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圓券發行之初，由於國民黨政府態度堅決，又嚴格下達了兌換的期限，擺出了一副「鐵腕」姿態，所以全國的老百姓雖然有點將信將疑，但還是乖乖把手裡的法幣等各種舊幣以及辛苦積攢的黃金、外匯都交到了銀行，兌換成了金圓券。

當然，也能讓人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將社會翻過身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

而此時，比各地人潮更洶湧的，是政府開足機器印刷金圓券的勢頭。

按購買力計算，1949年5月500萬元面額的金圓券，只相當於1948年9月1元面額的金圓券。用「萬」來做購買單位，早就已經不行了，當時上海一石大米的價格是4.4億元金圓券。有人專門做過一個精確統計：以每石大米有320萬粒米計算，買1粒米，就要130元金圓券。

下令關押杜維屏的時候，蔣經國不是沒有猶豫過，因為杜維屏有個老爹，叫杜月笙。上海灘一時轟動：「蔣經國連杜先生的兒子都抓，看來是要動真格的了！」

蔣經國的老部下賈亦斌登門質問蔣經國：「揚子案究竟辦還是不辦了？」蔣經國黑著臉，回了一句：「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

蔣經國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銀行大樓三層設立了經濟督導員辦公室，親自坐鎮指揮上海的經濟管制。

5月27日，上海解放，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

5.《1948年金圓券的發行及其最終命運》（王海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07期）

這個人，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財政部部長，王雲五。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必須承認的是，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主政時期局面為之一新，出版了很多非常有價值的書，可以說為中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王雲五也頗有經營頭腦，商務印書館在他的經營下辦得有聲有色。

第一件事，陳布雷堅持把當時中央宣傳小組的100億元法幣經費存入了銀行——儘管當時有人勸他換成黃金以避免貶值。

當時陳布雷對金圓券迅速貶值的評價是：「國家利益被犧牲了，個人利益被犧牲了，卻便宜了金融家。」

不久之後，已經與中共在東北展開戰略決戰的蔣介石從前線連夜飛到上海，把蔣經國臭罵了一頓。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看似是「段子」，但其實是真實發生的故事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

但是，即便在逃往廣州后，國民黨政府依舊在印發金圓券，直到7月3日才完全停止。而且作為替代品，國民黨政府隨即又推出了「銀圓券」，1元面額的銀圓券可以兌換5億元的金圓券。

截至11月9日，才發行三個月不到的金圓券，已經印刷了19億多元，逼近了當初20億元的限額。

金圓券面額從原先的最高100元，突破到了500元、1000元、5000元、1萬元、10萬元、50萬元、100萬元。

杜月笙知道兒子被抓后，也不找蔣經國要人，而是在蔣經國9月下旬召集的一次各行業企業家會議上，公開說了這樣一段話：

面對眾人的勸阻，蔣介石卻一定要改。

陳布雷當時的身份，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秘書長，而他更為人所知的一個身份，是蔣介石的「文膽」。

終於，在6月5日，國民黨政府宣布：禁止金圓券流通。

「只打老虎！不拍蒼蠅！」

金圓券僅僅用了9個月的時間，就輕鬆超過了法幣發行14年以來的通貨膨脹程度。

8月18日，蔣介石第三次召見張嘉璈，甚至把《幣制改革計劃書》的文本都拿給他看。但張嘉璈看完還是告訴蔣介石：你們肯定守不住20億元的發行定額，新幣種可能在幾個月內就會大幅度貶值。

1948年11月9日，俞鴻鈞給蔣介石發了一封密電：頂不住了。

8月28日，金圓券發行滿五天，全國已經有價值2720萬美元的金銀外幣兌換成了金圓券。在之後的數周里，全國的商品價格受「八一九限價令」控制，也基本維持在金圓券發行前的價格。

以100元法幣為例，在1937年可以買到兩頭牛，到1938年就只能買一頭了，到1939年只能買到一頭豬，到1941年只能買到一袋麵粉，到1943年只能買一隻雞，而到1948年，買上一小捧大米都已經困難了。

時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曾試圖用「拋售黃金」來回籠法幣，穩定物價。結果一邊是拋售中央庫存黃金的60%回籠了1萬億元法幣，一邊是政府又加印了3萬多億元法幣，最終宣告計劃失敗。再加上「黃金風潮案」，宋子文只能引咎辭職。

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已感受到了黑雲壓頂之勢：共產黨的軍隊已經挺過了國民黨最初的「全面進攻」，在劉伯承和鄧小平率軍「千里挺進大別山」之後，開始發動了局部戰略反攻。尤其是在東北，共產黨的軍隊已經控制了絕大多數的土地和人口，國民黨軍隊被壓縮在瀋陽、長春和錦州三個互不連接的區域內，一場戰略大決戰一觸即發。

這份「處分令」除了說明「金圓券」的面值及其與舊幣的兌換比例，還強調了一點：「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

8月17日，蔣介石還是不甘心，再一次諮詢張嘉璈，張嘉璈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

就在揚子公司被查封的第二天，宋美齡直接飛到了上海，當面要求蔣經國和孔令侃和解。蔣經國不肯，雙方大吵一架。

2.《金圓券崩潰的前因後果》（金園同，《全球商業經典》，2017年07期）

上海有一位老太太早上去買菜，提了一個竹籃子，裏面堆滿了金圓券。走到途中內急，她把籃子放在廁所門口就進去了，等她出來，發現竹籃子被人偷走了，那一堆百萬面額的金圓券堆在地上，無人問津。

在這樣的情況下，俞鴻鈞只能向蔣介石申請：儘快放寬金圓券的發行限額。

僅11月一個月，國民黨政府就印發了13億元金圓券，12月更是印發了49億元。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而積極報道「揚子案」的《大眾晚報》《正言報》被勒令停刊。

但與此同時，因戰爭而急劇擴大的軍費窟窿卻像一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吞噬著國民黨政府的所有財政收入。

「天下再沒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沒有話比人民的話更正確。

所以，多讀一點歷史，還是有好處的，知道勝為何勝九*九*藏*書，敗為何敗。

金圓券一發行，蔣經國就被老爸蔣介石派到了上海。

但是，「蜜月期」真的就只維持了一個月左右。

而當時一張100萬元的鈔票，能買到一個饅頭就已經很不錯了。

作為親歷者的上海市民楊小佛，很快發現了一些普遍現象：商店櫥窗里雖然還稀稀拉拉地擺著一點商品，但都只展示而不賣了；飯店裡的飯菜分量開始大幅度減少了；就連早點鋪的包子、油條、陽春麵，居然也開始「限量供應，賣完為止」了。

在這樣的威懾之下，一些工商界的「大佬」開始畏懼了。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立刻上繳黃金800條、美金230萬元。劉鴻生對自己企業的負責人說：「蔣太子滿臉殺氣，他什麼都幹得出來，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因為他信任一個人。

但凡肯用腦子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肯定不是如此。

法幣，是國民黨政府在1935年開始推行的國內流通貨幣，由於一開始發行量不大且穩定，所以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多年抗戰，財政吃緊，只能大量印製法幣。到抗戰結束時，法幣的發行總額已經達到5569億元，比全面抗戰前夕增長了約400倍。

經濟如果垮了，軍事肯定也垮了。面對這樣的境況，蔣介石只能把經濟工作會議擺到了軍事工作會議的前面——先解決糧草，才能有人打仗。

在很多單位，到了發薪日，以金圓券結算的工資是先統一發到一個人手裡，而不是發到每個人手裡，因為領到工資的人必須以百米賽跑的速度去兌換成銀圓、美元或黃金，再發給眾人，不然的話，可能就這幾個小時工夫，領到手裡的金圓券就只值幾小時前面值的一半了。對於當時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簡直晚上連覺都不敢睡，因為睡覺前可能自己的錢還夠買一袋米，等一覺醒來，就只夠買一碗米了。

「幣制改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牽扯到方方面面，需要非常縝密的論證和研究。在當時國內炮火連天的環境下，本來就已經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權還能進行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幣制改革」嗎？

3.《1948年王雲五發行金圓券始末》（郭謙益，《江蘇錢幣》，2016年03期）

孔令侃是宋美齡最疼愛的外甥，孔、宋兩大家族也是蔣介石最重要的兩大支撐。

「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我有一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蔣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人和記者先生可隨杜某去開開眼界。」

超發貨幣，自然會帶來貨幣貶值的效應。

但是蔣介石全盤否決了俞鴻鈞的方案，因為他更看好王雲五的方案——徹底推翻法幣，推出全新幣種：金圓券。

1948年8月23日，金圓券正式發行。

蔣經國發現在《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之前，有人私自走漏消息，提前拋售股票。蔣經國隨即帶人闖進上海交易所，用槍頂著負責人讓其交出所有賬目，結果發現兩個拋售大戶：一個大戶是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之妻李國蘭，陶啟明隨即被捕入獄；另一個大戶名叫杜維屏，同樣也被關進監獄。

11月20日，各地授權銀行的存款兌換金銀業務開始辦理，各個兌換處人潮洶湧，排起了長龍。在上海，很多市民往往要露宿街頭，才能在第二天黎明時分排上隊去銀行兌換。12月23日，對金圓券完全失去信心的上海市民約10萬人在銀行門口擠兌黃金，結果造成踩踏事件，105人受傷，7人死亡，是為「黃金擠兌慘案」。

發動內戰後，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的75%都砸到了軍費開支上，所以只能飲鴆止渴，靠瘋狂加印法幣來填補財政窟窿。在這樣的背景下，到1948年，法幣發行額已經令人瞠目結舌，達到了全面抗戰前的47萬倍，居然出現了這樣一種窘迫景象：印刷廠剛印好的法幣還沒出廠，鈔票面值已經在市面上一落千丈，甚至已經抵不過剛才印刷的成本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此時的國民黨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但金圓券還在全國範圍內流通，只是很多地方已經開始拒收九_九_藏_書了。

看到蔣經國如此鐵腕，上海的市民們更加配合兌換金圓券了。從8月到10月，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金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子96萬兩。在整個幣制改革過程中，上海是收兌成效最好的地區，收兌金額佔全國的64%。

但此時的蔣介石已經沒有退路了：行要上，不行也要上！

這是典型的「有市無貨」的徵兆：商人們在「限價令」的威逼下，開始使用一切手段囤積商品，減少損失了。

上海嘩然，全國嘩然。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幣改方案」，之後行政院也討論通過。

金圓券一共發行10個月，成了中國貨幣史上最短命的貨幣，在世界貨幣史上可能也是極其罕見的。

有人從浙江定海往上海寄一封普通信件，需要貼價值16萬元的郵票——每張郵票面額1000元，要貼160張。無奈之下，此人只能反過來將信封貼在郵票上。「信封貼在郵票上」的段子就開始流傳開來。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在家中服毒自殺。

4.《1948年親歷金圓券的發行與崩潰》（楊小佛，《世紀》，2011年01期）

8月23日，發行金圓券的第一天，在江浙沿海一帶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銀行門口都排起了長隊。在上海外灘中央銀行門前，上海市民從早上六七點就開始排隊，很多人排到下午一兩點都還沒排上。

當天晚上，蔣介石以總統名義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通過廣播播放。

當時的新疆政府還創造了一個至今仍無法被打破的世界紀錄：發行過面額為60億元的鈔票，而那張鈔票，當時在上海也就只能買到70粒米或一盒火柴。

由於內戰，國民黨的軍費開支瘋狂增加，財政赤字直線上升，但在這關鍵的時刻，國民黨政權的官方貨幣——「法幣」挺不住了。

只是在此時，早已信用全失的國民黨政府連最短的「蜜月期」也無法享受到了，在國民黨統轄的城市裡，老百姓都抵制兌換「銀圓券」，連國民黨自己的單位和機關也拒收「銀圓券」。

上海輿論頓時興奮起來：野生的小老虎被打完了，親生的大老虎他真的敢打嗎？

但這些數字，和後面的印發數額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經濟學科班出身的銀行家張嘉璈一點都沒給蔣介石面子，直言不諱地指出：「政府要發行一種新幣，必須要有充分的現金或外匯儲備，而且要能保證新幣的每月發行額度比舊幣減少，不然肯定會導致物價飛漲，新幣貶值。」

到了1949年5月，很多人可能這輩子都見不到的種種「奇觀」，相繼發生。

1.《金圓券改革決策內幕考》（張秀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6年02期）

而張嘉璈說的這幾個「必備要素」，國民黨政府當時一個都做不到。

11月11日，行政院公布了《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宣布：取消金圓券的發行最高限額，准許人民持有外幣，可以在銀行開始流通；金圓券存入中央銀行一年後，可折提黃金或銀幣；外匯匯率由原來1美元摺合4元金圓券，增加至20元金圓券。

這一段話，把蔣經國頂到了杠頭上——揚子公司當時違法囤積的貨物，是全上海最多的。但揚子公司的董事長，叫孔令侃，孔令侃的老爸，叫孔祥熙。

著名社會活動家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之子楊小佛對這段「蜜月期」印象頗深。

當時民間流傳這樣一首歌謠：「大街過三道，物價跳三跳。工資像團雪，放會兒就化掉。」

對於這場「上海打虎」行動九九藏書，蔣經國頗有信心。他定下的策略是：「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但是，杜維屏的老爸畢竟是杜月笙。

首先，他輿論先行，發表題為《上海向何處去？》的「告上海人民書」，宣誓：

上海是全國的金融中心，工商業高度發達，各種金融資本家的勢力也盤根錯節。可以說，上海是否能做好金圓券的兌換工作，關係到全國「幣制改革」的成敗。

截至1949年4月，金圓券發行總額已經飆升到4萬億元。但這個數字還是太缺乏想象力：之後的5月僅一個月，就發行了63萬億元，6月又印發了63萬億元，總額達到了130萬億元，是1948年8月發行金圓券時印發總額的24萬倍。

但事已至此，決定破釜沉舟的蔣經國派人查封了揚子公司上海總部，並封鎖所有倉庫。

這等於變相承認：「幣制改革」方案失敗！

然後，蔣經國就真的動起手來了——踐行「用人頭平物價」的承諾：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因私逃外匯被判死刑；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大隊長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槍決；憲兵大隊大隊長姜公美因破壞經濟管制被槍決；申新紡織總經理榮鴻元、美豐公司總經理韋伯祥、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建梁，都因私逃外匯、窩藏黃金等罪，被捕入獄。

那位曾經做方案的王雲五，在「幣制改革」方案失敗后，黯然引咎辭職。但在1949年後，他還是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並且依舊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和優待。

揚子公司被放生，「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說法立刻傳遍全國，蔣經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權威頓時灰飛煙滅，市場信心頓時崩潰。

第二件事，陳布雷在會後途經上海時，回到家裡，讓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銀器都整理出來，去兌換金圓券，並表示「我們要帶頭遵紀守法」。

那都是全國各地老百姓的血汗錢。

6.《王雲五與金圓券幣制改革逸事》（王晉陽，《金融經濟》，2006年08期）

然而，即便是這些工商業巨子，最多也只能算「大蒼蠅」。

也正是因此，王雲五被當時負責組閣的行政院院長翁文灝任命為財政部部長，隨即又接到了蔣介石的命令：拿出「幣制改革」的整套方案。

在這個時候，退無可退的蔣介石只有一招可以用了：用鐵腕政策，讓那些資本家乖乖帶頭就範。

在這樣的背景下，家住上海的楊小佛在頭兩天居然用4元金圓券，買到了食品商店裡斷貨已久的美國產鮑魚罐頭，然後還用1.2元金圓券在南京東路的沙利文西餐館吃了一頓大餐。

王雲五是三個月前才被任命為財政部部長的，他其實並非金融專業「科班出身」，而是一個出版商——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

其實當時蔣介石是讓俞鴻鈞和王雲五各拿出一套方案的。時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拿出了一套「不改法幣本位，用新幣負責繳納稅收和買賣外匯」的溫和改革方法，按這個方法，大概能將當時中央財政的收入提高到支出的40%~50%。

我們這些金融行業之外的人，對「通貨膨脹」四個字可能沒什麼深刻認識。真正的「通貨膨脹」有多可怕？看完這篇文章，你可能就會有一點感受。

會上，經濟外行陳布雷一言不發。會後，他做了兩件事。

7.《金圓券的搏殺——蔣經國與杜月笙初鬥上海灘》（張宗高，《黨史縱橫》1996年05期）

在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蔣經國的辦公室向民眾開放。走進他辦公室的人，有商人、婦女、勞工等等。

怎麼解決？蔣介石的想法是要一攬子解決問題——放棄法幣，發行一種新貨幣。

王雲五的方案是這樣的：新推出的金圓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銀行發行，發行總額定為20億元，面額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金圓券1元，折法幣300萬元，折東北流通券30萬元。

據民國記者、蔣經國的朋友曹聚仁記錄，那些日子蔣經國「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於狂哭狂笑」。

蔣介石宣稱：「共產黨最怕兩樣東西，第一樣是世界大戰，這個明年肯定會發生，第二樣就是我們進行幣制改革，穩定經濟。」

但在這個千鈞一髮之際，蔣介石在莫干山召開的這個會議卻不是談軍事，而是談另一件事：錢。

金圓券的鬧劇當然不能被解讀為國民黨丟掉大陸的唯一原因，但能為這場大潰敗提供經濟上的很有說服力的一個註腳。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軍隊擁有如此大的優勢，蔣介石擁有如此高的威望和地位，卻在短短三年多時間里，被一開始明顯處於劣勢的共產黨軍隊逆轉局勢，真的是一句「一時大意」能解釋的嗎？

從10月起，上海的物價掉頭急升，再次飛漲。

而頭一個月的「內部消息」確實也不容樂觀：金圓券發行首月，就超發了8000萬元。

陳布雷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對蔣介石、對國民黨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因為他認為自己選擇的是代表國家、代表正義的一方。陳布雷自殺，肯定不是因為自己的家產被自己政府發行的金圓券洗劫了，但確實和發行金圓券這件事脫不了干係，甚至可以說，這是壓垮他對國民黨信念的最後一根稻草。

金圓券當時貶值到了怎樣一個地步？

三個月時間，兩份文件一來一去，中國很多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財富一夜之間就蒸發了。

國民黨內部一片雀躍，財政部部長王雲五自然也備受鼓舞，認為這次幣制改革「必將成功」。

1948年7月29日的那場「莫干山會議」，陳布雷也是參加了的。

在1948年7月29日的莫干山會議上，蔣介石正式認可了這套方案，但他有點不放心，在31日專門諮詢了中央銀行前總裁張嘉璈。

國民黨政府在正式推出金圓券后不久就下達了一個「八一九限價令」，即全國所有商品的售價以8月19日為準，一切交易不能超過此價。

有人曾分析，王雲五不過是受蔣介石之命的「背鍋俠」，而且不管怎樣，通過發行金圓券，國民黨政府還是得到了好處——從全國收集到了當時價值2億多美元的各類外幣、銀圓和黃金。

1948年7月29日，蔣介石在莫干山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

應該說，情況有些出人意料：金圓券發行后，全國的經濟居然進入一段「蜜月期」。

相對於老實上繳「硬通貨」的普通老百姓們，那些多少有些內部信息獲取渠道的工商業企業主和金融資本家，早就洞悉了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家底，所以紛紛開始耍起了滑頭。

這一年，蔣經國38歲，已經成了蔣介石的左膀右臂。所以儘管他到上海時的頭銜是「上海經濟管制副督導員」（俞鴻鈞是正職），但人人都知道，「皇太子」親自坐鎮上海，是來顯示蔣介石的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