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涪陵期間做了詳細的筆記，規劃了書的結構，但在離開中國之前並沒有動筆。我回到了密蘇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經多年沒在那裡生活過，如今卻坐在了我讀高中時曾經用過的那張桌子邊上。那個房間的裝飾跟我小時候也一模一樣。感覺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滿二十九歲，懷揣兩張大學文憑，但既沒有結婚也沒有工作。實際上，除了在「和平隊」當過老師，我一直沒有干過什麼正式的工作。我的錢也不多。在美國，一個人二十多歲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還沒有工作，會被認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慶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親密，並且對自己的寫作計劃信心十足——儘管如此，我對於何去何從還是有些擔心。好不容易拋開這些顧慮之後，我才得以坐下來開始寫作。

直至最近幾年，這一切才得以改觀。互聯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現在，人們把各種國外的文章翻譯成中文，並貼到網上供大家閱讀，早已成了家常便飯。同時，中國的出版商也對外國作家日益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去年，我的第三本書，也就是《尋路中國》在中國大陸出版。那是我的書首次在大陸地區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會接受它。同年春天，當我回到中國的時候，我答應做幾場簽售報告，並接受一些媒體採訪。我猜想，對於一個外國人寫的書，他們不會有多大興趣。

當時，我計劃在涪陵盡量多學一點東西，等在「和平隊」的服務期結束之後，我想到美國某家報紙或者雜誌找一份駐中國記者的活。我並沒有想過要寫書。我覺得自己太年輕，對中國又知之甚少——在一個地方生活這麼點時間就想勉強用文字來描述實在顯得有點自大和冒失。不過，我在涪陵生活和教書期間，做了大量翔實的筆記。這段經歷相當充實，也相當具有挑戰性。我常感覺應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寫日記則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會一坐下來就寫上好幾個小時，力圖把我身邊發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從學生的作業里摘抄出一個個片段，把城裡發生的種種事件記錄下來。我還記下了學習漢語的整個經歷。總共算起來，我做了好幾百頁的筆記——我無事可干，寫這麼多東西倒也輕鬆。那個時候，在涪陵這樣的地方上不了互聯網，因此我跟美國那邊也沒有多少聯繫。我當時的薪水是每個月一千多塊，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遊。那期間，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我一處都沒有去過。我也打不起越洋電話——當時貴得不得了啊。兩年時間，我跟父母通電話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亞當·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國人。那段時間，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過去幾年九-九-藏-書間，我察覺到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社會產生了一種新的好奇感。我認為那反映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二十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受教育的人數增加了很多很多。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他們更渴望對自己國家的現狀和未來進行一番評價。跟我記憶中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人比起來，他們對本書的共鳴更多了。當然，互聯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們跟外國人之間的個人接觸也多了很多。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有了一種新的信心。說起《尋路中國》的受歡迎，我覺得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興的事情。中國讀者對這本書的接受方式，跟美國、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讀者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認識到他們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複雜性，也理解為什麼一個外國人會聚焦于幾個特定具體的地方進行探究。並且他們明白，沒有人能夠對中國做最後的斷言。外國人的視角有用，中國人的視角同樣有用。同理，傾聽男性和傾聽女性都非常關鍵。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國家，儘可能多地聽到不同的聲音，總歸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寫的幾本書能夠起到一點作用，讓人們讀懂這個令人目眩神迷的國度。

我永遠感謝我在涪陵的朋友們，我在那裡生活的時候，他們是如此坦誠，如此耐心。我現在還跟將近一百個學生保持著聯繫，這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樂趣——多年來，我看著他們長大成人，現在常常收到他們的學生寫給我的信。我跟幾位至交一直保持著聯繫，去年春天的重返涪陵之旅也讓人興奮不已。我無法預測，這座城市還將經歷怎樣的巨變，但我知道，它會永遠是我的中國「老家」。

就這樣，我的寫作速度快了起來，每天都能夠寫上五六頁。那一段時間，我幾乎沒幹過別的。我一般上午寫作，中午的時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遠的距離。下午和晚上我會繼續寫作。夜裡，我會夢到涪陵，有時甚至醒來后發現眼裡滿含淚水，因為我太想念那裡了。

趁著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幾年相比，這座城市擴大了一倍，在許多方面都變得難以辨認了。我在那裡教書的時候，去重慶或者其他稍大一點的地方只能乘船，現在，涪陵開通了好幾條高速公路和鐵路。我曾經任教的學校從兩千多名學生增加到了一萬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國高等教育的爆炸式發九_九_藏_書展。江河也變了樣。我在書里寫到的白鶴梁，寒冬時節露出水面，上面的題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現在，因為三峽大壩，白鶴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過，我還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題刻，因為該市修建了一座嶄新的水下博物館——耗資一億三千二百萬美元，這麼大一筆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從頭到尾，我在中國待了十年，寫了三本書，還為各種雜誌寫了許多文章。但在那期間，我的作品幾乎從未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表過。對此，我無法釋懷；專寫某個地方的文章卻只能讓局外人讀到，這似乎並不正常。反正，由於當時各種各樣的原因，我的書沒能在中國大陸出版，雜誌上的文章也沒能被翻譯過去。

時隔兩年之後再次回到中國，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參加的圖書籤售活動來者眾多，我所遇到的讀者敏銳而細心。總體而言，他們提出的問題比我在美國的類似場合要尖銳深刻得多。我發現，中國的讀者對於書本身有共鳴，這讓我頗感驚詫。他們明白我為什麼對三岔和麗水這樣「微不足道」的小地方產生興趣，也明白我為什麼如此關注那些普通人——農民、流動人口和小創業者。

當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變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國上下都在快速發展著。我在涪陵生活十八個月之後，終於有互聯網可以使用了。這一下子就讓我跟美國的朋友們恢復了聯繫，其中就有我大學時的寫作老師約翰·麥克菲。我給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我想當一名駐華記者，他隨即給我回了一封長信。在信裏面，他這樣寫道：

至今，《江城》已經出版了十多年。出版商很驚訝，它一直穩居美國暢銷書榜，並將繼續受到大眾的歡迎。回首過去，我感到自己很幸運，當美國人和歐洲人開始重新發現中國的時候，我的書恰好出版了。現在，很難想象還有編輯會說讀者對中國話題不感興趣。美國人一直有個問題，即對他以外的世界不感興趣，可中國是個例外。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現在有那麼多美國人對中國產生了興趣，我尤其高興地看到，有很多美國青年開始學習漢語。《江城》往往是他們的閱讀書目之一；我很欣慰，這本書有助於向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們介紹中國。

《江城》快要封筆的時候，我收到了最後一封回絕函。這時，我感到身心俱疲，因為我寫得太快了。寫最後一章的時候，我盡量不去理會那些回絕函，強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寫完最後一個字，一切都猶如崩潰了似的ｒｅａｄ•99cｓｗ•coｍ。我陷入了可怕的沮喪之中——我霎時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來，找不到回中國當記者的路子。至於《江城》，我也覺得糟糕透頂。這本書似乎一文不值——不過小孩子的寫作水平而已。我完全無所適從，也想不起我在書里表達了什麼樣的觀點。後來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強度的寫作之後，都有過類似的崩潰體驗，就好似十月懷胎的媽媽們一朝分娩，接著遭受產後抑鬱的折磨。

寫《江城》的時候，我一直沒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對此會有怎樣的反應。這是我編輯書稿的過程中最大的顧慮之一。書中絕大多數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動，但我還是擔心有人會感覺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國人對於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較敏感。我理解他們的這種敏感——就我讀到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晚期國外媒體刊載的中國報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歡。我覺得它們對這個國家的理解很膚淺，對中國人的描寫也非常乾癟。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顯得灰暗而憂傷，而涪陵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機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寫的跟他們有所不同——但我拿不準，中國人是否也會這樣認為。我想，他們可能會把它當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國、戴有色眼鏡的外國人寫的書，因此視而不見。

不過，威廉還是找到了三家願意出價購買書稿的出版商，我選擇跟哈珀柯林斯簽訂了出版合同。稿酬不多，但足以讓我償清讀大學時的助學貸款。這也令我對自己的寫作產生了新的信心。我頓時意識到，所有的報刊編輯全都犯了大錯。他們不理解我寫作所具有的價值，也不明白選派具有中國閱歷的人擔任駐華記者的重要性。還好，他們並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也不會被他們握在掌心。我靠自己就能回到中國。

我在四個月內寫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間，我也向美國的各大報紙和雜誌寄去求職信。我依舊懷揣這樣的夢想——先從給美國的出版物幹活兒開始，不論遲早，他們總會派我擔任駐華記者。但很快我就明白，沒人對我感興趣。實際上，他們甚至都沒有給我親筆回復——《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費城問訊者報》、《芝加哥論壇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給我寄來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絕函。只有《洛杉磯時報》給我寄來了親筆回信。那位編輯說，他很喜歡我寫的東西，對我的中國經歷也很感興趣；可我缺乏正式的從業經驗，他們不可能聘用這樣的人。他還建議我先從美國的小報干起。如果我以此為起點，通過幾年的時間來證明自己，最終有望在大報找到活兒干。然後，我得通過苦幹來再次證明自己，也許在幾年後將擔任駐read.99csw.com華記者。那樣的話，至少需要六年我才能回到中國。

我這麼做了——1999年春，我買了飛往北京的單程票，並成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頭幾個月，活兒很難找，可隨後就有了，很快我就忙了起來。2000年，我放了幾次長假，並且開始為《紐約客》和《國家地理》供稿。沒過多久，之前回絕我的那些報刊給我來信，問我是否願意為他們工作。太晚了。我喜歡自由地安排工作，選擇自己的寫作計劃。怎麼寫中國，我有我的想法。曾經重要無比的四處求職被我拋在腦後。時至今日，我會永遠感謝所有在1998年回絕了我的編輯們——回頭看看，那是發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情之一。

城裡的一些變化讓我有點懷舊，甚至還有一絲傷感，因為我記憶中的那個地方一去不返了。不過，最重要的精神還在。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會更生感激之情，感謝我曾有機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那裡生活過。我相信，那是一個不尋常的時刻，涪陵是一個不尋常的地點——一座一切都處在變化邊緣的城市。

李雪順先生是我在涪陵期間曾經的同事，我要感謝他出色的翻譯工作。我們力圖讓譯本儘可能地忠實于原本，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動。如果有讀者對本書以及我的其他作品感興趣，可以點擊www.peterhessler.net訪問我的個人主頁。

差不多有一個月，我抑鬱不已，寢食難安。書稿依舊擺在那裡——我無力把它們郵寄出去。還好，我終於恢復了，把書稿寄給了各大經紀人。幾乎所有人都回絕了。只有年輕的經紀人威廉·克拉克告訴我，他很喜歡。他把書稿發給各大出版社之後，有些出版社給出了積極的回應，但他們心懷疑慮，擔心美國讀者對中國不感興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說：「書是好書，可我們認為沒有美國人想讀有關中國的書。」現在看來，這令人難以置信，但1999年早期的圖書市場就是這樣——美國人還未意識到，中國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變得多麼令人目眩神迷。

去涪陵之前，我曾經寫過一些文章，大多是為美國報紙寫的旅行隨筆，但從未發表過長篇的，更沒寫過書。我也從未當過新聞記者。當時，我確定自己想要成為一名作家，但並不清楚我要寫小說還是非虛構類題材。事實上，剛到涪陵時我仍然認為自己更有可能寫小說。在那裡的頭幾個月，我寫了一個短篇，故事設定在我從小長大的密蘇里州。我覺得那是我二十幾歲時寫得比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發覺還是有點差強人意。文章寫完后，我就想：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長江邊這個叫人嘖嘖稱奇的地方，為什麼還要去寫有關密蘇里的虛構故事？於是，我九-九-藏-書一下子就意識到，我未來寫作的很大一部分應該就在中國。

那是我第一次鄭重其事地考慮寫一本有關涪陵的書。我差不多同時也想到了它的題目——我覺得應該就叫做「江城」——接著便開始思考這本書可能採用的寫作結構。我規劃好各個章節后，覺得應該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個月時間儘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節期間有一次長假，我原本計劃好要出去旅遊的，但後來還是選擇待在涪陵，為的就是調研和做筆記。假期過後，我一邊教書，一邊繼續考慮寫書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後那一段時間是我一生最愜意的時光之一，我將隨時銘記於心。在城裡我感覺就像回到了家；經過開頭艱難的適應期之後，我已經學會了足夠多的漢語，可以跟人們進行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樂意跟我的學生、漢語輔導老師，以及姓黃的一大家人一起打發時間。黃家開了一家小麵館，我總是去他們的店裡吃飯。我大體上是這樣打算的：就寫這個特定的地點和特定的時刻。我漸漸相信，這個時刻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我也堅信，像涪陵這樣的小地方其實意味著更多。那個時候，外國人一般對中國的內陸地區視而不見，而記者對來自鄉下的人們也總是視若無睹——老以為這些人頭腦簡單，兜里沒錢。不過，我認識的所有人——我的學生們、我的同事們、經營餐館的朋友們，以及我的一個漢語輔導教師——幾乎都有那種農村背景。這些人的生活複雜多樣，豐富多彩，我因此覺得，他們長期被外界忽視，是一個錯誤。

對我來說，在中國有兩個地方給我家的感覺。一個是三岔，北京北邊的一個村莊，我從2001年起一直在那裡有套房子住。另一個是涪陵，長江邊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間以「和平隊」志願者的身份生活於此。有時候，我稱涪陵是我在中國的「老家」——我想，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時候我是認真的。涪陵是我開始認識中國的地方，也是讓我成為一個作家的地方。在那裡的兩年生活經歷是一種重生：它把我變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不過，一旦開始動筆寫起涪陵，哪怕剛剛才寫第一頁，我就已經明白，有些東西變得不一樣了。文字汩汩湧出，一切都在我腦中活靈活現地冒了出來；當我回過頭重讀那些段落章節時，它們宛如珠璣一般叮噹作響。我意識到，我的寫作意欲已經完全改變，調子變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種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來、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寫作素材時的認真，但也反映了一種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對的那些挑戰迫使我成長，而這種新的成熟讓我的寫作有了新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