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后，要做的恰恰是建立市場經濟，打破政府對經濟的計劃和壟斷，讓市場更有效地配置資源，用價格去調節供求關係，給市場自由生長的條件。

困難當頭時，民族精神不再分階級、職業、貧富的差別，擰成一股力量，並成功地爭取了抗日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當我上小學時，學校同樣教給我的是誠實。和現在的小學一樣，老師會將每周的成績單交給每個同學拿回家給父母看，並請家長簽字帶回學校。那時不管成績好壞，都會如實地向父母彙報，父母會教育我們幾個子女儘可能地獨立學習，但不會因成績的好壞而過度地批評，因此沒有那種怕父母批評而隱瞞成績的想法。

事實證明，政府從來就不是最聰明的，甚至可以說在領導經濟建設上是最不聰明的，否則也不會用強大的手段去維護一個並不能讓中國人吃飽穿暖的計劃經濟了。

這種專門指定的稅務檢查本是目標明確的專項檢查，但企業的嚴格守法行為，並沒有給稅務機關留下於己不利的漏洞，也證明了企業的嚴格管理和自覺納稅的約束能力。

自幼開始的革命教育，讓「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從小就立志要當「共產主義接班人」，將做人的責任變成了為國、為民、為事業、為世界的責任。

許多實話不能說也許是因為紀律、保密等要求，但並不表示不誠實，不可說則不能說，但能說而不說、可說而造假，則與誠實背道而馳了。許多的實話在輿論的壓力中、官方的打壓與威脅下變形了，或者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消失了。

說真話就如同放炮一樣的社會，缺少的是言論自由和誠信。

然而，改革開放恰恰打破了這種國家威脅論，用對外的改革開放、對內的搞活經濟，還原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本質。把滿足人的自身利益需求和物質消費需求從階級鬥爭中剝離出來，把被階級鬥爭蒙蔽的工具化人格從小資產階級情調中和追求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把人的尊嚴、家庭的和睦、對財富和幸福的追求變成了現實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夢。不但打開了中國密閉的門和窗，也讓中國人目睹了世界的進步和普世的價值，知道了什麼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知道了什麼是市場經濟，知道了什麼是國家的責任，什麼是做人的原則和做人的責任。

這一代人的懷疑與動搖是在「文革」之中，突然在一夜之間父母與親人被打倒了，自己的革命衝動也變成了「反動」的行動之後，思想開始發生了變化，開始了另類的思考，開始了真與假的鬥爭。

當豬肉的價格上漲時，中國政府出台了給母豬發工資、補貼和上保險的政策，結果一頭母豬可以獲得1000元的保險。農民將母豬都殺掉，既獲得了賣豬肉的錢，還能得到1000元的保險補償，比養豬還實惠，何樂而不為呢？這種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政策，都是政府自以為聰明地干不利於市場發展的傻事。

責任不分性別，一個心智健全的男人尤其不能逃避責任。

「文革」中之所以有許多家庭為了國家或革命的利益不惜禍起蕭牆，兄弟殘殺，父子反目，恰恰是國家的利益遠遠高於一切親情和友情。

年初的一次活動中，曹景行老師提出用「任屹行」的標題，推出由我和潘石屹主講、曹老師主持的訪談節目，類似於「三人行」的一種聊天與評論。這樣可以正確地反映當事人的真實想法，避免被媒體片面地報道而誤導社會。

也許一個企業最值得驕傲的不是你做出了什麼可以吹的豐功偉績，因為你能做到的別人同樣也能做到，值得驕傲的或許是當你被惡意或有意識地嚴查之後，仍然保持清白，就像進監獄都不會被認為是好事，但如果你能無辜地被關進監獄審查，卻又能被無罪釋放一樣。進監獄的不一定都是英雄，但進監獄而被無罪釋放的肯定不是狗熊，至少是件值得驕傲的事。

其實區屬企業要做的恰恰是增加區財政的收入，華遠在稅制改革之前，曾經是區財政的主要稅收來源，自然查的、繳的都比別人多，也養成了依法納稅的好習慣。

近十年中，山寨成風的同時，真話、真改革則成了和諧旗下的大敵，假大空再一次成為了主流。從媒體的宣傳工具開始帶頭，用假、大、空來掩蓋事實的真相，錯誤的政策無法得到監督和批評。央視新聞成了社會的笑話，而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朝令夕改、左右搖擺，完全沒有契約精神，隨意地用行政手段粗暴|干預市場的行為，政府大量從不兌現的承諾，數年之久無法落實的政策，以及明為優秀、實為貪腐的官員等一系列的事件，讓民眾對本是最終依靠的政府失去了信心。

堅持一種誠信的態度，是每個人天生都應固有的一種品質，但當今的社會卻讓說真話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於是我就有了「大炮」之稱。

誠實在他們的眼中就https://read.99csw.com如生命一樣寶貴，失去了誠實的人就失去了靈魂。他們可以為誠實而失去生命，但不會為了延續生命而拋棄誠實，而他們的榜樣也讓我們這些做子女的繼承了這種血統中的基因，至今我們兄弟姐妹四人之間從未發生過因為不誠實而產生矛盾，相互之間都可以不用有任何顧忌地，直截了當地協商任何事情，甚至爭吵，但卻絕不會欺騙，更不會用欺騙去傷害他人而為己謀利。

正因為政府從來就不是聰明的，因此大多數國家會用民主的方式將權力交給公民，由公民來監督、制約政府的權力，並有權更換不被公民信任的政府。這種對權力的監督要解決和防止的正是政府利用權力去犯些自以為聰明的錯誤。

我親眼目睹了父母在群眾隊伍的暴動之下的誠實，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做人的尊嚴，他們可以保護孩子而忍受各種痛苦，他們為誠實而犧牲現有的職位，他們可以去「坐飛機」、被批鬥、蹲牛棚、下幹校，但絕不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而去造謠，更不會為了自己而惡意地陷害領導與同事，不會為保護自己而去揭發他人。

即使是大鍊鋼鐵，超英趕美都以「反攻大陸」、「中印邊境反擊戰」為出發點，幾千萬人的餓死，遠沒有「東方紅」上天和「原子彈爆炸」更激動人心，「文革」的階級鬥爭也遠沒有「中蘇的珍寶島」更能讓國民意志形成統一。國家的利益與責任一直統治著政治領域，「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壓迫階級」一直是那一代人的未來重任。在國家與階級責任的面前，個人的責任和家庭的責任反而被忽略或謀殺了。

一個人的生死會牽動著無數人的心，牽動著他們的未來，甚至他們的生與死。除了血緣關係之外，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一種責任的關係，如父母對子女撫養、教育的責任，子女對父母的贍養責任等。一個人出生之後無形中與其他人形成了一種法定的責任關係，整個社會恰恰是由這些法定的或相互的責任組合而成的。

這應該說是整個社會的悲哀和無奈，維穩的口號之下讓無數的正當要求和聲音被用「穩」字當頭而淹沒了。

一部分人為了避免被殘暴的武力鎮壓的噩運，放棄了誠實，有些人甚至要與父母斷絕關係，開始揭發自己的父母，以顯示「革命」的真誠；一部分人不得不隱藏自己的家庭背景與身份，不得不用一些假象和欺騙去保護自己與家庭；也有一部分人則用高明的假話拚命地向上爬。當這個社會摧毀了一切規則和信用體系之後，誠實也逐漸地被愚蠢所代替，成了這個社會中最不值得尊重和最沒有價值的品德。

於是十多億中國人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就解決了溫飽問題，並逐步跨入小康社會。

而2009年的經濟反彈靠的是四萬億和十個振興計劃及近十萬億的信貸。這種「快上」的後果，仍要由整個社會來分擔。

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如同迷失了方向的羔羊，只能靠摸石頭的辦法尋找過河的方式。同樣人也在重新探索在社會、國家與家庭中的定位，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們在尋問國家利益不再是人生的唯一之後為什麼而活。特別是改革開放讓中國出現了財富積累之後的貧富差別，也出現了奢侈性消費和名牌效應的普及化，競爭讓生存的壓力不斷加大，而年輕一代既沒有「文革」前的思想束縛，也沒有曾經的「革命思想」，更增加了代際之間的衝突。如何增加不同年齡人群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間的溝通成為全社會共同關心的問題。

許多人說活著是為了信仰，信仰可以改變或丟棄，但責任不會改變，更不能丟棄。在人們還沒有信仰時，就早已有了責任。孩童時期的人大都不會有信仰，尤其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但孩童時期人們就開始接受責任的教育，並承擔起責任的重擔。特別是一個歷史上嚴重「重男輕女」的傳統文化統治之下的國家，男人的肩膀成為了承擔責任的支點。

其實偽與真的對抗之中，偽只能讓少數人在局部的時間和環境的條件下獲益，真才能讓多數人在長遠的時間和多數的環境中受益。遺憾的恰恰是一些人總在追求眼前和短期的個人利益，而忘記了未來和大多數，並以此為榜樣地影響著更多的人，於是真就在這種衝擊中變成了稀缺的資源，尤其是堅持這種真就變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

長期的生活在一片假象之中的年輕人，更希望尋找真誠，而誰能說實話，誰就能得到群眾的認可。不斷調整、修改和變化的改革讓市場失去了明確的未來發展預期，經濟總在忽上忽下中波動，尤其是關於民生的許多利益衝突的事件，讓許多民眾失望，於是當有一種能反映民眾心愿的批評聲音出現時，就成了「炮聲」，而如果政府能允許這種批評的聲音更多一些的話，那麼這個社會就不會將這種批評當成是「炮聲」了，也九*九*藏*書不會被媒體爆炒，不會與政府形成直接和鮮明的對立了。

責任，特別是男人的責任，像一粒會生根發芽的種子，從小就扎在每個人的心中，有的長成了茂密的大樹，有的則在生長過程中夭折了，但無論怎樣，責任都永遠落在男人的肩膀上。

那時尚沒有微博這種可以自由發言的平台，而媒體不但被嚴格地控制，並且會有選擇地操縱著輿論的導向，尤其是會用醒目的標題來吸引眼球，而不管這個標題是否正確地反映了真實的信息，於是那一年在眾多的不同聲音中，凸顯出了帶有任志強的「炮聲轟轟」，「任大炮」這個名號不但超越了「人民公敵」的盛譽，並且越來越多地在媒體與網路中出現。

所有的誤解大約都來自於信息的不對稱，包括不知與無知，也包括用道聽途說的零散信息做出的判斷。尤其是通過網路和媒體片面的報道獲取的不完整信息，更容易對社會產生誤導作用。

人的天性是誠實的，孩子不會說時就會用哭來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如用哭來告訴周圍的人和父母，餓了、病了、拉了、尿了，他們不會掩飾自己的真實，但在逐漸的成長過程中，如真實不能讓他們受惠，反而讓他們受害、挨打，那麼他們就會為了生存和受益而無奈地改變自己的表達方式。直到為了獲取父母的愛與獎勵，而主動地用假象、假話去欺騙，這種欺騙包括了騙他人和騙自己，這種騙就淹沒了原有的真誠，淹沒了人性中的善，變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形成了一種行為規範，最終變成了特有的惡性文化。

而一個摔倒的老人將救助者告上了法庭，並索賠巨額補償的案件和中國慈善機構的腐敗、救災捐款的挪用等，則在社會中打碎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一邊是屏幕上的偽裝，一邊是實際生活中的傷害，越來越多的人從投身於中國的建設與改革的隊伍之中，退到了旁觀者的行列，沒有基本誠信的社會，讓人們不得不隱瞞起自己內心世界的衝動，不再敢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意見而明哲保身，忍辱負重的風氣，反而助長了虛假之勢，讓誠實和說真話變成了不和諧的「炮聲」。

我覺得活著更主要的是為了責任。

歷史上，中國經常處於被外來者侵犯的戰爭狀態，因此傳統的教育把國家利益列在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有中國教育家鼻祖之稱的孔子，出生於春秋亂世，諸候逐鹿，孔子的思想融入大量建設國、立國、衛國的內容，為國而犧牲個人成為一種常態。北宋滅亡，金、元、清等被滅國之後，都湧現出大量辛棄疾、岳飛、文天祥式的英雄人物。19世紀的鴉片戰爭和賣國條約，讓國民受辱，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則給現代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每個人對生活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對人生有不同的追求，但一個人生下來之後就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是與整個家庭、家族或社會緊密相連，併產生了一系列的責任。

當國稅總局點名要對北京市華遠集團公司進行清查，也許只是因為從網路或媒體中知道華遠集團公司中有個任志強，並不知道這個企業只是個區屬的企業，更不知道其資產規模和利潤總款，也不知道其利潤組成是來自於集團公司自身還是來於持股企業的稅後分紅，但卻事先預定了一個遠大於公司年利潤的巨大數額的徵稅額，而實際檢查之後卻發現毫無油水可撈，即使牽強地將本不應于審計年納稅的額度歸併，也僅僅只達到預期補征數額的幾十分之一，這讓稅總的官員們大失所望。

若干年前起，大隊人馬就陸續進入華遠，開始了各種清查，譬如2005年開始，就連續清查3年的財務和稅收。市稅務局的熟人悄悄地告訴我，在稅務總局的眼中，似乎華遠是個巨大的國企，一定存在著許多稅收中的漏洞，卻不知道華遠既不是央企也不是市屬的國企，不過是個區屬的小國企，最多也就算個處級吧，而集團下屬的房地產公司大約只算得上是科級企業吧！

四歲時和妹妹一起玩耍，奔跑中兩個人都摔倒時，父母總是會更關注妹妹，又拍又哄，對我則是「男子漢不許哭」，從孩童時期起父母就教會我男人的責任。不但自己不能哭，在父母忙不過來時，還要奉父母之命「快去幫助妹妹」。男人天生就有這樣一種強者幫助弱者的責任。

但假話並不都能讓人受惠，也會讓人受害。尤其是假話也會既傷害他人，也傷害自己。如假貨、假藥會傷害每一個人，如假話被事實揭穿時承擔責任和代價，於是就有了真與假之間的博弈，也就有了人的兩面性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選擇性。當假話文化被事實不斷地打擊時，當選擇不同場合說不同的話也會因選擇的錯誤而撞牆時，這個社會中就有更多的人開始質疑和反抗這種欺騙，開始重新尋找被遺忘的誠實。

許多人常叩問自己為什麼活著。也有許多人因為不知九-九-藏-書道為什麼活著而輕生。

當國門打開之後，人們發現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自以為站起來的中國人還只是生活在泥潭之中，並不比那些沒站起來的人們更高、更強大。

當紅衛兵小將被當作工具，勇敢地沖在前面，卻被一棒子打倒時，我們發現被欺騙了；當我們的父輩革命數十年，艱苦樸素奮鬥一生，卻被當成是「走資派」時，我們發現被欺騙了；當我們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時，發現解放幾十年後的農村生活並沒有好過解放前，我們發現被欺騙了；當被稱為副統帥、接班人的林彪變成了叛國賊、反革命時，我們發現被欺騙了；當小平一次又一次被打倒時，我們發現被欺騙了；當周總理逝世卻無法正常悼念時，我們發現被欺騙了……壓抑了十年的真話開始像潮湧一樣爆發，傷痕文學大量出現，說真話、實話再一次佔了上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敢」字當頭，帶動了一大批大胆改革的言論，一時間敢說、搶說、實說成為一股推動中國改革的力量。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不爭論」再一次開放了言與行的結合，讓許多隻說的人下海，將說變成行，故說實話，辦實事，大胆的說與做並沒有太多的障礙，市場的開放中最初以假和仿造為主的小市場逐步以誠信改變形象，可惜好景不長。

除了納稅之外，其他的事情也有著同樣的規律，聽說的聲音反而超越了實際的情況，也讓許多誤聽者會失去正確的判斷。

有些人更相信經濟規律的必然性，有些人更相信政府強大的行政力量，有些人則是生活在自己認為美好的幻想之中，所有人都期待生活有最完美的結果，但事實卻是殘酷的，在無數種力量的博弈之中，路徑也許是彎彎曲曲的，但曲徑通幽，最終總是會回歸於經濟規律的本質層面，就像長江之水滾滾流，不管中間有多少山脈、水壩、有多少人工的阻擋，自然的障礙，最終都會東流大海。

我也同樣在這種真與假的博弈影響中成長，但我所遇到、看到的則是那些本以為是真的，本以為是對的，本以為是美的言論、現象、主義、精神，都在「文革」中、「文革」后一點點地被打碎了，原來的被推翻了，反而對這種假產生了更強烈的惡感和對抗，反而更堅定了要追求真、誠實的信念。

或許國稅總局只是聽說我在媒體中的影響大，卻根本不了解華遠是個什麼樣的企業，好在企業自身沒有什麼不幹凈的把柄，身正不怕影子歪，順利地通過了檢查。

這種檢查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反而會在檢查無醜聞中洗乾淨了，給了企業一個更好的證明。北京市稅務局發的獎狀是真實的，企業沒有在稅收問題上愧對過自己的良心，也不是靠偷稅漏稅騙取利潤的。

正如社會上許多民眾都以為我這個「富二代」、「紅二代」是靠老爹的幫助才當上了華遠這個國企中的好大的一個官，卻不知道這個屁大的官連個行政上的處級待遇都無法享受，老爹兢兢業業那麼多年，真要動用權力，好賴也能給我弄個局長噹噹吧！

從父輩和電影中看到和聽到最多的同樣是男人要有男人的樣子，男人就要敢於承擔責任，哪怕是面對槍林彈雨也不能後退！

花甲之年並經歷了新中國不同的發展階段之後，我不認為用什麼「崇高」的政治理由能統一社會中人們的認識，但責任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公平而天賦予之。

陳賡將軍常在面對困難時用「你還是不是個男人」來質問下屬並激勵自己，劉伯承元帥在戰爭最危險時同樣用「你還有沒有男子的樣子」來激勵戰士的鬥志。

於是大多數政府將市場的事交給市場去做，而政府專門去做那些市場不能做的事，如國防、公共事業、社會福利、安全、教育、衛生與保障等。

「沒事找事」則是我常對一些調控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些調控政策影響到整個行業，但並不影響我的產品與市場，不影響企業的操作，完全可以與己無關高高掛起，但我不願袖手旁觀。最初保障房體系的建設就與開發商無關，但我認識到要房改就必須同步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因此在1998年就呼籲建立住房法，同時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否則就必然會影響市場的正常發展。政府在住房保障上的缺位必然會讓商品房市場承擔社會保障的責任。結果正如我1998年時提出的意見一樣，當政府不顧和不能適時地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時，只會無限制地要求市場提供高價地中的低價商品房、限價房，讓市場承擔社會的保障責任。如果在那時同步地建立保障制度，何須在矛盾激化之後的今天用「大躍進」的方式發展和建設大量的各種保障性住房？

潘石屹戲稱，華遠地產公司也就是個「婦科級」。

我們先後大約錄了十多期節目，並在一些電視台播出了，但審查時同樣會被刪除一些所謂敏感的話題，讓節目變了味道，並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因此這個rｅad.９9cｓw.ｃｏｍ節目的錄製並沒有堅持下去。

「把別人的事當自己的事」，則在於我常參加行業內各企業的宣傳與論壇活動，包括開盤活動等，只有當行業有所發展時，自己也才能發展，因此要把朋友、同行的事當自己的事。由此行業內許多人將我看成是老大、大哥，就在於我總是熱心地、儘可能全力地幫助所有的企業。這也是我每任行業或協會的輪值主席都被譽為是最出色、最有成績的一屆的原因。如果每個人都不能把朋友的事當自己的事，這個朋友也就不是朋友，如果每一個人都不能把行業的事當自己的事，也不配在這個行業中發展，更不可能成為行業協會的領導。

華遠從成立之日起就是各種機關檢查的重點，早已習慣於接受和被強制各種檢查了，而這些檢查更幫助企業建立了更嚴格的內部制度，讓企業更加安全了。

男人的責任則正是由歷史的發展決定的。

自己的事豈能不當事？一個企業的領導首先應考慮也必須經受考核（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考核與股東考核）的業績就是自己的事，在公開的各種論壇中，我幾乎從來不提華遠的企業成績，不做華遠的產品廣告，而只討論行業發展的趨勢和問題，因此被馮侖認為是「把自己的事不當事」。

當我還是幼兒時，父親、母親就教我要誠實，可以有善意的謊言，但卻不能有惡意的欺騙，如可以謙讓而假裝吃飽了，可以謙讓而假裝喜歡，卻不能做錯了事而不承認，尤其是自己做出的錯事。前者的謊言出於善，後者則是出於惡。

戰爭年代，男丁成為保衛國家、保衛財產權利和掠奪勝利果實的中堅力量。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力量的對比完全在於男丁的數量和男丁的強悍程度。即使是在火器時代的戰爭中，男丁的數量也是戰爭對抗和維持戰爭物資所需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我不是英雄，而只是敢於將自己的認識真實地表達出來，希望能引起政府和市場的重視，希望不要讓錯誤的政策影響市場與社會的發展、阻礙公民爭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如果所有人都能全力地推動市場和體制的改革，才會在國家強大的同時讓所有的公民更加富有、更加自由、更加快樂與幸福。

拋開一切理想與信念，重回到人的基點上，我仍然認為責任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逃避的根本。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經濟與社會的活動中，人的自私和人的責任是並存的，如果不負責任而只顧眼下的自私，那麼這個社會將無法發展。

最初人們的相互責任產生於生存壓力，被迫聯合起來，才能提高效率並獲取生存的條件，這幾乎與至今仍存在於自然界的動物種族的責任關係一模一樣。社會的進步讓家庭成為主要的生產單位和生存團隊，強化了家庭成員之間的責任關係。當社會的分工與協作讓更多的人脫離家族或家庭的約束與幫助，可以獨立生存時，反而更強調家庭中的責任關係。於是就有了相關的法定責任關係，責任成了與生存相關的特定條件。

當媒體上公布了國稅總局要對這些企業進行稅務檢查時，一些媒體的記者認為可以搶到些八卦的新聞，在檢查期間多次來詢問和了解情況，以為能藉此抓條大魚，但最終檢查的結果讓這些媒體大失所望，華遠既沒有在這次檢查中出現大量的應交而未繳稅款的情況，更沒有偷稅漏稅的行為。

「文革」時大量的抄家活動，從那些被打倒的人家中抄出的金銀財寶，沒有一個人會想私吞，都會在沒有任何登記的情況下全部如實上交，並引以為豪。

許多人將馮侖的話當成是一種批評，我則認為這是一種表揚。國家不能讓所有人都「匹夫有責」，但也絕不能沒有人對政策提出不同的意見，任何國家的權力都是貪婪的，都必須納入到民眾的監督之下，否則權力就會被濫用，並將讓所有人遭受損失，需要有一批人用各種聲音來維護和爭取公民應有的權利。

其實華遠無論政府按什麼樣的級別進行管理都與公務員待遇無關，靠的是用改革的精神和市場化的機制，從無到有地拼搏出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華遠的創業者都是「紅二代」和「官二代」，但卻從來沒有人利用這種關係去為企業或為個人謀私利。

國家榮譽、民族信心在多年的外來侵略中成為突出矛盾，為國而不惜犧牲家庭與個人，在相當長一段歷史發展進程中成為一種被國民奉為圭臬的精神。

在幾千年以農耕、狩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歷史中，男人是獲取生存能力的主力，因此有著特殊的社會地位，而這種社會地位正來源於男人必須承擔起維持家庭或家族生存的責任。

新中國成立后，仍將戰爭的威脅放在教育的首位和經濟建設的首位。國民在困難危險的面前，不得不失去自由。國家的資金、資源都無條件地為戰爭付出，每個人都必須無條件地承擔保家衛國的責任，節衣縮食，省吃儉用，以最低的工資、報九*九*藏*書酬和生存條件，以無限的國家義務和責任，服從於以國家名義做出的任何安排，甚至形成了以國為尊的盲從。

早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家中的四大件還是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和收音機，這是新中國前30年未能解決的問題，但土地承包制讓農民在幾年的時間內就超越了這個夢想的階段。價格的闖關儘管遇到了很多的困難，但最終那些嚴重供不應求的商品都變成了供過於求。總供給與總需求本就不是個靠市場能平衡的數量關係，而是在消費能力不斷的升級中變化的，要靠市場經濟那隻看不見的手，逐步地淘汰落後、刺|激生產，最大限度地滿足升級的需求。供給充足了，價格自然也就平衡了。

華遠從一成立就是個嚴格遵紀守法的企業，並且被評為各種先進，並被北京市稅務局評為榮譽納稅人稱號，按規定可以三年免檢，我個人也同樣被評為榮譽納稅人。

只有重新認識責任在人生中的意義，才能建立社會的共識。

政府總想讓經濟在一條直線上不產生波動，結果反而造成了行政力量與市場力量之間的衝突與對抗，反而讓本來可以自我調節的經濟在不停干預之下大上大下地波動著。2008年的經濟下滑固然有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在美國已經開始用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時，中國仍用緊縮貨幣政策在「兩防」，不能不說是一種政策的錯誤。

歷史上這一代人曾經被「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所迷惑，以為靠人的力量可以戰勝一切，進而演變成由人組成的政府的力量力大無比，不但能戰勝天，也能戰勝社會，並戰勝經濟的市場力量，但結果卻是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自然的代價，最終卻被大自然無情地報復。新中國后曾用強大的計劃經濟的手段試行著「人定勝天」的神話，結果卻是以無數人在飢餓中死亡、全國陷入一片貧窮與苦難之中的代價宣告了計劃經濟的失敗。勤勞勇敢的中國人一直致力於「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的事業，卻發現這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都比中國人活得要輕鬆、自由、富裕。

上小學時「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成了朗朗上口的歌謠，這首很難背誦的古詩顯示了女子的英雄氣概，也體現了男子漢與女人之間的差別，更體現了男子漢保家衛國的責任和女子替父從征的責任與家國之間的歷史責任，因而成為了孩子們都喜歡的古詩。

「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似乎是與生俱來的責任，正是從幼兒時期就這樣被父母一點一滴地培養起來的。

常聽說現在的小學生中有假冒家長簽字而隱瞞成績的做法，這其實和家長過度地強調成績而對孩子太嚴厲有關，於是反而讓孩子變得不想誠實和不敢誠實，長大了也不會將誠實當作一種人生寶貴的品質而珍惜，但「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則是在一種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之下，堅定地樹立起要當共產主義接班人的信念的一代，一種狂熱的衝動中也包括了這種誠實素質的培養。

馮侖為我總結過三句話：「一是把自己的事不當事；二是把別人的事當自己的事；三是沒事找事。」此後小潘也常引用這三句調侃我。

歷史上最聽話的中國人對政府的指示奉若神明，更曾有「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迷信，但改革開放之後，「實踐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破了「兩個凡是」的同時也打破了神壇，讓神像在倒下的同時，也讓政府的指示在「摸著石頭過河」中有了博弈的可能，更多的農民用生命推翻了法律的約束，並最終修改了憲法，這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政府並不是真理，也絕不是神仙，政府也常常會犯愚蠢的錯誤，政府必須在民眾和實踐的檢驗中學會改正錯誤，政府恰恰是在不斷地糾正政府過去的錯誤，從修改憲法開始，逐步撤銷和修正了那些歷史上錯誤的決定和開放歷史上曾被封為禁區的領域。建立市場經濟的框架，在小平的南方談話之後被列入了黨的工作重心，「發展是硬道理」在那一段時間成為了推動改革的後盾，讓中國從貧窮的困境中迅速地走出來，並成為了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恰恰是在這種博弈中有了民間的各種創新的實踐，才讓中國有了理論上的突破，有了生產力的發展，但當中國政府口袋中的錢越來越多時，強勢的政府又回到了要指揮一切，從壟斷的配置資源，到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讓改革的步伐在凱恩斯主義的大棒下倒退了。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父母都忙得四腳朝天。新學年開始，送妹妹上學的擔子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於是替妹妹扛著行李乘公共汽車去學校的光榮使命成為我作為一名「男人」的驕傲。

但還有一些人哪怕是面對著死亡，也會堅持真實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清查數月之後，檢查組實在找不出企業在納稅中的問題，只檢查出幾張小額的假髮票，於是以企業對社會公益的捐助費用來繳納企業所得稅為由要求華遠補繳了相應的稅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