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是土木敗軍的禍首，群臣提出要追究責任，王振的黨羽馬順還倚仗王振的威風，當面叱責提出這主張的人，引起了公憤，給事中（官名，管稽察六部和各機關的工作）王竑抓住馬順便打，群臣也跟著打，把馬順打成肉泥，朝班大亂，連守衛的衛士也呼噪起來了。郕王嚇得發抖，站起來要走，于謙趕緊上前拉住，並教郕王宣布馬順有罪應該處死，這才扭轉了亂紛紛的局面。退朝時，于謙穿的衣裳，袖子和下襟都裂開了。吏部尚書（管選用罷免官員的部長）王直看到他，拉住手嘆口氣說，國家只靠著你！像今天的事，一百個王直也辦不了。從此，郕王和朝廷大臣，京城百姓都倚靠于謙，認為他有擔當，可以支撐危局。于謙也毅然決然把國家的事情擔當起來。

廣大人民深深悼念于謙，當時不敢指名，作了一個歌謠：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也先帶著明英宗，率軍南下，每到一個城池，便說皇帝來了，要守將開門迎接，守將遵從於謙的指示，說我們已經有了皇帝了，拒不接受。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挾明朝政府不成功，很喪氣。明朝北部各個城池雖然因此保住了，明英宗卻也因此對於謙懷恨在心。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舉入侵，脫脫不花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張家口市宣化區），也先親自領軍圍大同，參將吳浩戰死，羽書警報，不斷送到北京。

于謙死後，家屬被充軍到邊地。大將范廣，貴州巡撫蔣琳也因為是于謙所提拔的牽連被殺。還刻板通告全國，說明於謙的罪狀，這個板子一直到成化三年（1467）才因有人提出意見毀掉。

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他向皇帝報告，為了解決缺糧戶的暫時困難，當時河南、山西倉庫里存有幾百萬石糧食，建議在每年三月間，由州縣官調查，報告缺糧戶數和所需糧食數量，依數支借，到秋收時歸還，不取利息。對老病和窮極不能歸還的特許免還。還規定所有州縣都要存有預備糧，凡是預備得不夠數的，即使任期滿了也不許離任，作為前一措施的物質保證，這一款由監察官按時查考。皇帝批准了這一建議。這樣一來，廣大的缺糧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可以免除地主的高利貸剝削了，他為窮困的農民辦了好事。

第二年發生「土木之變」。

土木敗報傳到北京，北京震動。這時明軍的精銳都已在土木覆沒了，北京空虛，形勢極為危急。翰林院侍講（為皇帝講書的官）徐珵是蘇州人，在土木變前，看到局面不好，就打髮妻子老小回蘇州去了。敗報傳到后，郕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對策，徐珵大聲說，從天文看，從曆數看，天命已去了。只有南遷，才能免禍。這個主意是亡國的主意，當時要照他的意見辦，明朝政府從北京撤退到南方，瓦剌進佔北京，黃河以北便會全部淪陷，造成歷史上南北朝和金宋對立的局面。于謙堅決反對說，北京是全國根本，一動便大事去了，宋朝南渡的覆轍，豈可重蹈。並且說主張南遷的人應該殺頭。大臣胡濙、陳循和太監金英都贊成於謙的主張，郕王也下了堅守的決心，徐不敢再說話了，從此恨死了于謙。

宦官王振是明英宗的親信，英宗做了皇帝，他也做了內廷的司禮監太監（皇帝私人秘書長）。英宗年輕，什麼事都九九藏書聽他的，只是宮裡有老祖母管著，朝廷上有三楊當家，王振還不大敢放肆。到了正統五年以後，太皇太后死了，楊榮也死了，楊士奇因為兒子犯法判死罪不管事，楊溥老病，新的宰相名位都較輕，王振便當起家來了，誰也管不住了，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勛貴叫他作翁父，專權納賄，無惡不作。他恨于謙不肯逢迎，正統六年三月，趁于謙入朝的時候，借一個題目，把于謙關在牢里，判處死刑。關了三個月，找不出於謙的罪狀，只好放了，降官為大理寺少卿。

于謙才力過人，當軍務緊急，頃刻變化的時候，他指揮若定，眼睛看著報告，手頭屈指計算，口授機宜，合於實際，底下的工作人員看著，不由得不衷心佩服。號令嚴明，不管是勛臣宿將，一有錯誤，便報告皇帝行文申責，幾千裡外的守將，一得到于謙指示，無不奉行。思慮周密開闊，當時人沒有能比得上的。憂國忘身，雖然立了大功，保住了北京城，接還了皇帝，卻很謙虛，口不言功。生性樸素儉約，住的地方才蔽風雨，景帝給他一所西華門內的房子，幾次辭謝不許才搬過去。土木之變后，索性住在辦公室里不回家。晚年害了痰病，景帝派人去看，發現他生活過於儉約，特別叫宮內替他送去菜肴。有人說皇帝寵待于謙太過了，太監興安說，這人日日夜夜為國家操心，不問家庭生活。他要去了，朝廷哪兒能找得這樣的人！死後抄家，除了皇帝給的東西以外，更沒有別的家財。

大同是邊上要塞，巡按山西的官員很少到那裡去，于謙建議專設御史監察。邊地許多將領私自役使軍人，為他們私墾田地，國家的屯田日益減少，邊將私人的墾田卻日益增加，影響到國家的收入和邊防的力量，于謙下令沒收邊將的私田為國家屯田，供給邊軍開支。

在這九年中，于謙的建議到了北京，早上到，晚上就批准，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原來這時的皇帝是年輕人，明英宗當皇帝時才十歲，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帝的祖母和母親）很敬重元老重臣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這三個老宰相都是從明成祖時就當權的，比較正直，有經驗，也有魄力，國家大事都由他們作主張。他們同意于謙做巡撫，對於謙很信任，于謙有了朝廷上三楊的支持，才能在地方辦了一些好事。到了正統後期，正統五年（1440）楊榮死，七年楊士奇死，太皇太后死，十一年楊溥死，三楊死後，朝廷上不但沒有支持于謙的力量，反對於謙的政治力量反而日益增加了，于謙的政治地位動搖了。

于謙建議景帝，瓦剌得勝，一定要長驅南下。一要命令守邊諸將協力防守；二要分道招募民兵；三要製造兵器盔甲；四要派遣諸將分守九門，結營城外；五要遷城關居民入城，免遭敵軍殺掠；六要派軍隊自運通州存有的大量糧食作為軍餉，不要被敵人利用。又保薦一些有能力的文官出任巡撫，軍官用為將帥。景帝一一依從，並命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統帥全軍。

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皇帝，不承認明英宗，便在蒙古重立英宗為皇帝，來和明朝對抗，結果明朝政府置之不理，這個法寶也不靈了。俘虜到皇帝，不但沒有用處，還得供養，成了累贅，便另出花招，派使臣聲明願意送還皇帝，製造明朝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明朝大臣都主張派使迎接，景帝很不高興，說我本來不願做皇帝，是你們要我當的。于謙說，皇位已定，read.99csw.com不可再變。也先既然提出送回皇帝，理當迎接，萬一有詐，道理在我們這面。景帝一聽說皇位不再更動，忙說依你依你。派大臣接回英宗，一到北京，就把這個皇帝關在南宮裡。

瓦剌是蒙古部族之一，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知院阿剌各擁重兵，以也先為最強，各自和明朝通好往來，也經常和明朝發生軍事衝突。照規定，每次來的使臣不超過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數給予各種物資，也先為了多得物資，逐年增加使臣到兩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減少人數，也先不肯。瓦剌的使臣往來，有時還沿途殺掠。到正統末年，也先西破哈密，東破兀良哈，威脅朝鮮，軍事力量日益強大。明朝使臣到瓦剌的，也先提出各種無理要求，使臣怕事，一一答應，回來后又不敢報告，也先看到使臣所答應的事都沒有下落，認為明朝背信，極不高興。正統十四年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還虛報名額，交換的馬匹也大多駑劣，禮部（管對外工作和朝廷禮儀的部）按實有人數計算，對提出要求的物資也只給予五分之一，還減了馬價，也先大怒，決定發兵入侵。

瓦剌大軍突破紫荊關，直入包圍北京。都督石亨主張收兵入城，堅壁據守。于謙反對，認為怎麼可以向敵人示弱，使敵人越發輕視呢。下令諸將統兵二十二萬分別在九門外據守，親自率領石亨和副總兵范廣、武興列陣德勝門外，和也先決戰。通告全軍，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后隊斬前隊。將士知道只有決戰才有生路，都奮勇爭先。由於于謙保衛北京的主張是和北京人民的利益一致的，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也先原來認為北京不戰可下，一見明軍嚴陣以待，便泄氣了，派人提出要大臣出迎明英宗，要索金帛，和于謙等大臣出來商議等條款，都被拒絕，越發氣沮。進攻德勝門，明軍火器齊發，也先弟中炮死。轉攻西直門，又被擊退。進攻彰義門，當地的老百姓配合守軍，爬上房頂吶喊，投擲磚石，又被擊退。相持了五天，敵軍始終沒有佔到便宜，聽說各路援軍就要到達，怕歸路被截斷，只好解圍退兵，北京的保衛戰就此勝利結束。景帝以于謙功大，加官為少保（從一品），總督軍務。

反對於謙的政治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宦官，一是權貴。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廟，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謙的事迹直接教育了這個有骨氣的好漢，寧死勿屈，保持了民族的正氣。

于謙的政敵都先後失敗，徐有貞充軍雲南，石亨下獄死，曹吉祥造反滅族。

于謙的著作流傳到今天的有《于肅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議》十卷。演繹他的故事的小說有孫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明朝政府雖然決定堅守，但是北京剩下的老弱殘兵不滿十萬人，上上下下都膽戰心驚，怕守不住。于謙建議徵調各地軍隊到京守衛，分別部署前方要塞軍事，人心才稍稍安定。郕王十分信賴於謙，升他為兵部尚書（國防部長），領導北京的保衛戰。

于謙極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騎馬到處視察，所到地方都延請當地有年紀的人談話，了解地方情況，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負擔、痛苦，該九*九*藏*書辦的和不該辦的事，一發現問題，立刻提出具體意見，寫報告給皇帝。遇有水災、旱災，也及時上報，進行救濟。他對地方的情況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時，因之，得到人民的歌頌和支持。

景泰八年正月，明景帝害了重病，不能起床。派石亨代他舉行祭天儀式。石亨認為景帝活不長久了，便和徐有貞、曹吉祥、張等陰謀打開南宮，迎明英宗複位，史稱奪門之變。明英宗第三次做了皇帝，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謙和大學士（宰相）王文關在牢里。石亨等誣告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明朝皇帝的本家，封在外地的），法司判處謀逆，應處死刑。審案時，王文據理申辯，于謙笑著說，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申辯有什麼用。判決書送到明英宗那裡，英宗還覺得有些過意不去，說于謙實在有功。徐有貞說，不然，不殺于謙，奪門這一招就說不出名堂來了。于謙、王文同時被殺，明景帝也被絞死，這一年于謙六十歲，明景帝才三十歲。

這首詩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謙寫的，經過千錘萬擊，不怕烈火焚燒，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間，寫的是石灰，同時也象徵了于謙自己的一生。

明憲宗成化初年（1465），于謙的兒子于冕遇赦回家，寫信給皇帝申冤，明憲宗恢復了于謙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說：「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這幾句話，傳誦一時。于謙的名譽恢復了。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謚于謙為肅愍，並建立祠堂，號為旌功。明神宗萬曆時又改謚忠肅。杭州、開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廣大人民永遠紀念這個保衛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被召入京，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有一首《石灰吟》：

景泰元年（1450），大同守將報告也先派人來講和，于謙嚴令申斥守將，從此邊將都堅決主戰，沒有一個人敢倡議講和的。

于謙做了九年巡撫，政治清明，威信很高，強盜小偷都四散逃避，老百姓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由於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為兵部左侍郎，支二品俸祿，仍舊做巡撫的官。

這時，山東、陝西鬧災荒，流民逃到河南的有二十幾萬人，于謙請准朝廷，發放河南、懷慶兩府的存糧救濟，又安排田地和耕牛、種子，讓流民安居樂業。

英宗被俘，他的兒子還是小孩子，當時形勢，沒有皇帝是不行的。大臣們商量立郕王為皇帝，郕王再三推辭。于謙說，我們是為國家著想，不是為了任何個人。郕王才答應。九月，郕王即位為皇帝，是為明景帝。

黃河經過河南，常常鬧決口，造成水災。于謙注意水利，在農閑時動用民力，加厚堤身，還按里數設亭，亭設亭長，負責及時督促修繕。在境內交通要道，都要種樹、鑿井，十幾年間，榆樹、柳樹都成長了，一條條的綠化帶，無數的水井，使行道的人都覺得陰涼，沿途都有水喝。

軍事情況緊急，王振決策，由明英宗親自率領軍隊阻擊，朝廷大臣以吏部尚書王直和兵部尚書鄺野、兵部左侍郎于謙為首堅決反對，王振不聽，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留守，帶領朝廷主要官員和五十萬大軍向大同出發。鄺野隨軍到前方，于謙留在北京管理部九*九*藏*書事。

石亨的黨羽陳汝言代于謙做兵部尚書，不到一年就撤職抄家，有很多金銀財寶，明英宗叫大臣們參觀，並說，于謙在景泰朝極被親信，死後沒有一點家業，陳汝言怎麼會有這麼多！石亨聽了，說不出一句話。過些日子，邊防傳來警報，英宗很發愁，恭順侯吳瑾在旁邊說，要是于謙在的話，不會有這情況。英宗聽了也說不出一句話。

曹吉祥是于謙的死對頭，可是他的部下指揮朵兒卻深感於謙的忠義，到刑場祭奠痛哭，曹吉祥大為生氣，把他打了一頓。第二天，朵兒又去刑場祭奠了。都督同知陳逵冒著危險，收拾于謙的屍首殯葬，過了一年，才歸葬杭州。

于謙做河南山西巡撫，前後一共十九年（1430—1448），除周忱連任江南巡撫二十一年以外，他是當時巡撫當中任期最長的一個。

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沒有計劃的。他根本不會打仗，卻指揮著五十萬大軍。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戰于陽和（今山西陽高），為王振的親信監軍太監郭敬所制，胡亂指揮，全軍覆沒，宋瑛、朱冕戰死，石亨、郭敬逃歸。明英宗的大軍到了大同，連日風雨，軍中夜驚，人心恟懼，王振還要向北進軍，郭敬背地裡告訴他敵軍情況，才決定退兵。路上又碰著大雨，王振原來打算取道紫荊關經過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蔚縣），請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走了一程，又怕大軍過境，會糟蹋他家的莊稼，又下令取道宣府，這樣一折騰，鬧得軍士暈頭轉向。到宣府時，也先大軍追上襲擊，恭順侯吳克忠據戰敗死。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帶四萬人迎戰，到鷂兒嶺，敵軍設下埋伏，又全軍覆沒。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廳水庫附近），諸將商量進入懷來縣城據守，王振要保護行李輜重，便下令就地宿營。這地方地形高，沒有蔭蔽，無險可守，掘地兩丈還不見水，也先大軍追到，把水源都佔據了，軍士又飢又渴，擠成一堆。第二天，也先看到明軍不動，便假裝撤退，王振不知是計，立刻下令移營，陣腳一動，瓦剌騎兵便四面衝鋒，明軍倉皇逃命，陣勢大亂，敵軍沖入，明軍崩潰，死傷達幾十萬人，明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五十多人都被敵軍所殺，王振也死在亂軍中。明英宗被敵軍俘虜。這次不光彩的戰役就叫「土木之變」。

于謙性格剛直，處在那樣一個時代，遇事都有人出來反對，只靠景帝的信任，做了一些事。他在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時候，便拍胸嘆氣說：這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又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勛臣貴戚，語氣間時常流露出來，恨他的人便越發多了。他堅決拒絕講和，雖然明英宗是因為明朝拒和，也先無法利用才被送回來的，心裏卻不免有些不痛快。這樣，在明景帝統治的七年間，在表面上，于謙雖然權力很大，在另一面，卻上上下下都有人對他懷恨，只是不敢公開活動而已。

從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1456），于謙在兵部尚書任上，所提的意見，明景帝沒有不同意的。朝廷用人，也一定先徵求于謙意見，于謙不避嫌怨，有意見便說，由此，有些做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于謙，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謙的，也恨于謙，特別是徐珵，他一心想做大官，拜託于謙的門客，想做國子祭酒（大學校長），于謙對景帝九-九-藏-書說了，景帝說，這人倡議逃亡，心術不正，怎能當這官，敗壞學生風氣。徐珵不知于謙已經推薦，反而以為是于謙阻撓，仇恨越發深了。改名有貞，等候機會報復。大將石亨原先因為打了敗仗削職，于謙保薦領軍抗敵立了功，封侯世襲。他嫌于謙約束過嚴，很不樂意。保衛北京之戰，于謙是主帥，功勞最大，結果石亨倒封了侯爵，心裏過意不去，寫信給景帝，保薦于謙的兒子做官。于謙說國家多事，做臣子的照道理講不該顧私恩。石亨是大將，沒有舉薦一個好人，一個行伍有功的，卻單單舉薦我的兒子，這講得過去嗎？而且我對軍功，主張防止僥倖，決不敢以兒子冒功。石亨巴結不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越發生氣。都督張打仗失敗，為于謙所劾。太監曹吉祥是王振門下，也深憾于謙。這批人共同對於謙不滿，便暗地裡通聲氣，要搞倒于謙，出一口氣，作陞官的打算。

他這樣做，老百姓雖然很喜歡，朝廷權貴卻恨死他了。雖然如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卻非常想念于謙，到北京請願要求于謙回去的有一千來起。河南的周王和山西的晉王（皇帝的家族）也說于謙確是好官。朝廷迫於民意，只好讓于謙再回去做巡撫。

于謙（1398—1457），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小時候很聰明，性格堅強，明成祖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時中了進士。明宣宗宣德初年（1426）他做了御史（監察官），明宣宗的叔父漢王高煦在山東造反，明宣宗親自帶兵討伐，高煦投降，明宣宗叫于謙當面指斥高煦罪狀，于謙義正詞嚴，說得有聲有色，明宣宗很賞識他，認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接著于謙被派巡按江西，發現有幾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給平反了。

另一種反對於謙的力量是權貴。照例地方官入朝，是要送禮以至納賄賂給朝廷權貴的。于謙是清官，在山西、河南十九年，父母和兒子住在杭州，老婆留在北京，單身過著極清苦的生活。每次入朝，不但不送禮、納賄，連普通的人事也不送，空手去，空手回。他有一首著名的詩，為河南人民所傳誦的：

宣德五年（1430），明朝政府為了加強中央的權力，特派中央比較能幹的官員去治理重要的地方，五月間派況鍾、何文淵等九人為蘇州等府知府。到九月又特派于謙、周忱等六人為侍郎（中央的副部長），巡撫各重要省區。明宣宗親自寫了于謙的名字給吏部，破格陞官為兵部右侍郎（國防部的副部長），巡撫河南、山西兩省，宰相也支持這主張。明朝制度，除了南北兩直隸（以北京和南京為中心的中央直轄地區）以外，地方設有十三個布政使司，每個布政使司（通稱為省）設有布政使管民政賦稅，按察使管刑名司法，此外還有都指揮使管軍政，號稱三司，是地方上三個最高長官，職權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轄。布政使是從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揮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雖只是正三品官，卻因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奉有敕書（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駐地方的最高官員，職權就在三司之上了。

魚嗛是于謙的諧音，這個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永遠留存在人民的記憶中的。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張煌言有一首詩：

這十九年中，于謙的父母先後死了，照當時禮法，應該辭官在家守孝三年，父母兩喪合計六年。朝廷特別命令他「起複」，不要守孝，回家辦了喪事便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