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之後，周佛海就在南京的西流灣8號花園洋房裡，造了一個大地下室。

在相同理念的推動下，兩人越走越近。周佛海從蔣介石的親信，變成了汪精衛的鐵杆，乃至成為後者與日本方面接觸的最大推動力——是周佛海最先派出高宗武和陶希聖與日方接洽的，也是周佛海一直埋怨汪精衛「優柔寡斷」，「不抓住最好時機」的。

在周佛海被判處死刑后，楊淑慧當即上訴，但馬上被最高法院駁回。楊淑慧隨後直接闖入了蔣介石機要秘書陳方的家，告訴對方：「如果蔣先生一定要殺佛海，我就馬上到香港，將蔣先生的親筆信向海內外公布，看誰以後還敢為蔣先生賣命。」

「袁氏（袁世凱）死後，內閣常常更動，一下子某甲入閣，一下子某乙入閣。……我們學校擴充，把附近的文昌閣，併入學校做宿舍。我因為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主觀上雖然有這種氣概，客觀上上進發展的機會，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顧茫茫！」（周佛海，《往矣集》之《苦學記》）

沅陵縣城內，有一座文昌閣，周佛海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專門提到了它：

勿忘初心。

周佛海到底是一個潛伏的「特務」，還是一個漢奸？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布特赦令：「……周佛海在敵寇投降前後，維持京滬杭一帶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塗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准將周犯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此令。」

可見當時周佛海的地位。

那麼他成為漢奸後有沒有實現自我價值呢？還是有的：

周佛海在法庭上列舉了自己的各種「功勞」，說他在整個汪偽時期，前半段是「通謀敵國，圖謀挽救本國」，而後半段則是「通謀本國，圖謀反抗敵國」。總而言之，他要麼是在「曲線救國」，要麼是在「捨身救國」。

真的是沒有上進發展的機會了嗎？

當然是漢奸。

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戴季陶向周佛海發出了邀約：來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月薪200塊大洋。與此同時，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邀請周佛海擔任廣東大學兼職教授，月薪240塊大洋——還是拿出毛澤東1918年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的月薪做參照：8塊大洋，足以讓他養活自己。

那時的周佛海，既沒有逍遙法外，但也沒有被捕伏法，而是被戴笠軟禁在重慶，等候蔣介石的指示。

周佛海是作為旅日小組的留學生代表出席這場會議的。但在發生驚心動魄搜捕的7月30日夜裡，周佛海並沒有參加會議——他因為腹瀉請了假，還是毛澤東回來后告訴他出了大事。

「推翻支配階級」「建設革命政府」「為國家爭榮光」……這些應該都是周佛海的初心。

按照檔案披露，周佛海是自1941年開始試圖與重慶方面接觸的。1941年是什麼時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宣戰，大家都知道勝負天平將怎樣傾斜的時候。

今天要說的這個人，身份有點複雜。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是黨的早期創始人之一；他作為一名國民黨員，做到過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作為汪偽政權的要員，做到過偽財政部長。他是一個漢奸，但他又說自己其實是潛伏的「特務」。一生多變如此，民國時期真的找不出幾個人了。

1924年的春天，從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的周佛海，準備回國找工作了。

在中共一大的13個與會代表中，與周佛海經歷非常相似的，還有前面提到的陳公博，而其中的不少人，後來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換句話說，在上了汪精衛的船后，周佛海又將一隻腳伸回了蔣介石的船。

周佛海在青少年時期就展現出超越同齡人的雄心壯志，他曾在一座寺廟的牆壁上，題寫過這樣一首詩：

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曾經多次找周佛海談話，試圖挽留他，但周佛海態度堅決。最終，中共黨組織批准周佛海退黨。

這「另外一條道」，恐怕是周佛海實現「自我價值」的道路。

這也是周佛海讓人唏噓的地方：參与創建中國共產黨，爾後投身國民黨，最後成了漢奸。

周佛海脫離共產黨后，曾聲稱：「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這種言論，連當時國民黨的頭面人物汪精衛也看不下去，他曾對一位朋友說：「周佛海真拆爛污，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卻又攻擊起共產黨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誣，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

但曆數漢奸的名字，陳璧君、陳公博、梅思平、褚民誼、林柏生……外界發現，少了至關重要的一個人。

抗戰一結束，國民黨當局當即逮捕了大批漢奸。

蔣介石給楊淑慧的回答是：「這幾年的東南淪陷區，還虧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來，安心回去吧，我會想辦法的。讓佛海在裏面休息一兩年，我一定放他出來。」

事實上，九_九_藏_書周佛海在開完中共一大回日本留學期間，就基本和中共的黨組織沒有什麼聯繫了，在思想上，也漸漸開始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在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之後沒多久，周佛海就給中國共產黨廣州區執行委員會寫了一封信，明確無誤地要求脫離共產黨。

1948年2月28日這天，南京首都監獄里死了一個人。

聽聞死罪得免，周佛海在獄中大為興奮，又作詩一首：

和當時很多和他同時代的留日青年一樣，日本的留學經歷促使他們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他當時的理想，是去北京大學當教授，或去商務印書館做一個編輯，月薪能有150塊大洋便「心滿意足」了。按照他的想法：「到政府機關去運動一官半職，既然不是我的志願，也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所應為。」

1921年7月23日晚，那場改變未來中國命運的秘密會議，在上海的法租界召開。

他「適時」死去，無論對誰來說，包括對他自己，可能都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雖然後來以胡適為首的一批人漸漸看清了方向，認為「和比戰要難百倍」，但周佛海卻依舊堅定自己的觀點：「中國沒有一件能與日本比擬，如果戰爭擴大並延長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難，可是日本感覺到癢的時候，中國已痛不可忍了。」

據他的兒子周幼海後來回憶，父親曾對他說過：「我在重慶很不得意。自從脫離共產黨后，我當過國民黨政訓處處長，也當過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現在當國民黨宣傳副部長，和國民黨中統關係也深，但始終沒有什麼作為。因此，我決心同汪先生一道出來，從另外一條道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周幼海，《我所知道的漢奸周佛海》）

1917年，周佛海等到了一個機會——在老師和同學的資助下，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學的機會。

脫黨之後，周佛海與廣東大學幾名教授一起創辦了《社會評論》雜誌。周佛海很快便發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觀》一文，提出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無論是物的條件還是人的條件，都不具備，因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只是，這「一世」的時間，未必也太短了點。

他叫周佛海。

為周佛海辯護的，是當時著名的律師章士釗，他抓住這些點，包括展示當初戴笠給周佛海的信，不斷給法官施壓。再加上周佛海的口才本來就很好，他為自己辯護時說得頭頭是道，當時不少圍觀的群眾還真的覺得，這個人可能確實為了國家「忍辱負重」。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忽然口鼻流血不止，心臟病突發，油盡燈滅，時年51歲。

楊淑慧曾請章士釗寫信，要求將周佛海「保外就醫」，但得到的答覆是：「周佛海的案子太特殊，誰也沒這個膽子。」

但恰恰在這一年，國共第一次合作開始了，而國民黨早就看中了周佛海這個當時「老資格的馬列主義專家」。

他的死去，讓很多老百姓拍手稱快，也讓一些人長吁一口氣，比如蔣介石。

有了這些功勞，周佛海還是很篤定的，因為他認為自己和陳公博、陳璧君他們不一樣，他是對「黨國」有貢獻的人。

九*九*藏*書在南京新街口萬國殯儀館，周佛海的屍體沒人去管，最後還是妻子楊淑慧用一口珍藏多年的楠木棺材為周佛海裝殮，運到南京湯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找了一個空穴，草草埋葬。

那麼周佛海的動力又來自哪裡呢？

感覺自己未來仍大有可為的周佛海，其時已經病入膏肓了。

那個至少能在汪偽政權里坐第三把交椅的周佛海呢？

但我一直相信，在最初興業路76號那些開會的日日夜夜裡，與會的13個人，確實都是抱著發憤圖強、改變中國的雄心壯志的。也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建黨近100年以來，所走的道路是多麼坎坷崎嶇，有多少人在途中迷路、掉隊，甚至走了相反的方向。

從全國各地一共趕來了13名代表，加上兩名共產國際代表，構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參會人員。

但是，後來轉移到南湖蓬船上的會，周佛海是堅持抱病參加的。在船上的會議中，大家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雖然與會人士後來對周佛海擔任的具體職務記憶有出入（周說自己是副委員長，包惠僧和陳潭秋說他只是候補中央委員），但有一點大家還是公認的：陳獨秀在沒回上海之前，中央局書記一職，由周佛海代理。

說到底，周佛海只不過是再一次選擇了「換船」而已。

能堅持一路走來的先輩們，是多麼艱辛。

但實事求是地說，周佛海還是有才的，所以他很快獲得了蔣介石的賞識和信任，被任命為新黃埔軍校的政治總教官。憑藉自己出色的筆頭，周佛海在蔣介石的提拔下，先後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第二侍從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長和代理部長，是和陳布雷齊名的蔣介石的「文膽」之一，不可謂不紅。

1927年，周佛海逃出武漢，出了一本小冊子叫《我逃出了赤都武漢》，其中有一段話對汪進行了反擊：「汪精衛真拆爛污，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

勿忘初心。

據知情人後來透露，周佛海在1947年底，已經連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了，只能將被褥高高疊起，趴在上面喘息。有時候哀號陣陣，連獄卒聽了都有些毛骨悚然。

為了表示對當時主戰派的不滿，胡適把這個群體起名為「低調俱樂部」。

那麼，周佛海成為「間諜」后，又做了些什麼呢？

這個黨，叫作中國共產黨。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顧祝同、朱紹良、九九藏書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胡適、陳布雷、陳立夫等人，經常到這個地下室來躲避空襲。在那裡，他們討論戰局，大多對中日戰爭持悲觀態度，認為「戰必敗，和未必大亂」。

對此，周佛海自己也是頗為得意的，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于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1947年的農曆大年初五，楊淑慧得到了蔣介石的召見。一見蔣介石，楊淑慧就跪倒在地，一句話不說，只是抽泣。

超過1萬名群眾把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圍得水泄不通，創下了戰後漢奸審判史上的最高紀錄。

1897年，周佛海出生於湖南省沅陵縣的涼水井鄉。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根據台灣方面後來披露的資料顯示，大約在1943年，周佛海被戴笠策反，又成了潛伏在汪偽政權里的國民黨「地下黨員」——他在家中設立了電台，直接和重慶方面聯繫。

那一年，他23歲，遇到了一個41歲的大叔。

那個大叔，名叫陳獨秀。

為什麼要參与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周佛海自己坦承，當初是想成為「中國的列寧」。按照他的回憶：

那麼，他的初心保持得如何呢？

但真正改變他人生的，是三年後他回國的一次省親。

做得倒確實不少：對於被汪偽特務逮捕的國民黨黨員和軍統人員，周佛海盡量保護，甚至出面保釋；將汪偽政權里的人員安排、財政情況都透露給了戴笠；將能得到的日本情報悉數都傳給戴笠。

勿忘初心！

在關鍵時刻，為周佛海跑腿的，還是他的妻子楊淑慧。

經過多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他們決定和其他有志之士一起，一同發起成立一個新的黨。

這時候，又一個大變故發生了：1937年7月7日，日本開始全面侵略中國。

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是多麼不易。

但這種「半軍人半文人」的生活，並非周佛海嚮往的最高境界。他認為自己是要「登門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的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1938年底，在周佛海的策動下，汪精衛終於決定出逃，宣布所謂的「曲線救國」。

「寧漢分裂」之後，周佛海從武漢逃出，徹底倒向了蔣介石，為表明自己的忠誠，這位原來寫「馬列主義」得心應手的筆杆子，開始轉而撰寫《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

周佛海的一條命，算是保住了。

這個人，就是他曾經與之對罵的汪精衛。

誰是當時國內發育最快的「大腿」？自然就是蔣介石。

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周佛海有了一串「顯赫」的頭銜：「財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後來還擔任過「行政院副院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警政部長」「上海特別市市長」等——汪偽政府的外交、財政、警察、特工、軍事等各種實權，都捏在了周佛海手裡，可謂是「當紅辣子雞」。

但是，周佛海面臨一個問題：對共產黨，他已經與之決裂了；對於國民黨而言，他是「半路出家」，人家吃不准他的路數，一直有戒心。

但是，一件出乎周佛海意料的事發生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飛機失事死了。

因為戴笠發展比較重要的特務時，都是和他單線聯繫，戴笠一死，周佛海的很多「功勞」就沒人知道了。

蔣介石當初答應楊淑慧的是「等個一兩年」，後來變成「等個兩三年」，但事實上周佛海在獄中連一年都挨不過去了。

但是，法院在11月7日給出的判決卻出乎周佛海意料：「周佛海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

這個觀點，和一個雖不參加「低調俱樂部」，但實為這個俱樂部精神領袖的人的意見不謀而合。

南京首都監獄是國民黨的中央監獄，裏面關過很多人，死一個人，並不是什麼特別大的事。但這一天死的這個人，卻有點特別。

這個判決一下來，周佛海就有些慌了，想來想去，只有一個人能救他，這個人就是蔣介石。

怎麼辦？還是對他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給他指了一條路：要抱就抱一條大腿。

周佛海最得意的是為蔣介石和戴笠做了兩件事：第一，在他的策劃下，汪偽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原來也是中共黨員）被毒死；第二，在日本投降后，作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他防止八路軍和新四軍進入，將上海「完整地交還給了國民黨」。

1946年10月21日，迫於各界壓力，周佛海終於被公審。

在周佛海出生不久，他的父親就去世了。周佛海從小由母親撫養。少年周佛海還算好學，且有才情，考入了沅陵縣高等小學，然後又升入了當地的中學。

周佛海在日本留學期間，不斷向國內的雜誌投稿，內容主要是對國際時局的分析，介紹海外新思潮，尤其是介紹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因為他思路清晰，文筆出眾，漸漸聲名鵲起。

那是周佛海的最後一個「護身符」——蔣介石當初曾給周佛海寫過信，鼓勵他在汪偽政權里「暫留敵營，戴罪立功」，並寫了「知名不具」。

當時周佛海的信心還是挺足的，在被審完回到牢房后，他還頗有雅興，寫了首詩：

他還自認是「鐵肩」，還覺得能為黨國再「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