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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隋朝的建立和強盛

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統一王朝,都長安(今陝西西安),歷文帝楊堅、煬帝楊廣、恭帝楊侑,凡三帝,共三十八年。文帝年號二:開皇(581~600)、仁壽(601~604);煬帝年號一:大業(605~618);恭帝年號一:義寧(617~618)。大業五年(609)時的隋朝疆域,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北至五原(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境內)。以西京長安、東京洛陽為中心,下統郡(州)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隋朝的建立和強盛

隋和外國的關係

南北朝時期由於僑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設置多而且亂:或地不滿百里設置數縣,或兩郡共管一縣,有的郡則沒有屬縣。州、郡、縣名重複出現,混淆不清。開皇三年,文帝下詔廢罷境內五百余郡,改州、郡、縣三級為州、縣兩級。州置刺史,廢除過去例加的將軍號以及軍府、州府兩套僚佐的制度,將州府和軍府合一。隋還沿用舊制,凡軍事上較重要的州設置總管,兼任刺史,一個總管統轄鄰近幾個州的軍事。隋初曾設置尚書行台節制一方,后雖廢罷,但並(今山西太原西南)、揚(今屬江蘇)、荊(今湖北江陵)、益(今四川成都)四大總管,所轄多至數十州,實即尚書行台的後身。大業元年(605),鑒於漢王楊諒以并州總管起兵,煬帝下詔廢除諸州總管府,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
大成元年(579)二月,周宣帝宇文贇傳位於其子衍(后改名闡),改元大象,是為周靜帝,宇文贇自己以天元皇帝名義掌握政權。次年五月宇文贇死,靜帝時方八歲,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下大夫劉昉假傳遺詔,召楊堅入宮,以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名義掌握軍政大權。
東南亞各國早在兩漢時就和中國有往來,南北朝時和南朝交往。和隋通使的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赤土、真臘、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島或巴厘島)、丹丹(在今馬來西亞馬來亞東北岸的吉蘭丹或其西岸的天定,一說在新加坡附近)、盤盤(今泰國萬倫府萬倫灣沿岸一帶,一說馬來半島北部克拉地峽一帶)等十余國。其中,文帝統治末年曾和林邑以兵戎相見,隨即和好,其他各國都曾在煬帝時通使。
隋代沿襲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府兵創立時的兵士只限於鮮卑與鮮卑化的各族人,基本上沿襲北魏以來鮮卑人當兵、漢人務農的政策。軍民異籍在當時帶有種族隔離的性質。北周後期,大量漢人也被募充府兵,但一旦入軍就全家由民籍轉入軍籍。這種制度是和民族融合的歷史傾向不相適應的。早在大象二年(580)楊堅為北周大丞相時,即下令西魏時受賜鮮卑姓的漢人一律恢復漢姓。西魏賜姓,帶有使府兵部落化的性質,恢復漢姓也就具有破除鮮卑人當兵、漢人務農的意義。開皇十年(590)文帝下詔,府兵全家一律歸入州縣戶籍,受田耕作,只本人作為兵士由軍府統領。這一措施清除了胡漢分治的遺迹,適應了民族融合的時代要求,有利於統一。

統一南北

制定開皇律
經過多年搜括蓄積,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和諸轉運倉所儲穀物,多者曾至千萬石,少者也有幾百萬石,各地義倉無不充盈。兩京、太原國庫存儲的絹帛各有數千萬匹。隋朝倉庫的富實是歷史上僅見的。這固然反映了戶口增長與社會生產的上升,同時也說明受田農民辛勤勞動的生產成果大部分為封建統治者所掠奪。
早在文帝開皇四年,東突厥沙缽略可汗就已與隋和好,五年,南遷塞內。十九年,隋朝扶助啟民可汗為突厥主。他對隋非常尊重。大業三年煬帝巡視北境,到了榆林(今內蒙古托克托西南),啟民可汗來朝,煬帝在千人大帳內設宴款待啟民可汗和諸部落酋長等三千五百人。在巡遊途中,煬帝又親自蒞臨啟民可汗牙帳和部落所在地,接受款待。
在地主土地上勞動的被剝削者有三類人。第一類是奴婢,從奴婢受田這一規定看,他們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參加農業勞動的,但在當時,奴婢是一種賤口的泛稱,被稱為奴婢者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奴隸。第二類是部曲、客女,他們的身份也是賤口,但高於奴婢,大致類似農奴。應當指出,奴婢、部曲、客女的很大一部分是隨從、僕役、私家武裝之類,並不從事生產勞動。第三類是「佃家」、「佃客」,他們來自「浮客」,即逃亡農民。由於他們逃離本鄉,成為非法的「隱丁匿口」,只有託庇豪強才能藏身,所以他們對所從屬的豪強具有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佃家要交納收穫物的大部分作為地租。逃亡農民組成的「佃家」是地主土地上主要的勞動者。
隋代的這些改革適應了國家統一、民族融合、門閥制度衰落的歷史發展趨向,因而具有積極意義。實行這些改革,加強了封建國家機器,維護了以關隴軍事集團為核心的地主階級專政。

煬帝的繼位

受田百姓承擔國家賦役。開皇三年,隋文帝下令,將受田並承擔賦役的成丁年齡從十八歲提高到二十一歲,受田並承擔輕小勞役(唐代稱為雜徭)的中男的年齡,大概也在同時自十一歲提高到十六歲。力役從每年一個月減至二十天,未被役的丁男納絹代替,稱為「庸」;以後,又規定年滿五十歲者,納庸后免除防戍之役。戶調絹從一匹(四丈)減為二丈。為了防止官吏作弊、豪強欺隱,文帝採納左僕射高熲建議,制定了具有賦役定額、https://read•99csw•com應減應免、計算人戶資產以定戶等高低等各項標準的定式,稱為「輸籍定樣」,頒布諸州。賦役輕減與「輸籍定樣」的頒布,招徠了部分逃亡農民,使他們重新列為編戶,其中多數原是豪強蔭庇的私屬。隋朝建立以後,即在舊北齊境內檢查戶籍,取得一定成績。大致在開皇九年,隋朝舊境之內的戶口已增加到六七百萬,大大擴大了賦役對象。
隋代手工業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發展。隋代墓葬中發現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說明在陶瓷手工業上的突破(據記載,這種碧玻璃是工藝家何稠創製的)。成都和魏郡(今河南安陽)都以製造精美的雕刻物著稱。江南傳統的造船業仍繼續發展。為了伐陳,文帝曾命楊素在永安(今重慶奉節東白帝城)督造大批戰船,最大的有五層,高百余尺,可容戰士八百人。煬帝巡遊江都所用的船隻,在揚州製造,其中皇帝乘坐的龍舟有四層,高四十五尺,長兩百尺,此外,還有大小船隻數千艘。隋代手工業生產結構基本上承襲前代,除了廣泛的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以外,一些具有專業技能的工匠居住在城市,他們主要以家庭成員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傳,成為匠戶。史籍記載,鄴城郊郭居住著技作商賈,精美的雕刻物和曾經進獻給文帝的綾文布都是由這些技作戶製造的。建造戰船和龍舟的工人大量為征自民間的丁夫,也包括具有造船技能的專業工匠。開皇十八年,文帝曾下令禁止江南民間私造大船,船長三丈以上的一律沒收,說明民間存在著造船工匠。這些具有專業技能的工匠雖然也允許自己開業,但卻牢固地受官府的控制。他們具有特殊身份,隸屬於管理官府手工業的機構,不屬州縣,每年輪番到所屬官府作坊中服役兩個月,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一般力役是每丁一個月),租調是否減免不詳。除了這些工匠以外,可能還有一些長期在官府作坊中服役的。官府手工業原先由主管金帛儲藏的太府寺兼管,煬帝把這部分職權劃歸少府監。少府監有左尚(製造車輿和隨車儀仗等)、右尚(製造甲胄、鞍轡及其他雜物)、內尚(製造祭祀用品和宮廷所用精巧工藝品)、織染(製造冠服和染色)、掌冶(熔鑄銅鐵器)等署,分管各專業作坊。此外,還有主管建築的將作監,下有左校(管理木作)、右校(管理泥作)、甄官(管理石作和燒造磚瓦)三署。少府諸署的勞動者是所屬的各種專業工匠,將作監諸署的粗重勞動則作為正役徵發百姓。
隋代的手工業、商業雖然有所發展,但仍然繼承著前代體制。手工業以家庭手工業和官府手工業為主,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的性質。店肆必須設在官置的市內,官市則限於郡、縣治所。隋文帝恪守以農為本的經濟政策,令狐熙為汴州刺史時,便奉行文帝意旨,抑制工商;開皇十六年,文帝下詔不準工商入仕為官。這種措施反映了封建王朝重農輕商的傳統。
西晉末年以來,南北長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銳的民族矛盾。北朝後期,鮮卑貴族的門閥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促進了民族大融合;漢族楊氏代周以後,象徵民族矛盾的鮮卑政權亦告消亡,南北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當時,隋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都比陳強。於是,結束近三百年分裂狀態的歷史任務便由隋來完成了。
自從西晉末年以來,南北分裂將近三百年,歷史發展傾向是統一,隋朝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
隋朝皇室據說出於漢代以後的士族高門弘農華陰楊氏,但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西)。楊堅父忠是西魏、北周的軍事貴族,西魏時為十二大將軍之一,賜姓普六茹氏,北周時官至柱國大將軍,封隋國公。楊堅襲爵,堅女為周宣帝皇后。
在嶺南地區,原高涼太守馮寶妻譙國夫人冼氏,自平陳后,即協助隋派來的將吏安撫當地俚僚諸族。滇南地區在開皇二十年亦獲安定。台灣自孫吳以來,和大陸的關係日益密切。隋代稱之為流求。大業三年煬帝派遣羽騎尉朱寬、海師何蠻出使流求;次年,朱寬再次到那裡安撫當地人民;同年又派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軍從義安(今廣東潮州)出海到流求。當地人見到船艦,以為是商旅之船,紛紛前來貿易,由此可知大陸商人是經常到流求進行貿易的。此後,台灣海峽兩岸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加強了。

手工業和商業

完成和鞏固統一的改革

儘管如此,由於隋朝門閥貴族,特別是關隴軍事貴族是統治階級的核心,他們的子弟仍可以門蔭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的入仕資格,升任高官,所以門閥世襲制在隋代選舉中仍居優勢。一般地主的入仕read.99csw•com道路主要是通過吏職和軍功。長期由士族壟斷的州郡歲舉(秀才和孝廉)在南北朝後期也已向一般地主開放。舊制規定州舉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廢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秀才除試策以外往往加試各體文章,錄取非常嚴格,隋朝一代不過十餘人。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兩種新的科目進士與明經。明經之名早見於漢朝,但不是經常科目。進士科是煬帝所創。進士只試策,明經除試策外可能還試經。這兩種新科目的產生適應了一般地主的要求,雖名額很少,錄取的人在政治上並不佔有重要地位,但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隋初較重要的改革還有鑄造新五銖錢,統一當時混亂的貨幣,以及統一度量衡。
改革行政制度
保證門閥世襲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廢除。隋初,雖仍沿襲北朝設置州都(即州中正)、郡正、縣正(避楊忠諱去「中」字),廢郡后,郡正當然不存在,州都和縣正實際上已不再品定人士。州郡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廢除表明門閥世襲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權制的加強。
日本自東漢以來,以倭國的名號為中國所知。南北朝時曾八次遣使劉宋、蕭齊,中國文化進一步在日本傳播。隋時,日本聖德太子執政,他渴望引進文化,在本國進行改革,便幾次遣使來隋。煬帝也曾遣裴世清報聘。日本使人來時隨行有學生和僧徒,他們長期留居中國,學習佛法,也學習禮制和政令,多數直到唐初才返國。通過他們,隋唐的禮制、政令在日本傳播,對日本劃時代的大化改新起了推動甚至指導作用。這些學生和僧徒多數是新舊日籍漢人,他們成為引進中國文化的核心人物。
楊堅並無煊赫大功,也沒有超越諸大臣的實權與重望,僅憑藉軍事貴族的家世與後父的地位得掌大權。但由於周宣帝誅戮大臣,當時朝中已無有力的反對派;楊堅掌握府兵集中的關中,軍事上對地方居於優勢。他在元老宿將李穆、韋孝寬的支持下,憑仗關中軍事力量,僅用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今河南安陽南)總管尉遲迥、鄖州(今湖北安陸)總管司馬消難、益州(今四川成都)總管王謙。三方叛軍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齊舊臣有關。特別是尉遲迥,所用多齊人,如親信謀士崔達挐就是第一流高門博陵崔氏。他起兵時,據說「趙魏之士,從者若流」,不久就至數十萬眾,尉遲迥起兵實際上代表了關東士族豪強的割據願望。司馬消難自己就是北齊舊臣,王謙所用之人也有北齊後主的寵臣高阿那肱。所以,楊堅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統一的基礎上進一步削弱割據力量。
為了保證租調收益,封建國家必須重視農業生產的盛衰。文帝統治時期,一些水利灌溉工程在各地興建。史籍記載開皇年間,蒲州(今山西永濟西)刺史楊尚希、壽州(今安徽壽縣)長史趙軌、懷州(今河南沁陽)刺史盧賁、兗州(今屬山東)刺史薛胄都曾在轄區內修建堤堰、決水開渠,以利灌溉。在全國統一的條件下,國家有可能較大規模地興修水利。開皇十八年(598),文帝派遣水工巡視各地水源,隨地形高下,發丁疏導。水利灌溉事業的開展有利於產量的增長和耕地面積的擴大。
開皇元年,文帝初即位就廢除了西魏、北周時期仿照「周禮」制定的中央官制,即所謂「六官制」。又綜合參酌魏晉以來的變化,基本形成以尚書、內史(即中書,避楊忠諱改)、門下三省為行政中樞的制度。這一制度後來為唐代繼承和發展。魏晉以來處於發展中的封建官僚機構,在隋代形成了完整嚴密的體系。
那時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的有所謂昭武九姓國,即康、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烏那曷、穆等國。九姓國都在大業中遣使來隋。
東都大會表現了統一王朝的盛況。但也就在大業六年正月,洛陽發生了彌勒教徒的起義;六月、十二月在北方的雁門(今山西代縣)、南方的朱崖(今海南東北部)又先後爆發了人民起義。三次起義的規模都不大,迅即被鎮壓,但卻是強盛的隋王朝崩潰的信號。
作為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強盛的封建統一大國,隋朝為遠近各國所嚮往。文帝是個務實的政治家,他的注意力重點在於內政,力求國內各族間的安定,不事遠略。他曾因為往來風浪險惡而諄囑百濟使人不必每年入朝,因而開皇年間對外交往較少。煬帝想要宣揚國威,他即位后,就下詔召募能夠出使遠方的使人。大業三年,他派遣使者從海道出使赤土(大致在今馬來半島)和日本,大約在同時,由陸道遣使到吐火羅、罽賓(通指今克什米爾一帶;隋代一度指漕國,今阿富汗加茲尼)、石國(今烏茲別克塔什干)、天竺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南)、波斯(今伊朗)。大業中,許多國家遣使來隋。煬帝主觀上只是為了樹立他大一統皇帝的崇高威望,客觀上開展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國文read•99csw•com化進一步在亞洲各國間廣為傳播。
但均田令不僅沒有改變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且為貴族官僚提供了廣占土地的法律根據。他們的永業田、奴婢部曲受田,還有特賜的土地,都是合法佔有的;非法強佔的田數也不少。由於土地兼并加劇和應受田的戶口增加,大致早在開皇三年就提出了百姓受田不足的問題。當時蘇威建議減功臣之地以給平民,這一建議遭到「大功臣」王誼的反對,沒有實行。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今關中平原和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地區)百姓受田不足,以致「衣食不給」。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去「均田」,狹鄉每丁只二十畝,相當於規定受田額的五分之一。受田不足的原因固然與人口增加有關,但主要是由於地主階級特別是貴族官僚的廣占土地。長安是都城所在,官府林立;京輔三河是貴族官僚所聚。這兩個地區的「功臣之地」即貴族世襲土地甚多,包括永業田、奴婢部曲受田、賜田,再加上作為官僚部分俸祿的職田和作為官府公用的公廨田,可留供百姓受田的土地就大為減少了。京輔三河是受田不足最突出的地區,當然受田不足不限於這一地區。
賦役對象與耕地面積的擴大,使隋王朝有可能從民間徵得更多的實物。大量穀物和絹帛從諸州輸送到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為便於徵集物的集中和搬運,隋朝沿著漕運水道在今陝西、河南境內設置了廣通(在今陝西華陰)、常平(在今河南三門峽東南)、河陽(在今河南孟州、黃河北岸)、黎陽(在今河南浚縣)、含嘉(在今河南洛陽)、洛口(即興洛倉,在今河南鞏義東北)、回洛(在今河南洛陽)諸倉。
改革府兵制
周大象元年楊堅掌權后不久,就對北周制定的苛重法律進行修改。開皇元年(581)和開皇三年,又制定和修改了隋律,即《開皇律》。隋律以北齊律為基礎進行補充調整,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隋代法律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曾經被東亞各國的法律所取法的唐律即是《開皇律》的繼承和發展。煬帝時又曾修改《開皇律》中某些苛重條文,于大業三年(607)頒行,即《大業律》。
仁壽四年(604),煬帝即位后,免除了婦人、奴婢、部曲之課。按照「未受地者皆不課」的規定,這三類人至遲在這一年已不受田。其原因可能也是由於無地可授。大業五年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戶口檢查,即所謂「貌閱」,檢出的隱丁匿口以數十萬計。同年,再次下詔均田。檢查戶口與均田相結合,目的都是為了擴大賦役對象。這表明直到大業五年,封建國家仍在力圖維持農民的受田額,以便攫取租調、徵發兵役和勞役。
在文帝統治時期和煬帝統治的前期,隋朝先後進行了一系列有利於完成和鞏固統一、強化中央集權的改革。
改革選舉制度
煬帝即位時,文帝第五子漢王楊諒身居并州總管重任,統轄今山西、河北、山東境內五十二州,手握強兵。他早就覬覦皇位。七月,煬帝即位,八月,楊諒就以討楊素為名,起兵反叛。楊諒雖然擁有可觀的兵力,但改變不了關中的軍事優勢;他用兵又舉棋不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楊素領兵鎮壓了。
在社會生產發展、政治安定的條件下,隋代商業也獲得發展。早在隋初,地處南北交通要道的汴州郭外有船客散居,這些船客應是商人。北齊故都鄴城的郊郭也居住著許多商賈、工匠。成都是西南最大的都市,歷來以手工業、商業繁盛著稱。長江流域大致仍然繼承著南朝商船往來不絕的情況。開皇十八年文帝所禁止的江南民間私造的大船,多半是用以運貨的商船。沿江東下,自江陵、豫章(今江西南昌)以至下游諸郡治所在的城市,商業都比較發達。陸海兩道的絲綢之路仍然是對外貿易的通道。陸道以張掖為中心,聚集著國內西北各族和外國商人,煬帝曾派遣裴矩到張掖去主持貿易事宜。南海(今廣東廣州)是最大的貿易港口,輸出絲綢,輸入象牙珠寶等傳統商品。長安和洛陽是全國政治中心,文帝興建大興城(新的長安城),置有二市,東市名都會,西市名利人。煬帝興建東都后,洛陽的商業比長安更為繁盛。洛陽置有三市,東市名豐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遠。豐都市最大,周圍八里,開十二門,市內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大同市周圍四里,開四門,一百四十一區,六十六行;通遠市周圍六里,有渠通往洛口,可通大船,來自各地的船舶數以萬計。長安、洛陽和張掖、南海不僅是國內的大都市,也是國際的貿易中心。

隋唐時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高昌故城遺址(今新疆吐魯番境內)
九*九*藏*書
隋朝平陳之後,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籍上戶數共五十萬,人口兩百萬。以後,隋又遷陳朝皇室和百官家屬入關中。江南士族高門從此更加衰落。
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詔伐陳。十一月,合九十總管之兵五十一萬八千人,以晉王楊廣為統帥,沿長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舉南進。次年正月,隋大將賀若弼自廣陵渡江,韓擒虎自採石渡江,東西兩路直指建康。賀若弼激戰于鐘山,打敗了前來迎戰的陳軍;韓擒虎因陳將領任忠投降,得以先入宮城,俘後主陳叔寶。長江中下游的陳軍隨即或降或破;嶺南方面,在高涼(今廣東陽江西)太守馮寶妻冼夫人(少數族人)的協助下也迅即安定。這場統一戰爭從發兵到戰事結束,不過四個月。
漢代以來,中央的三公府(包括與三公地位相等的最高級官僚)和地方州、郡、縣府的屬官照例由長官自行委任,即所謂「辟舉」。地方機構屬官也規定必須由本地人充當。隨著士族豪門勢力的強大,辟舉道路被他們壟斷,成為門閥制度的一個重要環節。後來經過長期演變,公府辟舉權實際上不再存在,地方軍府的幕僚已不限於本地人,地方州府的辟舉權也日益削弱,但仍然是士族豪門的入仕途徑。同隋代的地方制度改革相適應,開皇末年實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尚書省吏部銓舉之制,地方各級機構的屬官從此由朝廷委任,也不局限於本地人,徹底廢除了傳統的辟舉制。
陳亡之後,江南士族高門雖大都北遷,但梁陳時正在擴大勢力的地方豪強以及所謂「溪洞豪帥」卻仍然保有實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強的特權。豪強們認為統一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開皇十年冬,遍及陳朝舊境的反隋暴動爆發。當時謠傳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遷入關中,豪強們因此得以糾集民眾,大股數萬人,小股數千人。隋朝派遣楊素為行軍總管,領兵鎮壓。統一是大勢所趨,分裂割據不可能真正獲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強們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軍將其各個擊破,大約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門的北遷和這次鎮壓,沉重打擊了江南的割據勢力。

均田制的繼續和農業

開皇二年,隋朝重頒均田令。受田的主要規定是:自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業田自一百頃遞減至四十畝;普通百姓受田遵照北齊之制,丁男一人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永業田二十畝,限額內的奴婢(繼承北齊制度,親王限額三百人,遞減至八品以下及百姓,限額六十人)和普通百姓一樣受田。北齊還規定丁牛受田,可能隋代已經廢除。隋代所謂「奴婢」,實際上也包括北周時期確定為賤口身份的部曲和客女。
煬帝統治著幅員廣大的國家。全國的在籍戶數將近九百萬,人口數將近五千萬,還擁有前所未有的富裕國庫。煬帝志得意滿,加意粉飾太平。大業五年冬,他徵集四方藝人到東都,次年正月在東都端門街布置了歷時一個月的表演大會,參加者達十余萬人。大會期間,三市的店肆張掛帷帳,置備酒食,主管人員帶領各族人入市貿易,所到之處,都以酒食款待。
開皇五年,文帝採納長孫平建議,令諸州以民間的傳統組織——社為單位,勸募當社成員捐助穀物,設置義倉,以備水旱賑濟,由當社為首的人負責管理。由於這是社辦的倉,所以又稱為「社倉」。開皇十五年和十六年,文帝命令西北諸州(大致為今甘肅、寧夏和陝北地區)的義倉改歸州或縣管理;勸募的形式也改為按戶等定額徵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他諸州的義倉大概以後也照此辦理。義倉於是成為國家可隨意支用的官倉。

尚書省

魏晉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機構之一。始名尚書台,后稱尚書省。它是由漢代皇帝的秘書機關尚書發展起來的。秦及漢初,尚書是少府的屬官,是在皇帝身邊任事的小臣,因其在殿中主管收發(或啟發)文書並保管圖籍,故稱尚書。漢武帝劉徹時,尚書地位逐漸重要。尚書在西漢已成為政府機要部門。漢光武帝時,尚書成為政府的中樞,號稱中台,但仍然算是少府的下屬機構。三國時,尚書台已正式脫離少府,成為全國政務的總匯。但在尚書台之外復有中書省。孫吳略仿曹魏,也是尚書、中書並置。蜀漢則沿襲東漢,尚書之權甚重。西晉沿襲曹魏,以尚書台總攬政務,而別置中書、門下二省以分其權。北魏在太和改制以後,正式建立尚書制度。東魏、北齊承襲北魏,而尚書之權較重。隋文帝楊堅于開皇元年(581)恢復了尚書省,並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最高行政機構。唐沿隋制,也是三省(尚書、門下、中書)並置,尚書省是全國行政的總匯機構。北宋初,形式上還保留尚書省的組織系統,但名存實亡。遼、金有尚書省,與宋制略同。元代以後,尚書省遂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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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突厥由於內部紛爭和對鐵勒的戰爭,力量削弱。大業七年,處羅可汗入朝煬帝于涿郡的臨朔宮。處羅可汗的部眾,羸弱萬余口,由處羅弟闕度設統率,居於會寧(今甘肅靖遠);另一部分由特勤大奈統率,居於樓煩(今山西靜樂)。
朝鮮半島一向和中國大陸有親密的關係。魏晉以來,半島上高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三國中除了高麗曾和隋發生戰爭外,百濟、新羅都和隋朝有友好關係。伐陳時,隋的一艘戰船漂流出海,返航途經百濟,獲得百濟資送,並遣使祝賀隋的統一。煬帝統治時,百濟、新羅都多次遣使來隋。
大業前期是隋朝極盛的時期。大業五年,煬帝西巡河右,親征吐谷渾。吐谷渾平后,隋在今青海及新疆境內設置西海(治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端)、河源(治赤水,今青海興海東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原來受突厥控制的伊吾吐屯設內附,隨後,隋于其地設置伊吾郡(今新疆哈密)。高昌國王麴伯雅亦到張掖朝見煬帝。這樣,通往西域的南、中、北三道的門戶,便全部被隋朝所掌握。為了管理西域事務,隋設置了西域校尉。當年六月,在燕支山下,煬帝在巡遊用的「觀風行殿」(下有輪的巨型活動房屋)上張設盛大宴會,款待伊吾吐屯設、高昌王和其他來朝的各族首領三十多人。

府兵制


湖北武漢周家大灣出土的隋朝青瓷武士俑

中國古代兵制之一。府兵本泛指軍府之兵。西魏權臣宇文泰于大統十六年(550)前,建立起八柱國(大將軍)、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又稱二十四軍)的府兵組織系統。北周武帝建德二、三年間(573~574)改府兵軍士為「侍官」,意思是侍衛皇帝,表明府兵是皇帝的親軍,不隸柱國。隋代軍府有內府、外府(也就是內軍、外軍)之分,以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為長、貳,有時也設置與驃騎府并行的車騎府。煬帝大業三年(607)改稱鷹揚府,長官為鷹揚郎將,副官為鷹揚副郎將(后改鷹擊郎將)。在唐代,府兵並非唯一的兵種,但府兵在唐初具有較強的戰鬥力,是軍隊的骨幹。唐代府兵制在太宗和高宗統治前期曾經有效地實行,但自高宗後期至武后時就逐漸被破壞,到玄宗天寶年間(742~756)終於被廢除。府兵制前後歷時約二百年。

為了控制地方,擴大南北漕運,隋朝在開皇四年曾開鑿由長安新城——大興城到潼關的漕運渠道,稱為廣通渠,又名富民渠。煬帝繼位后,從大業元年(605)至六年,又先後開鑿疏浚了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的通濟渠,由淮入江的邗溝,由京口(今江蘇鎮江)達餘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南達黃河、北抵涿郡(今北京)的永濟渠,相銜接為大運河。這條大運河自涿郡到餘杭,成為貫通南北數千里的水運大動脈。它不僅加強了隋王朝對南方地區的政治、軍事控制,便利了江南財物向洛陽、長安的轉輸,而且大大加強了中國南方和北方的經濟、文化聯繫,對以後的歷史發展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富實的倉庫儲積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勢力強盛,與隋朝相對抗。開皇二年(582),隋軍挫敗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陝西北部)的突厥軍。突厥汗國的內部矛盾隨之激化,三年,突厥分裂為東、西兩汗國。五年,東突厥沙缽略可汗歸附隋朝,經隋朝同意,率部內遷白道川(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方獲得安定。隋朝的力量於是轉向江南。

大運河的開鑿

隋朝與國內少數族的關係

隋朝的建立

隋代許多改革是文帝和煬帝兩朝完成的。文帝有五個兒子。長子楊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內領禁衛,外統故齊之地,后立為太子,參決軍政大事,曾經獲得文帝的寵任,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獨孤皇后逐漸失去對他的信任。次子楊廣同樣奢侈好色,但卻善於矯飾,貌為節儉孝順,博得父母寵愛。他與大臣楊素勾結,向文帝揭發楊勇的過失。文帝和楊勇間的感情日益惡化,文帝甚至懷疑楊勇有篡奪皇位的意圖。開皇二十年(600)十月,文帝廢楊勇,十一月,立楊廣為太子。仁壽四年(604),楊廣繼位,是為煬帝。傳說文帝是被楊廣暗害的。
平定地方叛亂的同時,楊堅還屠戮了宇文氏諸王。在消滅內外政敵以後,他自左大丞相遷大丞相,並於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稱帝,國號隋,改元開皇,是為隋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