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心深處，戈培爾已完全傾向希特勒一邊，但在表面上，他仍忠誠于格里戈爾——此人對元首仍抱有懷疑。6月10日，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如他仍能保持「絕對獨立」，作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願前往柏林。然而，只過了兩天，他便願意接受任何邀請了。「那時，我就不會虛擲光陰了。現在，一切以他的決定為準。他要我嗎？」待他們再次會晤時，戈培爾已使自身處於欣喜若狂的對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戈培爾並未驚慌失措。他辦起了周刊，恰當地取名《進攻報》，于紀念美國獨立日當天出刊，但是，現實卻與其夢想大相徑庭，第一期便令他震驚。刊物失敗了。「多慘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認。「胡說八道的刊物！」訂閱的只有幾百名黨員，報攤上只售出幾份。但是，戈培爾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於是，他便抄襲共產黨報紙的裝潢和內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國內政治的變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將為希特勒的權力膨脹提供新的動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館的政治行動來得太突然，勝利也過大，使巴伐利亞政府無法容忍。它只證明，他的口才對巴伐利亞州有多大的危險。他給黨注入了新的生機，但搞得太快、太過分。這樣，巴伐利亞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貝格勃勞酒館用「不是按中產階級的標準，而是以踏著屍體的方式去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的激烈言辭煽動聽眾為由，禁止他在原定3月初舉行的五個群眾集會上發表講話。

漢夫施坦格爾主動提出教他學英文，便於他日後能看懂英、美的報紙，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情況。希特勒從不拒絕漢夫施坦格爾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決心。就連赫侖納的影響力也逐漸減小了。她建議希特勒學跳華爾茲舞，以應付社交場面。他拒絕了，理由是，這與政治家的身份不符。她丈夫指出，華盛頓、拿破崙、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歡跳舞。希特勒反駁說，這是「傻瓜，浪費時間。另外，維也納人的華爾茲舞也太女性化，不適合男人跳。他們的帝國之衰落，這絕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維也納的原因也在於此」。

4月，希特勒專程前往慕尼黑，為的是爭取戈培爾。在做了兩天元首的貴客后，戈培爾興奮得晚上睡不著覺。第三天，希特勒領他參觀了黨的總部，然後單獨與他談了3個小時（「妙極了」），重新論述了班貝格會議的各個論點。戈培爾聽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轉向希特勒的信仰一邊，最後一舉投降。

為了更快熟悉近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急劇變化，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擾。在法國，曾要求佔領魯爾的統治集團業已下野，上台的是一個較有妥協性的政府。關於戰爭賠款問題，不久前，盟國已通過決議，同意讓德國較公平地賠償。在經濟戰線，由於穩定了馬克，經濟不致再急劇地出現混亂情形。與法國和平解決問題以及經濟的恢復這個雙重的前景，意味著希特勒的政治資本已被剝奪。

不管是何種情況，弗德爾關於這次分裂大會所做的彙報，卻最終使希特勒採取行動。2月14日，星期天，他將黨的領導人全部召至班貝格。坐在這次秘密會議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頗有不安之感。在數量上，南方代表占絕對優勢，而希特勒一踏上講台，就主宰了大會的進程。他前來班貝格時，思想上就有所準備。他明白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也知道自己的領導權已受到威脅。所以，他一開始便開誠布公地說明，他是元首，是運動的核心。在納粹黨內不允許存在議會式辯論，不再搞什麼民主程序。他不允許有分裂派別存在。每個地方長官，每個黨員都必須保證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希特勒肯定明白，讓格里戈爾·斯特拉塞在德國北部全權組織納粹黨是危險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個危險的政治對手。格里戈爾雖然反猶，卻不反動，他的政治哲學可追溯至斯賓格勒及戰時前線的社會主義，其基礎是無產階級的領袖必須是軍人這個中堅原則。他是國社黨左派的典型，這就使他在重新組織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別突出。他身強體壯，為人友善，既能調動群眾，又能動員個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給運動帶來的繁榮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區，支部的數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兩倍。這大都由於格里戈爾對工人階級的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獨裁領導者控制。

從寫給梅克斯·阿曼的頭幾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歷史」），很明顯，他已開始冒大險。在這本書中，希特勒的一條主要結論是，從達爾文那裡得來的信念也許是對的。這使他將自我保存與生存空間論緊緊地聯繫起來。「生存空間的局限迫使人們進行生存鬥爭；然而，為生存空間而進行的畢生鬥爭卻又包含進化的基礎。」結果是，各民族之間永不停息地鬥爭，而鬥爭的勝利，只能歸於一個嚴格地、專心不二地獻身於種族、人民和血的價值的民族。標準一旦降低，純血若與劣血相混合，滅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時，猶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記，這個國際放毒者和腐蝕者就會不遺餘力地將這種民族連根拔掉，腐蝕掉。」這是希特勒首次闡明其術語，也是首次將種族、人民和血緣的價值與對猶太人的仇恨交織在一起。

1926年末，《我的奮鬥》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標題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是以黨向慕尼黑起義提交25點綱領那天以來的歷史為基礎寫成的。它有點像歷史，而不是自傳。自馬基雅維利以來，關於政治，很少出現過如此實用的論述。而希特勒關於宣傳和組織的觀點，對只具有街頭鬥爭水平的人們來說，是頗有實用價值的。他對群眾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讀過幾年前在德國出版的弗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一書的。「集團極易輕信，」弗洛伊德寫道，「也易受影響。它缺乏批判能力，對它，未決是不存在的。集團之感覺總是極簡單和被誇大，所以，它不知何謂懷疑，何謂未決。」威廉·麥克杜戈爾和古斯塔夫·勒龐也曾表述過類似的原則，但他們的著作尚未譯成德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維也納的一位猶太人指教：演講者如欲左右群眾，他必須「誇張，將同樣的觀點反反覆復地重複」。弗洛伊德也指出，群眾是「偏執的，但服從權威……它對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統治和壓迫，要求懼怕它的主人」。希特勒從他的同胞那裡取其所需可說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論與他的思想聯繫起來，鑄造出一種可怕的武器。

思想上的進退維谷使這種鬥爭更加複雜化了。在許多方面，戈培爾仍是個革命者，他力圖把共產黨人轉到國社黨人一邊來。他決心創造一種理論，一種橋樑，「讓他們從左到右使那些願意犧牲自己的人們走在一起」。與格里戈爾·斯特拉塞一樣，他也認為，黨應該維護工人階級的事業，特別是工會的事業。希特勒與戈培爾的主要分歧就在於此。他希望下次南下時能影響希特勒，並向他證明，共產黨與納粹的不同之處在於，共產黨奉行國際主義。

他的演講也成了政治敏銳的典範。那年秋天在漢堡的一次演講中，地方長官埃爾伯特·克列普斯注意到，希特勒是嚴格按照提綱講的——提綱上寫著關鍵的字句，甚至連看來像脫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預先寫好的。希特勒並不像許多人，特別是反對派認為的那樣，是個直觀的演講家。他的講稿寫得很有條理，他確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麼效果和如何取得這種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檢驗他的世界觀，但他卻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醞釀雄謀大略。「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陳詞濫調，只有使用新詞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眾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驅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標的人們均可接受。所以，當他首次在漢堡公開出現時。他能在短短的1小時內，使懷有疑心或保留意見的聽眾鼓掌，而且掌聲越來越響，到結束時，掌聲成了滿堂喝彩的掌聲。後來，連頭腦最清醒的聽眾也宣稱，雖然他們仍反對希特勒及其納粹黨，但，很明顯，希特勒本人卻比他們想象的更通情達理。」

他也正在學習如何才能滿足一般德國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義期間的嚇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間的狂熱者；而是個專為祖國謀求福利的通情達理的人。他的「基本價值和目標」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聽眾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達理的話」，不外乎是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綱領的假面具而已。這個綱領將改變歐洲地圖，這樣或那樣地影響地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暫停留，親自解決戈培爾與格里戈爾之爭。據奧托·斯特拉塞的說法，希特勒來到他的辦公室，要求停止爭吵。「那你就去對戈培爾說吧，」他沒好氣地說，「他才是咄咄逼人。」奧托的與己無關的表現，絕不能反映其兄長對希特勒的態度。元首是專門前來表示他對格里戈爾的信任的。除了讓他重返黨內外，元首還擬讓他擔任較高的職務。在巴伐利亞首次公開露面時，是他，格里戈爾，與希特勒一起出現在講台上；主持最後一次年會的，也是他，格里戈爾。弟弟一再警告說，希特勒的權力已大到有點危險了，但他就是不聽。「喂，」他爭辯說，「和我一樣，你也知道希特勒並不是領袖，而是受歡迎的人民講壇。他還是可以對付的。」希特勒像一匹頑固的馬。「不應該讓他把我們摔下，應將他勒住，領他走上正道。」

5月20日的全國大選，對戈培爾個人說來，是個勝利，因他被派往國會；但對於元首，卻是個失敗，因為黨只選出另外11名代表。在過去兩年中，納粹喪失了10萬張選票和兩個席位。這個損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責任，也不能怪罪組織不善，而是由於經濟狀況良好和缺乏一個關鍵事件使然。只提《凡爾賽和約》和「十一月罪人」再也贏不了選民了。政客們常常是在最後才能看出某種新趨勢的；當晚集合在慕尼黑黨總部里準備慶祝政治大突破的納粹精英，被慘敗的數字搞得垂頭喪氣——數字是由通信員騎自行車送來的。

他們的年齡相差19歲，與元首先前的情婦米茨·萊特的年齡差距不大。據米茨自己說，出於一時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試圖自殺。她自殺的方法是頗奇特的：她將晒衣繩一頭系在門上，另一頭繞著脖子，企圖將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覺后，她姐夫救了她。

參加大會的人數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現在克羅飯店時，聽眾人數已達5000人。這次大會是為紀念馬克思主義者的節日「五一」節而舉行的；元首開講時儼然像列寧：「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是今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敵人。他們通過不公平的工資以及財富和財產的多九*九*藏*書寡，而不是用責任之大小和功勞之大小，不適宜地評價人的價值的辦法，剝削窮苦百姓。不管在何種條件下，我們都決心摧毀這種制度。」接著他便大談特談所謂生存空間的問題，極力向黨員灌輸這種概念。他說，德國有6200萬人口，面積卻只有45萬平方公里，何等擁擠！「若考慮到當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面積時，這個數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決辦法有兩條：用「驅逐最好的人種出境」的辦法減少人口，或「使領土與人口大小相協調，即使要用戰爭也在所不惜。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聖誕前夕，霍夫曼邀請希特勒到他家歡度聖誕之夜。希特勒拒絕了。晚會開始后，一個姑娘叫這位攝影師再給元首打個電話試試。出乎霍夫曼的意料，希特勒竟答應前來，「但只待上半個鐘頭」。人們焦急地等待他前來，尤其是女賓們，因她們誰也沒見過他。果然不失所望。「他穿著長禮服，非常瀟洒，」霍夫曼寫道，「那時，他的頭髮尚未下垂前額，頭髮雖然不濃，卻更加深了他的魅力。」女賓們特別賞識他的小鬍子。

在《我的奮鬥》第二卷出版後幾天，希特勒將在霍夫布勞斯酒館舉行的納粹聖誕慶祝活動變成了對猶太人的惡毒攻擊。「基督，」他說，「是早期反對世界敵人猶太人的鬥爭中最偉大的戰士。」（希特勒並未將耶穌看成是個猶太人，而是一個不遵循猶太宗教，因而沒有猶太毒素的半猶太人，其荒謬的理由是，他有純潔的思想，只不過有猶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畢生的教導都是要為反對資本主義的權力而戰鬥，為此，他便被他的頭號敵人猶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業，我阿道夫·希特勒將把它完成。」

戈培爾在工人住宅區維丁區參戰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紅字豎起路牌，宣稱「資產階級國家快完蛋了」。1927年2月11日，他邀請許多工人參加群眾集會。此次大會是在共產黨人常舉行集會的法魯士大廳舉行的。這是公開宣戰。主席剛宣布大會開始，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工人便高聲喊道，議程中有一點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對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複他的要求時，被衝鋒隊轟了出去。一場鬥爭開始了。83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十多名納粹分子受傷。戈培爾此時大顯身手，下令將這些人抬上主席台，讓他們在那裡呻|吟——這樣效果才更好。這一招顯示出戈培爾作為宣傳家的才能。法魯士大廳一戰使納粹黨的名字上了報紙的頭版。這樣，原來對希特勒及其運動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來城內還有一股新的政治勢力。這宣傳原是誹謗性的。不料，在而後的幾天內竟有2600人申請加入納粹黨，其中500人還申請加入衝鋒隊。

自出獄以來，由於忙於黨的政治事務，希特勒的反猶謾罵暫時被掩蓋了。這本書是闡述這種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將這主題發展到了新的高度。他開誠布公地講明，他個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恐懼。在描述他在帕斯瓦爾克雙目失明那一章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戰：「對於猶太人，除了給一個斬釘截鐵的回答『不是、就是』外，無可討價還價的。不過，我決心做個政治家」等。一旦當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務就是用殘酷的方法解決猶太人的問題——且以上帝的名義。「所以，本人相信，本人擊退猶太人的行動是代表造物主的，本人乾的是上帝的工作。」由於德國種族主義在軍隊的增長，《我的奮鬥》的有關章節在軍隊中備受讚賞，而本書的作者就是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的化身。

希特勒東山再起后的翌日，德國發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爾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國大選中，78歲高齡的陸軍元帥馮·興登堡被選為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很明顯，這位右派英雄並不同情共和，在試圖保持中立的同時，並未大力加強共和勢力。內閣危機依舊叢生，而且常常是由於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議向霍亨佐倫家族提供高額財政賠償，遭到社會主義派的強烈反對，但獲得通過；接著又提出向被廢黜的王公貴族提供賠款的新法案。社會主義派提出進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獲通過。甚至連德國國旗應採用何種顏色的問題也導致內閣危機。為這點小事，漢斯·路德總理竟被迫辭職。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條原則，那就是，運動的樞紐是慕尼黑的地方黨組織，它應領導全國。這樣，他便完全控制了納粹黨。這條原則在5月22日貝格勃勞全體黨員大會上得以通過。在這裏，作為至高無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賦予這樣一種權力，那就是，他有權挑選或罷免任何一個地方長官或下級領導人。這就意味著民主程序的全部終結和對元首原則的完全盲從。為以防萬一，希特勒堅持宣布，原來黨綱中的25點是不可修改的。他如願以償了——現在，黨的意識形態由他一人統管。

到1928年夏，希特勒終於明白了，他的兩個最迫切的信念——來自猶太人的危險和德國對較大的生存空間的需要——原來是交織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關重要的生存空間，帝國就會滅亡；若不剷除猶太威脅，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間鬥爭，不會有文化，因而，民族就會腐爛。

在萬弗里德，人們叫他「烏爾夫」。大家都喜歡他，連新買來的、見生人就吠的剛毛獵犬也喜歡他。特別是孩子們，他們全愛他。「他好像有特殊魅力……不花什麼力氣就能將他們吸在身邊。對我們說來，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為與我們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9月初，反南方的鬥爭在哈根舉行的黨的會議上公開化了。會議是由格里戈爾·格里戈爾召開的，其目的在於南北聯合以反對慕尼黑的官僚政府。會議參加者天真地希望，他們能把元首從反動的巴伐利亞顧問手中挖出來領導德國，使德國永遠成為革命的人民國家。格里戈爾的綱領獲得通過。代表們投票贊成聯合，以求得組織上和在宣傳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們也批准發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闡述具有綱領性的政策——包括近乎國家布爾什維主義的經濟改革在內。編輯則由一名才華橫溢的29歲青年約瑟夫·戈培爾擔任。戈培爾替下了做事慢條斯理的希姆萊，當上了格里戈爾的秘書。他身高只5英尺多一點兒，體重也只百磅余。此外，他細小的身軀又遭小兒麻痹症的摧殘，有隻腳變了形。幸而戈培爾有各種天才：他的文章文筆流暢；體格雖然弱不禁風，但在講台上卻是一代梟雄：誘人的男中音，富有表達力的手勢，一雙吸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對黨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關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來所做的演講表明，他關心的是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反反覆復地向聽眾灌輸種族主義思想和德國的未來在於征服東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傳播他的假達爾文主義的自然法則：弱肉強食。

戈培爾和格里戈爾互相激烈的爭吵使柏林問題更加嚴重，這為7月下旬舉行的慕尼黑年會帶來了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氣氛。黨在城市裡的發展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並未在會上談論這種危機，只泛泛而談，而將其矛頭對準貝格勃勞內一個誰也不會為之辯護的目標——猶太人。

據房東太太說，凡作演講，他必先在大鏡子前練習姿勢，一練就是幾小時。上台後，他果然大有長進；不久，他便熟練地掌握了各種各樣的風格，在會議開始前，他總要問清聽講的對象是什麼人。「我該用什麼風格？民族的，社會的，還是感傷的？當然，這一切我樣樣具備。」

書中對猶太人放毒和腐蝕的恐懼，曾兩次以人身攻擊的形式出現。他錯誤地將簽署1918年停戰協定的可恨的埃爾茨伯格稱為「猶太老闆與一女僕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說他的父親。「如果某人長了癌並註定要死亡，即使開刀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他這樣寫時，心裏肯定想著他母親。

希特勒讓他焦急地苦等了兩個月。後來，當他證實自己要去柏林時，戈培爾興奮得揮筆寫道：「定局了！柏林！萬歲！」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這多少是個勝利。表面看來，在將格里戈爾接納進黨的高層組織后，希特勒已與他握手言和，然而，格里戈爾的才幹與能量依然是對元首原則潛在的威脅。格里戈爾在柏林是設有總部的；把戈培爾派往柏林，希特勒實際上是把格里戈爾的前貼身秘書變成了他的對手。

他未攻擊格里戈爾或戈培爾，他未犯這種錯誤。也許，是他的直覺告訴他——兩人都對他忠誠，他們只不過是想將他從施特萊徹和埃塞之流身邊引開罷了。他來班貝格的目的，並不是要羞辱北方幹部，而是將他們引上正軌。他用左派的語言圓滑地攻擊了左派，然後為矛盾的雙方提出了一個新概念，作為折中。他讓黨跳出政治圈子，將它納入迷信領袖的神話。他說，黨原來的綱領，「是我們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對它進行篡改，將（意味著）背叛對我們的思想懷著信仰死去的人們」。換言之，國家社會主義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穌。在統帥府前被釘上十字架致死、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后得到復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領導黨和國家達到振興的目標。

幾個月後，自命為彌賽亞的希特勒之最強大的政治武器得到歸還。1927年3月5日，不準在巴伐利亞公開演講的禁令被撤銷。4天後，他在皇冠馬戲院向一大群興奮的聽眾發表了講話。晚8時3分，外邊響起了「希特勒萬歲！」的喊聲。接著，樂隊奏起了激動人心的進行曲。希特勒穿著軍衣進來了，身後跟著一群隨從。在聽眾的歡呼聲和頓足聲中，他迅速地沿夾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講台，廳內頓時鴉雀無聲。200名褐衫黨徒，在兩名鼓手和一面旗幟引導下步入會場。「萬歲」聲頓時雷動，聽眾一律舉臂行法西斯禮。台上，希特勒臉色嚴峻，伸出右臂。在樂聲中，旗手們打著羅馬兵團式的閃閃晶晶的花環老鷹卐字旗，走上主席台。衝鋒隊員們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則一動不動地立正站在演講人身後。

精疲力竭的希特勒，當晚與威尼弗雷德·瓦格納一同離開了慕尼黑。他與幾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於是密宿，孩子們在多年後才知道有這回事。

戈培爾覺得，現在該是壯大黨的組織的時候了。為此，他就得引起厭倦的公眾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聳人聽聞的東西，就像魚需要水一樣，」他寫道，「他們靠此過日子。若不認識這點，任何政治宣傳都是無的放矢。此後，或寫文章，或發表演講，他都盡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講稿都寫得乾脆利落，生動活潑。他的衝鋒隊則在街頭找赤色分子尋釁——尤其是在他們有理時。」他的理論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眾；征服了群眾也即征服了國家」。

奧托說，希特勒不是一匹馬，而是一隻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會永遠將你除掉」。格里戈爾反駁說，他能駕馭元首，因為希特勒畢竟「是個軟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誠老實。你不知道他多重視我的話，他經常對我說，格里戈爾，你又對了。若是沒有你，我會變成什麼人呢？你以為他會對施特萊徹講這些話嗎」？

希特勒對全書作了深思熟慮后，向弗蘭克承認，https://read.99csw.com他不是一個作家。「寫作時，我常常想不起來。」他承認，《我的奮鬥》僅是他為《人民觀察家報》寫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點是確信無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將來會當總理的話，我是不會寫這本書的。」

開始，希特勒講得很慢，不慌不忙。接著，他便滔滔不絕。據警方說，他激動得前後跳來跳去，不停地打著手勢，「令1000名聽眾著了迷。當他的演講被掌聲打斷時，他便向前伸出雙手，極富戲劇性。在演講的後半部分常出現的『不』字，也像演戲似的被故意加重」。這是哈努森式的演講。在兩個半小時里，希特勒大談德國的危機；他的結論是，在如此混亂的世上，只有猶太人才是勝利者。這是個激動人心的演講，引人注目的並不是他說了些什麼，而是他演講的方法。只有一點他是深信不疑的：這一次，他將合法地，並最大限度地使用其迷人的魅力，以達到其目標。

在這一準備階段和與世隔絕的階段，常與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數幾個人，而阿爾弗萊德·羅森堡卻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與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漢夫施坦格爾等人，常一起乘車到鄉下兜風。對自己被排斥在這一精選出來的圈子之外的舉動，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歡我。」羅森堡在後來抱怨說。一來是因為生氣，二來也是對黨的分裂表示關切。羅森堡力諫他的友人盧德克撰寫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擊，否則，黨就非滅亡不可。

7月份，在魏瑪舉行的黨代會上，他幾乎使所有的敵對派別和解了。會址之所以選在這裏，是因為圖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許公開演講的少數幾個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講是在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於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奧而神秘，」戈培爾寫道，「幾乎像福音。與他一起，我們膽戰心驚地從生活的深淵邊沿走過。講的無所不包。謝謝上蒼給了我這樣一條好漢！」希特勒走下台時，掌聲雷動，歡呼聲持續了好幾分鐘。然後，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軍衣，打著綁腿，站在敞篷小車的後部，檢閱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爾將這個數字擴至1.5萬）衝鋒隊員。衝鋒隊員們右手行著舉臂禮，列隊走過——步伐有點不整。

然而，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他的風格便變得強有力了。「在鬥爭中，總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馬克思主義被廢除，就是我們被廢除。」他號召舉行群眾運動，無情地對赤色分子進行攻擊。「正如人們只能用解毒劑解毒一樣，這種運動只能依靠人們的拳頭，只能堅決地按照這種辦法行事。勝利只能靠誰的頭殼較硬，誰的決心較大，誰的理想較偉大來決定。」對上層社會的聽眾而言，這番話雖是一塊難於消化的硬肉，卻博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11月7日，戈培爾啟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權力的走廊前進。無論對於他個人還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進——他撕毀了與一名叫埃爾塞的姑娘的婚約；與她的戀情曾如疾風暴雨。在國社黨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顆新星，怎麼能與一半是猶太血統的姑娘結髮，或同床共枕？

在給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后，盧德克求見希特勒。會見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間小屋內進行的。在攻擊了魯登道夫一頓，接著又大談特談猶太人後，希特勒才轉而談文章的問題。他說，盧德克不可能知道起義的內情，也不知道審判的詳情，因為他在國外。他譏笑了羅森堡離間他與埃塞的關係的企圖（「那傢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們的一夥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還強」）。然後尖酸刻薄地向盧德克提出勸告，要他告訴羅森堡，「趕快回頭，停止對受損害的無辜者玩弄花招」。

擺在戈培爾面前的任務，很明顯，是極端困難的。在他所管轄的近千名黨員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還遭到數量上佔壓倒優勢的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反對。當時的區黨部設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樓內的「骯髒的地下室里」。「簡直亂透了。財政被弄得亂七八糟。柏林黨區那時啥也沒有，有的只是債務。」這種情況不但沒有令戈培爾泄氣，反而使他備受鼓舞。他將總部遷至一個較好的地方，開始正常辦公，還健全了財會制度——由他親自管理。到1927年2月，區黨部不但償還了全部債務，而且還有1萬馬克左右的固定資產，還擁有一輛舊車。

赫斯帶著這本書去見豪斯霍弗教授，問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評論一下。豪斯霍弗看了這本書後「頗不高興」，尤其是（因為他妻子是猶太人）希特勒書中對種族主義的惡罵。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間理論與希特勒的征服東方論有何聯繫。「我那時覺得，」他後來回憶道，「它好像是專為蠱惑人心而寫的、轉瞬即逝的許多書籍中的一種。非常明白，本書的來源與我無關。」

一個漂亮姑娘將希特勒引到槲寄生樹下，吻了他。「我永遠忘不了希特勒臉上驚慌和恐怖的神色！這位妖艷的姑娘也感到，自己過於不慎，便周身不舒服，一聲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樣，一籌莫展，咬著嘴唇，強忍怒氣。此事的發生，使室內本來就有點拘謹的氣氛此時立刻冷了下來。」霍夫曼試圖一笑了之，讓氣氛活躍起來。「好在不是發生在歲數較大的客人身上。不過呢，希特勒先生，你會與女士們交好運的！」此語並未使希特勒高興。於是，他便與眾人客氣地、冷冷地告別。

希特勒親口對此提出了抗議。「想跟我們干架的不妨來試試。」他對警察局官員說，「誰進攻我們，誰就會被捅得稀巴爛。我要領導德國人民為取得自由而鬥爭，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這句話我要給警探們著重地講，省得流言蜚語到處傳。」這些話，從一個宣誓出獄的人口中說出來，是很有分量的；其結果是，在全巴伐利亞都禁止他演講。公開的納粹集會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講就不行。不久，禁令幾乎擴展到德國的每個州；這樣，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剝奪。他被迫將講壇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裡。據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憶——他父親曾領他去過慕尼黑的某沙龍——希特勒說話時猶如在皇冠馬戲院里一樣，不同的是，他是坐著講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還揮動手臂。沒有人打斷他。他講呀，講呀，像放唱片一樣，一講就是一個鐘頭或一個半鐘頭，直講得他筋疲力盡……講得他氣喘吁吁。講完后一坐下來，他又是個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換了一個擋一樣，中間沒有什麼間歇。」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納家中，他尋找的是另一類型的女性刺|激——在那裡，人們從不對他進行挑剔。在這家人眼裡，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興地扮演一個一心要暗殺他的敵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進萬弗里德別墅。「夜雖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納回憶說，「他總要跑到孩子們的屋裡來，給我們講他冒險的嚇人的故事。我們……聽得毛骨悚然。他還讓我們看他的手槍。槍，他當然是隨身攜帶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裝20發子彈。」然後，他就對孩子們說，他眼皮下的那兩個疤痕是打仗時被毒氣傷的。

在紐倫堡召開的黨的3周年紀念大會上，他這個綱領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約2萬名黨員，其中8500人身著制服，擁進這個古老的城市。與通常一樣，會場非常壯觀。在激動人心的軍樂伴奏下，與會者打著旗幟，正步入會場。8月21日，星期天，即慶祝會的最後一天，希特勒把生存空間的概念與反猶主義聯繫起來。由於他含糊其詞，絕大部分人都不明白這樁下賤婚姻有何意義。他重申了讓德國人民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間的要求；然後，他指出，權力，只有權力，才是取得新的領土的基礎。但是，他說，德國已被三種可怕的力量剝奪了權力因素：國際主義、民主、和平主義。接著，希特勒又將這三位一體與種族主義聯繫在一起。國際主義、民主與和平主義難道不是猶太人的發明創造嗎？確實，希特勒已將生存空間論和反猶主義合為一體了。希特勒對新概念之不系統的摸索已接近成功了。

希特勒仍是一個親愛的同志。他是一條漢子，你無法不喜歡他。此外，還有他那至高無上的思想。在他那顆執拗的腦袋中，你常常可發現某些新東西。作為一個演說家，他將手勢、動作和語言絕妙而和諧地融於一體。天生的鼓動家！與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讓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動搖腐敗的共和國的根基。上次演講他最妙的警句是：「為我們的鬥爭，上帝夠保佑我們的了。他的最美的禮物就是對我們的敵人的仇恨——我們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們。」

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以來，他就生活在半孤獨中。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社交場合，他都感到很難適應。他下決心將自己的活動局限在與埃塞和波納進行幕後討論的範圍內，拒絕透露自己的新打算，盡量推辭與前來討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們會見。與此同時，他也避免錯誤地給普通的追隨者潑冷水。這樣，他的沉默反而使他們更急於聽到他出獄后的首次演說。

新的一年給他帶來了眾多的機會和困難。他的政治前途如何，就要看他對付這兩者的能力如何了。作為第一個行動，他於1925年1月4日做出了與新任巴伐利亞總理海因里希·赫爾德休戰的姿態。他單獨與赫爾德談了半小時，保證忠誠于新政府並提出與他合作，共同反對赤色分子。他保證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僅使用合法手段。他給赫爾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至赫爾德于當晚便稱「這頭野獸已給制住，我們可鬆鬆鏈子了」。

與被監禁時期一樣，希特勒深居簡出，很少拋頭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在兩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沒有什麼名氣的黨的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希特勒利用閑暇時間，建立起了一個牢固的黨的機構。這兩人是菲利普·波勒和弗朗茲·埃克薩瓦·施霍茨。波勒長得像貓頭鷹，對希特勒開口說話前必先鞠躬。他雖當上了黨的執行秘書，卻為工作細節發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廳當過會計的施霍茨，現在是黨的出納，掌管財政。工作起來，他像個計算機，又能發揚吝嗇鬼的精神，精打細算。這兩人完全臣服於元首，成了黨的機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絕接受盧德克關於停止黨內爭吵的勸諫。事實上卻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辦法行事。關於醫治黨的創傷的決心，以及他對赫爾德總理所做的保證，很快便見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亞政府解除了緊急狀態，取消了對納粹黨的限制。10天後，《人民觀察家報》又見諸報攤。希特勒撰寫了一篇題為《新的開端》的冗長的社論。他保證，此後他將按照組織和政策行事，絕不聽從個人的或宗教的分歧，並號召黨內各人民派別以和為貴，停止爭吵。他說，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去打敗共同的敵人——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動；為黨的團結，他決心採取合法行動，也願意妥協read.99csw.com。與此同時，他又要按自己的辦法去辦黨。雖然他曾保證在政府的框框內行事，但卻未緩和對他的首要敵人猶太人的鬥爭。

戈培爾出身於萊茵河上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小資產階級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學術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學，就是戰後許多丟掉了幻想的軍人成群擁去的那所大學。由於有一隻腳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卻是身材高大、人才出眾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個和平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他給戈培爾灌輸的理想卻在他之後的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還將他介紹給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後者的神秘主義思想也鼓舞了年輕的戈培爾。

在《我的奮鬥》中，他不過是攻擊猶太人是全世界的敵人，並有力地闡明東進以求得生存空間的原委而已。現在，他終於做好了把他的政治與個人信念的頭緒合併在一起，使之變成一個連貫的（雖是歪曲的和偏執狂的）新思想的準備，但這是在新書的最後幾頁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務不是在此處討論猶太人的問題」，他試探著說。猶太人「本身有其特點，使其與地球上生存的其他民族分開」；它不是「一個疆界國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產性的。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語言重複過多少次，但是，此時，他突然想出了一個新的主意。「每個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熱，並以此為動力。這種狂熱是該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動的基本趨勢。猶太人也正是如此。」

波勒和施霍茨把黨的內部組織搞得井井有條，效率極高，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黨的長遠政治戰略，撰寫文章，併到德國北部到處旅行，親自出席黨的秘密會議。他也有閑暇時間去修補破裂的友誼，開導頑固分子，使敵對者握手言和，以及處理私人問題。他恢復了羅森堡在復刊后的《人民觀察家報》里的編輯職務，並致函給他，讚揚他的氣節並將他稱為「最寶貴的合作者」。

他對赫侖納之拒絕，或許與前一年聖誕節她對他之拒絕有關。此時，他正轉向別的女人身上尋求安慰。在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賃的房子對面，有一間花店，是賴特姐妹開的（在貝希特斯加登居住時，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像個「好鬥的公雞」）。姐妹的名字分別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請米茨去參加音樂會，但她姐姐不同意，說希特勒比她16歲的妹妹大20歲。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請姐妹倆去參加黨的會議。多年後，米茨宣稱，希特勒之所為超出了調情：他稱她米茨爾，說她的眼睛與他母親的一樣漂亮，還要吻她，她拒絕了；他便宣布，此後兩人不要再見面了。但是，不久兩人便在湖邊散步。在一處偏僻的地方，他兩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說，『我要把你壓扁』。他欲|火上升。」不久后，他們便成了情侶；她要求結婚，但他只答應在慕尼黑租一間房子，以便同居。

2月27日，希特勒公開返回政界。他參加了在貝格勃勞凱勒——他發動起義的地方——舉行的黨的會議。他講，他定於晚8時開始演講；但從下午開始，這間啤酒館門前便開始排隊。下午6時警察關門時，大廳內已擠滿了4000名聽眾，而門外還有1000人不能進場。全國的國社黨人都來了——只有3名要員未來：羅姆、格里戈爾和羅森堡。「我不願參加這次鬧劇，」那天下午羅森堡對盧德克說，「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種兄弟相親、握手言和的把戲。」羅森堡自尊心強烈，不願與他覺得已將他拋棄的人握手。

戈培爾彬彬有禮，又冷嘲熱諷，令聽眾大為開心。「歡迎！柏林的工人！」他說，「熱烈歡迎雅各布·戈爾德施密特年輕漂亮的私人女秘書前來！請不必把我講的每個字都記錄下來，你的老闆可在明日各報上讀到我的講話。」接著，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談「猶太刊物」和「報界猶太會堂」。一位搗亂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麼樣！」喊話人是個年長的牧師，他不停地打斷戈培爾的話。戈培爾無奈，只好示意讓衝鋒隊給他治罪。牧師被重打受傷，被抬到醫院。報紙說，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頭髮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師（其實，他是個酒鬼，被趕下講壇，後來成了納粹黨的一名積極分子）。這便激起了公憤，警察局於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納粹黨為非法黨。

黨的最重要的肢體是衝鋒隊。在魏瑪代表大會期間又新建了8個支隊，藉以證明衝鋒隊是納粹黨不可分割的部分。與此同時，在元首的直接指揮下，地方和區域的衝鋒隊進行了協調。為了適應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選了「天生的組織家」和嚴於律己者弗朗茲·普弗費爾·馮·蘇羅門負責主持這一合法的非軍事性組織的工作。「為了從一開始便使衝鋒隊不具任何秘密組織的性質，」希特勒寫信給普弗費爾說，「不應該將它隱藏起來，而應該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個秘密組織的種種神話……這樣，我們今天反對政府的鬥爭就不致具有某個社團在採取復讎行動的性質；它是個世界範圍內的偉大運動，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其結構和幕後操縱者的一場戰爭。我們並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謀者；我們需要的是千千萬萬為我們的世界事業而戰鬥的狂熱的鬥士……我們必須向馬克思主義者表明，未來之主人是國家社會主義，就像國社黨某一天終將變成國家的主人一樣。」衝鋒隊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領帶。採用這種顏色純屬偶然；這種制服原是為德國在東非的駐軍縫製的，因未被採用，所以可以大量買到。

在使格里戈爾和戈培爾歸順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尋求經濟援助和鞏固其在北方左派黨員中的地位。「五一」節那天，他在什未林位於漢堡東面約60英里的市政廳內向一群秘密前來聽講的熱情的聽眾發表了演講。到下午2時，大廳內已擠滿了來自阿爾托綱、漢堡、不來梅、呂貝克和呂納堡等地的國社黨人。《漢堡新聞報》報道說，在希特勒抵達時，那裡響起了「足令牆壁倒塌的」樂聲。

羅姆大吃一驚，感情也受損。據盧德克說，羅姆大發牢騷。「他雖然常常按我們的建議行事，當著我們也笑容滿面，但干起事來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發明創造似的。我從未見過有人像他那樣厚顏無恥地借人衣裳來打扮自己。因為他搖擺不定，優柔寡斷，對問題往往待其發展到無法容忍、情況緊急時才在最後一分鐘突然做出處理。原因是，他的行動不像他的思維和演講那樣條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歡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堅決反對，儘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會怎樣討厭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騙自己和他周圍那些吹牛拍馬的人。不過，誰也不會完美無缺，他也有不少偉大之處。很明顯，誰也不會比他幹得更好。」對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寬宏大量地施以昵稱「你」的羅姆，可以說是在欽佩和鄙視間進退維谷。

希特勒于深夜前後才到達。他置沮喪的氣氛于不顧，向他的追隨者發表了一篇富於哲理的，幾乎是超然的演說，使大家好生驚奇。老政客們原以為，他們將聽到的不外乎是個失敗的領袖的評論。但希特勒卻大談其他兩個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所取得的健康的成就。他既不貶低他們的勝利，也不把它看作是納粹黨的失敗，相反，他對這兩個「敵」黨擊敗了德國溫和的中間派和右派政黨一事，好像很高興，雖然高興得有點奇特。與他的同志們不同，元首覺得，政治前途甚為光明。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個他無法控制的組織，這是多大的災難。他決心把新衝鋒隊變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鋒會」立即接受他的領導。羅姆明目張胆地施加壓力，遞交了辭去「前鋒會」的職務的辭呈，並要求元首書面承認他這一行動。羅姆等了一陣，等不到希特勒的答覆，遂於4月30日再次致函於他。「為了紀念我們在一起共同度過的美好而困難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寫道，「我趁此機會對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謝，並請求你勿將我排斥在你個人的友情之門外。」由於再次未得到答覆，羅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辭職，退出政壇。希特勒用沉默的辦法，迫使羅姆成為無黨派人士，並退出了「前鋒會」，而他自己則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標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滿活力的衝鋒隊。

希特勒仍居住在提埃希大街的那個小房子里。雖然，在德國的某些最豪華的家庭里，他受到好像英雄一樣的上賓接待，但他的生活標準仍是苦行僧式的。鄰裡間傳說，他還將自己僅有的幾件襯衣和幾雙襪子與別人共用。在這間陋室里，他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崇拜者，有窮人也有富人，表現出他審時度勢，和藹待人。他給女人們的手吻，贏得了她們對他終身的忠誠；強有力的握手，實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態度，則贏得了男人們的信任。

希特勒的這本書也表明，他已嚴重地改變了其對外政策。戰爭結束時他深信，法國是德國的主要仇敵，在1920年7月的一次演講中，他甚至曾說過，一旦猶太人被逐，就與蘇聯結盟。現在，過了6年後，在第二卷的倒數第二章中，他承認把法國當作主要敵人是錯的，完全反對重新再戰。國社黨的對外政策必須改變，他說，就是說「要在這個地球上為德國人民取得有權得到的土地」。幾頁后，他把話說得更加露骨：「我們要繼續600年前未竟之業，停止德國人無止境地南遷西走，將目光朝上轉移，盯住東方的土地。」所謂東方，主要指蘇俄。他攻擊說，蘇俄「在猶太人桎梏下」業已淪陷，命運已把德國挑選出來，征服這塊以猶太人為患的土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學會了使用體姿。據米勒恩·施安豪森說，這是歐洲最負盛名的預言家兼星宿學家埃利克·丁·哈努森傳授的結果。據說，兩人曾在柏林一社會名流家中會過面。哈努森開口便說：「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為何不學會演講？」哈努森是身體語言大師；他向希特勒解釋說，希特勒並未利用動作加強他的語勢。據米勒恩·施安豪森說，在此後幾年，他們常作簡短的會見，哈努森不但將演講技巧傳授於他，還教他如何選擇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嗚呼。

禁令使戈培爾感到驚奇和怏怏不快。與此同時，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類的口號，儘力減輕局勢的嚴重性。由於黨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無邪的旗號，例如「平靜的湖泊」「美麗的橡樹」「1927年步行團」等，以掩蓋其組織。警方施行反擊措施，發布了另一個禁令，禁止納粹在普魯士全境發表演說。

然而，不到24小時，戈培爾又回到北方參加地方長官會議，公開反叛黨的中央組織。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協助格里戈爾草擬黨的綱領，以便把元首從「反動的」慕尼黑集團的手中解放出來，使他向左派靠攏。綱領要求將土地收歸國有，把大農莊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對各公司實行國有化。這份綱領於1926年1月24日至25日呈交給了在漢諾威舉行的兩天長官會議。會議開得非常激烈，這主要是由於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爾的突然出hｔｔps://ｒｅad•9９csｗ.ｃｏm現引起的。在戈培爾看來，他是「資本和利息的奴僕，是通貨升值的騙子，又是運動的主要綱領的起草人」。據格里戈爾的弟弟說，這些地方長官，除羅伯特·萊伊孤零零一人外，都對新綱領一章一節地進行了投票。對一切均持反對態度的弗德爾最終說：「無論是希特勒還是我本人，都不會接受這個綱領。」與會者提醒他，他不過是個客人，但他仍堅持己見。當他宣布希特勒反對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將皇室財產予以沒收的要求，說它是「猶太人的欺騙」時，他被轟了下去。戈培爾猛地站了起來，憤怒地攻擊了慕尼黑領導集團。他要求將希特勒開除出黨，除非他擺脫他們的影響。這個最後通牒竟出自不久前還稱「我多麼熱愛他！」的人口中，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熱愛」的產物，因為他堅信，慕尼黑那幫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毀滅之途。

另一方面，社會也發生了變化，這給他提供了在全國範圍內重新步入政界的機會。技術的迅速發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過去十年來的工業化，使中產階級土崩瓦解。小商販、自食其力的商人和農場主，也處在風雨飄搖中。在通貨膨脹期間，遭遇最慘的是中產階級。這些人比工人階級優越富裕，但其富裕卻又連同他們的節省和資本一起全被消滅凈盡。許多人將其不幸歸咎於赤色分子和猶太人，他們正將痛苦轉化為仇恨。這樣，他們對希特勒的反猶主義便易於接受了。

7月18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爾出版，在慕尼黑問世了。根據阿曼的建議，書名被改成《我的奮鬥》，即他給自己的日記取的名字。銷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萬冊。但出版時以及此後，《我的奮鬥》卻遇到批評，被認為寫得很糟，既華而不實又過於誇張，讀起來像有政治味道的荷拉西奧·阿爾傑的小說。甚至連它的副標題「算賬之時」也是小說式的。即使如此，對一個青年個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稱式的詳盡闡述（雖然為自我服務），卻也使讀者洞察了席捲德國全境的人民運動的浪潮。

希特勒堅信，班貝格的創傷的愈合只是個時間問題，而黨也會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團結，於是，他便起程尋找財政援助。2月的最後一天，他獲准在漢堡頗有名氣的「大西洋飯店」的「1919年國傢俱樂部」發表講話——因為這不是公開的群眾集會。他的話——表明他在蘭茨貝格學到了很多東西——不是針對狂熱分子，而是針對德國的公民。他放棄了在皇冠馬戲場使用過的風格，以心平氣和的規勸開始演說。他說，德國在大戰中之所以會失敗，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赤色分子企圖奪取國家政權，現在，他們仍繼續主宰德國的政治。不到一小時，他便贏得了聽眾，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動術，而是哲理；不是種族主義，而是愛國主義、財富和繁榮。

大廳內慷慨激昂的情緒幾乎與起義前夕的情況相差無幾。當希特勒沿著過道走上講台時，熱情的追隨者紛紛揮動啤酒瓶，向他歡呼，還互相擁抱。他的眼光超越了黨的領導人，向遠處的廣大黨員呼籲。他的話是激烈的，但並不開罪任何一方。他並未詳盡地列舉1924年爭吵的誰是誰非；他故意閉口不談。他稱魯登道夫是「運動的最忠誠、最無私的朋友」，敦促「還向著老國社黨的」人們，在卐字旗幟下團結起來，粉碎他們的頭號敵人：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樣的革命者發出的呼籲，後者是向德萊克斯勒和較保守的民間追隨者。

新書的出版，倒也彌補了愛情生活的失意。這本書體現了他的人生哲學，他的政治信念與個人信念的統一。表面上看，這本書沒有什麼系統，但他的直覺力卻是極勻稱的；從過去4年來他的演講和談話看，為了尋找這種思想，他在自己心靈的莽林中有條不紊地砍殺出一條通路。

那年春天，希特勒個人的夢想至少有兩個已得到實現。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了一輛紅色的新「麥塞蒂斯」，乘坐著它，與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亞鄉間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其次，他在山村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個輔助總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讚嘆不已的地方養神和尋找精神刺|激。簡樸的生活令他迷戀，他常穿起皮褲外出散步。「穿長褲真是受罪。從前就是在零下10℃的氣溫里也常穿皮短褲走來走去，它給你一種妙不可言的自由感。」

儘管怨聲未絕，而納粹黨黨員人數尚不足4萬，這次值得紀念的代表大會這樣結束，也是夠威武雄壯了。此時此刻，數字並不使希特勒發愁。在德國，此時的納粹黨是最小的政黨之一，但它是鐵拳，希特勒的鐵拳。此後，他便回到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為完成《我的奮鬥》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為完成建黨的最後任務重整旗鼓：將他在魏瑪拋出的咒符變成對全國各地黨的組織武斷地控制。

他說，為了取得勝利，這個運動必須像馬克思主義那樣不容分說。「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認識到，若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我們便被毀滅，不會有別的結果；但是，若我們取勝，我們便毫不留情地將馬克思主義連根毀滅。若不將其最後一份報紙摧毀，不將其最後一個組織瓦解，不將其最後一個訓練中心關閉，不將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改造過來或剷除掉，我們絕不罷休！對於我們，中間道路是絕不存在的！」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繼續使用這種非論戰式的語言。他寫道，猶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與所有人一樣，受這種動機驅使的；唯一不同之處是目的不同。此時，希特勒筆鋒一轉。「猶太人的最終目標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變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種族水平，以及通過剷除某一民族的知識階層並用其成員予以代替的辦法，統治混種的民族。」這種不同的目標（用較冷靜的語言表達）使猶太人成了人類的威脅。由於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麼，希特勒的反猶鬥爭就不單是為了德國而且也是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禁令使希特勒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黨的重新建設上來。他不辭勞苦，一次又一次地參加會議，不停地勸告人們，就像在貝格勃勞凱勒時一樣。他的基層工作技巧——與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與數不清的人們親密地交談——使他與市內的黨員建立了聯繫。這樣，他不但成功地增強了他對普通黨員如磁鐵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黨的組織。與此同時，埃塞和施特萊徹也運用希特勒的戰術，走遍了巴伐利亞，把當地的組織團結在元首的周圍。

在類似的重要演講過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礦泉水，他的襯衣也常被汗水濕透。有時，特別是在夏季，他堅持要在講台上放置一塊冰，以供涼手。每次演講完畢，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間（這是會議舉辦者提供的）去洗澡。

戈培爾被調往海德堡。1921年，戈培爾獲哲學博士學位，並離開了該地。在此後幾年中，他寫了一本名為《麥凱爾》的自傳體小說、幾齣話劇和許多抒情詩。為謀生故，他曾在銀行里干過活，在科隆證券交易所當過巡視員，當過家庭教師，也當過業餘圖書管理員。在這段潦倒的歲月中，他與弗里斯格斯分道揚鑣了，原因是，他厭惡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他轉向人民社會主義后，在希特勒（「是我們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個弗里斯格斯。與此同時，他也與格里戈爾·斯特拉塞打得火熱。這種分裂的忠貞及其不可避免的終結決定了納粹黨發展的方向。

北方幹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說會如此犀利，都吃驚不小。戈培爾前來班貝格時，原以為可將希特勒誘入左派，現在，他既不贊成他們的立場，也不對此進行辯論。相反，在黨的領袖問題上他只有一種選擇：反對或接受希特勒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將意味著黨的末日，格里戈爾簡短地、神情緊張地作了回答。他失敗了。戈培爾呢，除喊了幾句口號外，一句話不說，只在日記里寫道：「我心痛呀！」

擴張主義歷來是德國的夢想。1906年，克勞斯·瓦格納寫道：「每個偉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領土。它必須向外國領土擴張。它必須用刀劍的威力驅逐外國人。」希特勒的貢獻在於他將此與反猶主義聯繫起來。他說，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決定。今天的情況是，「冷酷無情的猶太人正為統治各民族而鬥爭。除非使用刀劍，否則，沒有一個民族能將猶太人的黑手從其脖子上除開」。所以，靠了刀劍，他便能消除猶太人的威脅，消滅法國、俄國和馬克思主義，把德國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從在帕斯瓦爾克醫院里看見幻影以來，靠其特殊的、無系統的、幾乎具有靈感的方法，經過7年的探索，他終於得出了這個結論。

他的狂暴感染了聽眾。「萬歲」的喊聲頓時在大廳爆發。婦人們在哭泣；人們從后廳往前擁去，有的從桌椅上爬過。曾經是誓不兩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樣，擁上講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熱淚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須停止互相傾軋！人人擁護希特勒！」德國國社黨的魯道夫·布特曼滿懷激|情地宣布，他的懷疑「隨著元首的演講，全部煙消雲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頭銜，迄今還是用於私下；它說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後，他將變成公開的元首。他不但統一了納粹黨，而且還建立了黨的領導原則：一人統治，不準懷疑。

在這一努力中，有一個人他是想起用的：約瑟夫·戈培爾。希特勒退居深山後，戈培爾曾進山探訪，更深地為希特勒所迷。「他像個孩子：和氣、善良、仁慈。像一隻貓：多謀、聰明、靈巧。像一頭獅子：咆哮、雄偉、高大。一個夥伴，一條漢子。」7月25日，即他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最後一天，最終的轉變來到了。「再見吧，我的奧貝薩爾茨貝格！」當晚，戈培爾寫道：「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顆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遠是他的。我最後一絲疑雲消失了。德國將生存下去。希特勒萬歲！」

到那年年末，黨員人數幾乎達到5萬。由赫斯任秘書，施霍茨任司庫、波勒任秘書長的黨的工作機關，效率頗高（這一時期的黨員數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將黨員按順序編號，使由於退黨或開除出黨所帶來的損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長官和領導人也不斷呈交令人迷惑的報告，這樣便無須將全部黨費上繳給總部。黨的工作機關開始時只有3輛汽車和25名工作人員，現在呢，它正在迅速壯大。這是個國中之國，設有外交部、勞工部、工業部、農業部、經濟部、內務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聞部。黨的輔助組織也已建立或準備建立：希特勒青年團、婦女同盟、教師同盟、律師同盟以及醫生同盟。

在發出振興國家的激動人心的呼籲后（「認為有6000萬到7000萬人口的偉大民族是毀滅不了的看法，是瘋子見識。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動力，它就要滅亡。」），他便把注意力轉向坐在前排的黨的幹部們。他一不要求他們忠誠和支持，二不向他們表示妥協。他命令他們，若不參加撲滅猶太人運動，就請他們出黨。「若有人向我提出條件，那我就告訴他：『朋友，等著瞧，看我會給你們提出什麼條件吧！』我不會到外邊去動員群眾的。黨員同志們，一年後你九-九-藏-書們再判斷吧，如果我做得對，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對，我就把黨權交回你們手中。然而，在那一時刻到來前，我將獨自領導這場運動，只要我全盤負責，誰也不得向我提出條件。我無條件地為運動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

起初，他住在莫里茨公寓（在奧伯薩爾茨貝格）的一間小屋裡。該屋坐落在主樓的上方。在這個安靜的環境里，他寫完了他的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試音板」是當了他的私人秘書的赫斯（每月工資300馬克）。在寫社論時，他還常請教一位並不積極反猶的前編輯本哈特·斯坦普弗勒神甫和漢夫施坦格爾。漢夫施坦格爾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極力「使他免除」受諸如赫斯和羅森堡等人的地方觀點的影響。但希特勒總是將刪去的東西複原，不理睬漢夫施坦格爾的苦口婆心。「除非你看了世界，」漢夫施坦格爾說，「否則你就建不起自己的世界觀。」他建議希特勒趁演講遭禁之機到國外去走一走，花上3至4個月時間便可走遍美國、日本、印度、法國和英國。

新春到了，柏林的黨禁也已解除，接著，戈培爾的政治能量爆發，企圖在行將到來的國會大選中大顯身手，取得大勝。雖然他的主要興趣在於工人，但他也號召國家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埋葬他們的分歧。「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互為補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對則亡；團結一致則能革命，能進步。」

大選結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靈感源泉地貝希特斯加登。他終於有了自己的地盤——「瓦申費爾德寓所」，在奧伯薩爾茨貝格。這是一所簡樸的鄉舍，具有上巴伐利亞山區的風格：屋子四周為一圈木走廊；屋頂上用大石壓住木瓦，以免大風掀起。首次看到這個別墅時，他「被完全迷住了」。幸運的是，房主（某工業家的遺孀）是個黨員，月租才收他100馬克。「我立刻給在維也納的姐姐掛了個電話，把這件事告訴了她，並懇求她前來當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帶著兩個女兒（費萊德爾和安吉拉·瑪麗亞）前來。安吉拉·瑪麗亞，又名吉莉，是個生性活潑、滿頭淺棕發的姑娘，年方20歲。「她並不是真的那樣漂亮，」不久前已與赫斯結婚的伊爾塞·普羅爾回憶道，「她倒是有維也納姑娘那種著名的魅力。」幾個評頭品足者（包括漢夫施坦格爾在內）說，她「是個頭腦空虛的小盪|婦，既沒有頭腦也沒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僕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數人，包括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都喜歡吉莉。赫侖納認為，她「是個相當嚴肅認真的好姑娘」，絕不是個喜歡打情罵俏的女人。攝影師霍夫曼說她「是個逗人喜愛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爛漫、無憂無愁的神態，令所有人傾倒」。另一方面，他女兒亨利埃特·霍夫曼又覺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還有點愛吵嘴」，但，與此同時，霍夫曼又深信，「嬌媚得極誘人」的吉莉，是元首的唯一解語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對希特勒，這比重要的會議還重要。帶著盛得滿滿的野餐籃，我們便開車到湖邊去。」連吉莉也無法讓元首下水。他說，沒有一個政治家願意在游泳池裡被人照相。

這是異常出色的演講。它表明，在奪取國家政權的激烈的合法鬥爭中，希特勒終於開始尋找具有最廣泛基礎的支持。他也沒有忘記，儘管召開了班貝格會議，但他並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黨。他開始將自己的魅力轉向反對派的兩位首腦——格里戈爾·斯特拉塞和戈培爾。3月初，格里戈爾投降了（雖有嚴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隨者，將其綱領全部收回。

數天後，希特勒又寫了一封信，解決了一個令他頭痛的問題——驅逐他回奧地利。他單刀直入，要求林嗣當局吊銷他的奧地利國籍，因為他要做一名德國公民。3天後，上奧地利省政府向他發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對奧地利國家的忠誠」。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除了被驅逐出境的威脅。雖然，他此時尚不是德國公民，沒有選舉權，也不能任職。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他常用生動活潑的語言，爭取聽眾。他是個出色的演員，能立即從幽默轉向傷感再轉向謾罵。他常常故意挑動赤色分子，讓他們高聲抗議，從而為其所用。「製造喧嘩，」一次他說過，「是反抗的一種有效的武器。」在他看來，宣傳是一種藝術，而他又是掌握這種藝術的高手——他用美國式的招徠術兜售國家社會主義，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的貨物似的。

很可能，希特勒的極限點就是以此為標誌的；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觀之精髓。現在，他正面臨一項雙重任務：在東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間和消滅猶太人。先前看來是分開的但不是平行的兩條路，現在是一條路了。這好像是幾個月來他在奧伯薩爾茨貝格的別墅里看那雙峰一樣：兩個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現在他才明白，通向雙峰的路原來是一條！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馬丁·路德等反猶前輩，僅在口頭上談論消滅猶太人；現在手中拿著未來藍圖的希特勒，希望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變成比哈曼更偉大的屠猶者！

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書，後來被稱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後32年才首次面世。或許，他覺得這本書太深奧，不適於其追隨者，對頭腦複雜些的人來說，它又太露骨了；也許，他並不想泄露藏在字裡行間的大規模屠猶計劃。在字裡行間還可找到其種族滅絕的動機的線索。通篇都充滿了可泄露其動機的說法：猶太人是「國際放毒和種族腐蝕的大師」，也是「用罪惡的和平主義液體肥料去毒害敢於自保的人們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說，俄國在培植「病毒」；他將德國擁擠的工人區（是生存空間不足的結果）稱為「國家軀體上的膿瘡」，「混血和使種族變劣、降低種族水平的滋生地。結果，在這些流膿的中心裏，國際猶太人的野草在繁衍滋長，最終造成進一步的破壞」。

對父親或許有部分猶太血統的恐懼（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親痛苦地死於癌症給他帶來的身心痛苦、憤恨和罪惡感，以及對那位猶太醫生的複雜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醫生曾用碘酒激進地為他母親施行治療——所有這些，都滲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寫完此書後不久，希特勒曾主動找過一位精神病醫生；這也許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黨員，阿爾弗萊德·施文寧格醫生，求他驅除「癌恐懼」。現在尚未找到治療的記錄；不過，這位精神病醫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實現其罪惡目標的黃金機會；施文寧格也未能驅除希特勒之癌恐懼。癌恐懼，以及消滅猶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隨他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

在這次及之後的多次演講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的社會主義路線；在攻擊資本主義和腐朽的資產階級時，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語言。但是，他卻把將城市工人爭取到國社黨一邊來的戰鬥鋒芒留給了一位更有資格的人去承擔。約瑟夫·戈培爾早已去了柏林。走時，他肩背一箇舊書包（裡邊只有兩套外衣，幾件襯衣，幾本書和一沓手稿），買的是三等火車票。抵達后，他發現，柏林區的黨組織混亂不堪。他後來寫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謂黨組織根本名不副實，五花八門的人湊在一起，具有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只有幾百名。」他的說法雖然比他在日記中所記載的要不符合實際得多，但這絕不是誇大其詞。在首都，黨的會議常常變成叫罵比賽，互抽耳光之舉成了家常便飯。一次，格里戈爾·斯特拉塞與一名叫哈格曼的人發生爭吵，兩人吵得面紅耳赤，最後竟以提出決鬥而告終。

到了3月底，希特勒幾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組織。但是，在德國北部，他不得不將黨的命運交給格里戈爾·斯特拉塞和奧托·斯特拉塞。格里戈爾是個出色的組織家和天才的演說家。作為國會代表，他可以免費乘火車出入。在貝格勃勞酒館發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講后，他保證效忠希特勒。但是，奧托，一位年輕有為的記者，卻持有保留態度。他想，與希特勒「共度蜜月」的時間能維持多久？

在與吉莉謹慎小心地發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從未有過性行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憶說，吉莉將下一次「法興」狂歡會上她想穿的衣裳畫了出來讓他看。「穿這種衣裳，你還不如光著身子去好了！」他一邊怒氣沖沖地說，一邊把合適的衣裳畫出來。那時，她更生氣，比他還生氣。她拾起那幅畫，跑出門外，砰的一聲關上門。希特勒很是懊喪，不到半小時便又找她去了。

到了1927年底，從表現看，希特勒在處理人的問題上，不但能個別處理，也能集體處理；在重新建黨的問題上，很明顯，他的興趣在於長遠目標。進而言之，有些東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顧問們卻沒有：在發動大規模運動以擴大黨的基礎前，他必須抓住某件公眾急於解決的事件，在這基礎上再動員工人和市民給予支持。同樣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種明確的世界觀作指引。這，他在一年後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兩年後才產生，且產生在紐約市的華爾街。

比較迫切的問題倒是那位既不聽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羅姆上尉的行動。從一開始，他就有意要把衝鋒隊變成自己的私家軍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當元首尚在獄中時，他糾合了衝鋒隊的殘餘勢力，重新搞了個組織，叫「前鋒會」。羅姆相信，如要將前鋒會置於黨的管轄之下，那麼，自起義以來所做的一切就將失去。於是，他便於4月16日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提出，有3萬名戰員的前鋒會可作為全國政治組織的基礎，但它必須置於羅姆的絕對領導之下。在請求的同時，他還提到過去的友誼，並立誓忠於希特勒。

「假若我這樣做，運動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他坐牢時，黨的組織便四分五裂，現在不得不重建。漢夫施坦格爾說，你回國后「對未來便會有許多新的籌謀」。這也打動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鮮！」他說，「你想想，我能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我幹嗎要學別人的語言？我歲數太大了，沒有興趣，也沒有工夫。」

他興高采烈地離開了慕尼黑（「再見吧，慕尼黑！我非常愛你！」），不但原諒了他過去的罪過，而且誓做魯爾區的地方長官。

戈培爾原希望赤色分子搗亂，但一切都很平靜，連主要的報紙都未對此次演講作任何報道。為了使黨留在公眾的視線內，3天後，戈培爾在「退伍軍人協會大廳」組織了另一次集會。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挑釁性的反猶口號（「苦難的人民！誰會拯救我們呢？雅各布·戈爾德施密特？」），印刷了數千份，在柏林全市張貼。戈爾德施密特，德國的大銀行家，也被邀出席這次大會。他原擬應邀的，但在最後一分鐘董事會勸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書出席。

11月4日，兩人終於在不倫瑞克會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爾的手，這使戈培爾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記中寫道，「那雙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見我，他很高興。我如置身天堂。」這次相見，是戈培爾迷信元首的開端。幾個星期後，兩人又在普勞恩相見，戈培爾之迷信程度更加強烈了。「太高興了！他像老友一樣問候了我，還照顧我。我多麼熱愛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