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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對外關係和文化交流

對外關係和文化交流

元滅宋后,即遣使「詔諭」東南亞各國來朝,許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但忽必烈企圖用武力征服各國,先後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緬等國。因遭到各國的頑強抵抗,加上江南各地人民紛紛起義反對造船工役和軍需徵發,使忽必烈的海外擴張均告失敗。元成宗即位后,下詔罷征南之役,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傳統的經濟、文化聯繫漸次恢復。當時安南陳朝儒學、佛教都很興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結交元朝文人學士,賦詩贈答,並帶回元朝贈送的大批佛經、儒學經典和詩文著作,對安南文化教育的發展影響很大。元雜劇傳入安南,促進了安南歌劇藝術的形成。暹國自忽必烈末年以後多次遣使或以王子來元通好,據暹史記載,暹王敢木丁曾親至大都,並請回許多中國陶瓷工匠,開創了暹國的陶瓷業。元朝侵爪哇軍撤回后,爪哇麻匿巴歇朝即以當政大臣充使者來元通好。爪哇商船經常往來於中國、印度之間,經營國際貿易;泉州等地商人到爪哇經商者也很多,常獲大利。元世祖時,真臘(又譯干不昔、甘不察,今柬埔寨)就遣使來進樂工、藥材等方物。成宗元貞二年(1296),溫州人周達觀隨使臣出使真臘,歸著《真臘風土記》,對該國政治、經濟生活及風土人情作了詳細記載,是研究吳哥時代柬埔寨歷史的最重要資料。據他說,真臘人對輸入的中國器皿、布帛及其他生活用品極為喜愛,爭相購買;到真臘經商或僑居的「唐人」與真臘人民友好相處,很受歡迎。
1241年裡格尼茨戰役后,歐洲各國對蒙古勢力的強盛始感到震驚。1245年,教皇英諾森四世在里昂召集宗教大會商討對策,又先遣使者赴蒙古議和,並偵察蒙古情況及其意圖。教士普蘭諾·卡爾平尼等奉命出使,於1246年7月抵和林附近之昔剌斡耳朵。同年,攜大汗貴由致教皇詔書返國。1920年在梵蒂岡檔案中發現貴由致教皇詔書原件,系用波斯文寫成,上鈐蒙古畏兀兒字大汗璽。1248年,法國國王聖路易駐塞普勒斯島,有蒙古統將野里知吉帶遣使往見,言貴由大汗願保護基督教徒,聖路易即遣教士安得烈出使蒙古,至葉密立,受到攝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接見。1253年,聖路易復遣教士盧布魯克往見拔都,請許在蒙古境內傳教;拔都命他入朝大汗蒙哥。盧布魯克至和林南汪吉河行宮謁見蒙哥,次年攜蒙哥致法王信返回,將所見所聞的蒙古軍事、政治、民情風俗等情況向法王作了詳細報告。隨著東西交通的通暢和歐洲人對東方的了解,歐洲商人、使臣、教士東來者漸多。1260年前後,威尼斯商人尼哥羅兄弟至薩萊、不花剌等地經商,后隨旭烈兀所遣入朝大汗使者到達上九九藏書都。忽必烈向他們詢問了歐洲情況,並派他們出使羅馬教廷。1271年,尼哥羅攜其子馬可·波羅回元朝復命,1275年到達上都。從此,馬可·波羅居中國十七年,遊歷了很多地方,於1291年隨護送伊利汗妃的使者由海道回國。其所著行記對後代歐洲人了解中國影響極大。1287年,伊利汗阿魯渾遣大都人、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教士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各國,訪問了羅馬、巴黎等地,會見了法國國王腓力四世、英王愛德華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國人歷訪歐洲諸國,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掃馬出使后,教皇益信蒙古諸汗尊奉基督教,遂於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維諾往東方傳教,1294年到達大都后即留居,直到1328年去世。教皇因其傳教有成績,任命他為大都大主教,並多次派教士來元朝。1313年到達大都的教士安德烈,被派到泉州當主教,死後葬泉州,其墓碑尚存。1316年,又有義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來東方旅行,1321年由海路至廣州,經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揚州等地,到達大都,留居三年,復往中國西部旅行,然後回國。其所著旅行記流傳甚廣。根據這些來元教士的記載,當時在大都、揚州、杭州、泉州等地,都住有歐洲商人和教士,並興建了教堂。1336年,元順帝遣使教廷,阿速將官知樞密院事福定等亦附使者上書教皇,請派新大主教來大都接替已故大主教孟特戈維諾主持教務。1338年,使者抵法國阿維尼翁(教皇駐地),隨後遊歷歐洲各國。教皇遣馬黎諾里等隨元使來中國,向元順帝進獻一匹駿馬,被稱為「天馬」。「拂朗國進天馬」傳為元代中外關係的佳話。

與歐洲各國的關係

忽必烈兩次大舉侵日,使中日關係一時惡化。成宗即位后,罷征日之役,遣普陀寺僧寧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后僑居其國,極受朝野敬重,死後封為國師。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國名僧十餘人,對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學諸方面有很大影響。來元學習的日本僧人很多,有姓名可考者達兩百餘人,他們遊歷名山大剎,進修禪學、詩文、書畫,收集佛經、經史、詩文等書籍帶回日本。日僧邵元所撰碑文,華瞻流暢,足見其漢文化水平之高。中日間經濟交往也未因戰爭影響有所衰歇,且日趨興盛。元代中日商船來往,有記載的即達四十余次,實際上遠不止此數。日本船多在慶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許自由買賣。日本還招聘中國雕刻工匠以發展印刷業,寓日雕刻工甚多,福建人俞良甫、陳伯榮和江南人陳孟祥等最為著名,對日本文化發展作出了貢獻。
元朝中西交通發達,促進了中國與read•99csw•com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國印刷術、火藥武器製造技術等重大科學發明,都在這一時期西傳。波斯、阿拉伯素稱發達的天文、醫學等成就,也大量被介紹到中國。旭烈兀西征時,曾帶去許多中國炮手、天文家、醫生等,後來多留居波斯,波斯著名天文家納速剌丁·徒昔奉命建蔑剌合天文台,編纂天文表,均有中國學者參加工作,徒昔向他們學習了中國天文推步之術。伊利汗亦鄰真朵兒只(海合都)為填補國庫空虛,欲仿元朝發行紙幣,即請孛羅丞相指教鈔法,其所印之鈔及行用制度,與元朝全同,雖行用不久,但影響頗大,至今波斯語尚稱紙幣為「鈔」。合贊汗時,整頓驛站制度,頒發乘驛圓牌,其法亦仿自元朝。拉施都丁奉合贊之命編纂《史集》,得到寓居波斯的中國學者相助,尤以熟悉元朝典故的孛羅丞相對他的幫助最大,因此能利用中國史料。拉施都丁還主編了一部《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介紹中國歷代醫學成就。

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羅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教士孟特戈維諾從海路來華傳教。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孟特戈維諾在大都(今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當時人稱也里可溫教堂)。北京西什庫教堂是中國第一座皇家承認的天主教堂。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關係發展的極盛時代。傳統的陸路、海路交通範圍比前代擴大,來往也更加頻繁。由於蒙古統治者勢力擴展的結果,其統治地域西達到黑海南北和波斯灣地區。在這個遼闊境域之內,從前的此疆彼界盡被掃除,元朝與欽察汗國、伊利汗國有驛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時「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足見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許和鼓勵各國商人在境內經商或經營國際貿易,蒙古貴族且利用回回商人為之牟利,給予種種特權,因而各國商人來華者極多。元朝統治者對各種宗教、文化採取兼容並蓄政策,也有利於東西文化的交流。

與亞洲各國的關係

與非洲各國的關係

從1231年起,蒙古統治者曾數次遣兵攻打高麗。忽必烈即位后,詔許高麗「完復舊疆」,並以公主嫁給高麗國王之子王暙,暙子璋亦尚公主,與元朝皇室結為「甥舅之好」。元于高麗設立征東行省,即以高麗國王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權機構和制度,「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唯所用之,不入九*九*藏*書天府」(姚燧《高麗沈王詩序》),與元朝國內的其他行省不同。后王璋讓位於其子,以駙馬、沈王身份僑居大都,召著名詩人李齊賢等為侍從。李齊賢與元朝名士大夫交往甚密,相互切磋,學問大進。他所著的《益齋亂稿》,被譽為高麗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此外,尚有不少高麗人在元朝做官。中國與高麗的經濟、文化關係有很大發展。中國商船經常來往高麗,或經高麗往日本貿易。棉花種植、火藥武器等技術皆于元時傳入高麗。

普蘭諾·卡爾平尼(約1182~1252)

天主教方濟各會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最早來到蒙古高原的羅馬教皇使節。義大利人。1245年4月,普蘭諾·卡爾平尼攜羅馬教皇致蒙古大汗的書信出使蒙古。1246年8月,參加了蒙古諸王大將推舉貴由為蒙古大汗的盛典。11月,他帶著貴由汗答教皇的詔書仍由陸路西歸。1247年秋,回到里昂,向教皇復命,並呈上貴由的詔書,以及他用拉丁文寫的出使報告《蒙古史》。該書中生動具體地記述了13世紀蒙古人的社會經濟、風俗習慣、宗教、政治、習慣法和蒙古軍隊組織、武器、作戰策略等情況,及其旅行歷程,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資料。

與西北藩國的關係

伊利汗國和元朝統治者同屬拖雷後裔,關係較其他汗國尤為密切。在元朝與察合台、窩闊台兩系后王的鬥爭中,伊利汗總是站在元朝方面,雙方使臣往來十分頻繁。忽必烈大舉征宋時,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國,阿八哈汗應命派回回炮手東來,把回回炮技術傳入中國。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羅丞相出使伊利汗國,后留居波斯,參議政事。元代,伊利汗國境內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經商、行醫和從事手工業者甚多,漢族官員、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國者亦為數不少,雙方來往如同一家,經濟、文化交流達到空前規模。通過伊利汗國境的傳統絲綢之路和從波斯灣到泉州、廣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躍。

騎象的合贊汗
合贊汗(1271~1304)是伊利汗國的第七代統治者。
元朝時入居中國的西域各國人極多。他們散居各地,被統稱為色目人,享有許多特權,或仕至大官,或為富商大賈,擅水陸之利,其中不少人對中國科學文化的發https://read.99csw•com展作出了貢獻。敘利亞人愛薛精通星曆、醫藥之學,貴由在位時來蒙古,后入忽必烈藩府,忽必烈即位后,命掌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大都、上都各設有回回藥物院,配製御用藥物。回回醫生除服務於宮廷、京師者外,還有不少散在各地行醫,很受民間歡迎。各種西域藥物、醫法輸入中國,豐富了中國的醫學寶庫。早在成吉思汗時,波斯、阿拉伯曆法就被介紹到中國。忽必烈居藩時,徵召回回星曆學者,波斯人札馬魯丁應|召東來,後主西域星曆司,至元四年(1267)撰進《萬年曆》,並製造了一套西域儀象,包括渾儀、天球儀、地球儀等七種。后立回回司天台,即以札馬魯丁為提點,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學者在其中工作。波斯、阿拉伯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史地等各類書籍于元時大量傳入中國,僅秘書監所存者即達百余部,其中包括兀忽里底(歐幾里德)幾何學著作。現存明初刻本《回回藥方》,即元人所譯阿拉伯醫書。阿拉伯學者贍思精通漢文,曾參与編纂《經世大典》,所著《西國圖經》《西域異人錄》等書,當系譯介阿拉伯史地著作,惜今不存。窩闊台曾令木速蠻工匠在和林北一日程的春季駐地建迦堅茶寒殿。忽必烈時,又有阿拉伯建築家也黑迭兒參加了大都皇城和宮苑的建設。自成吉思汗西征以來,大批西域工匠被俘東遷,后散居漠北、中原各地,立局造作,有織造金錦的納失失局以及金玉等匠局。由於東西貿易興旺,輸入中國的西域玉石、紡織品、食品以及珍禽異獸源源不斷,滿足了元朝宮廷、貴族、官僚、富豪的奢侈生活需要。元人忽思慧所撰《飲膳政要》,載有多種回回食物及烹調方法,馬思答吉湯(肉湯)、舍兒別(果汁)等均為元宮廷、貴族所喜愛。

北京白塔寺內的阿尼哥銅像
阿尼哥(1244~1306),建築師、工藝美術家、雕塑家。尼泊爾人。曾在元朝擔任高官。北京白塔寺的白塔由其主持修建。
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后,欽察汗國別兒哥汗表示承認他的大汗地位。后因受海都阻隔,雙方政治關係一度疏遠。忽必烈曾多次遣鐵連出使欽察汗國,約共圖海都,但沒有得到積極響應。至大德七年(1303),察合台後王篤哇、海都子察八兒與元成宗鐵穆耳約和,欽察汗國與元朝的關係始恢復正常。早在窩闊台時,即置驛道通於拔都營帳,其後由斡羅思和欽察草原通往東方的交通日益發達。西方使節、商人東來者,多取此道。經過也的里河下九-九-藏-書游的欽察汗國都城薩萊,至阿姆河下游玉龍傑赤;復經河中地區的不花剌、撒麻耳乾等城,至阿力麻里;自此北取金山南驛路至嶺北行省首府和林,接嶺北通中原的驛路;東由哈密力(今新疆哈密)路通往中原。據當時歐洲商人、教士和阿拉伯旅行家說,走這條道路雖艱難,但很安全。薩萊成為溝通東西的國際性都市,輸入中國產品極多。不少中國工匠被遷至欽察汗國,從事鑄造銅鏡等行業,而欽察、阿速、斡羅思等族將卒、工匠人等入居元朝的為數更多。欽察軍、阿速軍是元朝軍隊的重要部分,宿衛軍中的隆鎮衛和右、左欽察衛以及右、左阿速衛等即由二族軍士組成。欽察貴族至成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權臣。元文宗圖帖睦爾時收聚境內斡羅思人一萬為軍,置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以總之,于大都附近給田一百頃屯種。大批斡羅思人移居中國,為歷史上前所未有。
元朝與印度的交往主要通過海路,印度半島南部馬八兒、俱蘭兩國是波斯灣通往中國的必經之地,商船往來較他國尤多。據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記載,當時中印間的交通,多由中國海舶承擔,大者至用十二帆,可載一千人。至元十六年(1279),馬八兒國遣使來元。忽必烈因俱蘭國未通使節,于至元十六年至二十年,四次遣楊廷璧出使「招諭」,並訪問了馬八兒國。俱蘭國王隨即派使者來元進寶貨雜物,元朝回贈甚厚,並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元順帝妥歡貼睦爾遣使者至德里,贈與德里算端男女奴隸及錦綢等名貴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里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圖塔率領使團入元報聘。有元一代,中印間互派使者達數十次。
立國於欽察、斡羅思之地的朮赤兀魯思(習稱欽察汗國)和立國於波斯的伊利汗國,名義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國」,承認大汗為其宗主,朝聘使節往來頻繁。元時中國與上述諸地區的聯繫遠較前代密切。
元朝與阿拉伯半島的交往也較前代頻繁。當時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蘭教徒前往麥加朝聖者當不在少數。《島夷志略》載,雲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麥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這應是居住雲南的伊斯蘭教徒經常往來於麥加的記錄。
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遣使赴馬合答束(今索馬里摩加迪沙)征取獅豹等物,同時還遣使臣四起,計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可能是摩洛哥丹吉爾)取豹子等稀奇之物。元人汪大淵隨商船出海遊歷,也到達了非洲的層拔羅(今坦尚尼亞桑給巴爾)等國。元代與非洲各國的交往,也見於當時非洲人的記載。據伊本·拔圖塔說,當時有摩洛哥人寓居中國,經商致富;大量精美的中國瓷器運銷海外,轉銷到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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