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陣圖在前線指揮作戰或防禦的帶兵官，叫作排陣使。

指出從中御將，頒賜陣圖是懲五代之事，是怕士卒叛變，怕將帥割據，指出宋太祖雖不中御，而將帥奉令惟謹。反面的話也就是宋太宗和他以下的統治者，不能使人不敢侮，因之也就越發不放心，只好從中御將，自負勝敗之責了。

在古代，打仗要排陣，要講究、演習陣法。所謂陣法就是野戰的戰鬥隊形和宿營的防禦部署；把隊形、部署用符號標識，製成作戰方案，叫作陣圖。

前方將帥只有機械地執行皇帝所發陣圖的責任，在不符合實際客觀情況下，也無權臨機應變，以致造成屢戰屢敗，喪師辱國的局面，當時的文臣武將是很深切了解這一點的，多次提出反對意見，要求不要再發陣圖，給前方統帥以機動作戰的權力。例如989年知制誥田錫上疏說：「今之御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999年，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說：「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授鉞，出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1040年三司使晏殊力請罷內臣監軍，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同時王德用守定州，也向宋仁宗指出真宗時的失策：「咸平景德（時）邊兵二十余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敵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為方略，緩急不相援，多至於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話都說得很透徹，但是，都被置之不理，像耳邊風一樣。其道理也很簡單，一句話就是統治者對爪牙的不信任。最好的證據是以下一個例子。922年鹽鐵使李惟清建議慎擢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宋太宗對他說私話：「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由此看來，即使將帥得人，也不能像古代那樣授權給他們，而必須由皇帝親自節制，陣圖是節制諸將的主要手段，是非要不可的。九九藏書

連兵將所在、兵數多少也不知道的前方統帥，只憑皇帝所發陣圖作戰。這樣的統帥，這樣的御將之道，要打勝仗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宋遼戰爭中宋所以屢戰屢敗，不能收復幽燕的原因之一。這也是宋代著名將帥如廣大人民所熟知的楊業，所以遭忌戰死，狄青作了樞密使以後，被人散布謠言去職憂死的原因。因為這些人都不像傅潛、王超那樣，而是有才略、有決斷、有經驗、有擔當的。同時，這一事實也反映了宋代統治階級內部的深刻矛盾。

由於宋遼的軍事形勢不同，採取防禦戰術，阻遏騎兵衝擊的陣法便成為宋代統治者所特別關心的問題了。在平時，和大臣研究、討論陣圖，如987年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入朝，宋太宗出御制平戎萬全陣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997年又告訴馬步軍都虞侯傳潛說：「布陣乃兵家大法，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我自作陣圖給王超，叫他不要給別人看。王超回來時，你可以看看。」1000年，宋真宗拿出陣圖三十二部給宰相研究，第二年又和宰相討論，並說：「北戎寇邊，常遣精悍為前鋒，若捍禦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驍將，別為一隊，遏其奔沖。又好遣騎兵出陣后斷糧道，可別選將領數萬騎殿後以備之。」由此可見這些陣圖也是以防禦敵騎奔沖和保衛後方給養線為中心思想的。1003年契丹入侵，又和宰相研究陣圖，指出：「今敵勢未輯，尤須阻遏，屯兵雖多，必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令先鋒、策先鋒誘逼大陣，則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亦勿令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連遠在河北前線部隊和敵人會戰的地點以及步外騎內的戰鬥部署都給早日規定了。景德元年（公元1004）八月出陣圖示輔臣，十一月又出陣圖，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1045年宋仁宗讀《三朝經武聖路》，出陣圖數本以示講讀官。又賜輔臣及管軍臣僚臨機抵勝圖。1054年賜近臣御制攻守圖。1072年宋神宗賜王韶御制攻守圖、行軍環株、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略司鈔錄。1074年又和大臣討論結隊法，並令五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求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聞，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1075年討論營陣法，郭固、沈括都提出意見，宋神宗批評當時臣僚所獻陣圖，以為皆妄相惑，無一可取，並說：「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否定當時人所信從的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以為李筌的陣圖止是營法，是防禦部署，不是陣法。而採用唐李靖的六花陣法，營陣結合，止則為營，行則為陣，以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定下新的營陣法。沈括以為「若依古法，人佔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隊，佔地方十余里，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可復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靡軍也」。可見宋神宗的論斷，是採取了沈括的意見的。宋代統治者並以陣法令諸軍演習，如宋仁宗即位后，便留心武備，令捧日、天武、神衛、虎翼四軍肄習戰陣法。1044年韓琦、范仲淹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三軍，訓以新定陣法；于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這個建議被採納了，1045年遣內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習陣法。到命將出征，就以陣圖約束諸將，如979年契丹入侵，命李繼隆、崔翰、趙延進等將兵八萬防禦，宋太宗親授陣圖，分為八陣，要不是諸將臨時改變陣法，幾乎打大敗仗。1070年李復圭守慶州，以陣圖授諸將，遇敵戰敗，復圭急收回陣圖，推卸責任，諸將以戰敗被誅。九_九_藏_書httpｓ://rｅad.９９ｃｓw.coｍ

相反，不憑陣圖，違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敗仗。道理是臨機應變，適應客觀實際情況。著例如979年滿城之戰，李繼隆、趙延進、崔翰等奉命按陣圖分為八陣。軍行到滿城，和遼軍騎兵遭遇，趙延進登高瞭望，敵騎東西兩路挺進，連成一片，不見邊際。情況已經危急了，崔翰等還在按圖布陣，每陣相去百步，把兵力分散了，士卒疑懼，略無鬥志。趙延進、李繼隆便主張改變陣勢，把原來「星布」的兵力，集中為兩陣，前後呼應。崔翰還怕違背節制，萬一打敗仗，責任更大。趙延進、李繼隆拍胸膛保證，如打敗仗，由他兩人負責。才改變陣勢，兵力集中了，士卒忻喜，三戰大破敵軍。這裏應該特別指出，趙延進的老婆是宋太宗尹皇后的妹子，李繼隆則是宋太宗李皇后的兄弟，兩人都是皇帝親戚，所以敢於改變陣圖，轉敗為勝。另一例子是1001年威虜軍之戰。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顯奉詔于近邊布陣和應援北平控扼之路。但遼軍並沒有根據宋真宗的「作戰部署」行事，這年十月入侵，前鋒挺進，突過威虜軍，王顯只好就地迎擊。剛好連日大雨，遼軍的弓以皮為弦，雨久潮濕，不堪使用，王顯乘之大破敵軍。雖然打了勝仗，還是憂悸不堪，以違背詔令，自請處分。宋真宗親自回信慰問，事情才算結束。

穆柯寨這齣戲雖然是虛構的，但是就打仗要排陣說，也反映了一點歷史的真實性。從公元九_九_藏_書976年到1085年左右，這一百一十年中，北宋歷朝的統治者特別重視陣圖（無論是在這時期以前或以後，關於陣圖的討論、研究、演習、運用，對前線指揮官的控制，和陣圖在戰爭中的作用，都比不上這個時期）。從這一時期的史料分析，北宋的統治者是用陣圖直接指揮前線部隊作戰的，用主觀決定的戰鬥隊形和防禦部署，指揮遠在幾百里以至千裡外的前線部隊。敵人的兵力部署、遭遇的地點、戰場的地形、氣候等，都憑主觀的假設決定作戰方案，即使作戰方案不符合實際情況，前線指揮官也無權改變。照陣圖排陣打了敗仗，主帥責任不大；反之，不按陣圖排陣而打了敗仗，那責任就完全在主帥了；敗軍辱國，罪名極大。甚至在個別場合，機智一點而又有擔當的將領，看出客觀情況不利，不按陣圖排陣，臨機改變隊形，打了勝仗，還得向皇帝請罪。

王安石和宋神宗曾經幾次討論宋太宗以來的陣圖問題，並且比較了宋太祖、太宗兄弟兩人的御將之道，說得十分清楚。一次是在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八月：

從歷史文獻看，如鄭莊公用魚麗陣和周王作戰，到清代的太平軍的百鳥陣，無論對外對內，無論是野戰，或防禦，都要有陣法。沒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幾千人幾萬人一哄而上，是打不了仗的，要打也非敗不可。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諸葛亮的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的詩句，一直為後人所傳誦。正因為如此，小說戲劇把陣圖神秘化了，如宋遼戰爭中遼方的天門陣，楊六郎父子雖然勇敢，但還得穆柯寨的降龍木才能破得了。

在宋代統治者講求陣法的鼓勵下，諸將紛紛創製陣圖，如1001年王超援靈州，上二圖，其一遇敵即變而為防陣，其一置資糧在軍營之外，分列游兵持勁弩，敵至則易聚而并力。1036年洛苑使趙振獻陣圖。1041年知并州楊偕獻龍虎八陣圖。青州人趙宇獻大衍陣圖。1045年右領軍衛大將軍高志寧上陣圖。1051年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1055年並代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1074年定州路副都總管、馬步軍都虞侯楊文廣獻陣圖及取幽燕之策。這個楊文廣就是宋代名將楊六郎的兒子，也就是為人所熟知的穆柯寨里被俘的青年將領楊宗保。ｒeａd•９9ｃｓｗ•cｏｍ

由於皇帝事先所制陣圖不可能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統軍將帥又不敢違背節制，只好機械執行，結果是非打敗仗不可。1075年宋神宗和朝廷大臣研究對遼的和戰問題，張方平問宋神宗，宋和契丹打了多少次仗，其中打了多少次勝仗，多少次敗仗，宋神宗和其他大臣都答不出來。神宗反問張方平，張說，「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八十一仗敗了八十次，雖然失於誇大，但是，大體上敗多勝少是沒有疑問的。打敗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觀主義的皇帝所制陣圖的罪過。

宋遼戰爭的形勢，兩方的優勢和劣勢，989年熟悉北方情況的宋琪曾作具體分析，並提出建議。他說：「每蕃部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裡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資。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敗豐士眾，力張也。」契丹以騎兵衝鋒為主，宋方則只能憑氣候地利取守勢。以此，他建議「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到戎馬肥時，也「守陴坐甲，以逸待勞……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到春天新草未生，陳草已朽時，「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最後，還提出前軍行陣之法，特別指出，要「臨事分佈，所貴有權」。宋太宗採納了他一部分意見，沿邊取守勢，作好防禦守備，但要集中優勢兵力，大舉進攻。至於授權諸將，監事分佈，則堅決拒絕了。

另一次討論在第二年十一月：

在作戰時，選拔驍將作排陣使。如976年攻幽州，命田欽祚與郭守文為排陣使，欽祚正生病，得到命令，喜極而死。1002年周瑩領高陽關都部署，為三路排陣使。1004年澶淵之役，石保吉、李繼隆分為駕前東西都排陣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