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這兒的房子是用泥巴糊牆、茅草苫頂，相當寬敞，有兩個房間和一個灶間。這地方當然要比金沙薩那間讓我們整天悲悲戚戚的鐵皮水泥盒子讓人開心得多。在以前那間房子里，處在失靈邊緣的管道一直在向我們抱怨，就像上帝向挪亞抱怨，威脅說要來場大洪水。阿納托爾發誓，即使他能在金沙薩活過一萬個清晨，他也沒法習慣在自己的屋子中央拉大便。說實話，有了茅廁，似乎就像回到了文明社會。

如果上帝還能看顧我的話，他必然會將我看作一個母親。瘋狂地尋覓食物和庇護所，為愛痴狂，這就是母親。我的兒子們跑出門、離開庇護所、聽不進建議的時候，都會喊：「薩拉姆博蒂！」但他們從未逃離我的愛。帕斯卡走得最遠——他這兩年來一直待在羅安達，在那兒學習石油工程，並且追女孩，這點我可是堅信不疑。他總是讓我想起我的那個與他同名的老朋友，他們都有著分得很開的眼睛，每到新的一天，都會倏地冒出同一個令人振奮的問題，就像小雞從新鮮雞蛋中破殼而出：「貝托恩基圖塔薩拉？」我們干點什麼呢？

帕特里斯正好相反：勤勉，冷靜，體形和他父親一模一樣。他想學習政府原理，夢想在一個截然不同的非洲當司法部長。我雙膝發軟，既擔心，又讚賞，默默關注著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心愿。而馬丁·路德最後成了最深沉的孩子，無論是膚色還是脾性。十二歲，他就喜歡沉思，在日記本上寫詩，就像他父親心目中的英雄阿戈什蒂紐·內圖，他總是讓我想起他的艾達姨媽。

我住在一棟小之又小的房子里，擠滿了孩子、土豆、膜拜物，還有科學書、一件婚紗、一個快要散架的地球儀、一隻塞滿回憶的古舊皮箱——往昔日益堆砌，將我們日漸狹窄的未來擠得幾無容身之地。我們的等待已近尾聲。十年，堪稱奇迹，但美國人在安哥拉正在失勢。他們埋下的地雷至今仍遍布這個國家，每天都會奪走一個孩子的大腿或者胳膊。我很清楚，如果我們走在這條路上，可能會有什麼事落到我們頭上。但在夢裡，我仍懷抱希望，而在生活中，我已無法全身而退。就算我不得不單腳跳完全程，媽的，我還是要找到一個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

但從談判破裂、內圖拚命尋求幫助，而回應他的只有古巴人來看，所謂的恐怖到底能給她們帶去多大威脅呢？我們歡呼雀躍，孩子們、阿納托爾，還有鄰居們都在院子里又跳又叫——因為當時收音機里說飛機已經飛抵羅安達。機上有教師和護士，還帶了整箱整箱的天花疫苗。我們幻想著他們能解救安哥拉於水火之中，再沿著剛果河向上游進發，給我們所有人都種上疫苗！

我們日復一日地眼見著這塊基地已略有起色。阿納托爾重新辦起了中學，此地教育徹底荒廢已有十年時間——在基姆武拉村，幾乎沒有一個成年人識字。我的時間都花在了貪吃的塔尼爾身上，白天晚上都要餵奶。我讓他騎坐在掛於我雙肩的寶寶背巾上，這樣，即便我要煮尿布，他也能不住嘴地喝到奶。帕特里斯和馬丁奉父親之命分別教法語和數學，但這樣一來，馬丁就得管年齡比他還大的學生。我呢，能再次生活在果樹之間，用木柴燒飯，就很htｔps://ｒead•99ｃsｗ.ｃoｍ開心。搬木柴、取水讓我精疲力盡，可我樂在其中。我恨的是另一種精疲力盡：沒完沒了地聽見蒙博托奢侈無度的新聞，看見長期掠奪造成的觸目驚心的後果。與二十年前的基蘭加人相比，這兒的人本能地滿懷懼意，沒那麼慷慨大度。鄰居家的女人仍舊會送點小禮品過來，給一串香蕉或一隻橙子，讓小傢伙嘬幾口，也讓我們瞅著他皺起的臉蛋哈哈笑；儘管如此，她們在打量我們房間的時候，眼睛還是會眯縫起來。由於從沒見過白人，她們便以為我肯定認識蒙博托和所有的美國要人。儘管我辯解過了，但她們似乎仍很擔心我會去打小報告，說某某人還富餘了一隻橙子。在自己的國家裡過著難民的生活，最能使人從慷慨為懷變得不再與人為善。扎伊爾人都已疲於奔命，不管到哪兒，你都能發現這一點。

不過，練習和鄰居們講一種語調豐富的語言，弱化了他在我耳中的嗓音。如今我能聽見，在對與錯這兩個詞的表面之下，有許多潛在的含義在低聲吟唱。我們以前常被剛果語弄得困惑不已，每個詞都有太多不同的意思：班加拉，既可解釋為極其珍貴之物，也是讓人極難忍受之物，還是毒木。就是這個詞，每次都使父親的佈道詞面目全非，因為他結束佈道時總是高喊道：「塔塔·耶穌是班加拉！」

我想阿納托爾很少會感到遺憾，但若是能與內圖或多斯·桑托斯共事，他應該會感到自豪的。幸虧有了那些傑出的人，再加上不計其數的前仆後繼者，安哥拉才終於掙脫了葡萄牙，獲得自由，並且保住了自己的鑽石礦和油井。安哥拉人的產業不會賄賂給外國人，也不會用來建造什麼帶護城河的城堡，他們的孩子很有可能會種上疫苗，學習讀書寫字。當然，他們至今仍是一窮二白。他們為了保住鑽石和石油，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一開始，我們誰都沒預料到事情會那樣發展，尤其是內圖，他是個年輕的醫生和詩人，只是想讓他的人民免受瘢痕累累的天花惡疾和低人一等的尊嚴的傷害。他去美國尋求幫助，卻吃了閉門羹。於是，他回到國內，設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打倒葡萄牙人的統治，創建人民自己的安哥拉。然後，他便受到了來自美國的若干關注。目前，他成了共產主義惡魔。

我有四個兒子，全都以我們在戰爭中失去的男人來命名：帕斯卡，帕特里斯，馬丁·路德，還有納塔尼爾。

蕾切爾說我已經被共產主義的陰謀詭計洗了腦，她說得絲毫沒錯。我已被爭取到了學校老師和護士這一邊，再也不會向塑性炸藥效忠了。我所認定的祖國，根本不會去炸毀苦苦掙扎著的遙遠國度里的水電站大壩和輸水管道；不會為了讓別人接受自己的理念而製造黑暗籠罩、痢疾肆虐的局面；也不會在安哥拉的每一條路上埋下地雷，而正是那一條條小路將每一個飢餓的孩子與食物連接在了一起。我們提心弔膽地注視著這場戰爭，心裏很清楚會失去什麼。又一個剛果。又一次喪失機會，那機會猶如被毒藥污染的水在非洲的地下流淌，讓我們的靈魂握成了拳頭。

回首當年，蕾切爾總會隨心所欲地給詞語憑空加上新含義；露絲·梅會自己造詞；我和艾達則總想搞明白，為何每一件我們自以為了解其意思的東西，到了非洲卻有截然不同的含義。讓我們大惑不解的有恩佐羅——它能指代的有：最親愛的、用作魚餌的白色蛆蟲、可治療痢疾的某樣特定膜拜物，還有小土豆。恩佐勒則是兩倍大小的纏腰布，一次可裹住兩個人。最後，我終於發現了這些事物間的關聯。在婚禮上，丈夫和妻子會被恩佐勒緊緊綁在一起，相擁成為彼此最珍愛的人：恩佐拉尼。這就像當季的第一批土豆那樣珍貴，這些土豆小巧而甘甜，堪比喬治亞州的花生。泥土裡出現的極肥的蛆蟲亦如此珍貴，因其能用來捕獲很大的魚。可治愈痢疾的那種最受母親們珍視的膜拜物，則從恩佐羅這個詞代表的所有東西里都各取了一點兒：你必須把蛆蟲和土豆挖出來，晒乾，用你的婚紗——那超大纏腰布上的線把它們綁在一起，再讓恩甘噶巫醫把它們放到火里燒，以示祝福。唯有用到生命里最珍貴的東西，才能保護你的孩子——對此，我深信不疑。我的每一個膚色棕褐似花生的孩子，我都喚作「我的恩佐拉尼」。這麼說出來的時候，我的口中還能咂摸出魚、火堆和新挖土豆的滋味。如今，舍此不會再有其他的可能性了。九九藏書

阿納托爾在卡車裡拼了命地翻找著，總算找到了一個象草墊和幾件襯衫。（幸好我們隨身帶著每樣東西，而且都很乾凈。）他讓我坐起來，這樣他就能把那些東西從我身下掖進去。後來的事我都不記得了，只記得自己的大腿緊繃著，骨盆向前拱著，那股突如其來的雷霆萬鈞般的急迫感遠比任何人類的渴望都要強大——想要用力推。我聽見了吼叫聲，應該是我發出來的。然後，納塔尼爾便來到了我們身邊，阿納托爾的一件乾淨的白襯衫和印著黃鳥的軟軟的舊纏腰布上都染滿了血。

「唉，貝埃內，你真是一點耐心都沒有。」

孩子們將車開出去了一會兒后，就停了下來，往回倒。真是多虧了上帝和馬丁·路德。關於由誰來開車，他肯定沒爭贏，正在後窗那兒噘著嘴生氣呢，忽然，他如夢初醒，對著哥哥大叫，讓他停下：「等等，等等，媽媽肯定要生孩子了。」

我仰起頭，搜尋著我們那輛車，確實已經不見了。我得向阿納托爾解釋這一切，但在宮縮最厲害的時候，我沒法分心。頭頂上就是一棵樹，四肢從偉岸蒼白的軀幹上散射而出，呈環抱狀。我開始數樹枝圈成的圈，就像在數鍾面的數字。慢慢地，每深吸一口氣便數一個數字。十七。真是漫長的一分鐘，也許是一個小時。宮縮減弱了。

我們全都沒變，還像小孩子，心裏藏著秘密的計劃，甚至對自己都不言不語。我想阿納托爾的計劃就是要比蒙博托活得長，再回到這兒來。到時，我們就能站在這片土地上，把她稱作我們的「家園」，而不用讓自己的舌頭品嘗到金葉枝形吊燈和飢餓那火燒火燎的滋味。而我的計劃呢，我想就是有朝一日出門的時候https://read.99csw.com，不會再帶著白色的標記；能和露絲·梅一起走在慈悲為懷的地球上，心中毫無怨恨。也許，我永遠無法掙脫拚命尋求平衡的努力，永遠相信終有一天生活將變得公正。到那一刻，我們就能徹底掃凈這一切因暫時誤入歧途而引發的錯誤了。就像我從未能擺脫的瘧疾一樣，這信念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期待善有善報，等待著懲罰之斧落到邪惡的頭上，儘管這麼多年來，我始終在這惡得善報、善無善終的搖籃里晃晃悠悠。可就在我開始厭倦生活如今的面目時，我會倏然間從高燒中清醒過來，環顧這世界，因自己需要矯正如此多的錯誤而倒吸一口涼氣。我想我一度太愛父親了，竟至於無可避免地承襲了一部分他的幻想。

但我們在這座村子里生活時，總感到自己是過客。我們一隻腳已跨過邊界，踏入了應許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墳墓吧。我們的計劃是再次開上路虎，打包上路，從這兒前往安哥拉的桑扎蓬博。到了那兒，我們就能在一個嶄新的獨立國家裡一顯身手，那裡的希望正好與我們的相合。這十年來，我們一直傾心於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納托爾曾有機會去那兒的新政府里供職，當時談判剛剛結束，內圖登上了總統位，但阿納托爾尚未準備好離開剛果。後來，內圖死了，英年早逝。一九八二年，第二任總統若澤·多斯·桑托斯又發出了一份邀請，而那時的阿納托爾出於某種不便，無法接受這個職位：他正被關在提斯維爾兩平方米的監牢里，整天只有他的糞桶和他做伴。

在基姆武拉區，我們和農民一起從事大豆項目，試圖建立一家合作社——在蒙博托的這頭野獸肚子里，設一處可合理維持生計的小小前哨站。這很可能是徒勞的。哪怕只有一丁點成功的風聲傳到政府的耳朵里，農業部長都會將我們打壓殆盡。所以，我們悄無聲息地在叢林里栽植下我們的希望，這兒距離安哥拉邊境也就幾公里，在一條狀況差勁的馬路盡頭。蒙博托的探子不太會經常來這兒飆他們的豪車。

一個禮拜后，他開始進食。如今看來，他似乎對和我們待在一起的決定已毫無悔意。但在他生命最初的驚魂一周里，只要能想到他身子這麼虛弱疼痛，靈魂又已迷失，這種種凄苦便將我折磨得不輕。我還記得自己曾向上帝之類的神許諾過不止一次，只要讓阿納托爾回來，我便對這世上的一切再無他求。可如今我又來了，再一次猛烈地敲打著天堂之門。這是一個女孩凄涼的拍擊聲：已有數年之久，她不再感受到那扇門的另一側有任何真實存在。

一天晚上，我坐在地上，毫無睡意，因精疲力竭而神志不清，搖晃著這無辜殘損的嬰兒，就這麼大聲地說起了話。我對著火說話：「火啊，火啊，火啊，請讓他暖和起來吧，把你需要的所有木柴都吞噬乾淨，我會不斷地添。但你千萬不要熄滅，不要讓我深愛著的這個小身體著涼！」我說的是英語，想來我肯定已經徹底瘋了。我對著屋外的月亮和樹木說話，對阿納托爾、帕特里斯、馬丁酣眠的身子說話，最後又對盛著燒開的無菌水的水壺和不讓嬰兒缺水的小滴罐說話。突然，我清晰地回憶起露絲·梅病得很重的時候，母親跪在地上，對著一瓶抗生素說話——我相信那是在祈禱。我幾乎能聽見母親的呼吸聲和那些話語。我能極清晰地想象出她的臉，感覺到她ｒｅaｄ.９９cｓw•cｏｍ的胳膊摟著我。母親和我一起，對著我們有的任何一樣東西祈禱，這已足夠。

「每一件你認定正確的事，換到另一個地方，都可能是錯的。尤其是在這兒。」我在灶間里煮尿布，和不在場的蕾切爾進行想象中的爭論時，就經常這麼說。（這其實和同蕾切爾本人爭論無甚區別。）她又說起了共產主義威脅論。我走到屋外倒水，向鄰居揮了揮手，他們正在用汽車的輪轂蓋煮花生。我和阿納托爾只要一聽到汽車駛來的聲音，就會心慌，說不定那就是藍盔的黑色賓士，蒙博托的這些左膀右臂前來奪走我們那本就少得可憐的收成，讓它們變成另一座宮殿的磚瓦。然後，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時候曾就共產主義這一概念磕磕巴巴地向阿納托爾做出解釋：他們不怕主，他們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有一模一樣的房子。

但和平協議簽署尚不到兩個禮拜，美國就公然違反。他們向一名反對黨領袖空運了大量槍支，因後者發誓定要親手殺死內圖。聽到這個消息的那天，我坐在廚房裡哭了，羞恥和狂怒徹底擊倒了我。帕特里斯走進來，在我椅子邊上坐了下來，輕輕拍著我的腿，顯現出小男孩的那種莊重堅韌的品性。「媽媽，媽媽，別哭了。那不是外婆的錯，媽媽。」他甚至根本就沒把我和寡廉鮮恥的美國聯繫到一起；他以為我是在生母親和艾達的氣。他仰起窄窄的小臉蛋，眨巴著杏仁般的眼眸，看著我，目中的意蘊與他父親好多好多年以前說的那句話如出一轍：「和你無關，貝埃內。」

但安哥拉仍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於是我們傾心於它，期待著。可隨後積累起的過去日益沉重，我們的未來也日益窄縮，成了門上的一條裂縫。我們踏著邊界而居，如履薄冰，攜帶著一切可能用得上的東西，等待著最終的宿命在我們周圍匯聚。我們有在金沙薩弄到的小床、桌子和椅子，有從比柯基弄來的農業書和教學工具，有從基蘭加搶救出來的那隻裝著我的娘家珍貴物品的老箱子。阿納托爾甚至還保存著我送給他當結婚禮物的那隻畫在葫蘆上的地球儀，是修女們做九日禱的時候我親手畫上去的。她們的圖書館很有意思，藏有聖埃克蘇佩里的書，但像世界地圖冊這般世俗的書卻一本都沒有，所以我得靠記憶畫出來。後來，兒子們把它拿了過去，像看手相的算命先生一樣，想通過河流的長度和弧度來預測這個世界的命運。地球儀躲過了濕氣，也沒有因我們東奔西跑而丟失，簡直是個奇迹；只是各個大洋上都出現了灰色的霉斑，彷彿莫名現身的群島。阿納托爾把它當寶貝，沒想到我竟然是第一個告訴他這個世界長什麼樣的人。只是每當我看到他桌子上的地球儀時，就會為自己十八歲時忽視的東西震驚不已。比如，裏海、烏拉爾山、巴爾幹半島、比利牛斯山——整座山脈皆因我的疏忽而消失不見了。但相比于歐洲和美洲，剛果的形狀和大小卻完全正確。我猜，當時我應該已經想要公平地對待非洲了吧。

阿納托爾哈哈大笑起來，往後一躍，跳起了歡慶之舞。他從哈代營地被放出來還不滿一年，所以能深切地體會到親生兒子急切想要逃離單獨監禁的感受，但九-九-藏-書小嬰兒十分虛弱。阿納托爾立刻焦急地載著我們穿越黑暗，我蜷在後座上，摟著嗷嗷待哺的孩子，然後驚恐地發現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不會吃奶。我們抵達基姆武拉時，他已經發燒了。從那時起，他便急速消瘦，一直昏睡，簡直瘦成了皮包骨，連腦袋也是枯瘦枯瘦的。接下來的許多個日日夜夜混在了一起，因為我很害怕，一刻都不願把他放下，甚至不敢摟著他入睡，生怕他會悄然離去。阿納托爾和我輪流搖晃著他那柔弱的小身子，和他說話，哄著他，想讓他進入這世界。馬丁堅持要和我們輪班，他也想搖晃著他，對著小花格毯里悄悄地說些男孩兒們的知心話。但納塔尼爾很難說服。有兩次，他乾脆沒了呼吸。阿納托爾對著他的嘴吹氣，按摩他的胸部，才讓他幽幽地緩了過來。

但如果和我無關，那又是和誰有關呢？究竟要過多少代人，我們才能無需被自己的孩子寬恕呢？謀殺盧蒙巴，讓蒙博托掌權，讓這一切在安哥拉重演——這彷彿只是大人之間的陰謀詭計，但其實是大人對兒童的背叛。阿納托爾最近告訴我，美國足足花了三千萬美元，就是要使安哥拉喪失主權。這筆錢中的每一個子兒必定都來自某個人，男人或女人。怎麼會這樣呢？我想，他們大概認為這不過是場生意。需要武器，需要塑性炸藥和地雷來干這個活。也有可能是，他們認為這場生意會解決掉想象中的恐怖。伯利恆的家庭婦女們不知為何已認定，千里之外黑皮膚的共產主義惡魔會將她們斑斕的客廳炸飛一角。

塔尼爾堪稱我們的奇迹，他是去年出生的，當時我們開著路虎從金沙薩的家搬往基姆武拉區的農場。我們在路上行駛了很長時間，又顛簸得很，他便早產了一個月。離村子還有十公里路程時，我的慢性背痛蔓延至整個下腹部，變成了小腹深處強勁如石的宮縮。我恐懼地意識到，自己要分娩了。我下了車，慢慢地跟在卡車後面走，想紓緩自己的恐慌情緒。阿納托爾想必被我奇怪的舉動嚇得不輕，但和要分娩的女人爭也沒用，所以他就下了車，陪著我一塊兒走。孩子們則爭論著究竟由誰來開車。我隱約記得車在我們前頭行駛著，雙尾燈照在漆黑的叢林路面上，單調地顛簸著。午後蓄勢待發的雷暴雨欲下未下。過了一會兒，我什麼也沒說，就走到路邊，躺在了一堆濕葉子上，在一棵木棉樹高高隆起的樹根中間。阿納托爾跪在我腦袋旁邊，撫摸著我的頭髮。

十年前，當阿納托爾收到蓋有獨立安哥拉總統的新刻官印的第一封信時，美夢似乎是可以成真的。在承受了六百年的內部紛爭和葡萄牙數個世紀的惡劣行徑之後，安哥拉的敵對部族之間終於同意息爭。在這個完全擺脫了外國人統治的非洲國家裡，阿戈什蒂紐·內圖當上了總統。就在那一天，我們差點就打包上路了。我們急切地想讓兒子們生活在一個就算沒吃沒喝也至少能品味到希望的地方。

從我所站之處，姐姐，實難設想所謂威脅究竟有多嚴重。

「阿納托爾，」我說，「我想就讓這孩子生在此時此地吧。」

「你得起來。天黑了，這兒又這麼潮濕。小傢伙們太麻利了，已經離我們很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