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幾天，父親決定把全家搬到長沙去。他說，這裏不能住了，遇到的這個解放軍連長很講道理，假如遇到一個莽撞些的咋辦？長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話，可能要好辦一些。

我趕緊對同學說，你千萬不要告訴她，不然讓我回去，明天我就走不了啦。同學點點頭，對我母親說，她沒見到我。

但沒過多久，我突然收到母親一封莫名其妙的來信。母親在信中說，我在老家訂了婚，別人現在在向她要人，逼得很緊，揚言見不到人就要打官司，說我不回去不行。因此，請我務必在某月某日趕到南京某地。

後來，我在《新湖南報》上看到了新疆軍區到長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覆復地看了好幾遍，特別注意「不論家庭出身好壞，一律歡迎」這一條。我覺得自己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白天的酷熱裹著我，汗水滲得傷口鑽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囂使這種酷熱更難抵擋。

他看后，笑了一笑。

他們先對我進行了一陣拳打腳踢，用軍用武裝帶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渾身皮開肉綻，好幾次暈倒。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我承認自己是「美蔣特務」。我死活也不承認。最後，他們見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槍斃算了。接著，我就聽見了拉槍栓、推子彈上膛的聲音。

我沒有給父親回信。

我看完信后，半天沒摸著頭腦，母親的信滿紙謊言，因為我從未與任何人訂過婚。我左思右想，只想是母親想念我了，想見我，才不得不撒了個謊。其實，是母親也要帶著兄弟姐妹去台灣了，這是她臨走前的來信。她是希望我能從信中讀出她的真實意圖，與她一起到台灣去。但我哪知道這些？也沒給母親回信，就擱下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在大陸再沒有一個親人。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承受，去奮鬥了。

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國民黨政府一片混亂，往台灣撤退時，父親不願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絕，他說，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們這麼多人擠飛機，我還去擠幹什麼。來通知他的軍官揶揄地說，那給你一架專機行不行？父親脾氣暴烈，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聲對那位軍官說，不要說一架專機，就是給一艘航空母艦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親帶著全家從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興得叫了起來。然後，她又擔心地問道，假如你家裡不同意怎麼辦？

剛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從睡夢中被驚醒了，只見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突然包圍了整個院子，人數九-九-藏-書不少於一個連。全家人當時嚇壞了。我心想，他們肯定要槍斃父親了，先槍斃了父親，然後是母親，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這裏，我害怕得流下了淚。

我在暑假參加過青年學員隊。長沙所有中學的中學生都集中在周南女中，主要是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的是一個剝削階級的子女。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參軍后，能減輕家裡的罪行。

我沒有什麼好考慮的。我平靜地說。

我把信給大隊長看了。大隊長說，如果你想回去，我們也不強迫，這裏回家還很容易，到了新疆，要回來就難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聽她那麼說，我感到十分慚愧。我說，既然這樣，我還是去吧。

好，為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就應該這樣，我也沒有跟父母說。

我在心裏長嘆了一聲，心想，我剛剛三十歲就完蛋了，我倒沒有什麼，只可憐了我的三個孩子——他們最小的才四歲。但願他們以後能知道，我是想憑自己的微薄之力捍衛真理而死的。

我先不告訴他們。

槍沒有響。

我這人心直口快，我說，共產黨也是我的共產黨，何況，我考上中專還沒念就當兵了，也不算知識分子。

回想起來，我能活到現在，真是幸運，這可能是母親在一直為我祈禱吧。1980年，我們母女在香港見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後了。1984年，母親曾回長沙定居，后終因想念台灣的兒女孫子，回到了台灣。四年之後，她像是要補償與我數十年的母女分離，要求回到我的身邊，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親飄搖一生，最後終老天山，在這個遙遠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個親人的骨殖。記得詩人周濤說過一句話，一個人只要沒有個死去的親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這地方的人。看了這句話，我就想，難道母親從大海中的島上來這萬里之遙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給我換取一塊故土嗎？

1950年徵召進疆的湖南女兵有一千多人。看著列車掠過我熟悉的故鄉山水，我的眼中噙滿淚水。我不知道，我這一去，就再也難以見到親人了。

我把留給父母親的信託一位下一批出發的同學轉交后，就毅然踏上了西進之路。聽那位戰友講，父母在接信后十分震驚。他們沒有想到年僅十五歲的女兒會走上這樣一條漫長的道路。父親流著淚對我同學說，我拜託你去把她給我叫回來，我會永遠感激你。我的同學搖搖頭，說，伯父，慶國已經上了火車了，現在已來不及了。

我只好跟母親撒謊。我說，媽，今天晚上我要參加青年學員隊的活動，要很晚才能結束，如果太晚，我就住同學家。

母親說了句什麼，我沒有聽清楚就走了。我躲在一個姓湯的同學家裡，到了半夜，我聽見了母親呼喚我的聲音，母親一邊敲著湯家的門，一邊問道，慶國在你們家嗎？

我知道母親會在整個晚上尋找我。我又哭了。從那以後的幾ｒｅａd.9９cｓw.coｍ十年時光里，我的腦海里總會響起母親在長沙街巷裡的腳步聲，怎麼也揮之不去。

他們還沒有開槍。

聽他這麼說，我便留下了。

任何工作其實都是充滿艱辛的，遠沒有文學藝術中所表現的那麼浪漫。但我從此卻愛上了教書這一行。沒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勞動了。想當初，我自己要下去勞動，科長不讓，如今卻被趕到了工地上，心裏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來，我發誓要當青年突擊手。那時，兩個禮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們知道我當過教師，對我很是尊重，他們照顧我干最輕的油漆活兒。我不領情，主動要求去打混凝土，因為我認為打混凝土創造的價值比刷油漆高，創造的價值高，才可能成為突擊手。我最終如願以償，我的照片——滿懷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貼到了光榮榜上。我被評為兵團優秀團員，我所在的團支部被評為先進團支部。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這些年少的學生有些我曾經教過，平時他們是好孩子，好學生，但現在，他們的獸|性全都被引誘了出來，如同打開了的「潘多拉」盒子，讓整個時代、整個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科長是個老紅軍。他身經百戰，渾身帶著十多年戰爭的傷疤，是一個慈祥的長輩。從文工團到工程處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來，自然不想讓我下去，就問我，你下去工作，有什麼技術啊？

但母親離開大陸不久，我就被從文工團清理出來了，到了軍區工程處宣傳科。我想這可能與我的家庭出身有關，也有可能與我的家人都去了台灣有關。而我糊裡糊塗的，也沒多想，就樂呵呵地到工程處去了。

我來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兩封家人寫給我的信，這些信都是從澳門轉過來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后，嚇了我一跳。信中稱我為王慶國將軍，要我為他們服務。我既害怕，又生氣，當天上完課後，我就從學校往工程處趕，當時兩地相距好幾里地。街上的塵土一踩，揚得老高。我小跑著，身後留下了一長溜塵煙。到了保衛科，找到孫科長，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把信交給他，說，報告孫科長，我這裡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東西可嚇人了。

去！我當即答應。

因為我父親曾到延安考察過，所以我有幸被列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鬥者似乎不管這些。有一天，我正在給同學上課，來了幾個紅衛兵，剛走出教室，他們就把我的頭蒙起來，嘴裏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漢「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發生。

學校的校園很大，四野文工團當時就住在學校里。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近地接觸解放軍。我發現他們之間團結、友愛，也沒有官兵界限，覺得與國民黨部隊不同，這使我十分感動，也從內心對這支軍隊萌生了敬意。以後接觸多了，我就產生了一個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參軍該多好啊。但因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只敢想一想而已。

我來到新疆后，被分在新疆軍區文工團。不久，我領到了軍屬證ｈtｔpｓ://reａd.9９csｗ•ｃｏｍ，那天，我特別激動，比剛換上軍裝時還激動，因為我的全家都是軍屬了。我把它十分慎重地寄給母親，每年母親可以憑此去居委會領一袋米，兩斤肉。

我帶著背包，坐著一架馬車去學校時，心裏十分高興，因為電影中的女教師也是坐著馬車去上班的。

我聽母親後來說，他們是經政府同意後去台灣的。我一直沒有搞明白，是否有這回事，但我想母親一個弱女人，拖家帶口，要憑別的途徑，是走不了的。

他們一直矇著我的頭，用繩子牽著我，在學校里轉來轉去，轉了一陣，問我願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氣。然後他們讓我站定，槍栓響了，我睜著眼睛，希望能感覺一絲一線透過布紋的太陽光線。

第二年我調到印刷廠當校對，六○年初又調到建新報社，但我仍想教書，六二年，經過我的一再要求，我終於調回了學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堅持上課，哪怕教室里只有一個學生，哪怕有時一個學生也沒有，我也願意對著空蕩蕩的教室，把我要講的課講完。這是我的職責，也是我作為教師唯一可以用來抗議愚昧無知的方式。

不想到了蘭州，父親的信又跟了過來。我不知道那信是怎麼寄到的。事隔多年以後，我才從母親處得知，自從父親知道我離家以後，就馬上寫了信，先後寄給他在西安、蘭州、迪化的部屬或朋友，托他們幫他找到自己的女兒，設法把信轉交給我，以期用父女之情把我召回去，可父親的良苦用心我當時並不知道。

我瞞著家人去報了名，很快就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個時刻，我真是激動。但出發之際，我又不想去了。的確，那是個我連做夢也沒夢到過的地方。我一次次看著地圖，看著阿爾泰、天山、昆崙山三大山脈之間大片的荒涼，看著那遙遠而曲折的道路，想著就要離開故鄉，離開親朋好友。我的眼淚止不住「簌簌」流了下來。最主要的是，我父親已沒了官職，也就沒了薪俸，全家人的生活越來越拮据。我想留下來當一名小學教員，以緩解家中面臨的困境。

他們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頭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裡十二點多了……

到了迪化，我收到了兩封父親託人代為轉交的信，一封信是寫給我的，另一封是寫給陶峙岳將軍的。父親在信中說——

我態度堅決地說，我既然已經踏上了進疆之路，就決不會返回的，請大隊長放心吧！

但沒過多久，我看了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后，又夢想去當一名教師，我跟科長講了，他嘆了一口氣，用無奈的口氣對我說，你們知識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書育人，可能是我們新中國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這樣，我到工程處第二子弟學校當了一名教師。

我在學校開始時教體育課和音樂課。那時，小學的孩子大多是從口內農村接來的，有的十五六歲才啟蒙。我那時扎倆小辮，個子還沒學生高。學生們野慣了，根本不聽我的話，一上音樂課，他們就瞎哼哼，南腔北調。上體九九藏書育課時，他們就跟我比個兒，一說要罰他們，他們就順著烏魯木齊河跑。我不顧一切地追，他們跑得比兔子還要快。我一個女孩子，要追上他們自然非常吃力，但我發誓一定要追上他們，不然，他們下一步會更不聽我的話。

在西安休整時，我忽然收到了父親託人轉給我的來信——父親的信後來一直追到了新疆——

我說，我什麼技術也沒有，但我可以學，不行的話，當工人也行。

我父親王作凡畢業於黃埔陸軍學校第五期，後到南京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過。后出任國民黨軍五十七軍副軍長、代軍長，中將軍銜，參加過中緬邊境對日作戰。抗戰結束后，五十七軍解散，他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高參，名分不錯，但是閑職。父親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張中國人打中國人，反對民族內耗。淮海戰役打響后，國防部以給他提升兩級為條件，要他參戰，他不去。他說，你們不用升我的官了，就這高參我都不想當了，我想解甲歸田了。

我說，你還笑，我都嚇得不行了！

這時，同學唐天忠剛好來找我。她興奮地對我說，她準備報名參軍，到新疆去，還有好幾個同學也要去，問我去不去。

他們又揪著我轉，其中有三次停下來，拉了三次槍栓。

我猶豫著，徘徊著。這使唐天忠很生氣，唐天忠那時已是青年團員，覺悟很高。她氣哼哼地說，以前說好的，參軍到新疆，可你革命還沒參加就動搖了！

我當時已堅定了到新疆去的決心，看了父親的來信，只在心裏說，正是因為新疆遙遠、艱苦，我才要去。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好女子志在四方，我現在要走得越遠越好，我才不回去呢。你們傷心、難過，我都知道，但過一陣子，你們就會好起來的。

一個人說，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給你五分鐘時間考慮！

父親倒很從容，他自己出去接見了解放軍，並將幾名代表迎進堂屋。家裡的其他人則心驚膽戰地躲在堂屋後面。他招呼那幾名代表坐下后，說，你們不用包圍我們，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擔所有的懲處。

我當時已能體會父親複雜的心境，但時間把這一切慢慢地沖淡了。全家人逐漸從驚惶中走了出來。五○年元月，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長沙省立高級工學學校化工系，這無疑給父母帶來了一絲慰藉。

父親嘆息了一聲說，在延安時，潤之先生讓我留下，我沒有答應，現在到了這種境況，再去求他，我怎麼好意思？我如果願意去台灣，早就去了。唉，沒想到自己戎馬半生，最後卻不知道該在哪裡落腳啦。

我這次給父親回了信，大意是說，請他不九九藏書要再寫信來，我絕對不可能回去。我投身革命陣營，一切都好，人們對我很好，新疆也很好。

我不知道。

他說，小王，不用管它，這是敵人慣用的伎倆，我們了解你，你是個好同志，組織是相信你的。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發，面對家人，我心裏十分難過。即使馬上就要出發了，我也不能告訴家人我要到哪裡去。我知道他們不會同意我去參軍的，即使同意，也會阻止我到新疆去。父親了解那個地方。

然後我聽見一個人說，哎，把這個老頑固放了吧，槍斃了她四次，她的靈魂已被槍斃了，把她的軀殼放回去算了。

聽完他的話，我激動得哭了。那種被信任的感覺在當時對我來說，是多麼重要啊。我由衷地說，謝謝組織，我一定好好工作，決不辜負組織對我的信任！

「革命的來臨並沒有披著節日的盛裝，倒像個風塵僕僕的士兵，或者像個外科醫生。革命翻耕了幾千年來發霉生活習慣的底層」。巴烏斯托斯基的話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實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來儘快到來——像童話中的情景，一夜之間就有新鮮的空氣，有花園和森林，有嶄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現；陽光、風和鮮花代替監獄、挨餓和難以承受的沒有盡頭的勞作；到處是愉快地創造財富的工人，被太陽曬得紅黑的健康的農民，幸福的老人，快樂的兒童，永遠追求著的藝術家……

去長沙后，我父親的一個朋友有一天來到我們臨時租的房子里，對我父親說，作凡老兄啊，你現在有兩條路，一是去台灣，二是去北京找毛潤之先生，你們三九年見過面，對於內戰，你參与很少，他至少會給你一條活路。

我沒有再收到父親的來信。我不知道，當時，「鎮反」運動已快開始，全家日日夜夜處於惶恐之中，後來，父親最終無法在大陸立足，隻身去了台灣。母親也從長沙回到了南京娘家。

我到工程處后，被分在宣傳科當幹事，我覺得坐辦公室太沒勁，所以總想離開。因為自幼讀了很多文學作品，又在文工團創作組待過，我就發誓要當作家。我鬧著要去工地。一是那裡熱鬧，二是可以體驗生活，以後可以寫東西。當時，文工團的領導經常講要想寫出好的革命文學作品，就必須投身到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去。

他們又談了一些什麼，氣氛還可以，一點激烈的爭吵也沒有發生。然後，解放軍就撤走了。

這些希望讓我快樂，不時有一種革命的衝動，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懼。雖然剛解放時，一切看起來還是平和的，但由於我出生在國民黨將軍家庭，使我總覺得有風暴會隨時從不遠處刮來。

他說，你是個知識分子，我們共產黨優待知識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來，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母親聽后，埋怨道，這孩子到哪裡去了？她可從沒在外面住過，今晚是怎麼了？說著，腳步聲在八月長沙夜晚的酷熱中漸漸遠去了。

他聽我這麼說，趕緊說，是我們大家的共產黨，但不管怎樣，你要留在科里。你認為你不是知識分子，可我是把你當知識分子看待的。我們科里需要你這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