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事略》等書中記載，深受張獻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齡，是促使大西政權推行屠戮政策的主要策劃者。從其它著作敘述張獻忠犧牲以後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四將軍處死汪兆齡時宣布的罪狀來看，可以互相印證。汪兆齡出身於安徽桐城縣的官紳地主，混跡于大西軍后巧于逢迎，博得了張獻忠的寵信。他的竭力主張血腥屠殺，是出於蓄意破壞呢，還是因為大西軍入川以後四川人在政權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妨礙了他獨攬大權，必欲殺之而後快呢？抑或是迎合張獻忠的偏激思想以保全自己的祿位呢？由於史料缺乏，無從作出準確判斷。但是，這個地主階級分子利用張獻忠的憤激|情緒，把大西政權為鞏固自身而採取的鎮壓措施推向了反面，造成大西政權在後期樹敵過多，招致最後的慘敗，是要負重要責任的。

史籍中談到大西軍在四川的舉措時，常常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銳減聯帶論述，這樣做不是有意中傷，便是無知妄說。明清之際，四川人口急劇下降是事實。封建統治階級把這筆賬全都掛在張獻忠名下，是極為不公的。造成四川許多地方荒無人煙、人口銳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明朝軍閥的屠戮平民，清軍的濫殺無辜，搖黃等武裝的蹂躪百姓；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肅反無邊，當然也應負一部分責任。但主要原因還是，由於連年兵荒馬亂，生產大面積停頓，人民大批地死於飢餓、相食、虎害、瘟疫，向外逃亡的也不在少數。在批駁封建史籍誣衊大西軍「屠蜀」的時候，還應當指出，直到張獻忠犧牲、大西軍轉入雲貴時，四川遭受的破壞還是比較有限的。此後四川的人口仍在大幅度下降，這是可以列舉材料加以證明的。九-九-藏-書

在歷史上身居權力頂點的人物，一旦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是很難迷途知返的，他們往往在謬誤的斜坡上越滑越遠，張獻忠的悲劇正在於此。他甚至發出了「除城盡剿」的命令，分遣軍隊到所屬州縣搜殺百姓。連西京成都也發兵「剿洗」。《聖教入川記》中，載錄了外國傳教士目睹的情況：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張獻忠下令除大西政權官員家屬以外，成都「城內居民一律殺絕。」第二天，「各軍人皆奉命認真嚴剿，毫不容情。……各軍分隊把守城門，余軍驅百姓到南門就刑。」「被拘百姓無數集於南門外沙壩橋邊。一見獻忠到來，眾皆跪伏地下，齊聲悲哭求赦雲：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何故畏懼百姓？我等無軍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敵，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眾無辜小民，云云」。張獻忠聽了，「不獨無哀憐之意，反而厲聲痛罵百姓私通敵人。隨即縱馬躍入人中，任馬亂跳亂蹄，並高聲狂吼：該殺該死之反叛！隨令軍士急速動刑。冤乎痛哉，無罪百姓齊遭慘殺。……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慘象，非筆舌所能形容。」九九藏書「獻忠剿洗成都后，旋即傳令曉諭各鄉場鎮村莊之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內為京都居民。」張獻忠的過火行為，最後弄得自己越來越孤立，乾脆一把火燒掉成都，打算丟掉四川，另謀出路。

關於張獻忠在四川殺人過多的問題，我們應當看到，這首先是因為地主階級的瘋狂反撲引起的。把事情說成是張獻忠天性好殺、殘忍，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誣衊。史籍中常常迴避張獻忠在四川前期和後期政策上的變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後期客觀形勢的改變和主觀判斷上的錯誤而殺人過多，說成是一貫如此。比如大西政權的開科取士，其前兩次都是真正的延攬人才，安排官職。只有最後一次才是借口舉行「特科」，屠殺士子。在許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詞，光說張獻忠假借科舉，把四川的讀書人殺戮一空，這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有的封建史籍，把張獻忠殺人的情況和數字誇大到極其荒誕的地步，如清初封建文人毛奇齡說，僅從丙戌（大順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年正月張獻忠「命四將軍分路草殺」，到五月回成都報告，所殺人數合計竟高達六億九千九百余萬，此外所殺者尚未計算在內。明後期全國人口數僅六千多萬，毛奇齡撒下彌天大謊，編造張獻忠在四川一省（實際上大西政權當時所能控制的只是成都附近州縣）殺的人數，竟超過全國總人口的十倍以上。這種無恥的夢囈，居然被清朝統治者主持修撰的《欽定明史》所沿襲。在該書卷三○九《張獻忠傳》里，竟赫然大書，「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有的史籍還繪聲繪色地著意渲染，胡說什麼張獻忠殺人，竟至於「流血若奔濤，聲聞數里。錦江盡赤，河水不流。」這類狺狺狂吠，適足以暴露封建統治者們對起義農民的仇視心理而已，毫無史料價值可言。

這個禁約的發布人劉進忠，後來降清成了農民軍的叛徒，但文告本身仍然反映了大西軍入川前期，對於維護軍紀、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視。

一六四五年春，明總兵曾英擊敗大西軍守將劉廷舉部，佔領了重慶。張獻忠派大將劉文秀率領幾萬名戰士反攻重慶，又被曾英部擊退。這個山城重鎮的失守，是張獻忠入川以後，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遭受的第一個重大挫折。此外，明將王祥據有綦江，參將楊展盤據黎雅，游擊馬應試竊據敘州（宜賓），四川南部成了官紳地主顛覆大西政權的主要基地。在順慶地區（今南充一帶），明舉人鄒簡臣「潛與順慶豪傑倡義，建『中興』赤幟于江滸，數日眾至十余萬，軍聲大振。賊卷甲遁，恢復順慶十余城。」川西的松潘副將朱化龍也「斂兵自守」，割據一方。大西政權控制區內的官紳地主則紛紛叛亂，「起義兵斬偽令者所在皆是」；「乃西川人性戇愚，特明順逆，不量勢力，不肯被不義之名，故其所置郡縣賊吏特以兵威迫脅，民勉聽從；兵才他適則群起而殺之」。後來竟弄到這樣的地步：「成都百裡外，耰鋤白梃，皆與賊為難」。

一六四四年八月，弘光朝廷任命樊一蘅為川陝總督；舊輔王應熊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地方，賜尚方劍便宜行事。王應熊是四川巴縣人，樊一蘅是四川宜賓縣人。南明政權利用他們在本省士紳中的影響，「皆委以恢復之任，號召諸路官兵義旅，響應雲合。」王應熊受任之後，坐鎮遵義、綦江地區，統籌全局。按照他提出的規劃是，依靠貴州的兵力和軍餉，加上敗軍潰卒，地方武裝，由綦江、納溪北上；同時責成雲南巡撫命將出師，沿建昌、畢節一線推進；川陝總督樊一蘅則提兵轉入川北，奪取保寧（今閬中縣）、順慶（今南充）一帶，從北面牽制大西軍。他還要求朝廷急令湖廣巡撫重占荊州，防止大西軍順江東下；鄖陽撫治則沿大昌、大寧、達州、東鄉一線蠶食川東北地區；偏沅總督和巡撫由東南面扼控四川。這就是王應熊提出的圍剿大西軍的全盤計劃。在他的組織和策動下，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勢力頓時活躍起來。

歷來的封建史籍，對大西軍在四川的作為差不多都一言以蔽之曰「屠蜀」，把張獻忠描繪成以四川百姓為敵的凶神惡煞，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張獻忠佔領四川的本意是以「巴蜀為根」，徐圖向外發展。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相當注意爭取各方面支持的，打擊的對象只限於堅決與大西政權為敵的部分官紳。大西軍進川過程中紀律嚴明，並不隨便殺人。《長壽縣誌》記載，大西軍由涪州進攻重慶途經該縣時，「立誓不妄殺一人」，「邑中得無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由於大順軍已經攻克了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紳，除了少數甘心充當朱明王朝殉葬品的人以外，大多數都轉到大西政權方面尋求保護。如史籍所說，「初，成都官吏見獻忠將至，逃避不徨。繼見獻忠稱王，分官任事，以為暴雨之後，雲收霧散，將見太平。又聞獻忠有勇有為，能任國事。於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省會以外的府縣，「文臣武將，賣降恐后。」接受大西政權官職的人員雖然缺乏統計材料，但據西方耶穌會士的記載，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之初，「在朝之官統計千人」，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儘管這些人還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懼，有的甚至心懷叵測，但就大勢而言，大西軍佔領四川的初期，各地社會秩序比較穩定，地主豪紳既有攀龍附鳳之心，又慴于大西政權的兵威，階級衝突並不十分尖銳。因此，大西政權採用暴力鎮壓的措施相當有限，殺人並不多。read.99csw.com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正視包括張獻忠在內的大西政權領導人的錯誤。把凡被大西軍所殺的人都說成是該殺的，都是農民革命的死敵，不僅違反歷史事實，也不利於從中總結歷史的教訓。除了前述汪兆齡之流的順風吹火以外，張獻忠本人的偏激|情緒，也是造成鎮壓擴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存大西政權所立的張獻忠「聖諭碑」，頗能反映他當時的思想。碑文只有兩句話：「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順二年二月十三日。」這道「聖諭」，雖不象統治階級捏造的那樣，下面還有七個「殺」字，但它確實明白無誤地反映了張獻忠的變態心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仇恨擴展成了對人的厭惡。張獻忠何嘗不知道「天意從來高難問」，他所說的天只不過是他自己。有的史料記載，「張獻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難逃。」在他眼裡，是四川百姓忘恩負義，只有由他這位上天之子來恭行天罰了。張獻忠忘記了，他和部下軍隊吃的是百姓種的糧，穿的是百姓織的布，忘記了他在瑪瑙山戰役之後，正是在川東山區百姓的掩護下，才免於被官軍殲滅，也忘記了正是千千萬萬的百姓跟著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寶座。張獻忠用自己創造的天與人之對立，代替了現實生活中富與貧的對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個「聖諭碑」，是張獻忠為自己在鎮壓官紳地主叛亂時濫及無辜愚蠢作法的辯護。

事實說明，南京弘光小朝廷成了四川官紳地主心目中的旗幟，為他們提供了從事反對農民革命的復辟活動所必需的組織系統和精神支柱。這正是四川地區政治局勢發生劇烈變化的重要原因。

四川地區的階級矛盾是怎樣激化起來的呢？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張獻忠等大西政權的決策人，雖然採取了安排蜀人做官、開科取士等政治措施爭取當地士紳，但這個政權的基本施政方針卻直接損害了官紳地主的利益，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衛所世職，皆殺之」，以及拘集官僚士紳罰銀充餉。隨著這類農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官紳地主才發現張獻忠起義軍雖然「開基立國，而群盜之習毫無悛改」，他們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二是四川地區的官紳地主，本來是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投靠大西政權的。甲申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號，頒詔各地，自封正統。當時北方的局面是清兵同大順軍相對峙，弘光朝廷自知力量單薄不敢問鼎中原，注意力就更多地放在南方。東南各省是弘光朝廷立國的根基，西南除四川外，其他省份仍奉明朝正朔。在這種形勢下，弘光朝廷很自然地要加緊部署顛覆大西政權，致力於建立自己的半壁江山。然而，南京小朝廷自建立之始就患有先天的軟骨病，它既不可能派遣軍隊入川同大西軍正面交鋒，就只好採取任命四川官員，指使他們聯絡策反，把本地的地主階級勢力組織起來同大西農民軍為敵。明末封建文人黎遂球向弘光朝廷上書言事時，就曾提出過以下的建議：九九藏書

官紳地主的瘋狂反撲，迫使張獻忠加緊了軍事掃蕩。這本來是必要的，然而張獻忠在鎮壓和防範叛亂的過程中卻走得太遠了，往往弄到順逆不分的程度。他看到官紳地主是反對大西政權的主要勢力，而生員們一般多是出身於這個階層，就在大順二年十一月借口舉行「特科」，命令將各府縣生員一律起送成都，到齊后找了個借口全部殺光。這就是所謂大慈寺屠戮士子事件，大約殺了五千多人。當他不斷得報大西政權的地方官員被反革命勢力捕殺時，又常常遷怒於當地居民，派出軍隊不分良莠濫加屠殺。張獻忠的過激行動，使本來就非常尖銳的階級對抗更加複雜化了，導致大西政權逐漸喪失民心。

直到一六四五年上半年地主階級的叛亂逐漸嚴重時，大西政權仍然注意約束軍紀，努力做到「兵民守分相安」。這年三月，大西軍驍騎營都督劉進忠還發布了禁約，勒石立碑以示鄭重。禁約碑文主要內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