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處境和我的一樣怪異，卻也堪稱幸運——我們都同意這一點。如今，大多數異見人士均遭處決，或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九六一年，蒙博托的軍隊才剛剛組織起來，仍有不少漏洞。剛開始的時候，阿納托爾靠和兩個百無聊賴的衛兵用瓶蓋當棋子下棋打發日子，他們允許他讀書、寫東西，只要不逃跑就行。他們都喜歡阿納托爾，很過意不去，說自己還要養家糊口：蒙博托的副手每天清晨過來清點囚犯人數的時候，會給他們幾個子兒或一點大米。清點結束后，他就能到院子里遍體瘡疤的芒果樹下教課。不管是衛兵還是囚犯，隨便哪一天，只要有人想學點兒東西，他就會教他們讀書認字。衛兵們會幫阿納托爾弄到書，不辭辛勞、想方設法地將他的信寄往各個國家。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發現了偉大的非洲民族主義者誇梅·恩克魯瑪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輕醫生阿戈什蒂紐·內圖的詩歌。於是他和他們通起信來。內圖和阿納托爾差不多同齡，也是從傳教士那兒受的教育。他曾留學國外研讀醫學，回國后開了家診所，好讓他的同胞獲得適當的治療，但情況並不盡如人意。一天，一幫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診所，打得半死，然後押入了監獄。民眾走上街頭要求釋放他，卻遭到機關槍掃射，如被伐斷的樹木般成批倒下。不僅如此，葡萄牙軍隊還四處將村落焚為平地，以抑制內圖的人氣。然而，他一出監獄，民眾便紛至沓來，和他一起在安哥拉組成了反對黨。阿納托爾受內圖的榜樣鼓舞，一直在談論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個地方與他相逢。我簡直無法想象，畢竟對他們來說，就連現在繼續通信都會很危險。

他看著我，看了很長時間，想要琢磨明白我的用意。最後，他問：「你憑什麼認為自己的悲哀這麼特別呢？基蘭加的兒童每天都在死去。此時此地，也有孩子奄奄一息。」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鄉，美國披著傳教士的偽裝降落到我家門階上。還有別的人也沒有回去，像我一樣。但他們似乎都理直氣壯，覺得就應該留在這兒，那是信仰紮下的根——法因坦·福爾斯便是一例，還有那些偶爾現身的陌生人，他們問我能否幫個忙，傳個信息，或代為保存一盒藥品，直到找到船把藥品送往上游。我很高興能為他們做一頓飯，在地上弄個鋪位，就為了能聽一聽他們的故事里流露出的善意。他們和父親實在不像。沒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著空虛，所以，能聽聽這些男人柔聲講述他們在茅草苫頂的棚屋裡組織醫療團隊、和村裡的婦女一起蹲著栽種大豆、為學校安裝發電機等種種事迹，確實是種安慰。他們冒著被蒙博托發現的危險，忍受著窮鄉僻壤種種難以想象的寄生蟲，留在了這裏。在昂德當夫婦和他們的同類逃離這個國家后，他們不忍看到這裏的兒童只能坐以待斃、忍飢挨餓。正如福爾斯修士很久以前對我們說的那樣：有這樣的基督徒，也有那樣的基督徒。

「它吃了很多老鼠。現在，老鼠會跑進你的木薯堆里去了。」

那個周年紀念日，我們家過得一片陰慘。早上我殺了一條蛇，用大砍刀把它劈成碎塊，再把三段蛇身扔進樹叢。那是條大黑蛇，雨季快結束時htｔps://read.99csｗ•ｃom，它一直在後門逡巡。阿納托爾走出來，看著我的傑作，彈了彈舌頭。

傳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鎮，農業站也幾近荒棄。辛巴們雖未在此地安營紮寨，卻仍將歐洲人的地盤清理得乾乾淨淨。種植園裡到處都是殘磚碎瓦。（在我的想象當中，是那些橡膠工人被砍掉的幽靈之手把這裏拆除的。）僅剩下的一棟樓里有座圖書室，正是阿納托爾小時候當用人時自學英語讀寫的地方。在我的請求之下，我們就在那個房間里成了婚，由村長主婚。婚禮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圖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賜福，並給母親帶去了一束紅色的九重葛。伊麗莎白姨媽在我們肩頭披上了傳統的婚紗，叫作恩佐勒，這種漂亮的超大纏腰布象徵了百年好合，還可以當床單用。

他對許多人來說都是個危險，且向來如此，我想道。當年法因坦和賽琳回基蘭加見到我們那個走入歧途的傳教據點時，想必已是大驚失色。我們就睡在他們住過的房子里，卻與他們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將他們的鸚鵡逐出家門，任其自生自滅。而基貢加的那個傳教團醫生想必也已發覺父親是個奇葩——一名頭髮蓬亂的牧師，肚子里竟然還有條蛇。那位醫生明知危險，仍和家人繼續留在這裏。法因坦認為，他們來自南部某個地方，喬治亞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訪他們，用自己的母語，用我舌頭上生出荊棘前就已知曉的英語，與他們交談。

他來到我面前，撫摸著我的頭髮。我的頭髮十分蓬鬆凌亂。要是我還記得要當一個稱職的剛果妻子，我會用頭巾把頭髮包起來。阿納托爾用襯衫下擺小心翼翼地擦拭著我的眼睛。「你以為我不記得小妹妹了嗎？她擁有一顆像獴一般的心。勇敢，聰明。她是基蘭加所有孩子的頭兒，其中還包括她的大姐姐們。」

在鼎盛時期結束之後，種植園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間曾被用作軍隊的庫房、產科醫院和山羊廄。如今的計劃則是用來作學校。科基拉維爾的部長頗為欣賞阿納托爾，所以對他坐過牢的記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仍聘他當該地區中學的校長。我們還想推出農業拓展項目，培訓以前在橡膠種植園工作的工人種田、自給自足。我自願去診所幹活，一名幾內亞醫生每個禮拜會從科基拉維爾過來一次，給嬰兒打疫苗並看診。儘管我們吃盡了苦頭，但去年秋天，阿納托爾和我仍是風雨同舟，高聲宣講著「獨立」。我們說出這個詞的時候，會抬眼望天，彷彿那是一隻神奇的鳥兒，我們可以呼喚它，讓它自空中下凡。

「別談她了，去幹活吧，溫達姆博蒂。」我把他的手推開，瞪了他一眼。別再提她了，我也不會去說你的盧蒙巴。他就像這條可憐的蛇一樣被大砍刀砍碎，碎塊被扔進了伊麗莎白維爾一座廢棄的房子里，而我那可憎的故國竟還為之歡欣鼓舞。我騰騰騰地走入灶間，聽見老鼠早已跑進了木薯堆，正是對我怨懟之情的回敬。

「如果美國人想教我們ｒeａｄ•99ｃｓｗ.ｃom民主的話，那這堂課實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納托爾評論道。

他吻了吻我的前額。「最讓我惱火的是，我竟然這麼愛我的貝埃內。」他最真的真理。可那就是我嗎？當鄰居或學生們問我的國籍時，我告訴他們我來自一個早已不存在的國家。他們都相信。

這就是與我們同生共息的那種瘋狂和恐懼。我們的鄰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對者，辛巴們。後者猶如獅子般在剛果北部尋釁獵殺。辛巴們遷怒於所有外國人情有可原，但其行為卻日益離譜。我們在短波電台上收聽到各種暴行，之後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聞播報里聽到更誇張的版本，很難知道何者為真。大多數時候，我想的是我們要吃什麼，讓看管孩子這件事佔據我的頭腦。我的確不怎麼害怕辛巴，儘管我是白人。阿納托爾極受尊敬，我和他的聯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過或許也不能。正義的行事方式充滿神秘。

「什麼意思？」

「對不起，可是我今天早上醒過來，就想著一報還一報。」

「是黑老鼠還是白老鼠？我想我分辨不了。」

之後發生了很多事，讓我們的希望日趨渺茫。但每件事都發生得太快，猶如魔術師在變戲法——外國黑手輪番在幕後操縱，白人國王換了一個又一個。黑人只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蒙博托的美國顧問甚至在這裏發起過一次選舉，後來卻惱羞成怒，因為當選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萬·基贊加，盧蒙巴的副官。於是，他們就派軍隊闖入國會，重新選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當然，阿納托爾最忠實的獄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蘇的一名修女，這把他的獄友都逗樂了。通往拯救的長木板！他們就是這麼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後的希望。但直到去年秋天我們重逢的那個時候，我對上帝並無多少信心，而且見誰跟誰急，顧不上拯救別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經受夠了「貧窮、貞潔、順從」這種話，現在要舊裝換新顏，讓自己成為阿納托爾的妻子。一輛醫療疏散吉普把我偽裝成屍體，一路歷經險阻，將我運到了比柯基。那是科基拉維爾郊外一座廢舊的橡膠種植園。我的心上人，經歷了三年並無正式指控的牢獄生活，最終獲釋，他正等在這兒，讓死人復生。

「哦，我怎麼把這事給忘了呢，阿納托爾。她只不過是那天離世的無數人當中的一個，更何況還有偉大的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我敢肯定從長遠看，露絲·梅完全無足輕重。」

但形形色|色的來訪者終究難得一見，大多數時候，日子完全一成不變地過著。我覺得，如果說這種生活無聊，聽起來實在好笑。若我小時候試過去想象如今在叢林里的這般生活，應該會被這種冒險經歷驚呆吧。我現在倒也是挺呆的，卻是因為艱難生活的單調乏味。到了晚上，我們就癱倒在床。我成天在大豆田、灶間、集市、診所，以及我在農業學校開授的營養班之間來來回回。每一天，我都在懷疑自己吸收的信息不及給出的多。而https://read.99csw.com卡路里肯定是入不敷出的。我們有木薯和甘薯可以填飽肚子，可是蛋白質比鑽石還要稀有。為了一個雞蛋、幾把豆子、一隻珍貴的雞或幾條新鮮的河魚，我整天都要討價還價。要不然就搭個順風車去科基拉維爾的集市，在罐裝火腿這樣的寶貝前駐足凝視，那可要花一大筆錢哪。有時，我還真買了下來！但今年冬天，阿納托爾的體重下降了。我則瘦得更厲害，八公斤。降速奇快，讓我著實有點害怕。或許，我又感染鞭蟲了吧。聖誕節期間，我很確定我已經懷孕了，但如今又很肯定並沒有在懷。或許我就是因為這個才體重下降的吧。不過還是不向阿納托爾提這事為好。如果可能的話，不去多想反而更好。

「刺|激得讓人大氣都不捨得喘上一口。」我也贊同。

今晚，他會憂心忡忡、筋疲力盡地回到家。若無資金，要想讓中學再辦一個學期，絕無可能。做父母的都很擔心教育只會將他們的孩子置於更大的險境之中。可怕的是，他們沒錯。但他不會談這事。他會躡手躡腳地走入灶間，潛行至我身後，摟住我，惹得我驚聲尖叫、哈哈大笑。他會用指關節摩挲我的頭髮，喊道：「老婆，你的臉拉得和鱷魚一樣長啦！」

他曾有一次提醒我，第一條綠曼巴蛇是沖他去的。因為是他鼓勵大家對我們這些白人進行討論，才激起了塔塔·庫伏頓度的怨火。他責備自己對村落政治做出了誤判。我想我們大家的肚子里都有那條蛇，但阿納托爾卻無法拿走我體內的那一條。如果我無法為在這天離世的無數人哀悼的話，那我就從一個人開始，從那裡出發。我所珍愛和信任的童年信仰至今已所剩無多，但我仍然知道何為正義。只要我這輩子還在背負著露絲·梅，只要我的耳中仍能聽見她的嗓音，我就仍能和她在一起。

「意思是那條蛇在錯誤的一天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我正在逐一失去家人。父親已然失去，不管他在哪兒。而蕾切爾，我只會更唾棄她，要是我知道要朝哪個方向噴射怒火的話。想必是在南非。我猜她終於採到了富礦，就是她那位極具白人品質、唯利是圖的丈夫。我沒法找到可靠渠道給母親和艾達寫信。蒙博托的郵政部長是蒙博托老婆的親戚，去年一年，他已停發了郵政職工的工資，這樣他就能用這筆錢給自己在提斯維爾蓋棟豪宅。如今得花大筆的錢賄賂，或通過私人關係，才能向國外寄信。至於寄來的信件，我只能認為它們都堆在了利奧波德維爾的某個地方，等著被檢查是否能從信里搜刮到錢或值錢的東西。

透過木板之間的縫隙，我注視著阿納托爾拎起書包，以他特有的脊背挺直的堅定步態，沿路朝學校走去。阿納托爾。我對造物的第一篇禱告應驗了。我們倆至少在身體上因各自囚室的石壁而得以保全。但心靈上的改變，我們仍在掙扎著去理解。我已經徹底失去了孩提時代的那些禱告所用的語言。於是，我的頭腦里回蕩著自身廣大的靜寂。而阿納托爾卻找到了塑造信仰的新語彙。

一月是個難熬的乾旱月份，我覺得很孤獨。也許是想念我的同類，無論是誰。有時候，我想離開，至少回家見見母親和艾達，但金錢、旅行的可能性和護照——要得到此等必備之物ｈｔｔｐｓ://ｒｅａｄ•99csw.cｏm比登天還難，讓人連想都不敢想。我的白日夢最多也就延伸到家門口，我在那兒止步，回頭望向阿納托爾，他在說，和你無關，貝埃內。

站在旱季清晨的迷霧中，周身寒冷。也許這隻是我自己的感覺吧，也許只是因為我的血液太稀薄。以前，當我們抱怨喬治亞州北部凜冽的寒冬時，父親通常就會這麼指責我們。當然，這兒沒有冬季，赤道就不偏不倚地穿過我們的床。阿納托爾告訴我，去外面的灶間捅一捅火，就等於從北半球跑到了南半球。所以我現在確實當算作有閱歷之人了，儘管如今已幾乎不可能離開傳教站。

「那條蛇根本就沒傷到我們，貝埃內。」

如果說民眾因這些不清不楚的損失——信件、工資、某位步行回家的朋友——而震驚莫名，他們也都不會去提及。除了忍受，這兒的民眾還能怎麼辦？他們只消瞅一眼蒙博托手下那些警察所穿的外國製造的昂貴制服，就會明白自己心裏的想法是萬萬不能外露的。他們知道究竟是誰在給蒙博托撐腰，也知道在遠達天邊的某個地方，極其宏大的規則已然制定：白人和黑人的性命乃是截然不同的貨幣。當三十個外國人在斯坦利維爾被殺時，每個死者都以某種方式和實實在在的金錢捆綁到了一起，他們得到的是像比利時法郎這樣的金本位硬通貨。但一個剛果人的生命就像百無一用的剛果紙幣，你大可以一抓一大把或把它裝滿一大桶，堆到生意人的手裡，卻仍舊買不了一根香蕉。我這才明白，我身邊的男人女人一向都很清楚，他們的整個存在對大多數白人而言，還不如一根香蕉來得實在。當他們抬眼看我時，我能從他們的眼裡讀出這一點。

父親仍繼續慘淡經營著他的「耶穌是班加拉」教堂。福爾斯夫婦還帶來了一個壞消息：父親在某種狂躁的狀態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車到達了基貢加的傳教站，嚷嚷說自己體內滿是毒素，火燒火燎地讓人難受。他聲稱自己生吞了一條活蛇。傳教團的醫生給了他奎寧和驅蟲葯。花錢可以讓蟯蟲滾蛋，但綠曼巴蛇卻不太可能被驅走。可憐的父親。如今，他已徹底離開了基蘭加，沒入叢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時，入夜之後，我會想，也許他已經死了，而我還不知道。在黑暗中，這種想法摧人心肝。於是我躺在那兒，醒著，醞釀著搜尋他的計劃。但到了白天，滿腔的怒火又將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著告訴自己再也不要去理會父親。我沒法獨自行動，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這個險。我很清楚現在他對我來說就是個危險。

他說我有多重人格：說林加拉語時，甜美、母性；講英語時卻儘是嘲諷。我告訴他：「盡瞎說——我說法語的時候，還是掃雷艦呢。那哪種人格讓你最惱火？」

我會告訴他這張臉也已經和鱷魚一樣丑，皮膚也和鱷魚差不多粗糙。我這麼說只是想讓他和我理論一番。一月對我來說很難熬，我很清楚這點，我需要他再三說我read.99csw.com是個頂樑柱、好妻子，他當時娶我並非犯傻，我的白皮膚不會讓人一見就覺得受了冒犯。讓我們淪落到如今這個一月十七日的每一個錯誤，那些讓人背負著那麼多罪惡及悲哀的錯誤，均與我無關。

真相直白而又苦澀：正是今天這個日子令我寒徹骨髓。我試圖不去注意日期，但盛開的一品紅卻衝著我咆哮說，無論如何，那個日子已然臨近。一月十七日我會早早醒來，心痛不已。那時我為何要自鳴得意地說：「誰有膽量跟我一塊兒出去？」正如我對她的了解，她最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別人稱為膽小鬼，更何況還是被她的姐姐。

這是我和阿納托爾不得不苦苦熬過的一天。我聽別人說悲傷可使人親近，但我和他心裏的悲傷卻迥然相異。我的悲傷是白色的，毫無疑問，而且還是美式的。我念念不忘露絲·梅的時候，他和其他剛果人卻在秘密地為早已喪失的獨立舉辦舉國哀悼日。我還記得，多年前，蕾切爾因她那條綠裙子上燒出一個洞而真心地號啕大哭，而與此同時，就在我們門外，赤身裸體的孩子們卻因空空的腹中燒灼的胃洞而凋謝。那時我真的懷疑過，蕾切爾的心是否只有頂針那般大小。我想他今天也是那樣看我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一天，我都可以像我的老朋友、那些本篤會修女那樣，祈禱在侍奉更大的榮耀時，讓自我意志喪失殆盡。但一月十七日，在我這顆自私的心中，卻只念著露絲·梅。

我們選擇比柯基，是寄希望于阿納托爾能在這兒找到他認識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膠業從業者。但大多數人要麼已經死了，要麼離開了這個國家。不過還是有驚喜的：他見到了伊麗莎白姨媽，他母親最小的妹妹。十年前，她來這兒找他。那時阿納托爾已經離開了很久，但伊麗莎白在傳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個孩子，之後就沒離開過。對阿納托爾來說，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負孤兒的身份，現在卻既有了親戚又有了妻子，變化不可謂不大。

最近幾個月，政府發給我們的薪酬日漸縮水，從接近於零淪落至徹底為零。我們告訴共事的人們，不必僅僅因為缺少資金就氣餒。但我們知道，哪怕是在私下裡抨擊蒙博托，都會冒腦袋被砸開的風險，這自然會讓我們氣餒萬分。我們靠自己能找到的東西過活；聽說有朋友們的消息時，總會先深吸一口氣。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納托爾的其他兩名學生，在南邊的一條路上被軍隊殺害了。帕斯卡的背包里裝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響的二戰時期的手槍。我們是在聖誕節那天聽說這件事的，當時法因坦和賽琳·福爾斯前來拜訪我們。他們現在住在基貢加，在他們之前說過的那座萬巴河邊的傳教團醫院里。能看見他們，我自然很高興，但每次重逢都會帶來可怕的消息。他們離開后，我哭著入了眠。我幾乎已經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開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夢中，猛地推開一扇扇窗子，讓我措手不及。究竟是什麼樣的大胆舉動，讓路上的某個軍官注意到了他們？會是因為我愚蠢地教給了他某個英語單詞，才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嗎？就像我們無知地讓家裡那隻鸚鵡學會了髒話，害它一命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