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可怕的經驗：那稀薄淡紅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軀。可是這的確是一次經驗。它促使我深思：一個雷·伊思利在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能做出些什麼來？他救活了一個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這個嬰兒，他卻來不及或沒能救活呢？

幾乎無可救藥。有一種可能，也許沒多大價值，但我別無他法了。1979年那時人們認為康復血漿，即從患過埃波拉熱病痊癒的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漿，對埃波拉病毒可能有一定療效。但是英國迄今做過的幾次試驗的資料——那些試驗的設計大都欠佳——令人信服的根據不足。1976年間我們為防萬一需用也曾採集過一些這樣的血漿，這次到蘇丹來，我也隨身帶了一些。這些血漿狀態並非最佳，不過至少經過仔細過濾，除凈了其中的綠色雜質。我想就請羅伊替我輸進這些血漿，希望能起作用。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他們並沒有受感染的任何危險。我知道怎樣包裝好病毒樣品，機組人員不會遭到感染的。當我告訴他們要請他們帶一包東西回喀土穆時，他們實際上是很樂意帶的。我們需要儘快把病毒樣品送到亞特蘭大（Atlanta）「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我們的實驗室去，以便確定這次疫病爆發的原因。今天有許多更快速更靈敏的檢測手段，有的甚至在採樣現場就可進行，但是在1979年那時候，唯一能夠確定埃波拉病毒的辦法，只有驗明特定的抗體或從培養的細胞和組織中分辨出這種病毒來。僅憑臨床觀察是不夠的。在世界的這個地區，人的平均壽命不到50年，傳染性疾病到處皆是。許多不同的感染，看起來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癥狀，如高燒、頭疼、腹痛，咽喉疼等，也可能是流感發作的徵象。即使明顯的出血癥狀看來很像埃波拉病毒感染，也難以確診一定就是。如果我們弄清楚了這就是埃波拉病毒，還有一問題仍需解答：它與1976年流行的疫病是否同一菌株？或者是另一種我們從未見過的菌株？

她沒有家屬，沒有朋友，沒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這在扎伊爾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傳統，一家人都圍在臨終病人身邊，好讓死者安詳地壽終正寢。條件許可時，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讓垂危病人在舒適、而且具有文化並對個人有深遠涵義的環境中離開人世，以便確保死者的靈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見過因患糖尿病、結核病、麻風病、甚至拉沙熱病而死亡的人。他們的家人總是圍在他們身邊，這樣就給予了他們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絕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醫院里，這是極其常見的。

我們決定當天夜晚就在延比奧（Yainbo）（距恩扎拉不遠的一個市鎮）的一所臨時醫院里檢查病人，我和羅伊一放下行李，就準備好從病人身上採取血清樣品需用的器械。獲得這些樣品只不過是戰鬥的一半；我們還得保存好它們。首先，我們得從病人身上抽血，然後將紅血球細胞同含病毒的黃色血清分離，將取得的這些血清樣品冷凍在我們從喀土穆一路帶來的乾冰之中，最後包裝運寄。

我們到達這家醫院后，看到的是昏暗燈光下一座泥土壘砌為牆、茅草為頂的房子，沒有窗戶，幾個人聚集在進口處的外邊——原來他們是屋內臨終病人的家屬，他們臉上的表情極為悲痛。羅伊和我穿上防護套服，看起來很像是美國空軍的跳傘服——只不過我們這些跳傘服是用白色塑料膜製成的。然後又戴上防毒面具。它們不僅使人熱得難耐，又十分笨重，還常常把病人嚇得要死，如果埃波拉病毒沒先把他們病死的話。

為了檢查每一位病人，我必須手持煤油燈，跪在地上進行。羅伊則幫助整理我採集到的血液樣品。在這以前，他從未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過，更少目睹埃波拉病毒這般肆虐。因此，這一定使他大力震驚。

她向我投出一絲微笑，表明她也許有力氣回答我幾個提問。

我到達文博尼亞瑪后便發現我的職責不限於只是教書。我還受命負責安排學生的生活。每一間學生寢室面積只有20平方英尺，要住12到15個學生。我感到學生們需要更多一些空間。在沒有磚瓦泥灰的情況下，我抓到什麼材料就用什麼材料，主要是焙乾的泥土，用來擴建學校的設備。我還得搜集糧食供我手下的這些人食用。這對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課。學校沒有糧食，當地市場也不能充分供應200多個學生的口糧。我變成善於組織人員到鄉間去搜購任何可以買到的食物。那時正是扎伊爾的困難時期（越來越艱難），人們自己都難找到供自己食用的糧食，當然更無法供應我們的學生。搜購食品的任務需要藝術，善於外交手段和很大的決心。戰爭留下的影響使情況更加複雜了。當地很多人過去幾年中一直藏在森林里，他們的田地拋荒了。搜購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雇傭當地人替我們捕獵野味。我得讓孩子們有吃的。https://read.99csw.com

我們的任務很明確：測定疫病流行的範圍，鑒定所有的病例，隔離所有病人，防止傳染。嗣後的日子里，幾天或幾周，將深入細緻地查訪染患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同時，我們將設立一個小型實驗室來檢驗抗體，免得老在等待亞特蘭大送回檢驗的結果。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臉，吸了一口氣，走到發電機前。我發現一條線路短路了，就把它修好了。

當我和羅伊·巴倫（Roy Baron）在恩扎拉著陸時，天已快近黃昏了。夜晚並未緩解炎熱。熱氣跟我們飛機在朱巴（Juba）起飛前一樣。蘇丹（Sudan）南部的濕氣吸盡了我們身上的每一滴汗水，簡直沒法涼下來。

我悄悄地詛咒了。

我是在印第安納州農村長大的。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我將來要在扎伊爾農村給窮困的學生教授科學課程並壽終於此。……只是，那時印第安納農村裡沒有人對我說過這類的活。至於我自己，我懷疑我甚至都不會在地圖上查找扎伊爾——那時候叫做比屬剛果——這塊地方。我生長在遠離大城市的農家，過著隱逸的簡樸生活。我媽媽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們家從來沒有人上過大學。我高中同班的全體同學中只有五個人不怕麻煩花費時間向大學提出過入學申請。我幸運地結識了一對夫婦，一個名叫吉姆·科弗爾特（Jim Colverts）的牧師同他的妻子蘇（Sue），他倆對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護著我。蘇在甫佛羅里達州立學院———所不大的文科學院上過學。她鼓勵我向該校申請。即使那樣，我仍懷疑能否前去。我們家沒有錢。後來當地衛里公會資助了我一部分獎學金。

我們到達延比奧鎮兩天之後，我又來到那所臨時醫院檢查可能染上了埃波拉病毒的患者。在這種場合，我決定不戴防護面具，因為戴著它實在太難受了。病人是位年紀很大的婦女，是從確認有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地區送來的，她發著高燒，有時狂言訖語。據說，這位老婦人在住人醫院前就已發作過一次。埃波拉病毒熱患者有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尤其在熱病的晚期常會發作。雖然我沒有查出任何出血的癥狀，老婦人病得很重則是毫無疑問的。

按照這類緊急意外事件的處理辦法規定，我必須由專門配有現場隔離室的飛機送我離開此地。可是，這架飛機此刻正停在歐洲的某機場的跑道上，機上的隔離室又存放在開羅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U.S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里。而且，即使我馬上可以撤離，那實際上就等於由我中止了這次調查。小組裡其他同事都沒有我的經驗，我離開后他們就不能繼續工作，那就意味著我們一向的努力都將成為泡影。如果我留下不走，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如果我撤離了，又將出現什麼情況？我開始權衡著這兩種不同的後果。

雖然我見慣了那些絕症，但這位婦女的悲慘景況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體現了互相傾軋的、混亂的現代世界已在非洲脫穎而出，一切常規習俗全都摒棄不顧。我極力試圖理解出現這一切的理由。是什麼樣的疾病能夠如此戲劇性地、殘酷地轉變了傳統文化？我在非洲見到過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經造成了一座分水嶺。我在世界偏遠地區跟疾病鬥爭取得的一切經驗現在都得重新評價了。我沒有什麼防止辦法可以提供，沒有慰藉可給，沒有什麼小小珍貴的希望可供吸取。

因為駕駛員只能靠視力飛行，他們不得不在這同一政府的招待所里過夜。我跟我的同事都在這裏住宿過。他們並不高興。想到要在這個致命的傳染病流行地區逗留一夜，他們不禁膽戰心驚。但是又別無辦法，除非他們冒險馬上一口氣飛回喀土穆（Khartoum）去。

從那以後，我繼續仔細觀察著那位可憐的老婦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兩次，檢查她的脈搏、呼吸和體溫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沒有長出抗體。假如我睡過覺的話，也只是斷斷續續地時睡時醒。雖然我按常規到處走來走去，但是腦子裡總是記掛著她。無論她身上發生什麼事，都好像發生在我身上一樣。她的命運已經成了我的命運了。

在金沙薩的一番耽擱使我直到8月第一個周未才到達紐約。在教會總部領取了我的工資后便馬上出發前往杜克大學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羅來納州的達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全部所有的錢一116鎊，穿著褪了色的舊開領短袖襯衫和褪了色的舊咔嘰布褲，來到悉德·奧斯特豪特的辦公室里。我作了自我介紹，試著解釋不能早早來到的原因。他聽得似乎很感興趣。要麼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無關緊要）真好，要麼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說的。總而言之，他讓我感到受歡迎。他說他將為我安排幾次面試。所有面試我的人似乎對聽我講述的冒險奇遇更感興趣，向我提問複雜的醫學問題倒在其次了。他們告訴我兩周內將作出決定。如果我被錄取，只有一周多點的時間準reａｄ•9９ｃsｗ.ｃom備開學了。我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回到印第安納我媽媽的住處。媽媽看見她的在扎伊爾農村曬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飯，變得又黑又瘦的兒子的形象，驚駭極了。

其次，我還得考慮另一問題。如果我留下不走，而我又的確感染了埃波拉病毒，我會不會連累別人的生命也遭受危險？這種疾病在早期階段不易傳染，除非有人沾上污染了的血液。於是就這樣決定了：我留下不走，爭取平安度過危險。

每一個病人顯示出來的情況都是一種不同的挑戰。其中有三人已經精神錯亂，手足亂動。我只得請護士或病人家屬幫助把住病人手臂，才能抽血。檢查了以後，我便確有把握地斷言至少有七人染上了埃波拉病毒，對其餘病人我還沒有十分把握，他們患的可能是其他疾病。我們的職責是馬上把那七位患者隔離，然後盡最大努力予以救治。

我終於說服了機場售票的人賣給我一張機票。這時已是7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當然，我現在是在蘇丹，有可能這裏這種病毒的菌株並不那麼厲害，——儘管這方面資料還不大清楚。我也知道，一位名叫傑夫·普拉特（Geoff platt）的英國研究人員，在1976年扎伊爾的疫病流行之後，在波登·當（Porton Dewn）的熱實驗室里給老鼠注射時，也曾被沾滿英國索爾茲伯里（Salisbury）附近流行的埃波拉病毒的針頭刺著過。他大病了好些日子。他像我一樣，針頭刺著了姆指，但並未流血。跟我一樣，他也是馬上用消毒劑洗了傷口。後來，一位同事問他為什麼不幹脆把姆指截斷。因此，我不能從他那個先例增加多少信心。我也不能對醫療寄託任何希望。沒有特效藥，沒有埃波拉病毒的疫苗，沒有什麼可治療的方法。

「這將會使孩子好一些，」我對我自己說。

過了一會兒，我記錄下針刺情況。我看見我姆指甲根部的皮膚被劃破了。

怎麼會這樣呢？

我問她是哪裡來的。

我怎麼竟會這樣大意呢？我已經替三百多位拉沙熱（Lassakve）病人抽過血，從來沒刺到過自己。我當時本能地反應：脫下手套，放聲大哭。但是，這樣做又有什麼用處呢？雖然我用清毒劑清洗了傷口，可我知道傷害已經造成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老婦人的血樣取好，繼續工作。我不能說我很鎮定，但我也不驚慌。我有著一種很晦氣的心情。我比大多數人都清楚，在致命的流行疫病中，一旦被可能受過污染的針頭刺著——像我早些時候在扎伊爾調查過的那種病毒——能夠活下去的希望實在不多。

但是杜克和我都沒有料想到扎伊爾政治局勢的變化。為了鎮壓60年代早期叛離的加丹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僱用了比利時的雇傭軍替他打戰。現在那些雇傭軍本身已成了一支反叛軍隊。蒙博托沒有及時發錢給這些雇傭軍，這些雇傭軍便不再忠誠於該政權了。1967年4月末5月初，那些雇傭軍集結在金沙薩（過去叫斯但利維爾一Stanleyville）市內和周圍，決定反叛。他們佔據了包括電台在內的一些要害建築物。蒙博托則採取了獨特的對應手段，把全國的白人全都軟禁起來。他命令他自己的軍隊進駐學校、醫院和其他機構，去「保衛」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離開其住處。我們的學校也不例外。一天，扎伊爾軍隊襲擊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個小型飛機場。在跑道上放置了許多圓鐵桶，使任何飛機都不能起飛或降落。然後他們就散布在學校和宿舍各處，確保我們這些人不得逃走。

我工作的房間里只有一張搖搖晃晃的小木桌，我只能自己干這活，不能讓任何人參與。因為，一個試管可能意外地破裂，而我由於過度疲勞可能注意不到而被灑濺到身上。何必又讓別人來冒此危險？我只戴著外科手術用的口罩和塑料膜紙做的防戶套服，天太熱了，不能戴防毒面具。我是戴眼鏡的，覺得無需再戴護目鏡。儘管已經筋疲力盡，我還是盡量仔細用心，不過這並不意味我就沒有危險。我幾乎隨時都可能受感染而不覺。如果受了感染，不到潛伏期過後，發起高燒，全身痛楚，埃波立病毒感染的初期癥狀明顯時，我是不能確定自己受了感染的。我花了將近五個小時才做完全部十個血清樣品。這時已是清晨五點。草叢中洋槐樹上的晨鳥鳴聲瞅嗽，在迎接東方的朝曦。

不過他們還讓我們做我們的工作，繼續教學。我跟那些士兵相處得驚人地好，跟他們分享食物，共看連環漫畫雜誌，等等，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讓我們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區。為了確保我們不得與外界聯繫，他們甚至沒收了我們的收音機。他們甚至拿走了我們的電動剃鬚刀和其他他們懷疑可能是偽裝的無線電設備的小機件。幾個星期過去了，我開始醒悟到我有失去進入醫科大學學習機會的危險。沒有無線電，我無法讓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情況。

「快來」，有人喊道。

「那有什麼害處呢？」我強調說。

我懷疑：單單一個九九藏書醫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於如此苦難和疾病之中的全體人民呢？雖然那時我並不知道，我卻帶著這個問題把自己引進了公共衛生界。

一、這位老婦人死了。如果那樣，我身上就很可能潛伏有埃波拉病毒。不過我估計等她死後我至少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離去。

是何等大災難和文化扭曲的巨變導致了這一悲劇？我在扎伊爾的學校里教書時也曾見過苦難、窮困和疾病。我見過人們死於狂犬病和天花。我見過兒童死於瘧疾，而他們的媽媽只是一旁看著，毫無辦法，一味地悲傷。可是從未見過像眼前這個女人這樣。在非洲，人們決不一個人孤獨地死去。或者這隻是我的認識。

現在我面前見到的是新的、我在現代非洲的經歷中從所未見的人類悲劇：一個被遺棄的年輕婦女正在孤獨地死去。

轉瞬已近20年了。

我懷著恐懼、疑慮和激動的心情於1960年秋天，帶著一隻士兵用的用品箱、一隻手提箱和大約五十美元現鈔，搭上一輛灰狗長途公共汽車奔向佛羅里達。

說理升級到爭論，結果總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終。

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埃波拉熱的另一癥狀是直腸出血。但是，若非明顯出血（經常並不明顯），就很難確診。要麼詢問患者家屬，要麼化驗糞便和血液，而由於邏輯的以及文明的理由，這類檢查通常是很難做的。

在扎伊爾教書第一年的年底，我決心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就讀。我說服雷請他對我進行考試，看看我是否夠格被醫科大學錄取。在扎伊爾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純系例行公事。首先，我對美國各醫科大學情況實際上一無所知，又沒有可諮詢的人或機構。過去從未想過要學醫，因此現在不知道該找誰請教，除非找現在文博·尼亞瑪的醫生們。他們中有一位曾在明尼蘇達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薩斯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Kansas）受過教育。我還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他是杜克神學院（Duke Dlvinitv School）畢業的。他建議我向杜克醫學院申請，最後我向好幾所第一流大學提出了申請，包括：斯但福大學、哈佛大學、那魯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以及杜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把我當成了外國人，不予錄取。哈佛、那魯、斯但福、杜克都給我寫來回信，說由於他們沒有校友在扎伊爾，不能對我進行面試，所以礙難考慮我的入學申請。

大學不能全部回答我的問題。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寬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愛科學，我儘可能地修讀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每一課程。對於任何一個對科學有興趣的美國青年，這時期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蘇聯已經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並且威脅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國。美國同蘇聯展開了競賽，要趕過蘇聯。突然大量經費撥出來用於科學教育。我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到了一筆補助金，於是我就能夠繼續深造，研究物理學。當我拿到補助金時，我馬上想到：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嗎？

正當此刻，衛理公會又來幫忙了。他們正征尋新近畢業、尚未結婚、願意去扎伊爾教書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替補那些死亡了的、或在60年代早期扎伊爾獨立后動亂期間被迫離去的教師。當我獲悉衛理公會願意讓我去教科學，另外還資助我先在布魯塞爾學習一年法文再去，我就決意這麼做了。

憤怒與挫折的淚水在我眼裡不斷湧出。我站在扎伊爾首都金沙薩瑪瑪·那模（Mama Yemo）醫院一張骯髒病床的床頭看著一位婦女死去，她大概不過25歲，直挺挺地躺在破舊的床墊上，身體裸|露著，連一條覆蓋的被單都沒有。我猛力拍打著在我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的蒼蠅，病房內大約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幾位跟我面前這位婦女的情況完全一樣。她的頭髮全禿了，面色臘黃，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潰爛。我進一步仔細檢查，發現她口內舌上全是酵菌泡泡，這一定曾給她造成過極大痛苦。現在我們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見的癥狀。她們皮膚緊繃在骨頭上，像尚未著墨的油畫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佈著許多鉛灰色腫脹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種皮膚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見。她身上其他部分長著褥瘡，變成了許許多多流膿的小洞。她身材中等，體重卻不過五十或六十磅。

上課、建宿舍、搜購食物之外，我還在當地醫院里兼任工作。內戰中這座醫院遭到嚴重損壞，亟需修復。從小在農莊長大的我，學會了許多有用的技巧，現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裝發電機，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調光機。沒有高質量的膠片，但是它還能湊乎著用，至少能辨別股骨是否折了。

實際上，我應該說，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三個小時后，一切都辦九九藏書好了，這時已近半夜十一點了。我已經差不多二十個小時沒有睡覺，真累極了。工作還沒做完，還得把血清同紅血球細胞分離。「疾病控制中心」的技術人員一定要生氣的（他們要生氣也是對的），如果他們接到我寄去的血清樣品中混有溶解了的紅血球細胞的話。因為那將要影響他們檢驗的精確。這裏沒有電，我只得想法臨時湊合。幸好我有點先見之明，來時帶了一台陳舊的手搖離心機。可是它只有兩個吸取器，一次只能做兩個樣品。我共有十二份樣品要分離，每一對試管大約總要搖上十分鐘才能做到合乎要求的分離。我至少要搖上整整一個小時才能做完這十二份樣品。然後我還得把它們一一等分，用籤條標明，包裝起來放在乾冰里。很快我就發覺我已筋疲力盡，不可能一口氣搖上十分鐘，中間要時時停下來喘口氣。

我驅車徑往卡南加（Kananga）簡易機場，想法疏通在DC-3航機上弄到一個珍貴的座位。我總擔心怕有人會注意到有一個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內流竄。幸好似乎並沒有人在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時間試圖訂到一個座位。這全是碰運氣，像買彩票一樣，沒有常規。「到機場看看能不能搞到一個座位，」人們這麼對我說。我很聽話地每天提著手提箱和袋子到機場走一趟。

自那以後不久，我就開始同醫生們一起巡視。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亞瑪人民的可驚的疾病，僅舉幾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結核、霍亂、瘧疾等。瘧疾對小孩特別嚴酷。有一次，一個不過八九個月的嬰兒患了瘧疾和嚴重的貧血病。兒科醫生雷·伊思利（Ray lslev）說這嬰兒是心力衰竭。嬰兒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紅。雷就給孩子輸進新鮮血液。

畢業后兩個月，我便登上了開赴比利時的輪船，還是帶著我上大學時用的那隻軍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時向我展現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而歐洲卻未能讓我作好在非洲農村生活的準備。

當了醫院干雜活的電工，使我得到了幾個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從床上叫起，來到手術室。黑暗中我瞥見好幾個外科醫生擠在一張帶輪子的床前，手裡拿著手電筒，要做完一個危急的剖腹手術。可是發電機壞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輩子都難忘）驚呆了：手電筒光下一名婦女躺在那裡，大部分腸子都攤在剖開的肚腹外面。

我的精神振奮起來，美麗的非洲黎明景色在朝霧中顯得有些模糊，我們住宿的招待所（我曾試圖在裏面睡上一覺）只有幾個房間，幾張塌陷的鐵架鋼絲床上鋪著棉布墊子，沒有被單。雖然這裏比醫院里要稍微涼快了點，但仍悶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很難入睡。不過時間並不長。我得在早上七點左右起床把那些裝滿我艱難地分離出來的血清樣品的貴重包裹送交飛行員們，請他們帶回喀土穆去。這一切只不過是序曲。正式調查將於明天開始。

60年代扎伊爾首都金沙薩是一座管理運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該市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車輛在保養良好的大馬路上往來飛駛，兩邊行人道上整齊地種植著棕櫚樹，蔭涼喜人。夜間燈火燦然。一打開水龍頭，自來水就嘩嘩流出。對我這個來自遙遠的印第安納的人來說，這一切都很新鮮，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薩那段期間，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博尼亞瑪這個地方，那是位於扎伊爾東部開賽省（Kasai province）的一個小市鎮，就是我即將去執教的地方。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領導該國取得獨立以來，到這時已有五年了。事實上，盧蒙巴曾經在我即將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學校讀過書，後來因「行為不軌」被學校開除了。1965年盧蒙巴被殺害，一位名叫約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otu）的陸軍上校掌了權。直至現在，他仍然身為總統，孤立地統轄著這個分裂的、陷於混亂的、貧困的國家。扎伊爾艱難地誕生以後，矛盾衝突蔓及全國，在這種情況下，那所學校關閉了三年。在我去到那裡之前的一年，有兩位傳教士在那裡被殺了。該校重新開辦，意味著文博·尼亞瑪的年輕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這是一次復興，我很高興能夠參与。

對於外面世界我一無所知。跟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我能夠做得不同凡響。當時，美國和平隊成立才只幾年，對於那些好奇，尋求冒險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選擇。他們準備把我送到地球上遙遠的角落裡去，這正合我的心意，不過我要教科學，用我的學生的語言講課。和平隊所能提供我的機會只是去教英文。

「文博一尼亞瑪（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這個市鎮。1965年學年開始時，我到過那裡。那是我讀了四年大學又在布魯塞爾學了一年法文之後來到那裡的，對一切都很新鮮，又很熱情，當時我剛21歲九-九-藏-書，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學和數學的一所中學里擔任該校校長助理。

二、她可能患埃波拉熱病，但是活過來了。假如那時我們檢驗她的血液並且找到了抗體，我們就有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我已經感染了埃波拉病毒，在那情況下，我就得立即採取行動——無論可能是什麼樣的行動。

三、有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埃波拉熱病。如果那樣，我若是提前走了，而且安排從開羅運來隔離室，我將會感到荒謬可笑。總之，我這樣推理：既然血漿是目前唯一可用的醫療藥物（儘管對它的療效還有疑問），回美國去使用它，同留在蘇丹使用它，對我並沒有多大差別。無論怎樣，在我病倒以前，已來不及返回美國了；像我這樣感染的埃波拉病毒，潛伏期至多也只幾天。

我們好像在中世紀黑暗時代進行醫療工作，沒有調光機、沒有血球計數、沒有血液培養、沒有輔助診斷的設備條件，唯有依靠我們自己受過的訓練和經驗。可是我們仍然努力進行，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地檢查著。

可是由瘧疾引起的貧血症發展太快，於是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個見到的嬰兒死亡。

這一耽擱於我倒是有利，給我提供了極好機會：這樣他們便能替我找些東西到喀土穆去交給美國大使館運回美國。他們不知道我托他們帶去的包裹里裝的是些什麼。如果他們知道，肯定要拒絕攜帶，因為（如果我的預感正確的話）包裹里裝的正是他們急想逃離的埃波拉病毒（The Ebola virus）。

我站在孩子的床邊，靜靜地觀察著他，起初假定，接著又希望，這嬰兒可以康復。

那天晚上，羅伊替我輸了血漿，我們喝了大半瓶威士忌酒。我很願該酒能有一點治療作用。如果這是想入非非，至少我也得到了一點安慰。酒瓶已經空了，我無事可做，只有回招待所躺到那棉墊和薄布被單上去。

過去幾個月里，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濃（Shannon）的教師建立了深厚友誼。我們不僅十分親近，而且還商量了要訂婚。（我們不僅訂了婚，並且於196＆年結了婚。）碰巧她有個叔適是杜克醫學院畢業的。我讓她看了杜克給我的回信。她立即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給杜克的教務長悉德·奧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對他們拒絕我的做法深表不滿，同時又提出她的叔適就是杜克大學醫學院的校友。使我驚訝的是奧斯特豪特教務長竟給她回信，說他們重新考慮了我的申請，保留我的檔案直到我6月份回去面試。

明顯地出血，在埃波拉熱病早期並不常見。但是輕微的出血，例如眼底出血，倒是常見。我必須審視病人的眼白、檢查鼻腔和牙齦，尋找出血的癥狀。皮膚出血的微小斑點、瘀斑，是個重要的跡象。可是在皮膚黝黑的非洲人身上卻不易看出，即使條件再好也煞為困難。憑藉一盞煤油燈的昏暗光線是不可能的。一個細小的疹子在某些病例中也同埃波拉病毒相關聯。但是在這樣昏暗的燈光下，我是不能指望看出它的。然而，只要看一眼這些病人的喉部就能獲得可以信服的證據。經過五天潛伏期和發病兩三天以後，埃波拉熱會使患者喉嚨腫起，疼痛難忍，甚至連唾液也不能咽下。看看那喉嚨情況，就知道了。它就像漢堡生牛肉那樣地鮮紅，黃色濃汁從扁桃腺內不斷地滲出。

我鑽進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開去。當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隊時，他們威脅地向我揮舞著手中的步槍。我裝作傻子似地微笑著繼續開車前進。我試著裝得很安詳，實際上心裏嚇得要命。我唯有希望他們不要叫我腦袋開花，殺一儆百。我確信子彈馬上會向我飛來。但我還是儘力控制了自己沒有低下頭來。

在茅屋裡，迎接我們的是一派十分陰慘的景象。在那盞小煤油燈閃爍不定的燈光下，我們看出大約有十一、二個病人，都是成年人，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有的痛得直翻騰，精神錯亂，徒然地掙扎著想逃脫病毒對他們身體的侵蝕。還有些人僵直地躺在那裡，喉嚨里呼喀呼嘻的響聲，兆示著他們已經臨終了。赤道夜晚的極端酷熱將我們置於無情的控制之下，防護套服和防毒面具使我們更加難受，我們汗出如雨，幾乎難以呼吸。

突然，她呻|吟了一聲，睜開眼睛望著我。不顧自身的疼痛，她禮貌地招呼我：「Moyo Wanji」——您好，先生。

怎麼也不行。

6月來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後，經過十個星期軟禁之後，7月下旬，我試著跟看管我們的士兵說理，要求他們允許我進城去。

我跪下來給她抽血，她手腳亂動，翻騰不停。遇到這種情況，一般我都叫人握住病人胳臂。可是這個老婦人年紀太大了，又很虛弱，我想還是我自己來處理吧。我緊緊抓住她的左臂，準備把針頭插|進她的靜脈。針頭插|進后便開始回抽注射器以保證針頭確在靜脈中。這時，她突然猛烈翻身，力量大得異常，我根本沒有料到一個病弱老太太能有這麼大的力氣。這一出乎意料的動作，使得針頭滑了出來，刺穿了我的手套。接著，我便發現手套上有一滴鮮血，是我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