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委員會打來電話：『大娘，來吧，替您的兒子接受勳章。』授給他一枚紅星勳章……『大娘，講幾句話吧！』我展示勳章，說：『請你們看吧，這是我寶貝兒子的血呀！』這就是我的發言……」

繼阿瑟·凱斯特勒之後，讓我們向誰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當我們講真話時，它總像是謊言？為什麼宣布新生活時，我們總要使大地布滿屍體？為什麼談論光明未來時，我們總要夾雜著種種威脅？」

「直到現在，每每想起那件事，我就感到難過……我們坐在火車上，車廂里有位婦女說，她是在阿富汗陣亡的一位軍官的母親……我理解……她是母親，她在哭……但我說了一句：『您的兒子死在不義的戰爭中……「杜什曼」保衛的是自己的祖國……』」

回來以後，我們變了。有一種願望，想把真實情況講給某個人聽。我期盼有人帶個頭，我相信早晚會有這麼一天……

「有人想把我們這群迷惘的人變成制度的可靠保衛者（我們已經經受了對它忠誠的考驗），今天又把我們派往切爾諾貝利、第比利斯、巴庫，派往油管爆炸的地方……」

「我不想生兒育女了，我害怕……他們長大成人以後會怎麼講呢？講我……我到過那邊……講那場戰爭，那是一場骯髒的戰爭，就應當稱它是骯髒的……我們可以閉口不談……可是孩子們會講的。」

我沒有到過阿富汗，但我經歷了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全部過程。我很清楚，在那場戰爭中也有污穢。可是我不願意重提污穢，也不允許任何其他人這麼做。問題不僅在於那是另一種性質的戰爭。一派胡言！眾所周知，人若想生存就必須吃飯，既然要吃飯，恕我不恭，也需要有排泄的地方。可是我們並不把這些事公之於眾呀！為什麼撰寫阿富汗戰爭的人，甚至撰寫衛國戰爭的人，把這些都忘在腦後了呢？如果連「阿富汗人」都反對這類「發現」，就應當傾聽他們的聲音，研究這種不尋常的現象。拿我來說吧，我就理解他們為什麼如此激烈地反對。人有正常的情感——羞恥，他們感到羞恥，您發現了他們的羞恥，但不知為什麼您認為僅僅發現還不夠。您決定把它和盤托出，讓大家聲討。他們在那邊開槍亂殺駱駝，那邊的和平居民死於他們的子彈……您想證明這場戰爭是不必要的，是有害的，您並沒有理解，如此做法，您恰恰傷害了戰爭的參加者——那些清白無辜的少年……

我們的空降兵抵達喀布爾，他們解釋說：「美國人打算空投自己的空降兵，我們比他們僅僅搶先了一個小時。」同時，人們傳言：我們的人在那邊處境不佳，沒有食物，沒有棉衣。我立刻想起了珍寶島和我們士兵們的凄涼哀號：「沒有子彈！」

「在『那邊』斷送了性命的人多達百萬（說是幾十萬亦可），他們都是為自己的利益，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鬥的人。損害他們的人權不是英雄行為，不管你今天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在那邊，一個人既可能喪命，也可能幹出膽大包天的事來。主要的標準，這麼做是為了什麼？『阿富汗人』，你們也別再充當英雄好漢了！我們同情你們，真是荒唐！……是的，受壓迫的人，品德不端的人，都可能被迫捲入戰爭。但他們自己喪命的時候，也給別國人民帶去了破壞與死亡。老實說，這已經不是立功而是犯罪了。悔悟應當使你們這些參加過不光彩的歷史的人得到寬恕。

當我們向沉寂下來的村莊掃射時，當我們對山裡的公路進行轟炸時，我們同時也在掃射和轟炸自己的理想。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殘酷的事實，必須有親身感受。現在連我們的孩子們都玩起抓「杜什曼」和「有限人員」的遊戲了。現在我們還是鼓起勇氣，來了解自己的真情吧！支持不住，忍受不了，我知道，我親身感受過。一個二十歲娃娃的嘶吼聲，一直在我的耳邊迴響：「我不願意聽別人講什麼政治錯誤！我不願意聽！如果是錯誤，那麼請把我的腿，我的兩條腿，都還給我！」鄰床的人心平氣和地輕輕說：「提出了四個人的名字……四個死人，再沒有別的罪人了……你們要審判我們！是的，我們是殺過人！是的，我們是開過槍！……難道你們發給我們武器，是讓我們和同年級的弟兄們做軍事遊戲？……你們以為我們會像天使九九藏書一樣回來嗎？！」

「為什麼要談錯誤？您以為，在報紙上發表這些揭露性文章就能夠……您以為這些文章就能夠有所幫助？我們使青年人喪失了我們的英雄歷史。人們在那邊陣亡，而您還在寫什麼錯誤……難道母親用輪椅推著的傷殘軍人不是英雄？牛仔褲里裝著假肢的人不是英雄？有的人故意騎摩托車蹩傷了自己的腳，以便不去參軍，他們反而成了英雄？投降當俘虜的人，反而成了英雄？」

「孩子們被抓走了，被殺害了，為了什麼？他們怎麼了，不是保衛祖國嗎？保衛南部國境……可是現在，你一個人待在兩間屋子裡，哭吧……已經三年了，天天去上墳，我們在那兒舉辦婚禮，在那兒照顧自己的小孫子們……

讀不下去了……我想哭，想叫……也許到現在我才明白，這是一場怎樣的戰爭……可憐的娃娃們，我們在他們面前是何等有罪啊！過去我們對這場戰爭知道些什麼呢？我現在很想擁抱每一個人，向每一個人請罪……我沒有參加這場戰爭，但我已經親臨了這個戰場。

「喂，您讓人煩死了！為什麼您筆下到過阿富汗的姑娘，非讓她們扮演妓|女的角色不可呢？我不否認，這種人確實有，但並非人人如此。我恨不得從心裏叫出聲來。為什麼讓我們都成了一個樣子的人？請您鑽進我們的心房，看看那裡的情況。

塔拉基死了。在市委舉辦的學習班上，有人提問：「為什麼允許阿明殺死塔拉基？」從莫斯科來講課的人打斷了他的話：「弱者應當給強者讓位。」當時的印象很壞。

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對薩哈羅夫院士的迫害。有一點我同意：死的英雄，即使他有過閃失，對我們來說，也比活人好。還有，不久前聽說有幾個「阿富汗人」，在扎戈爾斯宗教學校里求學，其中有普通士兵，也有兩名軍官。是什麼事情促使他們進了宗教學校呢？是悔過，是想躲避殘酷的生活，或者是想獲得某種精神力量？並非每一個領到軍人多年服役證（小小的褐色證書）的人，都能用優惠價格的肉食品填飽空虛的靈魂，然後把靈魂變成進口的破爛，在憑特權獲得的一塊土地上，在蘋果樹下，把它埋起來，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說……

「要使舉國上下都愛看鬥牛，需要有兩個條件：一、牛必須是本國土生土長的；二、本國人必須對死亡感興趣……」（見海明威《死在午後》）

「我明白了，您的理想人物是『坦波夫的蘭博』？可我們是用保爾·柯察金的榜樣培養起來的……」

「能把我們多少人變成精神病患者、暴虐者、吸毒者？在那邊時，對我們大聲叫喊的是另外一些話：改革的工長們，你們應當把家裡那潭死水攪渾！我們回來了，準備整頓秩序……可是不讓我們插手……反反覆復跟我們說：『孩子們，學習吧……成家吧……』這真讓我震驚，周圍處處投機倒把、黑幫猖獗、一片冷漠無情——可是不許我們去干嚴肅的事業……我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位聰明人開導了我：『您會幹什麼？您只會開槍。您懂什麼？您只懂用手槍保衛祖國。只能靠自動步槍恢復正義嗎？』這時我才動起腦子來……我對自己說：該死的自動步槍啊……真的，那個該死的東西現在還掛在我的背上。」

「我不知道我兒子在阿富汗都干過什麼事，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到了那邊。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我就這麼講過，我差一點被開除黨籍。如果當時不是用鋅皮棺材把我兒子運回家來，我就被開除了……我甚至不能用俄羅斯民族風俗安葬他……像老話說的那樣：在聖像下，在殮巾上……」

「我們還會被徵募過去，武器還會被分發到我們手中，讓我們在國內整頓秩序。我們估計，過不了多久，有人就得為所作所為承擔責任！希望多登一些人的姓名，不要拿假名當擋箭牌。」

當然啦，今天寫阿富汗是有利可圖的，甚至是時髦的題材。而您，阿列克謝耶維奇同志，現在就可以慶幸，您的書大家會搶著閱讀。如今，咱們國內繁殖了不少人物，他們只關心如何把祖國的牆壁塗抹得烏七八糟。他們中間也有某些「阿富汗人」，因為他們——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獲得了最重要的自衛武器：請諸位瞧一瞧，把我們弄成了什麼樣子！無恥之徒總需要他人的庇護。正派人不需要這些，因為他們在任何形勢下都是正派的。這種人在「阿富汗人」當中為數不少，但您尋找的，大概不是他們。

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寫到祖國邊境就結束了。俄國士兵繼續往前行軍，而偉大的作家沒有跟他們同行……

「您想讓我們相信回國的是病態的一代，可是我堅信回來的是再生九_九_藏_書的一代。我們總算見到了我們的小夥子在真正的生活中的表現！是死了不少娃娃，這個不假。可是又有多少人死在酒後的鬥毆中、死在動刀子的打架中呢？我在某報上讀過一條消息：每年死於車禍的人數（遺憾的是我沒有記住數字），要比我們這十年戰爭中死的人數還多。我們的軍隊已經多年不打仗了。我們這次檢驗了自己，檢驗了現代武器……這些娃娃都是英雄！正是因為有了您這樣的人，我們今天才在世界各地節節放棄陣地……我們失掉了波蘭，失掉了德國、捷克斯洛伐克……請您告訴我，我們的偉大強國今日何在？為了它，1945年我徒步走到了柏林……」

「我一邊讀一邊哭……但是我不會重讀您這本書了……出於對自我基本情感的保護……我們是否應當認識自己是這樣的人呢？對此我沒有把握。太可怕了……心中是一片空白……你不相信人了，你怕見人了……」

「請您把我的看法公布出來。我想知道『當代英雄』們會用怎樣的胡言亂語來詆毀我。」

「我在班上聽人說：『哎呀，這些人可真嚇人！』他們指的是『阿富汗人』。其實，現在我們都是這種人。他們離開家，去那邊的時候就是這種人了，並不是變成這樣的人以後才回國的。我有時甚至在想：戰爭對於他們來說，比我們的現實更純潔，所以他們才悶悶不樂。」

「我在某處讀過一個美國兵的懺悔錄。他是越南戰爭的老兵，他講了一件可怕的事：『戰爭結束八年之後，在我們美國，當年的士兵與軍官自殺的人數，已和戰時傷亡的人數扯平。』我們應當考慮到我們『阿富汗人』的心理狀態……

「我羞於承認……從那邊回來時，曾惋惜自己沒有獲得勳章……連個小小的獎牌也沒有……如今我慶幸自己沒有殺過任何人……」

「我們這裏的人，把很多事情都嚴嚴實實地掩蓋起來……我們對自己一無所知，比方說，關於孩子們的殘忍，我們知道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我們有什麼文學著作，有什麼學術論文？直到不久以前，我們還說什麼『蘇聯少年是世界上最好的少年』，說這種話對我們有什麼用？說我國沒有吸毒現象，沒有橫行霸道，沒有搶劫掠奪。原來，這些惡行我國樣樣具備，應有盡有。到了那邊，還把武器發給了這些少年……向他們灌輸：瞧，他就是敵人——『杜什曼』匪徒、『杜什曼』團伙、『杜什曼』敗類、土匪化的『杜什曼』、土匪集團……小青年回國以後，講他們是怎樣開槍殺人的，怎樣把手榴彈投進土屋裡……講死人躺著的樣子……對他們來說是正常的……上帝啊，寬恕他們吧，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乾的事……」

我讀過拉里莎·賴斯納的作品，她說阿富汗境內住著一些半野蠻的部族，他們一邊跳一邊唱：「光榮屬於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他們幫助我們打敗了英國人。」

「的確，那邊也有罪犯，有吸毒的，有趁火打劫的。難道說，我們和平的日子里就沒有這類人嗎？我堅持認為：在阿富汗打過仗的人是犧牲品，他們個個都需要從心理上恢複名譽。

我是到過那邊的人當中的一個。不過，我一年比一年更難回答這樣的問題：「你不是士兵，你到那邊去幹什麼？」一個婦女在那邊能幹什麼？咒罵這場戰爭的話越多，大家對我們這些到過那邊的人的態度就越壞。大家對我們越來越不理解了。

人會覺醒的，但不會那麼快，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我在兒子的墳墓上刻下了這麼幾個字：『人們啊，請記住：他是為生者的生存而陣亡的。』如今我知道這是騙人的話了，他並不是為了生者的生存而陣亡的。首先是我受了欺騙，然後我又幫助他們欺騙了他。我們當時都那麼善於輕信，我一再對他說：『兒子啊，你要愛祖國，祖國永遠不會出賣你，不會不愛你。』現在我想在墓碑上刻上另外幾個字：『為什麼？』」

「您怎麼能這麼做呢？您怎麼敢往我們孩子的墳頭上潑髒水？他們自始至終完成了自己對祖國應盡的責任。您希望把他們忘掉……全國各地學校創辦了幾百處紀念館、紀念室。我也把兒子的軍大衣送去了，還有他學生時代的作業本，他們可以做榜樣。您講的那些可怕的真實，對於我們有什麼用？我不願意知道那些！您想靠我們兒子的鮮血撈取榮譽。他們是英雄！英雄！關於他們，應當寫出優美的書來，而不是把他們變成炮灰……」

「為什麼？為什麼您不展示人光明的、崇高的一面，而去揭露陰暗的一面，居心何在？難道您忘記了高爾基的話：『人——是個高傲的字眼！』？」

我是通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世界的。人說話的聲音對我永遠起著振聾發聵的作用，讓我心曠神怡、沉迷陶醉。我對生活本身極度信任，這九-九-藏-書大概是我觀察世界的一種方法。最初我覺得用「講話體」（我暗中如此自稱）完成前兩部著作之後，這種體裁會成為我以後寫作的障礙，因為每時每刻都會重複自己，擔心成為多餘之物。完全是另外一種戰爭，另外一種武器——威力更大和更殘忍的武器。以機關槍和火箭裝置「冰雹」為例：「冰雹」可以化山岩為粉末。另外一種人生心理：把娃娃們從日常生活，學校、音樂、舞蹈等場地拽出來，投入地獄、投入污穢之中。什麼東西都可以往十八歲的男孩子，往十年級的學生頭腦里灌？將來他們才會明白：「我要參加的是偉大的衛國戰爭，可是卻被投進另一種戰爭。」「我本想當英雄，如今我不知道自己變成了什麼人。」

「我們要求對我們要講公道……到了現在我才反問自己：我們參与的那場戰爭，它本身就是不公道的？……為什麼會有如此火辣辣的公道感呢？我們有權利享有它……請不要提我的姓名，我不願意遭到他人的白眼……」

「我不想把我的姓名告訴您，您就當我已經不存在了吧。」

「我在南方海濱看見幾個小夥子在沙灘上，用手扒著沙地，向大海爬去……他們的腿的數量比他們的人數還少……我再也不能去海濱浴場了，我無法在那兒曬太陽，我只能在那兒傷心流淚。他們還在歡笑，還想追求姑娘，可是大家都像我似的，離開他們跑了。我希望這幾個小夥子萬事如意，讓他們知道：我們需要他們這樣的人，他們需要活下去！我愛他們，因為他們還活著。」

這是一場現在稱作躲躲藏藏的戰爭，周圍的人都不勝驚訝：「你去阿富汗？去幹什麼？那邊不是在殺人嗎？」我們是盲目信仰的犧牲品。人家向我們講解四月革命的理想，我們就信以為真，因為我們從小學時代起就習慣於盲從。我要您相信，事情就是如此，人人如此！

兒子放學回到家中說：「藍色貝雷帽戰士給我們作了報告。」他眼饞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戴著一塊多麼棒的日本手錶啊！」

四月革命。滿意吧，社會主義又在一個國家裡取得了勝利。可是，同一列火車裡，坐在身旁的人悄悄地說：「咱們脖子上又套上了一個『白吃飽』」。

雷馬克的小說《黑色方尖碑》中有一段話：

「我是俄羅斯文學教員。我把卡爾·馬克思的話向學生們重複了多少年：『英雄之死如同日落，而不像青蛙毀於膨脹。』您的書能教人什麼呢？」

現在回憶一下我當時的情況，我們大家當時的情況……

「我回國后，頭半年夜夜不能入睡。如果睡著了，一定會夢見屍體、槍戰。我嚇得跳了起來，閉上眼睛，一切又會重演。我實在無法忍受了，就去請教神經學醫生。我不求他開假條，只希望給點藥片、出九九藏書點主意就夠了，可是他竟說了這麼一句話：『您怎麼見過那麼多屍體？』啊，我真想朝那年輕人臉上扇一耳光。從此以後，我再不找任何醫生了。我不想活下去，一天甚於一天。我不願意見任何人，聽任何事，可是又無處藏身，該死的住房問題！我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東西，我什麼東西也不需要了。可是，請您幫幫那些有求于您的人。我和一些人通信，他們的情況也雷同，這麼說，其他人也一樣嘍！不過，我不相信您。您想讓所有人相信我們都是些殘酷無情的傢伙。您可想過，您本人是何等的殘酷無情嗎？

至於這些孩子——他們是英雄！他們不是因「錯誤」在那邊作戰。他們之所以作戰，是因為相信了我們。我們應當在他們面前跪下，只要把我們在這裏乾的事和他們在那邊不能不幹的事對比一下，就能讓人發瘋……

當我看見有的人穿上「阿富汗軍裝」，佩上「阿富汗人民懷著感激之情敬贈的獎章」，到學校去與小孩子們會見時，我想不通！當有的人硬要母親十次二十次地講述陣亡的兒子的事迹，講完之後，她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回家時，我想不通。

本書有幾個片段，初次在幾家報紙和白俄羅斯幾種雜誌上刊出后，各種意見、評論、勸告、警告、指責、質問，甚至威嚇，像狂風暴雨般壓頂而來（我們社會的精神生活至今還少不了這些威嚇）。有人來信，有人來電話，有人找上門來。不過，我始終有一種感覺，此書還在撰寫的過程中……

如今在後方誕生了關於前線戰士兄弟般情誼的傳說，這在那邊是沒有的。在那邊一切都可以買賣，其中包括買賣婦女。一個夜晚……為了一件女上衣或者一套化妝品……是的！是的！但是反正這些，也許不是主要的。不管怎麼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我們相信過！最可怕的事發生在以後，我們是從需要這場戰爭的國家離開的，可是卻到了不需要這場戰爭的國家。我們感到委屈的，不是沒有得到回報，或回報得不夠，而是把我們一筆勾銷了。不久以前，還說是「國際主義義務」，現在說這是愚蠢的行為。是什麼時候跨過這條界限的？這是最大的問題。我在進行對比……登山運動員攀到了山上很高很高的地方……可是他摔倒了，摔斷了腿……他總想攀上山去，他一輩子都想攀上山頂……我們有一種懷舊思想，特別是男性。他們拿生命冒過險，他們殺過人。他們認為自己既然殺過人，就屬於特殊之輩。他們被什麼東西觸動了，而這些東西沒有觸動過別人。這或許是我們心中的一塊病……或者是我們還沒有從那邊回來？

如果這個選擇現在再次擺在面前，我是不會去阿富汗了。我的女朋友來信說：「把它忘了吧！從記憶里把它抹掉，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你到過那邊。」不，我不會把它抹掉，我要把它弄個明白，弄清楚我在那邊的時間……那些歲月，那些歲月本來可以在另一個地方，過另外一種生活……不，說句良心話，我並不後悔。心中留下一種感情，說明自己分擔了那場災難，說明我們經受了感情的裂變。我們在那邊，認清自己是受了騙。我在那邊才開始思考：為什麼我們如此輕易上當？為什麼隨隨便便就能夠把我們騙了？我還記得，當我看到那麼多婦女去參加那場戰爭時，我的眼睛都瞪圓了，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類似的情況。在路上，我一直在想，我是唯一的白痴，是個不正常的女人。原來，這類婦女成千上萬。當然，人人都有實際問題，想多賺點錢，說不定還能解決個人問題，改變家庭命運，心靈深處還有一種信念。我們去的目的，是為了成為有用的人，是為了幫助他人。我認為，任何戰爭中都應當有婦女參加。也許我想象不出會有另外一種，不像偉大的衛國戰爭那樣的戰爭。難道軍醫院里能夠沒有女性嗎？燒傷的病號躺在那裡……遍體鱗傷的人躺在那裡……只要把手放在傷員的身上，就能給他一點兒溫暖，這是一種仁慈！這是符合女性心靈的工作。我在那邊遇見過一些娃娃兵，他們主動要求投入危險的戰役，他們表現出英雄氣概時無所顧慮，他們一個個陣亡了。

「我的獨生子在那邊陣亡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培養了一個英雄。如果信了您的話，那麼我培養的不是英雄，而是殺人犯，是侵略者。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我們的兒子們，受了致命重傷時，讓手榴彈在自己的胸口|爆炸，為了不玷污蘇聯士兵的榮譽，或者撲在手榴彈上，為了拯救自己的戰友，他們這種大無畏的精神難道是騙人？

「每天早晨我都能看見兒子的後腦勺，可是時至今日，我還不敢相信他已回到了家中。當他在那邊的時候，我對自己說，如果給我運回來一口棺材，我就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到街上去遊行，或是進教堂去修行。他的母校請我去演講：『請您講講您兒子的事迹吧，他榮獲了兩枚紅星勳章。』不，我沒有去。我已經四十五歲了，我把我們這一代人稱作『唯命是從的一代』，阿富汗戰爭是我們的悲劇的頂峰。您的書擊中了要害，因為您向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些什麼人？為什麼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

我在家裡聽妻子說：隔壁住著一位獨身女人，她的獨生子準備被派往阿富汗。她四處奔波，求爺爺告奶奶，給人家下跪磕頭，恨不得上前舔皮靴。她滿意地回來了：「求回來了！」同時又心安理得地九*九*藏*書說：「當官的都花錢把自己的孩子買回來。」

有人向一個「阿富汗人」打聽，這麼一塊手錶值多少錢，買的時候付了多少錢。那個人支支吾吾半晌，才講了真話：「我們偷了一車蔬菜，賣了……」他還說大家都羡慕在燃料加油站工作的士兵們：「他們是百萬富翁！」

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認識真理；二是迴避真理。莫非我們要再次遮遮掩掩？

阿富汗戰爭爆發時，我兒子剛從中學畢業，考上了軍事學院。當別人的兒子們手持武器在異國他鄉時，這十年裡我的心一直放不下，我兒子也可能出現在那邊呀！說人們什麼也不知道，這是謊話。鋅皮棺材運進家門，殘廢的娃娃回到驚慌失措的爸媽面前，這些場面大家都見過呀！當然嘍，廣播和電視里從不提這些，您在自己的報紙上，也沒有寫過這些呀，您是不久前才有了這個膽量的！但這一切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在眾目睽睽之下呀！當時，我們這個「人道」的社會，其中也包括我和您，又幹了些什麼呢？我們的社會正為「偉大」的老頭子們頒發又一枚金星勳章，我們的國家正在完成和超額完成又一個五年計劃（老實說，我們的商店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空蕩蕩的），正在修建別墅，正在花天酒地。而當時，十八到二十歲的娃娃們正冒著槍林彈雨行軍，臉朝向地撲在異國的沙地上，白白送了命。我們是些什麼人呢？我們有什麼權利質問自己的孩子們：「你們在那邊都幹了些什麼？」難道我們這些留在這裏的人比他們乾淨嗎？他們飽嘗的痛苦，他們經歷的磨難，已經凈化了他們的罪孽，可是我們永遠不能凈化自己了。村民被殺盡，村莊遭毀滅，責任不在於他們，而在於我們，在於我和您。是我們，而不是我們的孩子們殺了人。我們是殺人犯，既殺了自己的孩子，又殺了其他國家的孩子。

有一次，我乘火車從莫斯科回家，車廂里有位少婦和她丈夫。大家談起了阿富汗，我說了一句報上的話，他倆笑了笑。他倆已經在喀布爾當了兩年的醫生，他們立刻袒護從那邊往回運貨的軍人……那邊樣樣東西都貴，可是收入微薄。車抵達斯摩梭斯克站時，我幫他們往下搬東西，有很多大紙箱子，上面貼著進口標籤……

「好吧，我們不是英雄，可是現在我們反而成了殺人兇手。殺婦女，殺兒童，殺家畜。再過三十年，說不定我會親口告訴自己的兒子：『兒子呀，一切並不像書中寫的那麼英雄豪邁，也有過污泥濁水。』我會親口告訴他，但要過三十年以後……現在這還是血淋淋的傷口，剛剛開始愈合，結了一層薄疤。請不要撕破它！疼……疼得很……」

「現在市儈在處處責怪這些十八歲的男孩子……瞧你們乾的……應當把這場戰爭跟他們分開……那是一場罪惡的戰爭，已經受到了譴責，至於娃娃們嘛，應當得到保護。」

過去，我國供奉很多神，現在有的神在垃圾堆里，有的神在博物館里。讓我們把真理變成神吧！讓每一個人在這個神的面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像以往所教育的那樣，讓全班負責，讓全年級負責，讓全體職工負責……讓全體人民負責……有的人為了覺醒，比我們付出了更多的代價，我們對他們應當寬宏大量。請記住這句話：「我是從戰爭中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真理，用塑料紙口袋運回來的……一處是頭顱，一處是胳膊，一處是大腿，還有剝下來的皮……」

如今，這些紅色墓碑，帶著對已故的人的懷念，帶著對我們的天真輕信的懷念，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國土上：

後來我們的大街上出現了阿富汗紫羔羊皮短大衣，這種短大衣顯得相當華貴。有的婦女羡慕另外一些婦女，因為她們的丈夫到過阿富汗。報上說：我國士兵在那邊植樹造林，鋪路修橋。

請原諒我講得如此零亂。我太激動了，我有好多話要講……

「鄰居給我送來了報紙：『對不起，這就是你向我們講過的那場戰爭。』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這事可以寫出來，可以公開發表。我們早已習慣於生活在二維之中：報紙與書籍中講的是一套，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套。如果報紙講的和生活本身一樣，那麼我們內心經受的與其說是滿足，不如說是彆扭。一切正像您所寫的那樣，甚至有時令人感到更可怕、更絕望。我想跟您見一面，談談心裡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