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因此立即意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是多麼嚴重。他決定我們應給衛生部助理部長愛德華·希蘭特（Edward Brandt）打電話。我於是和他拉上了對講機。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只知道他是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我也不知道他會怎樣答覆我。我向他描述我們的數據，概括我們得出的主要結論。我盡量把一切說得簡單明了。

第二天我們在衛生部長奇巴蘇博士（Dr.Tshibasu）的辦公室集合。他高大強壯，頭髮灰白。他說著流利法語，態度和藹可親，表現出一種老於世故的風度。我十分了解扎伊爾的政治形勢，知道他一定是蒙博托親自挑選的人。他在位已六個多月，這樣長的任期在蒙博托政權下是不尋常的長了。一般他講，那些官員們任期都不到一年，這期間他們有足夠時間在被解僱或必須回到國會之前中飽他們的私囊，而在國會裡則較難（但並非不可能）致富。因此我估計奇巴蘇博士即將結束他的部長生涯了。如果他處於失去官位的險境，我的朋友卡里薩·魯蒂也會如此。這意味著我們只有極少時間根據所發現情況來進行初步研究和制訂未來行動的議程。

我們在調查中有兩點重要發現。一是我們記錄了更多的婦女患艾滋病的病例，它們要遠遠多於美國或歐洲，在那裡，男性同性戀者得病的數字與此是不相稱的。另一是我們開始發現，性|伴|侶的多少和傳染率之間有直接的相互關係。這個發現和醫生們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時在舊金山看到的男性同性戀者的情況相似。當我們承認這種疾病是由於性傳染而擴散時，令我們驚訝的是，在扎伊爾，這種病幾乎全由正常的異性性|交的擴散。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同性傳染。我們的調查所揭示的只不過是金沙薩男人的傳染比例相對少些。看來同樣的情況出現在非洲大部分地區。當然，在扎伊爾還沒有像在西方國家那樣成立有組織的，或公開的同性戀團體。另一方面，對比西方國家，異性接觸在非洲是常見的，並相對地不受社會約束，至少對男人是這樣。

從外表看，由於她陷入長期的昏迷狀態而似乎死得安詳。然而，這是假象。事實是，在她體內進行著一場猛烈的戰鬥。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測量的少數倖存的T4細胞——她的消耗殆盡的免疫細胞——之間的鬥爭。

我們就是在地獄般的環境中尋找艾滋病的病人。我們從疾病所表現出來的癥狀和T4／T8比例來評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體免疫缺損病毒（HIV）有選擇地殺死T4淋巴體細胞而剩下T8細胞。T4淋巴體細胞是人體殺死入侵的微生物的機制的關鍵細胞。如果T4細胞對比T8細胞相對減少，我們便知道病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經患了艾滋病。由於我們知道只有艾滋病才能這樣，因此，T4／T8比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診斷試驗。為了進行T4／T8試驗，希拉開始在大學醫院建立試驗室。瑪瑪·那模醫院的試驗室設施條件不足。

我和卡利薩曾在日內瓦和內羅畢的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見過面。他穿著大多數扎伊爾官員在工作日所穿的陸地旅行套服接見了我們。西方的習俗在此間上層社會的時尚中占統治地位，但也存在一些有趣的與之背離的情況。如總統下令：正式服裝中取消領帶和短袖上衣。這是在一個熱帶國家裡的一項有重大意義的動議。還有基督教的教名，也通過總統命令，在幾年前禁止使用，以鼓勵使用傳統的非洲人名字。

在和衛生部長會見后的那一天，我們首先去瑪瑪·那模醫院參觀。他們讓我去找病房主任貝拉·卡皮塔醫生。我向一位護士詢問：「我是『疫病控制中心』的麥克科密克醫生，我帶了一組人員來幫助研究艾滋病問題，我能和這裏的卡皮塔醫生見面嗎？但得到的回答卻是卡皮塔醫生不在。在這裏，主管人員總是離開工作崗位去辦自己的私事，這也是一樁常見的事情，這意味著，每件事都將花極長時間才能辦成。我從經驗中了解到像這類事情，沒有上級同意，其他工作人員是不願去插手的。如果領導不在，你就運氣不好。」

工作之餘的交談是我們從每天的痛苦中發泄感情的唯一方式。我們的朋友——性傳播疾病專家們繼續為我們講述在西方和HIV（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有關的、過度的和希奇古怪的性習俗。而我們這些具有廣泛旅行經驗的人，如果說不是很老於世故的人，則以講述有關烹任非洲獨有的美味佳肴的故事來回報他們。向他們生動地描繪餐前的小吃，如生白蟻，大的含汁的飛蟻和油炸毛蟲（當然只限於某些品種）。我們甚至更進一大步，組織了一次包括這些地方菜的宴會。但當他們真正面對這些真實的東西時，這些新手們卻畏縮不前了。我想，這類非洲佳肴要出現在西方高級餐館的菜單上之前，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事實是卡皮塔醫生第二天來了。昨天他是去看望他生病的父親去了，住在不太遠的村莊里。卡皮塔大夫是在比利時受過訓的心臟病學家。他常常去看望他的父親併為其父治療充血性心臟衰弱，沒有任何人可以治療這種病。事實上，我了解了他以後，我認識到以前對他的看法是極其錯誤的。卡皮塔醫生原來是個聖人。有一次我隨他去當地郵局時，有一個小女孩走來向我們乞討，卡皮塔顯然感到很慚愧，眼淚流了下來。他說：「以前不總是這樣的，現在情況不同了，生活更為困難，現在我們的孩子被迫去乞討。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正當蘇在波登當（Porfon Down）與埃波拉病毒鬥爭時，我開始對人體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毒（HIV／AIDS）發生興趣。1983年初，安特衛普的一位read.99csw.com同事——簡·德斯邁特（Jan Desmyter）告訴我，他曾看到一群來自扎伊爾的病人患了一種類似愛滋病的疾病。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時的同事曾治療過30多個患這類疾病的人。這是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數字。雖然比利時在20多年前已經放棄了對扎伊爾的控制，但兩國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關氛，任何扎伊爾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負擔得起治療費，總要想方設法到比利時去醫治。我曾在扎伊爾呆過，知道只有遠遠低於該國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負擔這種醫療所需的旅費。因此很清楚，在扎伊爾一定還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1984年，我們的調查和一個由范·德·皮爾（Van der Peer）率領的比利時調查組在盧安達出版了我們所作的結論。它登載在美國歷史悠久的醫學雜誌《刺胳針》上。這篇文章將改變人們對艾滋病的看法。回顧非洲情況之後，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下一個10年中，西方國家艾滋病的情況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呢？」

電話的另一頭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

那瑪是我們所看到的第一個當時認為有不尋常艾滋病癥狀的病例。我們一位同事，在金沙薩工作的比利時醫生奈斯特博士（Dr.Nyst）稱，他曾遇到過類似的病例。他告訴我們，去年以來，得囊球菌腦膜炎的病人不斷增加。那瑪可能也感染了這種腦膜炎，這是一種在正常人中很少發現、由酵母狀微生物侵入腦部所致的疾病，有時發生在免疫系統被放射和化學療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

九年前，當那瑪全家從卡南加（Kanange）遷往金沙薩時，他們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這「城裡」來。（卡南加有一百多萬人口，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無電城市的不光彩的名聲）。「城裡」位於金沙薩的中心，是個破亂不堪的貧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鐵皮和破紙板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組成。實際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擋雨、防止害蟲和侵犯者，以及惡鬼。這裡是金沙薩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們可以買到便宜的中國或泰國製造的玩具，可以修理汽車和自行車。或用廢輪胎修補鞋跟。「城裡」是沒錢人定居的地方。他們相信一旦找到工作便可以遷到好一點的地方去住，但是這種美夢很少成真。

卡皮塔醫生是一個矮瘦的人，腦袋大而圓，目光尖銳。他極為聰明，渴望同我們合作，特別是在我們來到之前，他早就敏銳地意識到在他的病房中有艾滋病病例。他歡迎我們能夠給他任何援助，但他同樣也為我們提供很多幫助，因此我推薦他為我們小組的成員，我們需要一個像卡皮塔這樣的扎伊爾的同事。他有人道主義精神，深刻理解我們來是為了幫助扎伊爾苦難的人民的。

瑪瑪·那模醫院是一所散亂的醫院。它是殖民時代設計的典型醫院。病房寬大，高高的馬口鐵天花板因鏽蝕而變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帶著無數受苦人的污跡而發暗。空氣流通就靠老式頭頂扇和沒有玻璃的窗。每間病房大約有30張金屬床，基本都住滿了病人。床墊是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單很難得到。伙食由病人家屬提供。由於醫務人員短缺，家屬還要擔負更多的護理。浴室很少，而且難得用上。發出難聞的臭氣朝你撲面而來，並尾隨你直至你離開。病房普遍地塞滿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們之中有黃疽病、腫漲病、極度瘦弱症、昏迷症和嘔吐症。許多人還得了痢疾。帶著傷口進了瑪瑪·那模醫院的患者，他們的傷面上有痴皮並已化濃，散發著可怕的臭氣。他們無窮無盡地來到醫院。整個陰濕的走廊里都回蕩著尖叫和呻|吟的聲音。這就是世界上窮苦人面臨的疾病和死亡。

對他來說，講蚊蟲比講性的問題顯然更容易些。

那瑪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二，雖然她的父親是文盲，卻在啤酒廠找到一份扛啤酒箱的工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車上工，每天來回要幾小時。有時他幾天不回家，結果那瑪的母親只好擔負起養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儘管她竭盡一個母親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她的微薄工資無濟於事。她被生活的重擔壓垮了，以至不能照顧到所有的孩子，當然不能指望他們能夠上學。而且也沒有足夠數量的學校能容納那麼多需要入學的兒童。因此，不可避免地他們在很小的年紀就要懂得怎樣靠自己掙錢糊口。那瑪仿效「城裡」其他年輕的、處於青春期的女孩那樣，起初偶而和當地男人發生性關係去賺錢。在扎伊爾農村，這種行為是不允許的，而在此地，則或許是缺乏教養而被容忍。當她20歲時，她已經兩次墮胎。1982年末和1983年初，她的體重開始下降，同時經期不正常，最後在1983年5月完全停經。由於體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常打寒戰，食慾下降，並有乾咳。由於無力工作，她完全依賴家庭過活。由於無錢請醫生，那瑪得不到醫治。遲至9月，當她的母親不再能叫醒她時，在絕望中，家裡人才把她送到瑪瑪那模醫院。

約翰為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範例。我把我的計劃告訴湯姆時，他也同意把「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國衛生研究所」雙方的力量合併起來，互為補充。也許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最大有利條件是得到扎伊爾衛生部的正式邀請而湯姆則沒有。另一方面，湯姆掌握了一批用於T4／T8試驗的試劑，這點比「疾病控制中心」優越，同時彼得已和扎伊爾的醫院建立了個人接觸，而別人都沒有。我們決定去扎伊爾前，所有人員在安特衛普「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湯姆認真討論工作方針，但是未能實現。

這種酵母完全不同於普通的烤麵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種引reaｄ.99ｃｓｗ.com起常見的皮膚和粘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鳥糞，特別是鴿糞中繁殖。我們能為那瑪做的事那麼少，我們對她的照顧甚至還不及醫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義。至少，事後他們可以打掃乾淨，得到完成一件工作后的滿足感。而我們則只能站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所受過的一切高深的訓練毫無用武之地。

我們的辦法很簡單，連續三個星期，我們按計劃調查了瑪瑪·那摸和大學醫院的男、女病房。每當接收一位新病人時，我們將對他或她進行檢查並作了病歷，然後抽血佯，以便作T4／T8的試驗。同時我們對已發現的病人進行檢查以便了解他們的病情。我們立即被所看到的情況所震驚。倒不是因為有很多類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經夠糟的了，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病人總是疾病的晚期。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美國和歐洲的艾滋病病例和1983年在金沙薩所看到的情況之間的主要區別。這裏的病人都因未得到及時醫療而感染，其癥狀都是晚期的，真慘。例如，有人整個一隻腳腫到正常尺寸的三倍，因為被黃色黴菌所感染。在西方，會對這樣的感染迅速進行消毒處理，而在這裏，病人等待著直到病情進一步發展到更嚴重的階段。在任何情況下，有效的抗菌葯在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是負擔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每日服用一片抗菌葯目前是15美元，這是金沙薩人兩周的工資，而他還必須有固定的工作。患有艾滋病的人沒有希望得到這種治療。

11月8日，我回到亞特蘭大並立即向我的主任加里·諾布爾（Gary Noble）及傳染病中心主任沃爾特·多德爾（Wa1ierDowdle）作了報告。聽我說完后，他們兩人都同意我應會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爾·福奇（BiIIF0ege）。就在這一年，福奇博士作為該機構的領導人，已經宣布離任。他的繼任人詹姆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來訪問「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請參加會議。此外，人體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HIV／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倫（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費雷德·墨菲（Fred Murphy）也參加了會議。運氣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聯繫的、研究艾滋病的主要角色在同一地點和時間相聚一堂。

希蘭特開始說，我一定完全都弄錯了。

因此，我開始告訴他有關這種病的情況。我告訴他，他的幾位有錢的同胞患有艾滋病，目前正在比利時的醫院里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陸軍上校、一位銀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釀酒廠的副總經理。部長開始表現出一些興趣，但我們還不能說服他重新考慮他的立場。那要等到將來我們收集到一些令人吃驚的情況之後。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離出來，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試驗來證明一名患者真正得了艾滋病。我們僅有的是艱巨的，高度技術性的T4／T8比例試驗，它測量感染免疫系統中T細胞的損失——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種癥狀。事實上，那時我們甚至不能確定艾滋病是一種病毒性感染，而沒有病毒也就無所謂抗體試驗。對於T4／T8試驗，我必須找一位技|師，不僅能做這種複雜的試驗，而且也能將所需的材料運到非洲，並在那裡跟在「疾病控制中心」試驗室一樣，進行試驗。我挑選了希拉·米契爾，她已和我一同在試驗室工作了兩年。雖然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勝任這項艱巨任務的人。我很高興他說我作了正確選擇。她不僅為我做了極為出色的工作，後來又繼續發展了一項獨特的職業，為發展中國家建立檢驗人體免疫缺損病毒的實驗室機構。

由於堅決拒絕承認艾滋病危機的真正範圍，里根當局使它自己成為病毒的同盟者。又過了一年，華盛頓方面的政策才開始轉變，任命C·埃弗里特·庫普（C·Everett Koop）為公共衛生局醫務長官。庫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對正確和錯誤有強烈的愛憎感，是一位偉大的醫生和客觀的科學家。他拒絕以思想意識來殆污公共衛生事業。

城裡的「自由婦女」

在我們準備出發去扎伊爾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體分部的領導約翰·貝內特（John Bennet）的電話。他現在是傳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約翰告訴我，除了我的小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由美國衛生研究所（NIH）的湯姆·奎因（Tom Ouinn）率領的艾滋病考察組已進入扎伊爾。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輕的昆蟲學家兼流行病學家名叫費雷德·費因素德（Fred FeinsOd）。費雷德正在埃及從事裂谷（Rift Vallev）熱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助手是來自安特衛普的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Prince leopold 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研究所的彼得·派奧特（Peter Piot）。雖然我從未見過湯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一同在扎伊爾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學家。他聰明地拒絕乘坐由兩名喝醉酒的飛行員駕駛的倒霉的直升機。我曾和那兩名駕駛員的棺材及他們悲痛的家屬同機飛回金沙薩。這些事是無法忘懷的。

在「城裡」，婦女掙錢的辦法之一是出賣自己。所謂的「femmeslibres」（「自由婦女」）並非必須是未婚女子，更常見的是寡婦、離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性就是被拋棄的婦女。她們沒有其它的供養來源，亟需金錢來養活自己和孩子們。說她們是「自由」的，是從這樣的意義來說的，就是她們可以提供隨意的「性」九_九_藏_書來換取金錢或禮物，而不是職業意義上的「妓|女」。這種區別很重要，「職業的」是指經常的工作，而「自由婦女」只是偶而為之。由於人口增長，經濟衰落，城裡的情況日益惡化，「自由婦女」現象越來越普遍。這隻是又一個例子，說明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加劇了對健康的危害。

我給「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報告中，認為艾滋病是扎伊爾的地方性流行病，70年代中期以來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結論是，根據醫生曾經遇到很多未能確診的體重下降和痢疾病例，結果患者無例外地在10年以後死亡。雖然他們把這種病歸因於結核病，但是回想起來，死因或許和艾滋病有關。在報告中最為引起爭論的部分里，我把這種疾病在扎伊爾的特徵說成是由異性接觸傳播。並且還說，沒有證據說明同性性關係或吸毒在傳播上起任何重要作用。我建議「疾病控制中心」和扎伊爾衛生部進行長期合作，在該國建立監測系統。最後，我向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在金沙薩或鄰近的剛果希拉柴維爾就這個問題召開一次研究會。這些建議後來都被採納了。

第二天我們一同乘薩貝納（Sabena）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金沙薩。我們組又吸收了兩位新成員：一位是來自安特衛普的試驗室技術員，另一位是亨利·台爾曼（Henri Thaelman），他是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的臨床醫生。組裡唯一未和我們同行的是希拉·米切爾，她直接從美國飛抵金沙薩與我們會合。在她的行李中有力我們項目建立T4／T8比例試驗用的工具。比利時人曾安排我們住在福美特羅，那正是我們在埃波拉病毒爆發時期曾經住過的機構。7年中該地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彼得和我個人有些不安；它令人想起過去的死者。顯然，中非及其與病毒的關係總有點特殊之處，這次將面臨什麼，且拭目以待。

卡利薩顯然不知道我們訪問的含義。他表現了高度合作的態度，並向我們保證，不管明早會議上部長可能會對我們說什麼，政府將允許我們進行第一階段的艾滋病研究，在扎伊爾，你不可能猜測政府將作如何反應，那裡總是有社會政治危機在醞釀之中。最近一次是經濟的。我們到達時，正好扎伊爾國家貨幣制單位——扎伊爾市發生戲劇性貶值。在我們到達的前一天，扎市對美元的比例從原先的5：1暴跌到30：1。貶值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由於扎市最大的面值是一元扎伊爾市，所以，人們如要去商店，就不得不帶著裝滿現款的提包和箱子。在金沙薩的第二天晚上，我們必須把公文包塞滿半元面值和一元面值的扎伊爾鈔票，以便在一家希臘餐館吃飯。我們感到就像黑手黨黨徒在進行分贓，但結果是不管我們有多少錢，只能點那麼有限的幾道菜。由於通貨膨脹並缺少外匯，菜單上很多菜是不供應的。此外，某些商品買下到，因為用來運輸這些商品的燃料價格急劇上漲。我們感到極為不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真正受害的總是窮人。扎伊爾大多數人民是靠吃木薯為生，那是一種主要成份為澱粉的、很容易生長的薯類作物，看上去像帶樹皮的大甘薯，但非洲的木薯都含有有毒的生物鹼，要溶解這種毒素，必須把它在流動的水中浸泡兩天。在這過程中，由於吸收了大量水份，使木薯的重量大增，——因此，運輸費用要貴得多。由於貨幣貶值和燃料價格猛漲，木薯的運輸價格高得使人不敢購買。因此城市貧民陷入飢餓狀態。

那瑪的家屬對那瑪的死，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淡漠。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因為她們很久以前就明白她註定要死，她們根本無能為力，或許只是抱著一線希望能夠出現奇迹，才求助於瑪瑪那模醫院。我們提不出任何幫助。

當時對有些人來說，這樣一個問題的本身就是侮辱性的。但是今天我們知道，對西方許多國家而言，回答是：「對的」。1996年，艾滋病是年齡在25至40歲的婦女中主要的死亡原因。

明顯地，行政當局的結論是很不同的。這是里根的時代。如果需要對艾滋病作出解釋的話，那麼這種解釋似乎必須是政治的和社會的要比我們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選民們將會不喜歡我們的信息。他們較為樂意接受「同性戀瘟疫」的概念；公眾開始了解這種疾病時，他們就是這樣給定名的，這個概念帶有自我滿足和醜惡的道德主義的味道。我們所建議的是，告訴他們，艾滋病的確是一種瘟疫，對於它無人能夠免疫。

還有幾個人參加這項活動。除彼得和湯姆外，美國全國變態反應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狄克·克勞斯（DickKrause），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主任盧克·凡·艾克曼（1uc Van Eyckmens），以及來自約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醫學院的一位流行病學家，他也是全美衛生研究所的成員。這些人不和我們一同去扎伊爾，但是組織似乎有些龐大。我可以理解克勞斯和艾克曼為何能在這裏，因為他們的組織向湯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但其他人呢？我猜想這種集會的規模是另一種跡象，表明科學界開始對艾滋病高度發生興趣——這種興趣既是幸事又是禍害。說是幸事，是因為大量的有價值的科學試驗得以進行；說是禍害，則是因為它會引起某些爭權的矛盾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爭吵和嫉妒。那位來自約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當他發表了有關如何選擇對照控制組的完全無用的迂腐的演講后，他的作用顯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報所開辦的流行病學初級班來了。然而會議的其它方面證明是更有價值的。至少當我們分開時，大家都感到能夠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這一點足以證明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

為read.99csw.com解除旅途中的疲勞，我們很早入睡。第二天早上我們計劃去會見美國大使館的科學參贊塞思·溫尼克（Seih Winnick）。他出奇地年輕，約30歲出頭，留著修剪得很好的小鬍子，還有一頭蓬亂的棕紅色頭髮。他的主要職務完全和科學無關——他實際的工作是在扎伊爾收集有關商業活動的情況——「科學參贊」只是他一長串頭銜中的一個。塞思承認他來沒有認為要做任何與科學有關的工作，現在他意識到這種情況將要有變化了。他為我們安排下午會見卡利薩·魯蒂，為第二天他自己會見衛生部長鋪路。作為一個初學者，他做得很好。

兩年後的1987年，我參加了後來很有名的「波托馬克河會議」（Meetng on the Potomac）。那是在河邊的漂亮的帳蓬里舉行的。我是幾名被邀請的、幸運的——或者上當的——來賓之一。不是說集會的發起人沒有好的意圖。值得讚揚的是，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擔負起整個會議的組織工作。當庫普進入帳蓬時，他受到雷鳴般掌聲的歡迎，以表示讚賞他所做的一切。但當里根總統站起來致辭，並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承認艾滋病是美國公共衛生的主要問題時，卻受到敷衍的掌聲，夾雜著發自內心的呸聲和噓聲。應當承認，觀眾中，包括很多學術界人士，可能有黨派觀念強的人，但很多出席會議的醫生並不真正以其對民主黨的支持而出名。他們對里根當局在處理艾滋病危機問題上所犯的不可饒恕的疏忽感到吃驚。當然，還有幾個更為鮮明的政治戰勝真理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衛生部部長瑪格麗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於1985年作出的大胆的，雖然是魯莽的宣言，聲稱將於兩年內提供艾滋病疫苗。

嗣後幾年，在其它國家中也聽到官員們同樣的論點。對一些人特別是當權者，很難讓他們理解艾滋病的衝擊力，直到這種病已橫掃他們的國家時。幾年後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衛生部官員到一個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親自看看，要是他們對一種傳染病不採取措施，將會發生怎樣的後果。至少奇巴蘇博士很明智地允許我們進行初步階段的調查。他正像卡利薩所預計的那樣做了。

在希臘餐館用餐時，我開始進一步詢問湯姆和彼得有關艾滋病在美國的危險因素情況。我們對於這種傳染病的研究還處於旱期階段，對它們的情況所知不多。他們極為高興地告訴了我。當他們談到有關日金山浴室中的事以及關於大量同性戀者和幾百個毫不相識的伴侶發生性關係的嗜好時，我不知道想什麼好。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而且不只是我一個人如此。我從眼角望出去，可以看到鄰桌的每一個人似乎都在認真地傾聽著每一句話，這不僅是因為湯姆和彼得極為生動的描述。倘若你是專門研究通過性傳播的疾病（STDS）的，你必然會聽到一些驚人的信息。

正當我們在瑪瑪·那模和大學醫院病房真正開始工作時，我們組減少了一個人。湯姆·奎恩被召參加在丹麥舉行的會議，在我們完成調查工作前不能再回到扎伊爾。（然而在以後的幾年中他仍是組裡重要的成員）。因此，組裡只有我，彼得，亨利·台爾曼和費雷德·費恩索德。希拉負責試驗室工作。我們的調查工作是緊張的。每天我們必須對病人進行體檢並收集樣本，在下午前將材料送到試驗室。我們能給希拉的時間越多越好，她的試驗程序需幾個小時。我們用一個臨時裝配的設備將細胞和樣本置於合理的條件下加以冷凍和保存以備將來使用。這套裝置包括一個液體氮氣罐，一般溫度是-200C（-328F）。但是如果將細胞直接放進這樣溫度的液化氮中，他們冷凍得太快，會膨漲並爆裂開來——這將使我們不能用冷凍的方法達到保存的目的。因此我們將裝細胞的小瓶侵入一種特殊介質中，然後裝進厚紙袋中慢慢地不是浸人液化氮而是浸入它的蒸汽，真的溫度是-80C（-112F），蒸氣要暖和的多。這就像我們跳進游泳池之前先把腳弄濕一樣。但是液氮蒸氣要遠遠比這個來得更冷。倘若把腳浸入氮氣中就會凍壞。我們將細胞暴露在液氮蒸氣中幾小時直到它們緩慢地、均勻地凍結。程序是費時的，我們很少在晚上八九點鐘前完成。試驗室的工作既費時又乏味，但希拉都承擔了下來。雖然她對研究T4／T8細胞有相當技能，但每天晚上要坐在顯微鏡下兩三個小時，使她的眼睛和背部受到傷害。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工作——精密、細緻的工作，但也是艱苦的。

我們在金沙薩的發現得到整個在非洲進行的類似調查所得結果的支持，特別是在盧安達。現在世界必須面臨一個令人不安和吃驚的現實。我們對我們發現的結果進行思考，並加以仔細討論。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薩發現了異性傳染的艾滋病，那麼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現它。直到這個時候，特別在美國，艾滋病幾乎完全只和同性戀者、吸毒者以及其他邊緣地區的人群有關。它被認為不會影響到「主流」人群。

感覺到可能有一場瘟疫正在醞釀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組領導人吉姆·柯淪（Jim Curran）對這種情況進行過討論。他也認為在扎伊爾一定還有非常多尚未發現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應當對簡所作的報告繼續採取行動，並向我保證「疾病控制中心」將給予支持。於是，1983年7月，我給美國駐金沙薩大使館發了一個電報，該電報轉給了住美國商務處的科學參贊塞斯·溫已克（Seth Winnick），我請他與衛生部首席顧問卡利薩·魯蒂（Kolisa Rufi）聯繫。利用大使館作ｒｅａｄ•９9ｃsw.ｃｏm中間人，我可以使魯蒂了解在比利時發生的最新情況。然後，我請他考慮能否由政府批准讓我們到扎伊爾去進行一次調查，9月份，我們獲得了他的同意。

在我的經歷中，沒有同70年代同性戀者生活有關的部分。即使我有在扎伊爾的經歷——那裡的性習俗實行的完全是一夫多妻制，是西方所厭惡的，也使我對像彼得和湯姆在吃肉未燒前片和填滿葡萄葉餡以後所提供的那信息感到意外。因為在扎伊爾的性行為和湯姆及彼得所描述的舊金山的情況是那樣不同，我很難相信這種病竟在兩地以同樣方式傳播。確實，扎伊爾大多數病人去比利時求治艾滋病的都是男性，他們似乎是異性戀者。我還懷疑這種病是否專門為男性所感染。我猜想這僅僅是經濟因素造成的，因為男人控制了大部分金錢，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一路旅行到比利時並能擔負醫療費用。

我認為我的解釋是充分說理的，卻未能動搖希蘭特。他似乎決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論，只要讓異性患者擺脫與艾滋病的關係就行。我們的談話約20分鐘，但可以說沒有給他留下任何印象。我被華盛頓方面那樣深度的不信任——或者，還不如說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當然，當時在場的每個人和我都理解我們提出的證據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質，並認識到迫切需要採取行動。

對我來說，波托烏克河會議是個轉折點。我已經在病毒性出血熱方面有所建樹；我已在從事一項我所喜愛的項目，對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動。我無意放棄我感興趣的領域去從事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經建議在扎伊爾對這種病進行長期研究。我決定或許我應該是將這項研究工作搞起來的人一——這樣決定也許並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該怎麼辦呢？

他說：「你們的發現一定有另外的解釋。你們是否考慮過其它疾病媒介？比如蚊蟲？」

奈斯特醫生給那瑪進行了脊椎抽液並將脊髓液體樣本送到試驗室。在顯微鏡下，在黑色印度墨水的背景下顯現出成百上千個圓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個明顯的標誌，證明那瑪確實患了囊球菌腦膜炎。這種微生物從字義上說就是糖衣裹著的黴菌，它生長在病人的脊髓中。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必需的藥品來醫治這種病，在任何情況下，在扎伊爾，沒有人能買得起這種藥品。注射劑的毒性很高，而片劑則一片葯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們無能為力地看著那瑪走向死亡。

會見是從一個非常有趣的情調開始的。奇巴蘇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熱誠地向我們致意。他並不掩飾他的懷疑態度。他告訴我們他要處理的問題已經超越他的能力，如瘧疾、營養不良、痢疾、結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語說：「不要期望你們所感興趣的問題能引起我們的興趣或支持。我們甚至不能對付我剛剛講過的那些問題。」我馬上看出艾滋病對他是一個未知數，對於這種病將對他的國家和人民構成怎樣的威協，他心中無數。

在我們調查的第五天，一位20歲的婦女昏迷不醒地被送進卡皮塔醫生的醫務室。她的家屬告訴我們她已病了幾個月，發高燒，體重明顯減輕並劇烈咳嗽。他們說過去兩周里，這些癥狀繼續發展，她開始感到劇烈的頭痛並昏昏欲睡。當他們實在不能把她喚醒時，才決定送到瑪瑪·那模醫院。就這樣我們和那瑪（Yema）相逢了。

「我不認為我們取得的證據支持關於蚊蟲的說法，先生。」我說道，「至今為止，我們在兒童中很少發現有這種病。兒童受蚊蟲叮咬的次數和成年人一樣，可能還多些。這就是為什麼兒童患瘧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蟲傳播的，我們不會在人群中看到這種有規則的分佈，至於瘧疾，你可以看到一個無規則的分佈。我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瘧疾；只是取決於誰被蚊蟲咬過。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疾病具有明顯的感染鏈，並且是圍繞著性接觸。在兒童或老年人中沒有發生任何這種情況。」

我們首先的任務是在金沙薩找一處能夠建立一個實驗室的場所。它必須讓我們能夠方便地得到清凈的水和充足的電力。我們也必須決定為我們的研究將去考察哪幾家醫院。該城兩家主要醫院是瑪瑪·那模醫院（紀念蒙博托母親的），和地處郊區的大學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大學醫院主要為比較富有的人服務，而瑪瑪·那模醫院則是為金沙薩絕大多數窮人服務的。在發生埃波拉瘟疫時，我的朋友比爾·克洛斯（Bill C1ose）正在該院任院長。比爾已於1977年離開扎伊爾並和他的可愛的妻子定居在美國懷俄明州的大派尼（Big Piney）城。他現在是一名家庭醫生，並已是社區人們崇拜的對象。

在三周考察中，我們發現那瑪是幾個類似情況中唯一的一個病例，而腦膜炎只是該病的一種癥狀。我們看到，病人癥狀的範圍之大是驚人的，像扎伊爾這樣貧窮的國家，艾滋病患者根據權利期望得到的那種醫藥方面的幫助是享受不起的，這些窮苦的人們得病後直到病情發展到十分危險的地步，才來到公立醫院。這些是我們眼前發生的人間悲劇，有些人嘴和舌頭劇痛，以至不能進食。那些能吃幾口食物的人則會突然得急性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們的皮膚出現大面積的皮疹。在他們身體的內部和外部都出現大面積的感染的真菌團塊。即使感染不包含貪婪的酵母細胞，還會有其它寄生蟲準備吞噬活人的腦子。該有一個患者明白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或為什麼會發生？而我們呢？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在恐怖中注視。我們作為醫生的作用降為顧慮重重的觀察者和文件的精確的記錄者。我們希望，倘若我們能夠理解所觀察到的過程，那麼，或許有朝一日有人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