大部分，都是東漢的五言詩（其餘是入樂的樂府歌詞），《古詩十九首》的思想內容複雜，一般說來很少接觸最尖銳最根本的社會矛盾，所反映的生活是狹窄的。至於其中一部分哀嘆人生短促，要求早獲榮華和及時行樂的作品，反映了一些士大夫的庸俗感情，是古詩中的糟粕。從藝術價值看來，《古詩十九首》吸取了樂府的技巧，詞句平易動人，意境雋永，可以和樂府媲美。

王充，會稽上虞人，生於建武三年（公元27），死於和帝永元年間。王充出身於「細族孤門」，早年曾在太學受業，在洛陽書肆中博覽百家之言。後來，他做過短時期的州郡吏，其餘的歲月，都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居家教授，專力著述，寫成了《論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余萬言。

在反讖緯的思潮中，思想家王充在哲學問題上跳出了經學的圈子，以唯物主義思想有力地攻擊了讖緯的虛妄，批判了經學的唯心主義體系。

角抵之戲，戰國和秦朝已有，秦二世胡亥曾在甘泉宮作角抵優俳之觀。漢武帝時安息以黎軒（亞歷山大城）善眩人獻于漢。安帝時撣國（在今緬甸境內）國王雍由調向東漢獻樂及獻大秦國（羅馬帝國東部）的幻人。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中國原有的角抵、跳丸諸戲，至此又增添了許多新內容。據張衡《西京賦》和李尤《平樂觀賦》的描繪，東漢洛陽平樂觀的角抵，不但有角技、眩變、假面之戲，而且還敷衍仙怪故事，演員中並雜有俳優。在現存的東漢畫像石上，還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樂舞百戲場面。

漢代繪畫藝術發達。今存馬王堆漢墓帛畫，畫幅長二百零五厘米，畫面分為上中下三個部分，分別表現天上、人間、地下的情景，描繪細緻，色彩絢爛，具有極其珍貴的藝術價值。

東漢時期，官僚地主常于墳墓或祠堂的石材畫像上，施以陰線或陽線的雕刻，一般稱之為畫像石。現存的畫像石以今山東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和沂南的石刻畫像最為著名。畫像石的題材豐富，有漁獵、耕織、宴饗、戰鬥、伎樂、舞蹈等場面，以及許多歷史故事。此外，近幾十年來在四川境內出土的一種畫像磚，表現了生產和生活的情景，線條清晰，形態逼真，與畫像石同是寶貴的藝術遺產和重要史料。

氾勝之對植物栽培的一般過程進行了總結，認為耕作的根本要求是「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他掌握了各種不同作物的生長規律，確定了禾、黍、麥、稻以及桑、麻、蔬、果的不同栽種法。氾勝之提出的溲種法，即用肥料處理種子，以增加種子發育能力的方法，在農業科學上也很有價值。

《史記》作為一部不朽的名著，可貴之處首先是在當時認識水平的基礎上，儘可能如實地和多方面地勾畫社會歷史。《史記》一方面把歷史上的社會經濟、意識形態、天文曆法、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制度與大事，同政治制度、政治大事並於一書，廣泛地反映了歷史面貌；另一方面，它又把醫生、學者、商賈、遊俠、農民領袖等人物的傳記，與帝王將相併於一書，反映了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歷史動態。《史記》把許多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寫成列傳，更增加了歷史的完整性。

在儒學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搜集與整理圖書的熱潮。漢武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還設寫書官抄寫書籍。當時集中的圖書數量頗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宮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以後成帝命陳農訪求天下遺書，又命劉向總校諸書。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占卜之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之書）。每一書校畢，都由劉向條成篇目，寫出提要。劉向子劉歆繼承父業，完成了這一工作，並且寫出了《七略》一書。《七略》包括《輯略》（諸書總要）《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總共著錄圖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它是中國第一部目錄書，它著錄的書目，大致都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

靈帝時，巨鹿張角奉《太平清領書》，在冀州傳教，號為太平道。他自稱大賢良師，收養弟子，跪拜首過，並以符水咒語為人治病。張角向四方派遣弟子，傳布太平道，組織徒眾進行黃巾起義。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七十員，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內，都可以立為博士。博士的職掌是通古今，備顧問，議禮議政，並教授弟子。坑儒事件使博士、儒生受到打擊。有些博士、儒生後來投奔陳勝，參加了反秦活動。

王充認為精神依存於形體，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根據這種道理，他反對人死為鬼之說。他說，人靠精氣生存，精氣靠血脈形成。人死後血脈枯竭，精氣消滅，形體腐朽而成灰土，哪有什麼鬼呢？他從無鬼論出發，反對厚葬，提倡薄葬。

在反讖緯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儒生專攻或兼攻古文經。古文經學治學重在訓詁，解經舉其大義，不像今文經學那樣重章句推衍。東漢古文經大師賈逵、服虔、馬融等人，在經學上都有過一定貢獻。古文經學家許慎為了反對今文經派根據隸定的古書穿鑿附會而曲解經文，於是編成一部《說文解字》，共收小篆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其他古文九_九_藏_書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按部首編排，逐字註釋其形體音義。鄭玄兼通今古文經而以古文經為主，他網羅眾家之說，為《毛詩》《三禮》等書作出註解。許慎、鄭玄的著作，除起了抑制今文經和讖緯發展的作用外，對於古史和古文字、古文獻的研究，也有貢獻。熹平四年（175），蔡邕參校諸體文字的經書，用隸書書寫五經（或雲六經）經文，鐫刻石碑，立於太學，這是中國最早的官定經本，後世稱為「熹平石經」。這對於糾正今文經學家臆造別字、維護文字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

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道家重視成敗存亡的歷史經驗，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適應農民戰爭后的政治形勢，適合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膠西蓋公好黃老之言，惠帝初年應齊丞相曹參之請仕于齊國。蓋公認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這個見解比齊國儒生的議論切合實際，在幫助曹參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經》，有可考的傳授源流，但是世無師說，學術內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隨時損益，使之切合當時統治者的具體要求。所以漢初統治者把黃老之言當作「君人南面之術」加以利用，而各種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

王充對於傳統的學術和思想甚至對孔、孟和儒家經典，敢於獨立思考，提出懷疑。他在《論衡·問孔》中反對世俗儒者信師而是古，因而對孔子的言論反覆提出問難。他在《論衡》的其他部分，還分別對孟子、墨子、韓非、鄒衍等人進行了批判，其中所涉及的問題，有許多與漢朝的政治、文化設施有直接關係。

初平四年（193），丹陽人笮融為徐州牧陶謙督廣陵等郡漕運，他斷盜官運，大起浮屠祠，造銅浮屠像，用復免徭役來招致信徒，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浴佛（紀念佛誕生的活動）的時候，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里，前來觀看和就食的達萬人，耗費巨大。這是中國佛教造像和大規模招致信徒之始。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好黃老的竇太后（武帝祖母）力加反對，借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系獄。儒家勢力雖然暫時受到打擊，可是建元五年，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儒家經學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齊備。建元六年竇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術的田蚡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學之外，並且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兩千年間的正統思想。這種情況對於學術文化的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在當時卻有利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漢代的樂府民歌，是中國文學寶庫中極有價值的遺產。樂府本來是政府的音樂機構，其設立當在漢武帝以前。漢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編製廟堂樂歌，歌詞主要由文人寫作。同時，樂府廣泛地在民間採風配樂，代趙秦楚的歌謠，都在樂府採集之列，樂府採集的民歌，經過加工配樂，後來就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氾勝之，漢成帝時議郎，曾在三輔教田，據說關中因此豐穰。他所著的《氾勝之書》概括了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農學著作。氾勝之根據關中地區的自然條件，細緻地探索了精耕細作的生產方法。他提倡複種、間種以及兩種作物混合播種，以增加土地利用率，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他的最大貢獻，是總結出了著名的區種法。

儒家的獨尊，有董仲舒倡議其間，而且新儒學的思想內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境）人，習《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武帝時，他上《天人三策》，系統地闡明了他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書。

王充受當時生產水平和知識水平的限制，對於他自己引為論據的某些自然現象，有時理解錯誤，他無法透徹闡明唯物主義思想並把它貫徹到社會歷史分析中去。他無法了解社會的階級構成，不能正確說明人的主觀作用。所以他不得不用天命來解釋社會事物變化的終極原因，用骨相來解釋個人的貴賤夭壽，因而陷入了宿命論。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缺陷。

桓、靈之世，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婁迦讖（支讖）等相繼來中國，在洛陽翻譯佛經，規模較大。漢人嚴浮調受佛學于安世高，參与譯事。漢代所譯佛經，摻雜了許多祠祀的道理，佛教與道術仍然被聯繫在一起。所以東漢末年的中國佛教徒所寫佛學論文《牟子理惑論》雖然反對神仙方術，但仍用老莊無為思想來發揮佛教教義。

武帝以來，儒學傳授出現了一個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學中不但經學完備，而且由於經學師承的不同，一經兼有數家，各家屢有分合興廢。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蕭望之、劉向、韋玄成等儒生，在石渠閣會議講論五經異同，由他自己稱制臨決。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夏侯勝、夏侯建（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后氏，《春秋》有公羊、穀梁，共十二博士。其中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等博士是新增加的。博士就是經師，他們的任務是記誦和解釋儒家經典。他們解經繁密駁雜，有時一經的解釋達百余萬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時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後遞增，成帝時多至三千人，東漢順帝時甚至達到三萬人。經學昌盛和博士弟子眾多，主要是由於經學從理論上辯護漢朝的統治，因此統治者對儒生廣開「祿利之路」的緣故。

劉歆在校書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經書的不同底本。原來西漢博士所用經書，是根據老儒口授，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的，而民間卻仍有用秦以前古文字寫成的經書。劉歆宣稱他發現了古文《春秋左氏傳》，他還說發現了《禮》三十九篇（《逸禮》）《尚書》十六篇（《古文尚書》），這兩種書是魯共王壞孔子舊宅而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獻入秘府的。劉歆要求把這些書立於學官，並與反對此議的博士進行激烈辯論，指斥他們「因陋就寡」「保殘守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九-九-藏-書末師而非往古」。這場論戰之後，經學中出現了今文和古文兩個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經解。王莽當政時，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為《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等古文經立博士。王莽還命甄豐是正經典文字。東漢初年，取消古文經博士，復立今文經博士，共十四博士。東漢時期民間立館傳經之風很盛，某些名學者世代傳授某經，形成了經書的「家法」，著錄生徒成千上萬人。在民間傳播的經學，有很多是古文經。

賦是散文韻文並用、體物寫志的一種文體，是直接從騷體演變而來的，與戰國諸子的散文也有重要關係。西漢早期的賦，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等，都是借物抒懷，文辭樸實。枚乘的《七發》，開漢武帝時大賦的先河。

與太平道形成和傳布同時，還出現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順帝時，張陵學道于蜀地鵠鳴山中，以符書招致信徒，通道者出米五斗，有病則令自首其過。張陵死，子張衡、孫張魯世傳其道。張魯為益州牧劉焉督義司馬，保據漢中。他自號師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置長吏。諸祭酒於途次作義舍，置義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民犯法，三原然後行刑。張魯保據漢中的二十多年中，漢中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滅張魯。此後五斗米道繼續流傳，後世以張陵為教主的天師道，主要就是從五斗米道發展而來的。

在漢初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統治者無為而治，使農民生活比較安定，社會生產較易恢復，也使漢朝的統治秩序漸形鞏固。但是到了文、景時期，無為而治又產生了新的問題：王國勢力凌駕朝廷，商人豪強日甚一日地兼并農民，匈奴對漢無止盡地謾侮侵掠。因此，無為而治已不再適應經濟、政治的需要了。賈誼大聲疾呼，提出變無為為有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說：「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取得獨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義學說之外，吸取了陰陽家神化君權的學說，極力鼓吹封禪和改制。元封元年（前110），武帝舉行封禪大典。太初元年（前104），武帝頒令改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並採用以正月為歲首的《太初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為歲首的《顓頊歷》。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并力圖用刑法加強統治。所以漢武帝一方面「外施仁義」，一方面又條定刑法，重用酷吏。董仲舒把儒學引入法律，以《春秋》經義定疑獄，為判例二百余則，稱為《春秋決獄》，亦稱《春秋決事比》。以後，漢宣帝劉詢宣稱漢家制度是霸道（法）王道（儒）雜而用之，不主張純用儒家的德教。

董仲舒認為人君受命于天，進行統治，所以應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如果人君無道，天即降災異來譴告和威懾。如果人君面對災異而不思改悔，就會出現「傷敗」。因此人君必須「強勉行道」。這就是他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感應」學說。他認為《春秋》一書著錄了長時期的天象資料，集中了天人相與之際的許多解釋，所以後世言災異要以《春秋》為根據。

兩漢時期，由於銅鐵冶鍊和制陶、製革、染色、釀造等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人們觀察到生產過程中的一些物質的化學變化現象，積累了一些化學反應的知識。漢武帝時期，方士們一方面像戰國、秦代的方士一樣鼓吹入海求仙藥，另一方面試圖從丹砂中提煉出丹藥和金銀。方士煉丹術自然是無稽之談，但是他們通過煉丹的實踐，更多地了解到汞、鉛、硫黃等物質的屬性和它們在一定條件下的變化規律。東漢時會稽人魏伯陽根據自己煉丹的經驗，寫成《周易參同契》一書，是世界上最古的系統地論述煉丹的書籍，在化學史上有相當的地位。

西漢初年陸賈的《新語》，包含了黃老的政治思想。陸賈針對漢初的政治經濟形勢，探討了「以寡服眾、以弱制強」的統治方法，認為「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馬王堆出土漢文帝時墓葬中的《經法》等多種帛書，是當時流行的黃老著作。系統地闡明道家哲學思想的著作《淮南鴻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時淮南王劉安集賓客寫成的。《淮南子》問世時，黃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佔支配地位了。

西漢末年和東漢初年的植物纖維紙的遺存，20世紀以來在甘肅、新疆等地也常有發現。植物纖維造紙方法的大規模推廣，始於東漢和帝時。當時宦官蔡倫集中了前人的經驗，用樹皮、麻頭、敝布、破魚網造紙，價格低廉，質量適於書寫。以後全國普遍製造，產量增多，人們把這種紙稱作「蔡侯紙」。造紙技術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漸趨完善，到東晉末年，紙完全代替了簡帛，成為通常的書寫材料。中國的造紙術後來逐步傳入朝鮮、日本和中亞各國，又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對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在出現赫蹄紙以前，已有人用植物纖維造紙。1957年，在西安灞橋的西漢早期墓葬中，發現過一些用麻類纖維製成的殘片，有人認為這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的人造紙片，但是還有異說。

建安時期的張機、華佗，是當時病理、醫術造詣最高的人。張機，字仲景，南陽人，漢末長沙太守。建安中，南陽疾疫流行，張機宗族病死三分居二，其中死於傷寒（中醫所謂的各種熱病）的又十居其七。於是張機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傷寒雜病論》，後人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種。《傷寒論》對傷寒諸症分析病理，提出療法，確定藥方。《金匱要略》一書，則是雜病的病症、病方的彙集。張機被後世稱為醫聖，他的著作是後世醫家的重要經典。

中國醫學的完整體系，也是在秦漢時期建立起來的。編撰于戰國時期，西漢時最後寫定的《黃帝內經》，包括《素問》與《靈樞》（或稱《針經》）兩部分，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醫書。《素問》假託黃帝與岐伯的對話，用陰陽五行思想闡述許多生理病理現象和治療原則。《靈樞》則記述針刺之法。漢代還有《難經》一書，用問難法解釋《內經》，對其中的脈法、針法內容，有所發揮。東漢出現的《神農本草經》，共收藥物三百六十五種，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藥物學著作。

司馬遷是司馬談之子，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或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死年不詳。司馬遷幼年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https://read.99csw.com，二十歲后遍游長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還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並隨漢武帝四齣巡幸，有很廣泛的社會見識。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為太史令。他繼承父業，遍閱國家藏書，收集了大量歷史資料，于太初元年（前104）開始撰修《史記》。天漢二年（前99）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在朝廷為李陵辯護，被武帝處以腐刑。他效法古代一些著名人物在困厄中發憤著書的先例，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記》。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不廢秦代挾書之律，蔑視儒學和儒生。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術源流幾乎完全斷絕，除了叔孫通略定禮儀的事例以外，不見儒家有什麼活動。博士制度在漢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孫通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韓嬰、公孫臣等人為博士，但是博士人數不多，不過具官待問而已，不受當世的重視，在傳授文化方面也沒有起多大的作用。

漢代最重要的算學著作是《九章算術》。《九章算術》是出於眾手，經過長期修改和補充而成的著作，它最後定型，當在東漢和帝時期。這部書是二百四十六個算術命題和解法的彙編，分為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命題包括田畝計算、土地測量、粟米交換、比例分配、倉庫體積、土方計算、賦稅攤派等，都是從實際生活中提出的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解答中，應用了分數計算方法、比例計算方法、開平方、開立方、二次方程和聯立一次方程的解法，還提出了負數的概念和正負數的加減法，等等。《九章算術》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數學的完整體系的形成，在世界數學史上，《九章算術》也佔有重要地位。

漢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馬遷的《史記》一書。司馬遷在《史記》中刻畫了社會各方面許多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貫注了他自己愛憎的感情。《史記》敘事帶有強烈的故事性，善於使用繪聲繪色的對話，來揭露人物的性格。司馬遷的這些文學手法，大大加強了他的以敘事表現歷史的史學方法的效果。班固《漢書》也是一部文學名著。

東漢後期，大賦稍趨衰歇，各種抒情寫物的小賦代之而興，這類小賦多少擺脫了大賦的鋪張刻板的格式，意境較為清新，但是仍然缺乏充沛的生命力。

官府撰修本朝歷史的傳統，在秦漢時期被繼承下來了。漢武帝時政治、經濟和學術文化的發展，提出了「通古今之變」的要求，這就需要整理古今歷史，用以說明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太史令司馬談次第舊聞，裁剪論著，開始了這一項繁重的工作，但是沒有完成。

華佗，沛人，精於方藥針灸。對於針、葯所不能治的疾病，華佗用外科手術加以治療。他先令病人用酒調服「麻沸散」進行麻醉，然後施行手術。華佗認為人體必須經常活動，才能飲食消化，血脈流通，少生疾病。他提倡「五禽之戲」，即模仿虎、鹿、熊、猿、鳥的活動姿態以鍛煉身體。馬王堆出土有帛畫導引圖，五禽戲當和導引法類似。

秦始皇統一六國，接著又統一文字，為文化學術的發展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頒令焚書，禁絕私學，只允許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又使文化學術受到嚴重摧殘。以後，項羽入咸陽，焚秦宮室，連國家典藏的圖書也蕩然無存，文化學術再次受到破壞。

董仲舒主張「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是他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和歷史觀。同時他又認為朝代改換，有舉偏補弊的問題。他認為秦朝是亂世，像「朽木糞牆」一樣，無可修治，繼起的漢朝必須改弦更張，才能「善治」，這叫作「更化」。更化不但應表現為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而且還應表現為去秦弊政。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專殺奴婢等要求的理論根據。不過在他看來，「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所以改制並不影響天道不變的理論，不影響封建統治的基礎。

中國古代的書寫材料有兩類，一類是竹簡木簡，一類是縑帛。秦漢時期簡帛並用，以簡用繩聯為冊的書籍稱為編，以縑帛曲捲成書，則稱為卷。但是簡編笨重，縑帛價貴，都不是合適的書寫材料。西漢末年出現了一種名叫赫蹄的薄小紙，是漂絮時積留在箔上的殘絲。這種紙價格仍然昂貴，不能大量製造和廣泛使用。

董仲舒據《公羊春秋》立說，主張一統，認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他的所謂一統，就是損抑諸侯，一統乎天子，並使四海「來臣」。但是如果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無以持一統。因此他要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兩漢的散文文學，有很大的成就。西漢初年賈誼的《陳政事疏》《過秦論》和晁錯的《論貴粟疏》等政論文，都是言辭激切，有聲有色，感情充沛，富於文采，對後代散文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西漢初年，盛行楚歌、楚舞，巴渝舞也傳入了長安宮庭。武帝以後，琵琶、箜篌等樂器從西域或他地陸續傳入中土，豐富了漢人的音樂生活。樂府在採風的同時，創造了不少新聲樂曲，按音樂類別，除了價值甚微的郊廟歌詞以外，主要有鼓吹曲詞、相和歌詞和雜曲歌詞三大類，中國古典樂舞比過去更為豐富多彩。漢朝民間酒會，祭祀喜慶，都是載歌載舞。窟𥗬子亦云魁𥗬子，即今之傀儡戲，本來是喪家樂，漢末始用之於嘉會。

渾天說的代表人物，是東漢的太史令張衡（公元78～139）。張衡是有名的文學家，反讖緯的思想家，也是傑出的科學家。他撰有天文著作《靈憲》一書，解釋天體演化的一些問題。書中正確地闡明了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於月球進入地影而形成的；還認識到行星運動的快慢與其距太陽的近遠有關。張衡在西漢天文學家落下閎、耿壽昌等人創造的渾天儀的基礎上，設計了一種新的渾天儀，以齒輪系統與漏壺相連，隨滴漏轉動，其中星宿出沒，與靈台觀象所見完全符合。張衡鑒於東漢地震頻繁，還創造了候風地動儀，以測定地震的方位。張衡的這些創造，被當時人目為神奇，所以崔瑗在張衡的碑銘上，盛讚張衡「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

漢代以來，裝飾性的壁畫流行，宮殿邸舍和墓室多有壁畫。宮殿壁畫題材，大抵如《魯靈光殿賦》所說：「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以這類人物鬼神入畫，目的在於彰善警惡。漢代黃門令（少府屬官）官署中有許多畫工。漢元帝時畫工毛延壽以人物畫稱著。東漢畫工種類更多，和熹鄧皇后詔令中，曾提到畫工三ｈtｔps://ｒｅad.9９csw.com十九種。

漢武帝之世，是賦的成熟時期，賦家接踵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司馬相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是這個時期賦的代表作。這些賦都是氣勢恢廓，景物迷離，詞藻華麗而奇僻，反映了西漢國家的宏偉遼闊和物質世界的豐富多彩。西漢後期，最著名的賦家是揚雄；東漢時期，則以班固、張衡最有名。除了他們之外，兩漢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幾乎都是賦的重要作者。但是漢武帝以來的賦，以文字雕琢和詞藻堆砌取勝，思想內容貧乏。賦家揚雄慨嘆作賦是「童子雕蟲篆刻」。有些賦家企圖以賦作為諷諫的工具，但是往往是勸而不止。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作《大人賦》進行諷諫，武帝反而「飄飄有凌雲之志」。

東漢後期，民間流行的巫術與黃老學說的某些部分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早期的道教思想和反映這種思想的著作。琅邪宮崇以其師于吉于東海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即《太平清領書》呈上漢順帝，它的內容以陰陽五行為主，而多巫覡雜語。今存殘本《太平經》從《太平清領書》演化而來，是道教的主要經典。《太平經》推尊圖讖，多以陰陽之說解釋治國之道，還採摭佛教義理加以緣飾。《太平經》中的一些地方宣揚散財救窮，自食其力，這些經義易於為農民所理解和接受。東漢後期被統治者誣為「妖賊」的許多次農民暴動，就是農民用道教作為組織手段發動起來的。

王充自稱其思想違背儒家之說，符合黃老之義。他以道家自然之說立論，而對自然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他反對儒者的「天地故生人」之說，主張「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他認為儒家天人感應說是虛妄的，因為天道自然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在他看來，天之所以無為，可以從天無口目，不會有嗜欲得到證明。他認為六經中常說到天，不過是為了教化無道，警誡愚者。

秦和漢初沿用《顓頊歷》、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殘篇、臨沂銀雀山出土的元光元年（前134）歷譜，都用的是《顓頊歷》。但是這種曆法年代久遠，日月差數無法校正，甚至出現「朔晦月見」的現象。漢武帝命司馬遷與射姓、鄧平、唐都、落下閎等人造歷，于太初元年（前104）頒行，稱為《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漢末劉歆調整太初曆為《三統曆》）。這是中國第一部記載完整的曆法。東漢元和二年（公元85），改用新的《四分曆》。

漢代的立體雕刻藝術也很可觀。陝西興平霍去病墓前的石獸群，是利用天然石的形態略為加工而成，製作古樸，渾厚有力。山西運城的西漢石虎，技法簡練，形象生動，可與興平石雕媲美。東漢時期，雕刻技術更為成熟，南陽宗資墓和雅安高頤墓前的石獸，都是神姿優美，氣魄雄偉。東漢陶俑出土也很多，其中以成都的說唱俑和洛陽的雜技俑造型最生動，是漢代藝術珍品。

樂府採集的民歌，大部分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民間優秀作品，它們的內容，廣泛而深入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如兵徭的痛苦，官府的掠奪，貧民的亡命生活，婦女的悲慘命運等。這一部分樂府，是兩漢詩歌的最大成就。建安年間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在樂府中屬於雜曲歌詞一類，是漢代樂府民歌發展的最高峰。樂府詩散佚很多，到現在只剩下四十來首了。

對於人君應當如何實行統治的問題，他主張效法天道。在他看來，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所以人君的統治必須陰陽相兼，德刑並用。天道以陽為主，以陰佐陽，因此人君的統治也應當以德為主，以刑輔德。他的所謂德，主要是指仁義禮樂，人倫綱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為王道之三綱，並認為三綱可求于天，與天地、陰陽、冬夏相當，不能改變。他主張設學校以廣教化，因為這是鞏固封建統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史記》概括了大量的經過選擇的歷史資料，包括司馬遷親身採訪所得的古老傳聞。《史記》寫作以敘事為主，講求實事求是，不強不知以為知，不輕下斷語。《史記》中是非褒貶一般都寓於敘事之間，空泛論斷較少。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它基本上因襲《史記》的體裁，但比《史記》更為周密詳盡。《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等，是《史記》的《表》《書》里所沒有的。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家倫常完全定型的東漢時期，歷史觀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嚴密束縛，缺乏批判性，比《史記》遜色。

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嬗變的趨勢。那時候，挾書令已被禁止，留存於民間的一些古籍陸續為世人所知。舊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錯從他受業。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經》《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母生、董仲舒兩家。這種情形，為漢武帝劉徹獨尊儒術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東漢後期成書的崔寔《四民月令》，主要是地方經營田莊的家歷，記載了很多農業生產和管理經驗。《隋書·經籍志》把這部書列入農家著作。

由於《論衡》對漢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進行了無情的打擊，所以這部卓越的著作在很長時間內無法公諸於世，直到東漢末年才流傳開來。

天象的研究，同頒行正朔和推定農時直接聯繫，歷來比較發達。關於天體結構，曾有三種不同的學說，即宣夜說、蓋天說、渾天說。宣夜說以為無限的宇宙是由「氣」構成的，日月眾星飄浮於宇宙虛空之中。此說東漢時已失師傳，詳細內容不復為人所知。蓋天說以《周髀算經》一書為代表，認為天像蓋著的斗笠，地像覆著的盤，日月星辰隨天蓋而運動。據東漢末年的蔡邕說，這一學說「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所以史官不用。渾天說認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黃，天外地內，天動地靜。這種說法在科學上雖然仍有很大缺陷，但比上述兩說近於實際，所以被史官採用，漢代史官觀象的銅儀，即是根rｅad.９９cｓw•cｏm據渾天說設計而成的。

西漢醫家，以淳于意（倉公）最有名。淳于意傳陽慶之方，治病多驗。《史記》所載倉公診籍二十余例，是最早的病案。東漢時的涪翁、郭玉等，均以針灸見長。漢代太醫令還集中民間醫方，加以推廣。考古發現中有不少漢代醫藥方面的資料，如馬王堆漢墓出有《五十二病方》等，滿城漢墓出有醫具金針等，武威漢墓及居延均出有醫簡。

最晚到漢武帝時期，出現了中國第一部天文歷算著作《周髀算經》。《周髀算經》主張蓋天說，它記載了用竿標測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從而認識了勾股定理。除此以外，西漢張蒼、耿壽昌都整理過古代的算書，《漢書·藝文志》中還著錄了許商和杜忠兩家《算術》，但都已失傳了。

讖緯的流行，今文經的讖緯化，使經學的內容更為空疏荒誕，一些較有見識的人如桓譚、尹敏、鄭興、張衡等，都表示反對讖緯。桓譚力言讖不合經，表示自己不讀讖書。桓譚提出精神居於形體，就像火在燭上燃燒這樣一個唯物主義見解。這個見解雖有重大缺陷，但在哲學史上還是很可貴的。

司馬遷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他相信天命，認為秦的統一是「天所助焉」，劉邦是「受命而帝」。他相信歷史的循環論，認為「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此外，《史記》在敘事上也有疏略之處。

區種法要求掘坑點播，按不同的作物決定不同的行距、株距和掘土深度，並且要求大力進行中耕、灌溉、施肥。這種方法把大田的耕作提高到園藝的水平，因此每畝收成高達二三十斛乃至百斛。區種法在科學上很有價值，但是由於它對技術條件和人力條件要求過高，所以不能普遍推行。

漢代的墓室壁畫，保存到現在的為數不少，其中以平陸、望都、遼陽等處的東漢彩色壁畫藝術價值較高。這些壁畫的線條剛勁有力，色彩濃淡有度，畫面的立體感很強。壁畫內容多為人物車馬、樂舞狩獵、飲宴祭祀等，是東漢官僚地主生活的反映。

秦漢以來，出現了一種讖緯之學。讖是以詭語托為天命的預言，常附有圖，故稱圖讖。據說秦始皇時盧生入海得圖書，寫有「亡秦者胡也」，這是關於圖讖的最早記載。緯是與經相對而得名的，是託名孔子以詭語解經的書。當時的儒生以緯為內學，以經為外學。成、哀之際，讖緯流行。東漢初年，讖緯主要有八十一篇。儒生為了利祿，都兼習讖緯。讖緯的內容有的解經，有的述史，有的論天文、曆數、地理，更多的則是宣揚神靈怪異，其中充斥陰陽五行思想。這些內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學知識和古史傳說以外，絕大部分都荒誕不經，極便於人們穿鑿附會，作任意的解釋。王莽、劉秀稱帝，都曾利用過讖緯。漢光武帝劉秀把讖緯作為一種重要的統治工具，甚至發詔頒令，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讖緯，讖緯實際上超過了經書的地位。中元元年（公元56），光武帝頒布圖讖于天下，更使圖讖成為法定的經典。漢章帝會群儒于白虎觀，討論經義，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白虎通》）一書，這部書系統地吸收了陰陽五行和讖緯之學，使之與今文經學糅為一體。《白虎通德論》的出現，是董仲舒以來儒家神秘主義哲學的進一步發展。

東漢班固所撰《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班固的父親班彪作《後傳》數十篇，擬將《史記》續至西漢末年為止。班固繼承父業，用了二十余年時間，完成了這一西漢歷史著作的絕大部分。班固由於外戚竇憲之獄的牽連，和帝時下獄死。據說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補寫八《表》，馬續補寫《天文志》，最後完成了《漢書》的編撰。

《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都詳細記載了周天二十八宿的名稱和部位。漢人從星辰運行中推算出一年的二十四節氣，其名稱和順序與後世通行的完全符合。武帝征和四年（前89）關於日食的觀測記錄，成帝河平三年（前26）關於太陽黑子的觀測記錄，都是天文學史上的珍貴資料。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卷。它是一部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帝時期的中國通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內容完整、結構周密的歷史著作。《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以表、書為輔，合編年、記事等體之長，創造了歷史書籍的紀傳體新體裁，成為此後兩千年中編寫王朝歷史的規範。

兩漢時期，在農業生產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農學已成為一種專門的學科。《漢書·藝文志》里著錄了農學著作九種，至少有三種可以確認為西漢著作，其中以《氾勝之書》最為重要。

漢代的文學作品，主要有漢賦、散文、漢樂府詩三種形式。

佛教產生於印度，經由中亞傳入中國。佛教始入中國內地的年代，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即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佛）經，為佛教入中國內地之始。東漢明帝曾遣使者于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即所謂《四十二章經》。其時楚王國內已有優蒲塞與沙門（在家的與出家的男性佛教信士），說明佛教已在中國內地傳播。

東漢時期修成的史書，還有官修《東觀漢記》、趙曄《吳越春秋》和佚名《越絕書》等。前一種系東漢當代的紀傳體史書，明帝以後各朝陸續編寫，至漢末修成一百四十三卷（現在只存輯本二十四卷），為後世各家後漢書的重要依據。后兩種專記一方之事，開後代地方史志之端。此外，建安時的荀悅還把班固的《漢書》縮編成為編年體的《漢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