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普希金紀念像時有俄國整個知識界參与和贊助，而來參加揭幕慶典的又有我國這麼多優秀人物，國家、政府、科學界與文學藝術界的代表，——我認為這一紀念像乃是我國社會對它的一位最可敬的成員的充滿感激和愛戴的表現。我想儘可能簡單扼要地說明一下這種愛戴的涵義和重要性。

這裏不是論列他的具體作品的地方，也不是論列的時候：別人會比我做得更好。我只想指出，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給我們留下許多範例和典型（天賦才能的又一個無可懷疑的特徵！）——後來我國文學中發生的那些事物的典型。不妨回想一下《鮑里斯·戈都諾夫》中小酒店的場景、《戈羅欣諾村的編年史》等等。像皮緬和《上尉的女兒》的主要人物等形象，不是證明在普希金的腦海里，過去種種也像現在以及他預先意識到的將來那樣栩栩如生嗎？

然而普希金也未能避免作為創始者的詩人藝術家們的共同命運。他曾受到他的同時代人的冷遇，後來的幾代人更加遠遠地離開了他，他們不再需要他，不再接受他的教導，直到不久前才發生明顯的變化，人們又回過頭來讀他的詩了。普希金自己也曾預感到讀者的這種冷遇。大家知道，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在他的創作的最佳時期，他已經幾乎不再同讀者談心，寧願讓《銅騎士》這類作品留在書包里。有些讀者習慣於把他看作一個歌喉優美的詩人、一隻夜鶯，他不能不對他們感到某種程度的輕蔑……然而我們又怎能責怪他呢？你想，連巴拉滕斯基這樣敏銳的聰明人，當他負責與別人一起整理普希金的遺稿時，在他寫給一個也很聰明的朋友的信中，竟會毫不懷疑地驚呼：「你能想象得出所有這些長詩里最使我驚訝的是什麼嗎？思想的豐富！普希金是一位思想家！怎麼能料到呢？」這一切普希金都預感到了。證據就是他著名的十四行詩（《致詩人》，1830年7月1日）。請允許我向諸位念念這首詩，雖然你們每個人肯定都很熟悉它……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想用這些金子般的詩句，來裝點一下我這篇內容貧乏而又索然寡味的演說：

是的，普希金是一位中心藝術家，他貼近俄國生活的最中心。他的這一特點，應當說是由於他能夠匠心獨具地借用他國的形式，連外國人也承認我們有這種強大的力量，雖然他們不無輕蔑地稱之為「同化」能力。這一特點使他有可能創造出《吝嗇騎士》的獨白，這獨白恐怕連莎士比亞也會自豪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普希金的詩人氣質中，這種激|情與平靜的獨特交織，或者說得準確些，他的才能的這一客觀性（他個人的主體性僅僅表現為內心的熱與火），也同樣是驚人的。

普希金是俄國第一位詩人藝術家。藝術，就這個詞的廣義來講，理應包括詩歌，——藝術是理想的再現與體現，而理想又是人民生活的基礎，並決定著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面貌，因此藝術是人的一種根本屬性。在大自然本身中，就已經可以感覺到並顯示出，藝術（技藝）雖然也是一種模仿，但在民族存在的最早期，它就作為某種富於人的特點的東西而具有一種靈性。石器時代的野蠻人，當他用燧石的尖端在被他用來做某種工具的骨片上刻出一個熊頭或駝鹿頭時，他就已九-九-藏-書經不再是野蠻人，不再是動物了。但是，只有當一個民族通過其優秀人物的創造力，能夠自覺地在自己的藝術、自己的詩歌上有充分而獨特的表現時，它才能宣稱它完全有權在歷史上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它才能擁有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聲音，——它才能與承認它的其他民族友好交往。無怪乎希臘被稱為荷馬的故鄉，德國被稱為歌德的故鄉，英國被稱為莎士比亞的故鄉。我不想否認民族生活的其他表現（例如宗教、國家等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剛才指出的那一特點，卻是由民族的藝術、詩歌賦予該民族的。這絲毫不足為怪：一個民族的藝術是它的活的、有個性的靈魂，是它的思想和最高意義上的語言；藝術獲得充分表現后，就會比科學更容易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就因為藝術是個有聲的、人性的、能思維的靈魂，並且是永生的靈魂，因為它能夠比它的軀體、比它的民族活得更長久。希臘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呢？它把靈魂留給了我們！宗教的種種形態，以及隨後的科學的形態，也能夠比產生它們的民族存在得更長久，但這是由於它們中有共同的、永恆的東西；而詩歌、藝術則是由於其中有帶個性的、活的東西。

我再說一遍，普希金是我國第一位詩人藝術家。詩人是民族本質的充分表現者，他身上融合著這一本質的兩個基本因素：感受性因素和首創性因素，我還要冒昧地補充一句：女性因素和男性因素。我們俄羅斯人比其他民族較晚進入歐洲大家庭的圈子，因此這兩個因素有其特殊的色彩；我們的感受性是雙重的：既表現在對自己生活的感受上，也表現在對其他西歐民族的生活及其全部物質財富的感受上，但物質財富這果實有時對於我們卻是苦澀的。而我們的首創性也有一種特殊的、不平衡的、忽起忽落的，有時卻是天才的力量：它既須同外來的複雜情況又須同自身的矛盾作鬥爭。諸位先生，比如彼得大帝，他的天性似乎與普希金本人的天性相近。無怪乎普希金對他抱有一種愛戴與景仰的特殊感情！我剛才所說的雙重感受性突出地反映在我們這位詩人的一生中：他先是出生在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後來又在皇村學校接受外國教育，受到當時浸透了外來原則的社會的影響；接著是伏爾泰、拜倫和一八一二年偉大的人民戰爭；再以後就是遠走俄國內地，深入人民生活，接觸人民的語言，聽那位著名的老保姆講民間故事……至於首創性，那它在普希金身上早被喚醒了，而且很快就失去了探索的、模糊不清的性質，變成自由的創作。巴秋什科夫在讀了他的哀詩「一層層飛跑的雲，變得稀薄了」之後，驚呼：「這傢伙！他竟會這樣落筆！」——當時他還不到十八歲。巴秋什科夫說得對：俄國還沒有一個人這樣寫過。也許，巴秋什科夫在驚呼「這傢伙」之後，已經模模糊糊地預感到，他的某些詩句和短語將被稱為普希金體，雖然它們早在普希金體以前就出現了。有句法國俗話說得好：「Le génie prend son bien partout où il le trouve」。普希金獨立不羈的天才很快（如果不把為數不多和無關緊要的特例算在內的話）就從模仿歐洲的榜樣和假冒民間風格的誘惑中解放九*九*藏*書了出來。假冒民間風格，以及一般地假冒民間性——就像屈從於外國權威一樣，是不適宜的和沒有好結果的：能夠最好地證明這點的，一方面是普希金的童話，另一方面是《魯斯蘭與柳德米拉》，大家知道，這都是他最差的作品。模仿他國權威是不適宜的，對此當然所有的人都會同意；但是也可能有某些人提出反對：一個詩人如果不在自己的作品里經常想到本國人民，並以他們為目標，那他永遠也成不了人民詩人：人民，老百姓，就不會讀他的詩。但是諸位先生，又有哪位偉大詩人是被我們稱之為老百姓的人閱讀的呢？德國老百姓不讀歌德，法國老百姓不讀莫里哀，連英國老百姓也不讀莎士比亞。讀他們的作品的是他們的民族。任何藝術都把生活上升為理想：那些站在普通日常生活基礎上的人，是停留在這個水平以下。這是一個需要攀登的高峰。不過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亞仍然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詩人，即民族詩人。我冒昧地打個比喻：例如貝多芬或莫扎特無疑是德意志的民族作曲家，他們的音樂主要是德意志音樂；然而在他們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你不僅找不到借用老百姓音樂的痕迹，甚至也沒有與它相似的地方，就是因為這種民間的、還處於自髮狀態的音樂已經化為他們的血肉，使他們充滿活力，而且像他們的藝術理論似的淹沒在他們之中，就如同，比方說，語法規則消失在作家的活的創作中一樣。在某些離日常生活的基礎更遙遠、更加封閉的藝術領域，「民間」這一名稱本身更是不可思議。有民族畫家如拉斐爾、倫勃朗；民間畫家則是沒有的。我要順便指出，在藝術、詩歌和文學中，只有弱小民族，還沒有成熟或者尚處於被奴役、被壓迫狀態下的民族才會提出民間性這一口號。它們的詩歌應當為另一些當然是最重要的目標服務——為維護它們的生存服務。謝謝上帝，俄羅斯並不處在這樣的境地；它不弱小，也不為其他民族所奴役。它無須為自己的生存擔心，也無須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獨立；它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因此甚至喜歡那些向它指出缺點的人。

正是俄羅斯的！他的詩歌的本質與全部屬性都符合我國人民的屬性和本質。更不必說他的語言的陽剛之美、鏗鏘有力和明快清晰——這是一種坦率的真話，沒有虛假和藻飾，簡單樸素，感情誠摯正直，——在普希金的作品里，俄羅斯好人的所有這些好的特點不僅使我們（他的同胞們），而且也使那些能了解他的外國人感到吃驚。這類外國人的評論很寶貴：因為它並不是出於一種愛國熱情。法國著名作家梅里美是普希金的崇拜者，他幾乎是在維克多·雨果本人在場的情況下，毫不躊躇地稱普希金是當代最偉大的詩人，有一回他對我說：「你們的詩歌尋求的首先是真，美是在後來自然而然出現的；我國的詩人則與之相反，走的是一條完全相反的路：他們孜孜以求的首先是效果、風趣、華麗，如果在這一切之外還有可能不致損害真實的話，說不定他們也會加上這點作澆頭」……他又加了一句：「普希金的詩好像是奇迹般從最冷靜的散文中自然而然地發育繁榮起來的。」也是這個梅里美，還經常用一句著名的格言「Proprie communia dicere」來形容普希金，認為這種能夠別出心裁地說出人人都知道的東西的本事，乃是詩的本質——理想與現實相調和的詩的本質。他還將普希金與古希臘詩人相比，指出他們無論描寫形象還是描寫事物，在形式與內容上都是渾然一體，不作任何解釋和道德結論。記得有一次他讀《毒樹》，在讀完最後四行詩時說道：「任何當代詩人寫到這裏都忍不住要作些評論。」梅里美也讚賞普希金能夠in medias res立刻「抓住要害」（正如法國人所說的那樣），並舉出普希金的《唐璜》作為這項技巧的典範。九-九-藏-書

普希金不可能什麼事情都做到。不要忘了，他一個人必須完成兩樣工作，而在其他國家，這兩樣工作常常相隔整整一個世紀，甚至更多，那就是確定語言和創立文學。此外，他還受到殘酷的命運的重壓，這命運固執地、幾乎是幸災樂禍地迫害著我國的優秀人物，當它從我們手裡奪走他的時候，他還未滿三十七歲。他在臨死前幾個月的一封信里說道：「我的心靈開闊了：我感到我能夠創作。」讀到他這句話，叫人不由得深深地悲傷，心中陡地升起一股無名火。我能夠創作！就在這時候，斷送他正當鼎盛期的創作的那顆愚蠢的子彈，已經在鑄造了！也許，預定用來殺死另一位詩人的另一顆子彈，當時也已經在鑄造了，——他是普希金的繼承者，導師被害激發他寫出一首著名的憤怒的詩，從此登上了文壇……但是我不想多談這些悲劇性的偶然事件，正因為出於偶然，才更具悲劇性。讓我們從這片黑暗回到光明，回過頭來談談普希金的詩吧。

諸位先生！

然而普希金在這裏說的並不完全正確，——特別是對於子孫後代。問題不在「笨伯的指責」，也不在「世人的冷笑」；受冷遇的原因還要深刻些。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只要提醒諸位一下就行了。這原因在於世道變了，在於社會的歷史發展，在於從文學時代進入政治時代的新生活所由萌發的環境。產生了出人意料和儘管出人意料卻是合情合理的願望，產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抗拒的需求，出現了不能不回答的問題……當時人們顧不上詩，顧不上藝術。只有一些文學迷才會同樣讚賞《死魂靈》和《銅騎士》或《埃及之夜》，新生活的渾濁但卻洶湧澎湃的波濤衝過他們身旁奔騰而去。普希金的世界觀顯得褊狹，他對我國的有時是官方的榮譽的熱烈讚頌顯得陳腐，他那正統的分寸感與和諧感也變得冷冰冰的落後於時代了。人們從白色大理石的神殿里（詩人是這神殿的祭司，不錯，那裡點著火，但在祭壇上點燃的……只是神香）出來，走到熱鬧的集市，可那裡需要的只是掃帚……而且掃帚也找到了。用普希金的說法，詩人就是回聲，詩人就是中心，他自己嚮往著自己，像平靜的生活一樣是肯定的，——他被作為喉舌，作為離心的、嚮往著別人的、像變動的生活一樣是否定的詩人所代替了。普希金的最主要和最早的闡釋者別林斯基，被不大重視詩歌的其他評論家所代替。我方才提到別林斯基的名字，——雖然不管稱讚誰，今天都不應該與稱讚普希金並列，但是，當你們知道命運正好讓他於五月二十六日去世，而這一天恰好是普希金的生日，而別林斯基又認為普希金是俄羅斯天才的最高表現，你們想必會允許我說幾句讚許的話來紀念這位傑出的人物吧！——現在再回過頭來進一步談談我的想法。萊蒙托夫的聲音很快絕響以後，果戈理成了人們思想的主宰，「復讎與悲傷」的詩人發出了呼聲，其他的詩人也追隨著他，帶領日益壯大的後輩前進。依靠普希金的創作取得公民權的藝術及其無可置疑的存在，以及由他創造的語言，——都開始為社會制度十分必需的其他原則服務了。許多人曾經認為並且至今還認為這個變化純然是一種衰敗；但是我要冒昧地指出，衰敗、崩潰的只是一些死的無機物。活的東西則在發生有機的變化——成長。俄國正在成長，而不是在衰敗。這樣的發展，如同任何成長一樣，不可避免地總會伴隨一些疾病、惱人的危機和最嚴重的、乍一看無法解決的矛盾，——看來，這已無須證明；教會我們懂得這一點的不僅是全國的歷史，甚至還有每個個別人的歷史。科學本身也告訴我們疾病是難免的。只有過時的或近視的人才會對此驚慌不安，為失去從前那種畢竟相對平靜的狀態而痛哭，竭力想恢復它，同時要別人也去恢復，即便是使用強制手段。在人民生活中那些被稱為過渡期的時代，一個能獨立思考的人，一個自己祖國的真正公民，應當不管艱難困苦和常見的道路泥濘，勇往直前，但在前進中一刻也不能忽視整個社會生活賴以建立的基本理想，因為他是這個社會的積極的成員。十年和十五年以前，把我們大家吸引到這裏來的這次慶祝會，也可能作為一個公正的行動和表示社會對詩人的感謝而受到歡迎；但是也許就不會有我們大家（不分身份、職務和年齡）現在深深體驗到的這種同心同德之感。我已經指出青年人又回過頭來閱讀和研究普希金這一可喜的事實；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眼前已連續走過好幾代人，對於他們，普希金的名字只不過是許多註定要被遺忘的名字中的一個。然而，我並不想苛責這幾代人：我曾簡略地描述為什麼這種遺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為詩歌熱的回歸而高興。我們所以高興，主要是因為我國青年的回到詩歌上來，並不是像悔過者那樣，由於希望落空而懊喪，又為自己屢犯錯誤感到心力交瘁，從而想在過去被他們摒棄的東西中尋求寄託和安慰。我們寧願把這回歸看作至少是某種滿足的徵兆，或者看作一種證據，證明眾多的目標中（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而犧牲一切於事無補的東西，把整個生活納入一個軌道，——這樣做，不僅被認為是可以容許的，而且是必要的），——這類目標中至少有一些被認為已經達到，將來還要達到另一些目標，——現在已沒有任何東西妨礙以普希金為主要代表的詩歌在社會生活的其他合理表現中佔據自己的合理地位了。有過一個時期，美文學幾乎是這生活的惟一表現，隨後又來了個美文學完全退出舞台的時代……原先的領域過於廣闊，接著又縮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詩歌能找到自己的天然疆界，才會永遠確定下來。在老而不朽的導師（我對此堅信不疑）的影響下，藝術規律、藝術手法將重新發揮它的威力，——不過——誰知道呢？也許會出現一個新的、尚不為人知曉的精英，他將超過自己的導師，完全配稱為具有全世界意義的民族詩人，這一稱號我還沒有下決心獻給普希金，雖然我也不敢從他那裡把它奪走。九_九_藏_書九_九_藏_書

無論如何，普希金對俄國的功績是偉大的，理應得到人民的感戴。他對我們的語言進行了徹底的加工。現在俄語就其豐富、有力、邏輯性以及形式的美而言，甚至被外國語文學家公認為幾乎是繼古希臘語之後首屈一指的語言；他用典型的形象、不朽的聲音對俄國生活的各種潮流作出了反應。他終於第一個用強有力的手把詩歌的旗幟深深插在俄國的土地上；如果說在他死後掀起的鏖戰的煙塵使這面光輝的旗幟暫時黯淡了的話，那麼現在，當這煙塵開始消散，由他樹立的戰無不勝的大纛又在高處熠熠閃耀了。但願建立在古都心髒的這座卓越的銅像能像他本人一樣光芒萬丈，並向子孫後代宣告我們有權被稱為偉大的民族，因為在這個民族中除了其他的偉人以外，還誕生了這樣一個人物，人們談到莎士比亞時說過：任何一個新學會識字的人，都必將成為他的新讀者，——我們同樣希望我們的後代能滿懷愛心，在普希金的塑像前停下腳步，懂得這愛心的意義，並以此證明，他也像普希金一樣，成了一個更具俄羅斯氣派、更有教養、更自由的人！諸位先生，但願這最後一個詞不會使你們感到驚訝！詩歌具有一種促進自由的精神力量，因為它能使人變得高尚起來。我們同樣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現在不讀我們這位詩人作品的我國平民子弟，也會懂得普希金這一名字意味著什麼！——他們將自覺地重複我不久前聽人不自覺地隨口說出的一句話：「這是一位導師的紀念像！」

我再回過頭來談普希金。有一個問題：他能否像莎士比亞、歌德等一樣被稱為民族詩人呢？對此我姑且不作結論。但是毫無疑問，他創造了我們的詩歌語言、我們的文學語言，因而我們和我們的後代只須沿著他的天才開闢的道路前進就行了。從我上面說過的話里，你們已經可以確信，我沒法同意某些當然是認真負責的人士的意見，他們硬說，真正的俄羅斯文學語言根本不存在，只有俄國的老百姓才能把這種語言連同其他救國救民的制度一起給予我們。相反，我們卻在普希金創造的語言里發現了生命力必須具備的一切條件：在這種優美的語言里，俄羅斯的創造精神與俄羅斯的感受性和諧地融合在一起，而普希金本人則是一位優秀的俄羅斯藝術家。

這一切都言之有理……但是我們能不能有充分根據地把普希金稱為具有全世界意義的民族詩人（這兩種說法常常是一致的），就像我們稱呼莎士比亞、歌德和荷馬那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