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頓—戈爾政府關於殺蟲劑的新政策有很多設計師。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名婦女。1952年，她從中層公務職位辭職，全身心投入寫作。卡遜的精神指引著本屆政府所有重要的環境會議。可能我們無法立即達到她的期待，但我們正沿著她的指引前進。

《寂靜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子，並且已經蓄積成為空前強大的力量。1964年春天，蕾切爾·卡遜去世后，一切都清楚了，她的聲音永遠不會沉寂。她喚醒的不只是我們的國家，而是整個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標志著現代環保運動的開始。

蕾切爾·卡遜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寂靜的春天》里所提出的關切內容。她讓我們重拾在現代文明中幾乎消失殆盡的基本觀念：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融合。這本書就像一道光亮，照向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在《寂靜的春天》的最後幾頁，卡遜借羅伯特·弗羅斯特詩歌里「少有人走過的路」，描述了我們要作的選擇。一些人已經走上那條路，但很少有人像卡遜一樣領著世界前行。她的辛勞、她揭示的真理以及她激發的科學與研究，不僅是限制殺蟲劑使用的有力論據，也是個人能夠創造巨大價值的有力證明。

這些化學品的衛士無疑會作出傳統的回應：在人類身上的研究沒有發現化學品和疾病的直接關聯；巧合不等於因果關係（儘管一些巧合強烈地要求作出謹慎的決定，而不是魯莽行事）；動物實驗的結果並不一定適用於人類。這些回答讓我們想起了蕾切爾·卡遜從化工工業及其資助的大學科學家得來的回應。她早已預料到這樣的回應，並在《寂靜的春天》里寫道：「公眾服下了摻著半真半假事實的鎮定藥片。我們迫切地需要結束這種虛假的安慰，停止為醜惡事實裹上糖衣的行為。」

顯然，明智的殺蟲劑使用方法要平衡危險與利益的關係，並考慮經濟因素。但是我們也要排除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標準要明晰而嚴格，檢測要全面而可靠。長久以來，我們設立的兒童殺蟲劑殘留容忍值一直是應有水平的幾百倍。怎樣的經濟效益才能證明其合理性？我們不僅要檢測化學品對成人的影響，還要檢測對兒童的危害。不同化學品組合的效應也要檢測。檢測化學品不僅是為了減少恐懼，更是為了減少必然會令我們恐懼的東西。

本書作者曾是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的一名海洋生物學家。不出意料，從環境污染中獲利的人紛紛抵製作者和她的書。一些大型的化工公司企圖阻止《寂靜的春天》出版。《紐約客》上摘錄了此書的片段后，馬上有人指責卡遜是歇斯底里的、極端的女人。直到今天，問起那些從環境現狀謀利的人們，仍會聽到各種謾罵（1992年我競選的時候，被人們叫作「臭氧人」，這可能不是一種讚美，但我卻感到非常光榮。我意識到，提出這些問題會不可避免地激起猛烈的或是愚蠢的反應）。當這本書廣為人知的時候，反對作者的httpｓ://reaｄ.９9ｃsｗ.com力量變得更加可怕。

多數情況下，殺蟲劑工業中的強硬派已經成功地推遲了《寂靜的春天》呼籲的保護措施。這些年來，殺蟲劑工業仍受到國會的縱容，實在令人震驚。關於殺蟲劑、殺菌劑、滅鼠劑的法規比食品和藥品的標準寬鬆得多，而且國會故意增加了法規的實施難度。在制定殺蟲劑安全標準時，政府不僅考慮它們的毒性，還會考慮它們的經濟效益。這種模糊的考量增加了農業產量（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卻可能導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和神經系統疾病，而且把一種有害的殺蟲劑從市場上清除需要5到10年時間。新型殺蟲劑，即使毒性更強，只要比現有殺蟲劑效果稍好，就會得到批准。

依我看，這有點「在低地住久了，因為一點點上升就會自滿」的感覺。現有的體制就像浮士德式的交易——犧牲長遠福祉，獲取短期利益。我們有理由相信短期利益確實很短。許多殺蟲劑並不能使害蟲滅絕，也許在開始階段害蟲有所減少，但它們最終會通過基因突變而逐漸適應，這樣殺蟲劑就失去了作用。此外，我們只研究了殺蟲劑對成人的影響，而忽略了更容易受到傷害的兒童。我們只是孤立地研究每種殺蟲劑的效用，而沒有研究它們之間的反應，而這正是我們的田地、牧場、河流中潛在的巨大危險。基本上，我們繼承了一個法律與漏洞並存、行動與延誤同在的體系，其表面往往難以掩蓋政策失敗的真相。

作為一名民選的官員，為《寂靜的春天》作序令我感到十分卑微，因為蕾切爾·卡遜的著作是一座豐碑，它證明了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加強大。1962年，《寂靜的春天》剛出版的時候，公共政策里還從沒出現過「環境」這樣的詞彙。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磯，煙霧問題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儘管更多的是因為煙霧的出現，而不是對公眾健康的威脅。1960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大會上提到了資源保護（環保主義的前身），但只是在國家公園和自然資源的文本中順便提及。除了一些很難見到的科學期刊上的零星刊登，幾乎沒人討論DDT以及其他殺蟲劑和化學品日漸嚴重、不易察覺的危害。《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如果沒有這部著作，環境運動也許會被延遲很長時間，甚至現在都還沒有開始。

1992年，一個由傑出的美國人組成的小組評選《寂靜的春天》為20世紀後半葉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在過去的那些年以及所有的政策辯論里，這本書一直是控制自滿情緒的理性聲音。它不僅使工業和政府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還喚醒了公眾的環境意識，它把民主的力量注入拯救地球的事業。漸漸地，即便政府沒有行動，消費者也會自覺地抵制殺蟲劑污染。現在，減少食物中殺蟲劑殘留不僅僅成為推銷的手段，而且已經變成道德九-九-藏-書上的責任。政府必須採取行動，但民眾自己也可以作出決定。我堅信，民眾不會再縱容政府無所作為或作出錯誤的決策。

卡遜作過的演講很少，最後一次是在全美園林俱樂部。她承認，如果不採取改善措施，情況會變得更加糟糕，她說：「這些都是嚴重的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她還警告說，我們等得越久，風險就越大。她說：「我們讓所有的人面臨著接觸化學品的危險，動物實驗證明這些化學品都具有很強的毒性，而且很多時候毒素會在體內累積。從出生，甚至出生之前，我們就開始接觸化學品，如果不作出改變，對化學品的接觸將貫穿我們一生。」自從她下了這些斷言后，我們不幸地經歷了很多例證，因為可能與殺蟲劑相關的癌症和其他疾病發生率飆升。問題不是我們不作為。我們確實已經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我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

最終，政府和公共部門也參与進來——不僅是看過書的人們，還有看到報紙和電視節目的民眾。《寂靜的春天》銷售量超過50萬本后，CBS為它製作了一個長達一小時的節目，儘管兩家主要的贊助公司取消了贊助，他們還是堅持播齣節目。肯尼迪總統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討論了這本書，並指定一個專門的調查小組調查書中提出的觀點。調查小組的報告書控訴了化學品公司和政府無動於衷的態度，並證實了卡遜關於殺蟲劑潛在危害的警告。不久之後，國會開始舉行聽證會，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成立。

環境保護署（EPA）成立於1970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蕾切爾·卡遜喚醒的關切和意識。殺蟲劑監管機構和食品安全檢查局從農業部分離出來后成立了新的機構。農業部往往只看到使用農藥的好處，卻容易忽視潛在的危險。從1962年起，國會不止一次地要求確立殺蟲劑檢驗、註冊和信息標準，但大部分標準都被忽視、推遲和廢棄了。例如，柯林頓—戈爾政府時期，還沒有保護農場工人免受殺蟲劑危害的標準，儘管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環保署一直致力於確立安全標準。像DDT這樣的廣譜殺蟲劑已經被毒性更強的窄譜殺蟲劑取代，但它們並沒有經過全面的檢測，具有相當的甚至更大的危害。

作為一名科學家和理想主義者，卡遜是孤獨的，她懂得傾聽，而當權的人們卻難以做到。馬薩諸塞州達克斯伯里市的奧爾加·哈金絲給卡遜寫了一封信，告訴她DDT殺死了鳥類，促使她開始構思《寂靜的春天》。今天，由於卡遜的努力而禁止了DDT，她關心的一些鳥類（例如：鷹和游隼）不再處於滅絕的邊緣。她的著作也可能拯救了無數人的性命。

柯林頓—戈爾政府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觀點，並決心扭轉殺蟲劑污染的潮流。我們的政策遵循三個原則：更嚴格的標準、減少使用化學品、更多地用生物製劑替代。

《寂靜的春天》對我個人有著深刻的影響。我的母親堅持讓我們閱讀這本書，並在餐桌上討論。姐姐和我從來不喜歡在餐桌上討論書本，但我們關於《寂靜的春天》的討論卻非常愉快，至今記憶猶新。蕾切爾·卡遜的確是我關注環境、投身環保事業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樣激勵我寫下《瀕臨失衡的地球》。我的書自然也是在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因為他們一直站在卡遜這邊，並出版了許多關於當前環境問題的好書，為自己贏得了良好的聲譽。我辦公室的牆上掛著她的照片，旁邊是眾位政治領袖、總統、國務卿的照片。她的照片已經掛在那裡好多年，而它就應該掛在那裡。卡遜對我的影響比得上牆上的任何一位，或者更多，甚至超過他們的總和。

但是，《寂靜的春天》不可能被扼殺。雖然它提出的問題不能馬上解決，但是著作本身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支持。卡遜之前的兩部暢銷作品《我們周圍的海洋》和《海洋的邊緣》不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點，還為她贏得了經濟的獨立和公眾的信任。《寂靜的春天》出版后的10年是一段活躍的年代，美國人樂於接受書本中傳遞的信息。在某種意義上，卡遜是這場運動的開始。

如果不需要使用殺蟲劑，或者殺蟲劑在特定條件下會失效，就不應該使用它。必須有真真切切的效益，而不是可能的、暫時的或猜想的效果。

由於其他原因，DDT和PCBs已經在美國被禁止，但是與雌性激素相仿的殺蟲劑又大量出現，並引起人們新的擔憂。蘇格蘭、密歇根州、德國以及其他地區的研究表明，它們可以導致生育能力下降，引發睾丸癌、乳腺癌和生殖器官畸形。單在美國，雌性激素殺蟲劑泛濫的20年來，睾丸癌的發病率就增加了50%。雖然原因尚不明確，證據顯示世界範圍內的精|子數已經下降了50%。這些化學品能夠破壞野生動物的繁殖能力，證據確鑿，不可辯駁。3名研究人員檢查過《環境衛生研究院雜誌》的數據后總結道：「現在很多野生動物種群正面臨危險。」很多問題都預示著動物和人類的生殖系統將發生巨大而不可預測的變化，但是當前的危險性評估並沒有考慮殺蟲劑的潛在危害。新政府建議進行這樣的檢測。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關注生物製劑的發展，儘管它飽受化工工業及其政治辯護人的敵視。在《寂靜的春天》里，卡遜提到了「真正神奇的昆蟲化學控制方法的替代方案」。這種替代方法很多，儘管很多官員漠不關心，生產商百般阻撓。為什麼我們不去推動無毒物質的使用呢？

最後，殺蟲劑生產和農業是一邊，公共健康是另一邊，我們必須在兩種文化之間搭建橋樑。兩個群體有著不同的背景，讀的是不同的大學，有著不同的觀點。只要他們在懷疑和憎恨的鴻溝邊對峙，對我們而言，改變生產和利潤依賴污染的體制就難以改變。通過讓農業推廣局推廣化學品的替代方案，我們九-九-藏-書可以開啟終結舊體制的道路，並開始縮小文化鴻溝。另一種辦法是讓食品生產者和保護我們健康的人們保持正式的、持續的協商。

她的寫作對科學革命早期形成的陳腐觀念提出了挑戰。人類（當然這裏指的是男人）是萬物的中心與主宰，科學史就是人類的統治史，最終達到一個近乎絕對的狀態。當一名婦女對這種正統觀念提出挑戰時，著名的衛道士羅伯特·懷特·史蒂文斯的回應在今天看來不僅傲慢，而且像地球扁平理論一樣奇怪。他說：「爭論的焦點在於，卡遜女士認為人類的生存取決於自然的平衡，而現代社會的化學家、生物學家和科學家堅信人類正逐漸控制了自然。」

1988年，環保署報告說，已經有32個州的地下水受到74種不同的農藥污染，其中包括除草劑阿特拉津，這是一種可能使人類致癌的物質。每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地使用7 000萬噸阿特拉津，150萬磅徑流流入2 000萬人的飲用水源。城市飲水廠無法清除阿特拉津；春天的時候，水裡的阿特拉津含量常常超出安全飲用水法規定的標準。1993年，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25%的地表水都是這樣。

在這場戰爭中，卡遜體現出兩種決定性力量：對真理的尊重和對個人事業的執著。她反覆檢查了《寂靜的春天》里的每一段話。而且過去幾年的狀況已經證明，她的警告是很謹慎的。她具有非凡的勇氣和遠見卓識，決心撼動一項根深蒂固、有利可圖的產業。在寫作《寂靜的春天》的時候，她忍受著乳|房切除的痛苦，並接受著放射療法。書出版兩年後，乳腺癌奪走了她的生命。諷刺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證明了這種疾病與接觸有毒化學品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講，卡遜是在為自己的生命寫作。

兩本書的另一個區別體現在《寂靜的春天》所具有的持續性。奴隸制是可以終結的，而且確實已經終結了，儘管一個多世紀之後人們才開始處理它帶來的後果。簽署一份文件就可以廢除奴隸制，化學污染卻不行。儘管卡遜提出了有力論據，儘管美國對DDT實行了禁令，但是環境危機沒有改善，反而加重了。或許災難發生的速度有所放緩，但仍令人心生不安。自《寂靜的春天》出版后，僅用於農場的農藥就增加至每年11億噸，各種危險化學品的產量增加了400%。在國內我們已經禁止了一些殺蟲劑的使用，但殺蟲劑的生產和出口仍在繼續。這不僅說明我們願意向他人出售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以獲利，還說明我們沒有意識到科學規律的作用不受政治邊界的限制。任何一個地方的食物鏈受到污染，最終會殃及其他地方。

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種荒謬的世界觀正表明蕾切爾·卡遜的觀點多麼具有革命性。大公司的攻擊不難預料，但美國醫學會竟然也站在化工公司的一邊。發現DDT殺蟲特性的人還獲得了諾貝爾獎。

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在內政部任職、安·戈薩奇在環保署任職的時候ｈttｐs://reａｄ•9９cｓｗ•ｃom，對環境的無知達到了頂峰。毒害環境的行為竟然被當作既精明又經濟的務實主義。例如，在戈薩奇的環保署，殺蟲劑的替代方案——病蟲害綜合治理（IPM）被當作異端處理。環保署禁止相關書籍出版，IPM方法的證書被認定為非法。

《寂靜的春天》的影響可以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媲美。兩本書都改變了我們的社會，但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哈里特·比徹·斯托把為人熟知的、公眾討論的焦點問題寫在小說里，把一個全國人都在關注的問題在人物身上體現出來。她刻畫的奴隸形象觸動了國人的良心。南北戰爭爆發的時候，亞伯拉罕·林肯接見斯托夫人時說：「你就是那位引發了一場大戰的小婦人。」相反，蕾切爾·卡遜所警告的危險沒人看得到，她試圖把問題提上國家議程，而不是為已有的問題提供證據。這樣看來，她的成就更加來之不易。諷刺的是，1963年她在國會上作證時，參議員亞伯拉罕·里比科夫用奇怪的語氣模仿了一個世紀之前林肯說過的話。他說：「卡遜小姐，你就是引發這一切的婦女啊。」

蕾切爾·卡遜告訴我們，過度使用殺蟲劑與基本的價值觀不符；殺蟲劑最壞的情況是製造了她所說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況是造成輕微傷害卻得不到任何長遠收益。真正的結果是，在《寂靜的春天》出版后的22年裡，法律、監管和政治體系沒有作出足夠的回應。卡遜不僅熟悉自然環境，也深諳政治世界的門道，她已經預料到了失敗的原因。在幾乎沒人討論利益與權勢的兩大污染時，她在園林俱樂部的演講指出，「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們佔盡了利益」。她指責了政府為遊說費用減稅的政策（本屆政府力圖廢除這一政策），她指出：「減稅意味著化學工業能夠以低廉的成本阻止相關立法……化學工業本就希望沒有法律的束縛，現在如願以償了。」卡遜的譴責為當前政治改革的討論埋下了伏筆。簡言之，她準確地預測到政治才是問題的癥結。要清除污染，就要理性政治。

一種多年來努力的失敗可以解釋另一種失敗。結果不可否認，也令人難以接受。1992年，美國使用了22億磅殺蟲劑，相當於每個人承受8磅。我們知道許多殺蟲劑是可以致癌的，其他一些殺蟲劑則會毒害昆蟲的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人類也可能受害。卡遜在書里提道：「我們可以在地板上打上一層蠟，經過的昆蟲必死無疑。」雖然我們已經不再使用這種日用化學品，但今天超過90萬個農場和6 900萬個家庭在使用殺蟲劑。

蕾切爾·卡遜受到的攻擊與《物種起源》出版后查爾斯·達爾文的遭遇一樣。此外，由於卡遜是一名女性，很多非議直接指向她的性別。他們稱她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時代》雜誌指責她「煽情」。她的科學聲譽也受到攻擊：反對者資助各種宣傳，企圖否定她的研究。這些攻勢兇猛、有充足財力支持的負面宣傳不是針對一個政治候選人，而是針對一本書和它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