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糧的分配也極不公道，例如歸有光所記：

或不能備牛具種子，無法耕種自己的田土，只好降為佃農，或乞丐度日，到處漂流。《明英宗實錄》卷三四記：

地方豪紳不但享有優免賦役的特權（參看《大公報·史地周刊》《明代仕宦階級的生活》、《晚明之仕宦階級》二文），並且也創立種種苛稅，剝削農民。有徵收道路通行稅的：

又如糧長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擾糧戶，至超過正稅數倍：

從天順以來，又紛紛設立皇莊，至嘉靖初年有皇莊數十所，佔地至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擾害農民，不可計極，夏言云：

洪熙元年（1425）閏七月，廣西布政使周干奉命到蘇、常、嘉、湖等府巡視民瘼。據他的報告，民之逃亡皆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糧長弓兵害民所致：

單是一縣逃亡的戶數已達一萬三千八百戶。正統十四年據河南右布政使年富的報告，單是陳、潁二州的逃戶就不下萬余。試再就逃民所到處作一比較，同年五月據巡撫河南山西大理寺少卿于謙的報告，各處百姓遞年逃來河南者將及二十萬，尚有行勘未盡之數。《明史·孫原貞傳》也說：

一面以其財力，兼并小農，例如：

地主則勾結官吏，靠損小民，《續誥》第四五：

又有官糧、民糧之別，政府希望減輕農民的負擔，減輕或免除民糧，結果卻適得其反，又予地主以兼并的機會：

抵押房屋，過期力不能償，即被沒收：

景泰王于嘉靖四十年之國，多請莊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潞王居京邸時，王店、王莊遍畿內。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田多至四萬頃。福王之國時，詔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尺寸皆奪之民間，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出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

農民中的富民和大地主的子弟有特權享受最好的教育，在科舉制度下，他們可以利用所受的教育，一經中試便搖身變成儒戶，一列仕途，便又變成宦戶。退休后又變成鄉紳，不再屬於民戶。或則買官捐監，也可以使一家的身份提高。貧農中也有由子弟的努力而成為儒戶、宦戶的，不過身份一改，便面目全非，對國家的負擔和社會上的待遇便全然不同。他們不但不再屬於民戶，反而掉轉頭來自命為上層階級，去剝削他從前所隸屬的集團了。

在平時，對政府的負擔也使農民喘不過氣來。因為在立法時並不曾顧慮到地主和貧農的差別懸殊，使他們一律出同樣的力役，結果是地主行無所事，而貧農則破家蕩產。此弊自元末以來即有之。王禕說：

從戶口方面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十八戶口登耗之異條：

在農民方面，土地分配不均和賦稅過重是當時最嚴重的問題。例如北直隸的富農與貧農的比較：

於是農民永遠被禁鄉里，只好硬著頭皮為國家盡https://read.99csw.com本分。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三景泰元年六月庚辰條：

洪熙元年（1425）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告訴皇帝說：「一夫耕作，上農不過百畝，中下之農，僅有其半。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分外侵耗，使民不貧而困者寡矣。」可是警告雖然提出，科買卻依舊舉行，三年後宣宗也警告他的臣下說：

或藉以銀而償則以米，取數倍之息，顧炎武記：

外夷入貢，例于指定地方駐紮，一切支給，俱出里甲。《明英宗實錄》卷五八琉球館臣是其一例：

可是不到一年，又復逃徙，同書卷一四六正統十一年十月乙巳條：

各地的賦役都有定額，由被禁錮在土地上的農民負責輸納。逃亡的情形一發生，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一部分農民便為已逃亡的農民負責，盡雙重義務。原來的自己所負的一份已覺過重，又加上替人的一份，逼得沒有辦法，也只好捨棄一切，跟著逃亡。這情形中最先倒霉的是里長，《明成祖實錄》卷九九記：

他們也明知「竭澤而漁」，不是一個辦法。可是還是要圖享用，還是要科買，結果是「百姓逃亡，倉廩不足」。

農民逃亡后在另一地域已開墾成一新家，硬又讓他們回到久已荒蕪的老家去，自然不能不作第二次的逃亡。同年閏六月戊寅條：

鹽糧馬草之利亦盡為勢豪所佔，《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五記：

洪武三年（1370）時曾有一次關於蘇州一府地主的統計：

或有疾病，便致流離：

各色戶口中占絕大多數的是民戶，民戶中占絕大多數的是農民。（也可以說民戶即指農民，一小部分的小商也包括在內。曾任官吏的則另稱為宦戶）其次是軍戶和匠戶。民由有司，軍由衛所，匠由工部管理。農民人數最多，和土地的關係最密切，對國家的擔負也最重。他們的生活也最值得我們注意。

作者附識：這原是我預備要寫的《明代的農民》一文中的一段札記。因為篇幅的限制，材料未及全盤整理，行文系統未能如意。凌亂破碎之譏，自知不免。閱者諒之。

除開上文所引述的一切人為的壓迫和剝削外，貧農又受自然的摧殘，一有水旱，便不能生活：

隸快書役為害尤甚：「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

官田糧重，民田糧輕，官田價輕，民田價重，地主利糧輕，貧民利價重，故民田多歸地主，官田糧重，貧民不能負擔，只能逃稅，出做流民，王鏊說：

地方官以下之糧長吏胥，則更變本加厲，橫徵暴斂，如《續誥》所記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額外斂錢之十八種名色：

農民的本分是納賦和力役，明太祖告訴他的百姓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其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及哉。」賦役都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田租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

葉盛《水東日記》卷十四亦記：

農民逃亡的情形，試再舉諸城縣的情形作例：

要農民安於本分，使永遠不能離開其所耕種的土地，除有黃冊登記土地戶口外，並設路引的制度，百里內許農民自由通行，百裡外即須驗引：「凡軍民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無引面生可疑之人。軍民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此制在洪武初年即已施行：

有私征商稅的：

他們都是農民頭上的寄生蟲，他們非要農民回來不可。於是有招撫逃民之舉。

實際上這數目突升突降的古怪，倒並不是兒戲，只是一種虛偽的造作。洪武十四年的戶口數，也許是實際上經過調查，永樂元年的數字，只是臣下故意假造，去博得皇帝高興的趨奉行為。以後流亡漸多，原額十去四五，冊籍只是具文，州縣官臆度造報，中央也就假裝不知道。以此忽升忽降，竟和實際情形毫不相干。在田土數目方面也是同樣的可怪，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核天下水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到弘治十五年（1502）天下土田止剩四百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八頃，一百零九年間，天下額田已減強半。戶口和土田日漸消減，當然有其他種種原因，不過，農民的逃亡卻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逃亡的情形因政治的腐敗而更加速度發展，登記人口和土田的黃冊制度由之破壞，使農民和土地不相聯繫。這影響，一方面，慢慢的，統治階級的基礎因之日益動搖；一方面，治安不能維持，農民叛亂接踵而起。在反面，逃民此往彼來，被拋棄的土地為地主所兼并，農民卻跑到另一地帶去和人爭地。土地分配因之愈加不均，地主和貧農的關係也愈趨惡化。在這情形下，從天順到正德爆發了幾次空前的農民叛亂。

撫民官的派出，目的本在撫輯流亡。可是恰和實際情形相反，恤民之官累設而流亡愈多，他們不但不能安撫，反加剝削，縱容吏胥里老人等生事擾害。正統十年從張驥言，取回濟南等府撫民通判等官。一面又于陳州增設撫民知州，令負責招撫，又置山東東昌府濮州同知、直隸鳳陽府潁州府亳縣縣丞各一員，專管收籍逃戶。專負撫民的，河南山西巡撫于謙則撫定山東、山西、陝西等處逃民七萬余戶，居相近者另立鄉都里，星散者就地安插。

或隱匿丁糧，避免徭役，一切負擔均歸小民：

逃民和流民的分別，《明史·食貨志》說：「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飢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其實都是在本地不能生活，忍痛離開朝夕相親的田地，漂流異地的貧農。

而且貧農無田，所種多為佃田，即有恩恤，好處也只落在地主身上，如《明英宗實錄》卷五所記：

政府有特別需要，便行科差，最為貧農之害。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無賴十數人為之鷹犬，百倍科斂，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余皆入于私室。給價則十不及一，輾轉克減，上下靡費，至於物主所得無幾，名稱買辦，無異白取。有時中間又需經過里長的一道剝削，土產或忍痛奉獻，非土產則便要破家為朝廷徵求：ｒeａd•９９ｃｓｗ.cｏｍ

貧農向地主典產，產去而稅存：

更有指使家人奴僕，私自抽分的。《明律條例》名例條：

在原則上，都應「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為之傾」。地主富民能和官吏勾結，受另一集團的保障，中農以下的平民，便只能忍受著破產傾家的苦痛，為國家服務。斗庫之害，霍與瑕說得更為明白：

至正十年（1350）婺州路始行魚鱗類姓鼠尾之籍，稅之所在，役即隨之，甚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倖免。洪武元年（1368）行均工夫之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黃冊成后，行里甲法，以上中下三戶三等五歲均役。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后法稍弛，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勾單小，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官吏里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又改行鼠尾冊法，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產者聽自占以佐銀差。可是官府公私所需，仍責坊里長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十百。甚至無所給，唯計值年裡甲只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一被僉為上供解戶，往往為中官所留難，貢品被挑剔好壞，故意不收，只能就地改買進奉，率至破家傾產。斗庫糧長之役亦使民不聊生，王鏊曾痛陳其弊，他說：

次之是貧農，例如沅陵縣的農民，多因賠納而破產：

蘇州府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的戶口統計是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戶。二十年中戶口相差大致不會很遠。如以此數估計，則五十萬戶中有地主五百戶，地主佔全戶口千分之一。不過這統計不能適用於別處，蘇松財賦佔全國三分之一，以照此例和在全國所納的田賦比較，和其他各地至少要相差三十倍，即平均要三萬戶中才有一戶地主。

或營充職事，使小民受累，《明英宗實錄》卷八九記：

雖然有黃冊，有逃戶周知冊，可是都只是官樣文章，簿上的數目和實際上完全不符。由此發生兩種現象，第一是戶口和土地的減少；第二是分配不均的尖銳化。成化中（1465-1487）劉大夏上疏言：

另一面則雖設官招撫，逃民亦不肯復業。例如景泰三年（1452）五月敕巡撫河南左副都御史王暹所言：「河南流民，雖常招撫，未見有復業者。」

其剝削之方法，多用濫刑誅求，英宗時江西按察司僉事夏時言：

因為是剛到十年一度重造黃冊的期間，質以特別增設撫民官。希望人口土地和冊籍一致。可是這種重床疊屋的官制，頭痛醫頭的辦法，仍不能阻止農民的再度逃亡。《明英宗實錄》卷一八正統元年六月甲寅條：

於是小地主由加力剝削而成大地主，貧農則失產而為佃農，佃農不堪壓迫，又逃而為流民，《明宣宗實錄》卷九四宣德七年八月辛亥條：

地主有政治勢力的保障，即使有水旱兵災，也和他們不相干。而且愈是碰到災荒，愈是他們發財的機會。第一是荒數都分配給地主，農民卻須照樣納稅。王鏊曾說：

在京都附近的農民，則田產更有無故被奪的危險。例如弘治時外戚王源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余頃。《明史·王鎮傳》：

結果是：「公私莊田，逾鄉跨邑，小民恆產，歲朘月削。產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輾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這情形是由中央特派調查莊田的官吏所發表，當時的統治階級也已深知此種舉動之不合理，足以引起變亂。然而當這報告書發表以後，外戚陳萬言又向皇帝乞得莊田，這莊田的來源還是「奪民田產」：

第二條路是拋棄土地，逃出做「流民」。

有擅據水利的：

科斂之害，甚於虎狼。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政府之懲治雖嚴，而官吏之貪污如故，剝削如故，方震孺整飭吏治疏言：

負擔過重，伶俐富厚點的也跟著一般地主的榜樣，詭謀圖免，大部分的農民無法可處，只得輾轉溝壑，流為盜賊。侯朝宗曾痛論其弊雲：

農民離開他的土地以後，同時也離去了登記他的戶籍的黃冊。雖然失去了倚以為生歷代相傳的田地，可是也從此脫離了國家的約束，不再向國家盡無盡的義務。他可以揀一個荒僻的地帶，重新去開墾，做一個自由的農民。例如河南、湖廣等處的客朋，《明英宗實錄》卷一六記：

按照職業的區分，明代的戶口有民戶、軍戶、醫戶、儒戶、灶戶、僧戶、道戶、匠戶、陰陽戶、優免戶、女戶、神帛堂戶、陵戶、園戶、海戶、廟戶……之別。戶有戶籍戶帖：

皇室、中官、外戚、勛臣、地方官吏、豪紳、地主、胥役……這一串統治者重重壓迫，重重剝削，他們的財富，他們所享受的驕奢淫逸的生活，不但是由括盡農民身上的血汗所造成，並且也不知犧牲了多少農民的性命，才能換得他們一夕的狂歡。「尺寸皆奪之民間」，農民之血汗盡，性命過於不值錢，只好另打主意。

這也只是一個理想的辦法，因為經過幾十年的流移，冊籍早已混亂，無從互報。而且即使冊籍具在，也不過是文字上的裝飾，和實際情形毫不相干。例如宿州知州王永隆所說造冊報部的情形：

因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更加以苛捐雜稅之搜括，農民至無生路可走，甚至商稅派征，其負擔者亦為農民：

以此重又下令命逃民占籍于所寓地方。同年十一月庚戌條：

第二是乘農民最睏乏時，作高利貸的剝削。法律所許可的利率是百分之三十。遇到災荒時，地主便抬高利率，農民只能忍痛向其借貸，不能如期償還，家產人口便為地主所沒收，《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七記：

除此以外，農民還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大路是當僧道，不過如被發覺，反要吃苦。例如《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七所記：

於是有「逃民」，有「流民」。

正統五年四月又規定逃民撫恤辦法：

成化初年荊襄盜起，流民附賊者至百萬。項忠用兵平定，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成化十二年原傑出撫荊襄，復籍流民，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

可是也只怕把未逃的農民也逼逃，這已逃農民的糧草還是要追征，而未逃的農民追征，只是追征的手續叫地方官辦得慢一點而已。

正統時諸王所奪人民庄宅田地至三千余頃。南京中官外戚所佔田地六萬三千三百五十畝，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間。邊將史昭、丁信廣置莊田，各有二十余所，霸佔魚池，侵奪水利。景泰初順天、河間等府縣地土，多被宦豪朦朧奏討及私自佔據，或為草場，或立庄所，動計數十百頃。間接小民納糧地畝，多被占奪，歲賠糧草。夏言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曾極言其弊：

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籍復業，賜復一年。老弱不能歸及不願歸者，令所在著籍，授田輸賦。是要責成所在地的官吏勒令逃民回到原籍去，給以一年的休息，第二年起還是照未逃亡前一樣生活著。事實上不能強迫回到原籍去的，便令落籍在所逃亡的地方，照常盡百姓的義務，依舊被圈定在一土地的範疇。仍是不堪剝削，依舊逃亡。宣宗時特增府縣佐貳官，專撫逃民。《明宣宗實錄》卷七七宣德六年（1431）三月丁卯條：

蘇、松、常、鎮、嘉、湖、杭一帶，是全國財賦中心，農民所受的壓迫，從一位政府官吏口中的報告已是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更可想見了。

清苑、臨晉兩縣的未逃農民，幸得邀特典而暫緩賠納：

鄖陽一帶多山，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飢，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從此不再有任何壓迫，也不再有任何負擔，自耕自食，真是農民的理想生活。然而，地主不肯讓農民逃走，因為他們感覺到沒有人替他們耕種和服役的恐慌。官吏和胥役不肯讓農民逃走，因為農民逃了不回來，他們便失去剝削的對象。國家更不肯讓農民躲著不受約束，因為他們最需要農民的力量，農民最馴良，最肯對國家盡責任，國家需要他們的血汗來服役，更需要他們用血汗換來的金錢，供皇家和貴族們揮霍。

政府雖明知有這種兼并情形，也只能通令私債須等豐收時償還，期前不得追索。可是結果地主因此索性不肯借貸，政府又不能救濟，貧農更是走投無路。只好取消了這禁令，讓地主得有自由兼并的機會：

田賦和力役只是農民負擔的一小部分。除了對國家以外，農民還要對地方官吏、豪紳、地主……盡種種義務，他們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剝削。官吏則巧立名目，肆行科斂，即在開國時嚴刑重法，也還有此種情形，明太祖極為憤怒，他很生氣地訓斥一般地方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