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幾十年的文字工作，我覺得非常疲倦。我沒有像劉大任那樣想過「師友當中，有幾個人曾給過我關鍵時刻的幫助」；我只依稀看到「文學的莊嚴」在殘紅的晚霞中浮現出斑斑的餘輝；四野未黑，遠處竟已傳來風聲狼嗥。可是我完全理解大任心中的不甘。他讀杜詩以消永晝，讀到「艱難苦恨繁霜鬢」一句，不覺啞然。他說：「千年不九*九*藏*書壞的句子，在眼花繚亂的現代文明世界里，依然有它的地位。所謂『文字消失、文學滅亡』的種種危言（微詞？），看來『聳聽』的成分多過『大義』」。他說如果還有一點成績，該是因為他記得他母親常愛說的一句話：「人心是肉做的」。文字該也是肉做的。現代文明世界漸漸淡忘文字的這一層功能，總是想九*九*藏*書把文字凝固成鋼鐵、成塑膠，鑲進冷冰冰的軟體硬體之中。

十多天前在台北報上看到劉大任為他的《劉大任作品集》寫的自序，題目叫做《艱難苦恨繁霜鬢》。大任只年過半百，不到花甲，作品集並非全集，「表示猶有待焉」。這篇自序不長，卻掩蓋不住他胸中的孤憤和企盼：「我們這一代，『救國』、『救世』不是目九-九-藏-書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他說他在第一本書《紅土印象》里寫過一句憤怒青年的表白：「這樣一個缺乏師友的時代，誰來喚醒你？」步入中年的大任其實並未釋然。他受過魯迅、屠格涅夫、海明威、谷崎潤一郎乃至巴金、貝多芬、布拉姆斯的啟發，還有父親的鞭策、老師的開導、同學的影響；最動人的是「詩人秀陶給我打開一面窗子，reａｄ•9９csw•coｍ讓我明白體驗了美的感動」，「同老友郭松棻的多年交談里，我感受到文學的莊嚴」。「然而，總的來說，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素養，是不及格的」，他說。

十年前我寫過一篇小品，題為《文章似酒》，說到那年春節后收到劉大任從紐約寄給我的《秋陽似酒》，喜悅之情盈然注滿心頭。 我說：「我非常喜歡劉大任這批袖珍小說，一年前他寄九_九_藏_書第一篇《鶴頂紅》給我發表的時候，我一讀再讀，覺得小說寫到這樣簡潔這樣深遠，真可以當詩下酒了，難怪楊牧點出『當年劉大任的詩句勾划著小說的情節，如今他的小說為我們兌現了詩的承諾』。大任說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賈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劃時代』文體和自以為是的滔滔雄辯，下筆於是不惜削、刪、減、縮；真是妙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