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後兩次召見了城內和城郊各村鎮耆老，「問民間疾苦，有無擾害？」受到接見的耆老們出宮后，喜形於色地傳告李自成頭戴大絨帽，身穿天藍箭衣，同其他將領簡直沒有區別。

在北京的追贓從三月二十七日開始，由於反應相當強烈，李自成也發覺這樣搞法對大順政權的穩定和進而統一全國可能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他在四月初八日便親自出面干預，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贓助餉，對明廷官僚，不論是否已交足所派餉額，一律釋放。但是，這一果斷措施只限於對明廷官僚，各地方的追贓活動仍然在雷厲風行地進行。

從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順軍在北京一共經歷了四十二天。這是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極盛時期。大順政權當時管轄的範圍，包括了整個西北、華北、山東·河南兩個全省、湖北·江蘇的部分地區，廣袤數千里。在這個期間，大順政權及其領導人的活動情況究竟如何，關係到對這一政權的認識、它失敗原因的分析，以及對李自成、大順軍的評價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過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對當時全貌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就輕率地接過南明和清初封建統治階級的誣衊之詞，對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濫加指責。有的則為李自成和他領導的大順軍的所謂「腐化」而嘆息。然而，歷史是公正無私的，它不允許用階級偏見和主觀臆測來代替事實真相。那麼，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大致來說，大順政權在這段時間內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項：一、迅速地穩定京師的人心和社會秩序；二，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機構，對數達二、三千名的明朝官僚進行甄別，或予錄用，或加懲辦；三、向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派設地方官，于戰略要地派駐軍隊，以建立政權，穩定地方；四、抽調部分軍隊沿運河南下，試圖打通漕運道路併為爾後的大舉南征作準備；五、籌備即位典禮，制定一統之規，草擬政策、法令、儀注；六、清點府庫倉儲，沒收皇宮、宗室、勛戚、太監的財產，對貪污官僚進行追贓助餉；七、著手解決土地問題；八、打擊太監和廠、衛；九、問民疾苦；等等。現分述如下：

在敘述大順政權為解決土地問題而採取的措施時，應當指出均田在大順政權的活動中並不佔重要地位。這是因為在明末統治階級的沉重壓榨下，農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積拋荒；由於農民軍到達的地方，明宗室、官紳大批地被消滅或者竄往他鄉，出現了大量無主之田。因而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土地問題反而不顯得那麼突出。現存史料中涉及土地關係的比較少見並不奇怪。總之，我們不應該否認大順政權曾經著手解決貧苦農民的耕地問題（即均田），也不能過分渲染大順政權的均田政策。

據楊士聰記載，三月「二十七日，派餉于在京各官，不論用與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夾。……其輸餉之數，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矣。勛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後已。」

我們首先要指出一個基本的也是人們往往忽視的事實：大順軍在北京的四十二天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從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初十日得到山海關戰報為止，計二十二天；后一段從緊張準備出兵，中經山海關戰役，再到主動放棄北京，共二十天。既然人們普遍地認為招致大順軍在山海關大敗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後的追求享受，喪失戰鬥意志，那麼問題的熱點自然應集中到前一階段的二十二天。我們且不說一支朝氣蓬勃的軍隊，竟然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聽起來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也不說某些論著為了證明大順軍在北京急劇「腐化」，而在材料上不得不借重當時敵對勢力所編造的污言穢語。還是先來看看在這段時間里，大順政權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吧。

下面著重談談在北京追贓助餉的經過情形。

追贓的做法，據親身經歷者的記載，都是說發到劉宗敏、李友等大將營內，由農民軍官佐、戰士追比。「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抗拒不納或納不及數者，用夾棍刑追。當時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贓受到刑拷的人數由於史料蕪雜，無法作出正確統計。但是可以肯定，許多史籍為了渲染農民軍的殘暴，過分地誇大了受刑的人數。楊士聰就說過，「其未受刑者甚多。若坊刻隨意填注，半屬未真。」後來清修的《明史》中也說，「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

追贓助餉，在本質上是農民階級實行的一項革命政策，它不僅在一個時期里把國家財政負擔，從貧苦農民身上轉加給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擊了這伙衣冠禽獸，大長了革命九九藏書人民的威風。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順軍在進入北京以後，大規模地對明朝官僚實行追贓助餉是很不妥當的，甚至可以說這是大順軍領導人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因為當時僅沒收的明廷內帑，就足夠大順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並不存在財政上的緊迫性。如果把當時打擊的對象，明確宣布限制在皇親國戚、勛臣、太監以及為數不多的持敵對態度的官紳範圍內，必然可以大大減少地主階級的疑懼，有利於大順政權的穩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卻沒有考慮到進入北京后客觀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應的調整。在北京和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內普遍地推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紳如罹湯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樹敵過多的局面。

大順軍的迅速攻克北京，同明朝太監的開門迎降是有關係的。李自成進入京城時，太監王德化領著內官三百余名排班迎接。這些昔日倚仗明朝皇帝權勢作威作福的傢伙，現在又聚集到李自成的周圍了。太監杜勛奉李自成之命在進京談判時，曾私下對他的同夥說：「吾輩富貴自在也，可無慮。」然而這一次他們卻打錯了算盤。四月初一日，李自成下令「盡驅閹宦出城，不許復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貴賤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墜帽，首面血淋漓。」「一錢不得隨身，都人大快之。」有的史籍記載，李自成在設置官職時規定：「太監不得過千人」。這同明朝末年內官數萬相比，不能不說是一項重大的改革，對明中期以來飛揚跋扈的宦官集團是個沉重打擊。但是，它也說明，李自成這位農民革命領袖已經在逐步繼承封建帝王的遺產。

這些事實說明，李自成注意到了爭取明朝官僚和士紳、耆老的問題。如果不是很快就爆發了吳三桂叛亂和清兵進關，大順政權完全可以進一步穩定局勢，並且以對社會生產最小的破壞為代價實現全國的統一。如能在一個新興的、領導人物起自民間、飽經閱歷因而能夠實行開明政策的大順帝國統治下，我國的社會進程，無疑地將會在明朝中、後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對外交流等方面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獲得長足的發展。然而，歷史的偶然性卻導致了大順政權的失敗。由於清兵的南進，民族矛盾激化，連年的戰禍使勞動人口等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而代替大順朝執掌全國政權的清王朝，又是一個以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滿族貴族同漢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階級相勾結建立起來的新王朝，這就推遲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極的社會生產的恢復，從而導致了我國社會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里，陷於倒退停滯和發展緩慢的境地。

鑒於明王朝在黃河流域的統治已經土崩瓦解，大順軍的領導人不失時機地任命了大批官員到各地去接管地方政權，把這些地區置於大順政權的管轄之下。當時派遣官員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大順軍進軍過程中，由統兵大將直接從隨營文士中或當地降官、知識分子中選充；另一種是在大順軍進入北京后，由吏政府從明廷投降官僚和科舉取士中選派。大順軍在北京期間，任命的地方官相當多，山東全境幾乎都建立了各級政權機構，江蘇北部也派設了官員。劉尚友在《北還紀變》詩中說：「正擬次第舉，設官遐邇均。」下注大順政權「設官東至淮，西至蜀。」連同襄陽、西安時期任命的地方官員一起，作這樣的描寫是符合實際的。在這樣廣闊的地區內建立起從屬於農民革命的政權，不僅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在我國歷史上確實是光彩奪目的一頁。大順軍在山西、河北、山東以及豫東、蘇北建立的地方政權，為時雖然短暫，卻不可等閑視之。它的意義在於：在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地上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動統治，通過各級政權機構推行了大順農民革命政策，如三年免征、平買平賣、追贓助餉，以至於著手解決土地問題的均田政策等，無情地打擊了罪大惡極的官紳地主，使明王朝加在廣大人民身上的枷鎖得到一度的鬆弛。

命令一公布，一些熱衷仕途的官僚爭先恐後地報名；一部分心懷觀望的官僚，也在長班隨役的督促下前往應點。二十一日，「報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門外匍匐聽點。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負文名才名者、嘵嘵利口者、昂昂負氣者，至是皆縮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謔，不敢出聲。亦有削髮成僧、帕首作病，種種醜態，筆不盡繪。」二十三日，劉宗敏、牛金星又在五鳳樓（即午門）前，傳各營在押官員入朝聽選，按姓名冊唱名。首批錄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東華門赴吏部聽選，仍長班家人相隨，無防押之人；不用者仍發營看守。」二十六日，又選用了一批。

日照縣官僚地主厲寧在本縣和諸城縣擁有四千多畝土地。當地大順政權建立后他畏罪潛逃，「所存田產、牛隻、家屬，悉為二縣民人瓜占。」這兩個縣屬青州府管轄，該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祿糧和莊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山東青州地區的農民們在大順政權支持下，「均」大地主的田產，可以視為大順政權管轄區內土地關係變動的一個縮影。自然，不能據此而推論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集團，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但是，在大順農民革命浪潮盪激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衝擊，部分在明王朝統治下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收回或奪得了部分土地，則無疑是個事實。這年五月，江西臨川紳士曾益寫了一篇《討賊檄》，以地主階級代言人的姿態破口大罵大順軍「掠我資，均我產」，也反映出農民革命帶來了包括土地在內的社會財產關係方面的變化。read.99csw.com

以上依據史實，列舉了大順政權在京期間活動的九個方面。此外，大順軍入京后也沒有放鬆軍事訓練，僅據《甲申傳信錄》卷六所載就有：四月初一日「權將軍劉宗敏下營點操」；初六日，「闖嘗至萬壽山觀將士騎射，從者數千餘人。」儘管由於大順政權檔案文書的被毀滅，我們無從弄清它的全部活動的具體情況，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麼廣闊的地區，從事那樣多方面的工作，領導人公務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為事實如此，找們才無法同意那種認為大順軍入京之後，領導人只顧追歡逐樂，不以國事為念的論點。

大順軍進京時，明朝在京官僚大約有兩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幾個人自殺，甘心充當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對剩下的一大批人員如何處理，是個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大順政權在三月十九日發布的命令說：「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職名，二十一日見朝。願為官者量材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有隱匿者，歇家、鄰佑一併正法。」

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的財政政策，是西安時期的繼續。它和歷史上各個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沒有宣布在保護地主階級土地財產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輕徭薄賦，而是堅持「三年免征」賦稅，用沒收明內帑、宗室、勛戚、太監的家產和對官僚實行追贓助餉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問題。關於大順軍攻克北京之後，究竟從宮中繳獲了多少屬於皇帝的私財（即內帑），各種史籍記載分歧很大。比較可信的說法是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數量相當龐大。對於明宗室和勛戚的財產，在政策上同對官僚的追贓是有區別的，前者的動產和不動產全部沒收，而對後者則在數額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間的追贓助餉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在大順軍所到之處普遍推行這項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內對明廷官員實行的追贓助餉。

在某些著作當中，為了解釋大順政權的失敗，依據不可靠的史料，甚至加上主觀推測，歸咎於大順政權的腐化變質。說他們由以解民倒懸為己任變而成為了各級領導人追逐私利、漠視民間疾苦，乃至於苛虐人民，結果喪失民心，自己也隨之垮台。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首先，史料確鑿地表明，大順政權佔領北京以後基本政策並沒有改變。遍查黃河流域各地的地方志和某些時人的著作，可以看到大順政權在各地的官員主要乾的就是兩件事：一是追贓助餉，打擊官僚地主；二是宣布錢糧三年免征，使農民們能夠喘一口氣，安心恢復生產。既然這是依據大量的統計得出的判斷，就沒有理由去懷疑大順政權已經變質。說它喪失「民心」，實際上是它使那些希望大順政權和一切改朝換代的王朝一樣維護自身利益的大地主們痛心疾首。但是，官僚地主正是農民革命所要掃蕩的主要對象之一，並不屬於當時的人民範疇。其次，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是，由於大順政權推行農民革命政策，嚴重地激化了它同官僚地主的矛盾。一旦當大順政權在軍事上遭受重大挫折，形勢逆轉時，這些人便乘釁而起，發動叛亂；但是，在那樣廣闊的地區內，卻沒有出現過農民起來反抗大順政權的事。明末清初，山西、畿南、山東，河南，到處狼煙滾滾，烽火遍地，反抗官府的地方性農民起義更是數不勝數。在大順政權治理的短暫期間，形勢卻截然相反，原先各地的地方性農民起義武裝，有的改編為大順政權的地方武裝，有的自動解散歸農，個別已經轉化成了地主武裝的則被大順軍剿滅或驅走。時人陳濟生記載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經過大順政權管轄區的見聞時曾經說：「追憶出都時，人言籍籍，皆雲盜賊密布，跬步難移。今布帆安穩，殊出望外。」走到鄭家口（今故城縣）時，所看到的情況是，「居民稠密，諸鄉村肩荷而來，日中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茲僅見。」劉鑾在《五石瓠》中也說：「至李自成稱帝關中，設偽守令到河北，諸賊（指各地地方性農民起義）始消。」從一些封建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大順政權在群眾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如《定興縣誌》記載，明王朝覆亡后，畿輔地區的群眾曾經乘亂搶掠富家財產，一個名叫耿權的紳士想出了一條奇計，「取自成偽檄增數條禁之。一時傳數百里，皆斂手不敢動，眾以保全。」孫夏峰稱其能濟變。大順政權得到人民群眾擁護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它實行了免糧等農民革命政策。它所派出的地方官員一般比較廉潔，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光緒《定興縣誌》轉引舊志說：「崇禎十七年，逆闖陷京師，偽縣令劉鍾泰自山右來任。……時賊法嚴，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大順政權的淮徐防禦使武愫上任后，當地鄉紳「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餽遺禮物，為其所擯斥者。」《甲申傳信錄》也說，李自成「號令嚴切，所遣守土之吏，無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可見，在北京期間，各地建立的大順政權頗有一番新興振作的氣象，是得到貧苦群眾，以至於中小地主擁護的。ｈttps://ｒead•99csw•ｃom

大順政權在對待明朝官員的問題上，也有處置不當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這不僅表現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贓助餉的不合時宜（這點在下面還將講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職務上也過於拘謹。在數以千計的明朝官員出於種種原因而倒向大順政權的時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視新興的大順政權如何對待自己這一流人物的時候，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本來應當在注意防範的前提下，採取先包下來然後逐步清洗的辦法，卻沒有這樣做。李自成在北京時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顧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過投順得稍為早一點罷了。大順政權後期一個明顯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對全國形勢有真知灼見，能夠統籌全局，提出恰當的戰略方針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卻要高明得多，它在入關以前就網羅了範文程、洪承疇這樣一批「引路人」，在決定戰略方針時非常注意徵求他們的意見；入關以後，對明、順兩個政權的官員一概收攬，還多次命令已經投降的漢族官員推薦人材，動員他們寫信招降。在北京投降過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僚中，並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後來被清廷選拔為六部首腦甚至大學士。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規定了文官受武將節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於起義農民的將領居於支配地位，卻沒有注意發揮降官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策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為了吸收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也舉行了考試。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隨駕考選試官，考京城生員，出題《天與之人歸之》」。同時，順天府召試了所屬各縣生員，中試者由吏政府選授官職。

隨著大順軍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建立的地方政權已經相當廣泛。特別是佔領了北京，迫使崇禎帝自盡，標志著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等大順政權領導人，認為有必要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正式頒詔天下，宣告大順政權業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於正統地位。因此，在京師局面穩定之後，便由禮政府於三月二十五日發出告示，命隨駕各官率領耆老上表勸進，開始了即位典禮的準備工作。新鑄造了國寶，文曰「繼天立極，天字上一層居中，下一層並列繼立極三字。」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儀注》，刊刻成為一卷，「前載偽令，禁奏疏冗長。條記官制、補服、朝見儀節，以及各官往來禮柬之類皆具。」大順政權規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藍。這是由於明以火德王，取水滅火之義，反映了五德終始的天命循環思想。ｒｅａｄ•99cｓw•com

大順政權對那些世襲的所謂開國功臣、靖難功臣之後和皇親國戚，則給以摧毀性的打擊。三月二十二日處死了成國公朱純臣。兩天以後，又押解勛衛武職官員二百多人斬于平則門外。

對於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務機構東廠和錦衣衛，大順政權斷然地予以廢除，廠、衛頭目一律從嚴懲辦。這件事深得人心，連當時一個敵視大順政權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用讚揚的口氣說道：「向來廠衛知名者咸從束縛，要津猾胥，先傾其家而後殺之。此舉差強人意。」

大順軍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穩定了局勢，恢復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由於北京是明王朝長期統治的巢穴，是達官貴人、三教九流彙集的地方，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太容易。大順軍的領導人深知，北京的局面如何，對各地的影響關係重大。因此，首先便是嚴肅軍紀，解除一般居民因明王朝的反動宣傳而產生的疑懼心理。趙士錦在大順軍進城時是明工部官員，他根據親眼目睹記載說，大順軍進城之後，鑒於官軍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殺人了」。義軍戰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負箭，啣枚貫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詰」，絲毫不加侵犯。為了防止反革命勢力的敵對活動，義軍「添設門兵，禁人出入；放馬兵入城，街坊衚衕無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數以萬計的入城大軍中，個別違反紀律的現象自所難免，但一當發現違紀事件時，大順軍領導就毫不手軟地秉公執法。趙士錦就記載說：「賊初入城，有兵二人搶前門鋪中綢緞，即磔殺之，以手足釘於前門左柵欄上，予目擊之。」當時在北京充當明給事中塗必泓記室的徐應芬（署名聾道人），在其著作中雖然提到個別義軍戰士有貪圖便宜暗中竊取銀錢的現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認：「至淫、奪、斬、殺之事，則猶未見也。」當時也在北京的陳濟生，一方面在他的書中記載大順軍進城后，「商民仍舊張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搶攘者有禁，城軍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斷頭截體，縱橫衢道，雖觸目悚惻，而人情稍帖。」另一方面又編造了許多謠言，硬說大順軍在京師姦淫|婦女，乃至於「安福衚衕，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慘不忍言。」然而，當時亦在京師的明左諭德楊士聰，雖然因為妻子和二妾自縊、愛女投井，對大順軍充滿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還是比較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順軍「軍紀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從山海關敗回京師以後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則絕無此等。坊刻稱賊於四月初七日淫掠婦女，一日夜安福衚衕死者三百七十餘人，大屬妄語。事之所無，雖在逆賊，詎可誣乎？」直接有力地批駁了陳濟生所散布的謊言。

山海關戰役前，李自成承擔的軍國重務雖然很多，但還是抽空親自接見明降官和京師城郊耆老，藉以聯絡感情，了解民間疾苦。三月二十三日，在文華殿召見明中允梁兆陽，梁叩頭說：「先帝無甚失德，只因剛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誼否隔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自成回答道：「我只為幾個百姓故起義兵。」梁又叩頭說：「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晉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簞食壺槳以迎王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興，留坐款茶，談得十分融洽。告辭時，梁兆陽向上打躬，自成也舉手作揖回禮。隨即任梁為兵政府侍郎。被召見的還有已委任為禮政府侍郎的楊觀光，李自成向他詢問了郊天典禮的有關事項，楊觀光一一作了解答。自成頗為欣賞，在談話結束時說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說得是。以後先生常進來講講。」把楊送到屋檐下才告別而還。後人有感於李自成的禮賢下士，賦詩寄慨雲：「開國先延理學臣，賜茶留坐問諄諄。親賢下士非誇大，漫罵劉邦敢問塵。」九-九-藏-書

由於大順軍在加強對京師的控制的同時，又注意約束軍紀，故當時北京的社會秩序是良好的。大順軍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楊士聰記載說：「都人嫁女于賊營者甚多，甚以為榮。」甚至在李自成親自統率大軍前往山海關討伐吳三桂，京師的守備力量大大削弱的時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這也說明大順軍為穩定京師社會秩序所作的努力，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大順政權為解決土地問題也採取了一些措施。查繼佐在《罪惟錄》一書中說，大順政權「五年不征，一民不殺，且有貴賤均田之制」。大順政權是否提出過均田的政策或口號，目前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有的論著認為，史料中的「均田」是指的改革賦役徵收辦法，只求做到賦役的相對平均，並不包含改變土地所有權的意思。應當承認，在明清官場用語中，「均田」一詞確實有時是指按田畝和人丁的多少均出賦役。不過，正如不能把史料中出現的所有「均田」字樣都解釋為均分土地一樣，也不能把這個詞都解釋為均出賦役。在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歷史條件下，要求改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鮮立錐」的土地佔有狀況，具有客觀的必然性。就連當時統治階級中的一些人物也提出過限田的主張，例如崇禎九年，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的奏疏中就說到，有人主張「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沒官。」崇禎十三年，工部主事李振聲又上疏，「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試問：身為官紳的人尚且在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提出了觸及土地問題的建議，為什麼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在革命的高漲時期，反而不可能提出均分土地的政策或口號呢？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對於明末農民戰爭帶來的土地關係的變動，不可能作出確切的敘述，但是，起義農民連根剷除某些大地主，實行占田屯種的事例卻是屢見不鮮的。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管轄的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剝奪宗室、勛戚和官紳地主田產的行動，有的正是在當地大順政權的直接支持下展開的。著名的例子如山東諸城縣官僚丁耀亢所述：

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深知明朝吏治腐敗，特別是那些佔據要津的高官顯宦，不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劃者，而且絕大多數是貪污成性者。因此，決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錄用，發往各營追贓助餉；四品以下的官員則分別情況，多數授職，讓他們自動捐銀助餉，少數劣跡昭彰的也發到各營追贓。

大順軍攻克北京以後，佔地日廣，駐防軍隊所佔的比重迅速增加，除了在北京掌握著較大的機動兵力以應付不測事件以外，抽不出多少軍隊南征。然而，隨著明王朝的覆亡，長江以北的明政府統治已成瓦解之勢。為了利用這一有利形勢，把大順農民革命擴展到更加廣闊的地區，為北方底定之後完成統一大業作準備，李自成曾決定抽調部分軍隊（基本上是明朝投降官軍）沿運河南下。四月初六日，任董學禮（原明朝寧夏花馬池副將）為淮鎮制將軍，並命他帶領兵馬一千五百名由北京起行。五月間到達江蘇宿遷縣，與南明弘光朝廷的官軍對峙。隨同董學禮南下的，有充當招降使者的大順軍將領劉暴，他攜帶了李自成頒發給南明將領黃得功、高傑、劉伊盛、劉肇基、徐大綬的五道敕文。黃得功頑冥不化，把劉暴關進監獄，並且報告了弘光朝廷。由於大順軍主力沒有南下，派遣的明降將兵力又非常單薄，招降無效自是意料中之事。除董學禮部以外，先後奉調南下的，還有明降將、原柳溝副將郭陞和副將白邦政，所帶兵員也都不過數千人。這時，明福王朱由崧在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擁戴之下，已經初步穩住了陣腳。南下的大順軍除了對山東、蘇北一帶的官僚地主起了某些鎮懾作用外，沒有收到更大的效果。不久，由於清兵進關，整個局勢急劇逆轉，大順軍的南征和統一大業終於成為畫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