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們把被分離為「聖女」與「娼妓」的身體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說，「外行女人」與「內行女人」的隔牆變低了，母親·妻子·女兒們用自己的性身體去擠人性的自由市場。男人們為「星期五的妻子」、「援|交」等現象而震驚，因為他們被迫面對的現實是，連自己的妻子女兒也不一定是在分界線的「這一邊」〔宮台，2006〕。本來，女中學生的身體是「禁止用於性目的的身體」，可因為男人們對這種身體給出高價，讓中學生們自己「發現」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實。從這裏開始，到用一個身體來分別扮演性的雙重標準的東京電力公司女職員A子〔詳見本書第十二、十三章——譯者〕，距離已經不遠了。

當我們與他人無論如何也無法達到溝通，或者想要放棄去理解的努力時，我們會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終歸人種不同，沒辦法。」

對於西方男人，沒有比這更舒適方便的幻想了。對方是不能理解的他者，這意味著，那既是充滿迷幻魅力的快樂之源，又是不會給自己帶來絲毫威脅的完全無力的存在，對方不但作為誘惑者主動委身，還在自己離去之後毫無怨恨地繼續愛慕自己。對「被我拋棄的那個女人」所懷有的一點點心痛的感覺，也因女人的愛的偉大而得到凈化。還有比這更能滿足西方男人自尊心的故事嗎？質疑「那種女人怎麼可能有」的聲音，被西方人的巨大幻想所淹沒，沒人聽見。東方主義就是讓支配集團不去面對他者現實的裝置，所以，無論如何陳述「日本女人其實是這樣的」，這種聲音也傳不到他們的耳朵里。用更低俗的話說，東方主義就是西方男人的自|慰品，我真弄不懂看到這種自|慰品還拍手喝彩的日本觀眾的心思。我一看到《蝴蝶夫人》就作嘔，根本沒法心平氣和地看下去。

在現今的生殖技術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處理機」，還成了「生殖機」。在「代孕母親」已經來臨的時代，「借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現實。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出《侍女的故事》〔Atwood，1985〕是在1985年，這部科幻小說描寫了一個極端的生殖管理社會的惡夢。在那裡，有專用於生殖的侍女，經妻子同意，丈夫與侍女進行不帶快|感的性|交，讓她生子。那本書出版后不久，惡夢不再是夢。人工授精便可讓借來的肚子懷孕，不再需要野蠻的性|交行為。當然，出租子宮為的是錢，不是出於什麼人類博愛。代孕母親的報酬，在美國是約六萬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萬兩千美元左右，十分廉價。在全球化的今天，國境之間的差價當然要被利用起來，在印度，有整個村子在中介商的斡旋下從事代孕母親行業的地區，如今這個時代，生了孩子的母親，也無需背負「終生責任」rｅad•９9ｃsw•ｃom了。

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Morrison，1992〕，在剖析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時指出，在這部可稱為美國建國神話的「國民性小說」中，為了確立哈克的「白人性（whiteness）」，黑人逃亡奴隸的存在不可或缺。這部描寫一個少年成長經歷的美國版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同時也是一個講述「真正的美國人（男人而非女人）如何誕生」的國民故事。通過幫助逃亡奴隸，哈克成了贏得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解放奴隸、保衛民主自由的美國的高貴的「白人男性（white man）」性的象徵。對於「白人性」，白人們毫無自覺，完全看不到他們著手研究這個問題的跡象，所以，才有了由莫里森這樣的黑人女性開始的白人性研究（whiteness studies）。

比如，娼妓產生於「下等人種」中，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社會事實，但在明治時代的話語中，成為娼妓不是因為貧困，而是因為她們生來淫|亂。就連被譽為明治時代第一號「女性之友」的岩本善治先生，也展開「自我責任」論，說失身女人本人有問題。

我在前面兩章講過，男人為了成為性的主體而將對女人的蔑視深植于自我確認的核心，這就是厭女症。而同性戀憎惡，則可以理解為男人對男女界線的模糊曖味而帶來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懼。男人們必須持續不斷地證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樣的男人」。

我們從慰安婦的證言得知，在人手逐漸不足的戰場上，在白天她們要運送彈藥，在後方護理傷病員，併當士兵的性對象。除此以外，她們還扮演揮著太陽旗把士兵送上前線的「愛國婦人會」的角色，這些出身於殖民地的慰安婦們，取日本名，著和式浴衣，擬裝為士兵的「故鄉女性」，到了戰爭末期，她們中許多人與走投無路的士兵們有著同樣的命運。

下面，讓我們以慰安婦的事例來剖析這一現象。慰安婦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人慰安婦與非日本人慰安婦（尤其是朝鮮人）待遇不同。日本人慰安婦多為軍官專用，被視為當地妻子（當然並非全部）；而朝鮮人慰安婦則為士兵的洩慾工具。軍隊中甚至有「朝鮮bi屋」的隱語。據說「bi」是中文里指女性性器的俗語，這個隱語赤|裸裸地顯示，朝鮮女性的人格完全被無視，她們被徹底地還原成了一個性器官。就這樣，在慰安婦之間，劃出了一道民族的分界線，彷彿人種不同就可以不把人當人來看。

以性的雙重標準來分離和支配女性，對於創造出這種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發出奇妙的悲喜劇。如果對特定的女人「認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對象；反之，如果視為性對象，就等於對她不「認真」。這個兩難困境，男人自己身陷其中。我曾聽過一位從舊制高中畢業的高齡男性講他年輕時的一樁「浪漫往事」。講述的時候，那位紳士目光望著遠方。「從前和自己喜歡的女人去旅行，兩人一起過了好幾天，可最終連一根小指頭也沒碰，旅行期間，她似乎為此很苦惱，可我覺得那樣才好。因為是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讓ｈtｔｐｓ://ｒeａｄ•99csw•ｃｏm她保持純潔地告別了。」

同時，軍隊里還有一類女性，即從軍護士。當慰安婦在戰場上護理受傷士兵時，慰安婦與護士的界線變得暖昧不清，護士們為之不快。從軍護士們接受士兵的「母親」或「姐妹」的角色，但拒絕被當作性對象。「別把我當慰安婦」，成為維繫她們尊嚴的驕傲和自負。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視」，被性的雙重標準分離隔斷的女人，一方蔑視另一方，有這樣的事例，有的年輕士兵在臨死前央求護士「讓我在死以前看一眼你的乳|房」，她們中有人答應了。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就是性騷擾。其中可能會有因憐憫而同意的，但也有被強迫要挾的情況吧。可是，護士的「聖女」形象，使她們傾向於否認自己被視為性對象的可能性，也許正由於這個原因，在從軍護士留下的紀錄中，不可思議地看不到性騷擾及強|奸之類的痕迹。女人的「娼妓歧視」非常深刻，這使她們連對自己被視為性對象也感到骯髒，所以，對於自己受到的性侵犯，不願承認，也不願告發。

這則日記成為植木剛講過男女同權便去妓院買娼的證據，為此，後來的女性主義者們批判他言行不一，可是，對植木本人來說，這種行為不是什麼自我矛盾。在他的頭腦中，娼妓「人種不同」，可以任意使喚，根本不能成為「同權」的對象。他在別處表示，自己將來的妻子，必須是才德兼備值得尊敬的女性，在一個以階級的雙重標準來對待女人的社會裡，植木的言行未必能說是不一致。視之為不一致，是在平等思想即一切女人不分階級皆為同等之人的觀念普及之後的事。

戰爭中的另一類女性，「後方的妻子」，又是怎樣一番情形呢？如果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貞操不能保證，前方士氣就會受到影響，所以，「貞操問題」成為一個秘而不宣的國家課題。從事「後方史」研究的迦納實紀代〔1987〕揭露，國防婦人會的一個隱秘任務，是以慰問士兵家屬為名監視妻子們的貞操。出徵士兵的妻子和陣亡士兵的未亡人，她們的性，只能作為妻子和母親，被嚴格地壓抑在生殖之中，不能有快樂。儘管國家呼籲「多生多育」，但她們的子宮不能懷上丈夫以外的男人的種子。

結果就是，性的雙重標準將女人分為兩個集團。即，「聖女」與「盪|婦」、「妻子·母親」與「娼妓」、「結婚對象」與「玩弄對象」、「外行女人〔性行業以外的女人——譯者〕」與「內行女人〔性行業中的女人——譯者〕」等常見的二分法。每一個現實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體有靈魂，有子宮有陰|道。可是，「用於生殖的女人」，被剝奪了快樂，異化為僅僅為了生殖；「用於快樂的女人」，專為快樂服務，異化為遠離生殖。帶著孩子的娼妓，就是因為擾亂了這個界線而讓人掃興。

我很想跟那位紳士說別那麼自以為是，不過，對於那個年代的男人，那就是對女人的「珍惜」吧。一個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種情形下當然會苦惱。如果明明知道對方女人在苦惱，卻有意無視，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個男人所「珍惜」的，並不是對方女人，他不過是在以身相殉一已之念而已。那位被連累的女人，該說是倒了霉吧。把這種行為稱為什麼「純粹」、「浪漫」，不過是腦子出了問題，

薩義德在《東方主義》〔Said，1978〕一書中指出，把對方當作不可理解之物（異人/異物/異教徒），將之從「我們」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亦稱「他者化」），有「人種化」和「性別化」兩種，這兩種方法互為一體。即，「東方」等於「女人」，這裏的「東方」是「異國（異鄉）」的別名，「東方主義」是將與自己不同的社會他者化的方式。

現在想來，植木那個時代的人，壓根兒沒想過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務（即娼妓和女僕的組合）吧。正妻無需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門第家產，九-九-藏-書只要能持家生子就夠了，甚至連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無後去之」只是神話，正妻地位乃兩家盟約的樞軸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動搖的，有研究表明，江戶時代的自然不孕率為十對中一對，想要孩子可從別處領養。柳田國男曾經報告，在明治時期的越后農村地區，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搬進男家，要以主婦權的轉讓為前提，然後才帶著繼承家業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過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單憑美貌便能爬上階級階梯的灰姑娘故事，不過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會中是不可能的。

當然，這裏的快樂是男人單方面的快樂，男人無需在意女人的快樂。即便如此，「慰安婦」這個詞還是太絕妙了，真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慰安」，當然是慰男人之安，對慰安婦而言，那是地獄般的奴隸勞動。正因為如此，當慰安婦倖存者發出聲音留下證言時，她們中有人拒絕那種稱呼，聲明「我不是什麼慰安婦。」〔「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戰爭犧牲者に思いを馳せ、心に刻む集會」實行委員會編，1997〕

二戰期間的德國，死於戰爭的男性國民多達五百萬。到了戰爭末期，男人匱乏，鼓勵生育的國策難以實施，於是有人獻策，鼓勵「珍貴」的納粹黨衛軍（純正血統的雅利安人種）與後方留守妻子「偷情」。不過這個對策畢竟太令人皺眉反感，結果不了了之。

不過，按男人需要而訂製的規則，總是留有允許「犯規」的漏洞。低階層的女人不能娶為正妻，但可以納為情婦或小妾，若實在想娶，還有一招，讓她成為高等身份人家的養女之後再去結親。無論男女，婚姻都是一種兩家結盟的交換行為，目的是使雙方的社會資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門第和財產。也正因為如此，將娼妓贖身迎為正妻、與女僕私通將就成婚之類行為，都是坐失「資源最大化」機會的愚人之舉。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統治的鐵定法則。支配者總是將支配對象分離隔斷，讓他們相互對立，絕不允許他們之間產生連帶感。從女性的角度來說，就是來自男人的「聖女」與「娼妓」的分離支配，再加上階級與人種的裂隙。

最膾炙人口的「東方女人」，應該是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對，在東方主義的視野中，日本就是被表象為「蝴蝶夫人」。用現在的話來說，蝴蝶夫人就是單身赴任的駐外人員的當地妻子，她的情人接到本國的調令后把她體面地拋棄了，但這個不甘死心卻又軟弱無力的女人，日復一日望著大海，沉溺於「在一個晴朗的日子你一定會來接我」的幻想之中，無需贅言，這個幻想，不是蝴蝶夫人腦子中的幻想，而是創作出蝴蝶夫人這一形象的普契尼的腦子中的幻想。

在厭女思想的歷史上，我們可以舉出叔本華、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等從18到19世紀的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近代性別二元制的思想領袖們，同時也是性的雙重標準的發明者，在歷史上，性的雙重標準，是在以夫妻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時期成立的，而這也是作為產業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時期，近代家庭制度與娼妓制度，兩者互為表裡。米歇爾·福柯的大作《性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標題為含有諷刺意味的「我們也是維多利亞人」。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治下的19世紀初，是奠定近代社會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這個時代，一夫一妻與買娼賣娼，作為制度同時確立，因此，「維克多利亞時代式的」一詞等同於「偽善」之意。那個時代的紳士們https://read.99csw.com，一邊恭維一見蟑螂便要驚叫暈倒的優雅的淑女，一邊頻頻造訪妓院。在那個時代，這被視為理所當然。

人種與階級也是合為一體的。

所謂性的雙重標準，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與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樣。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風等），而女人則以對性的無知純潔為善。近代一夫一妻製表面上稱頌「相互對等的貞操」，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把男人的「犯規」編入制度之中了（既然無法遵守一開始就別發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當男人的「犯規對象」的女人。

對「聖女」、「娼妓」的分離支配，最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從便所開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寫於1970年，現已成為廣為人知的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運動的宣言。

在戰爭期間，日本有兩大協助軍國體制的女性團體，國防婦人會和愛國婦人會。愛國婦人會的成員多為中產良家婦女，而起源於大阪的國防婦人會，則因其中下層平民色彩而獲得廣泛支持。國防婦人會的人氣秘密之一，是發明了白色圍裙和束袖帶配套的制服，「白色圍裙」是一種「聖女」標誌，只要身著這個符號，一瞬之間，階級與人種的裂隙暫時可以跨越。國防婦人會留下的資料紀錄了這樣的事實。大阪的花柳街飛田地區的女性們，因穿上「白色圍裙」而得以加入國防婦人會的行列，她們為自己也能為國家做貢獻而「感激涕零」。「白色圍裙」，一時性地遮蔽了良家婦人與飛田女人之間的「階級界線」〔迦納，1987〕。

在最近的人種研究中，與「社會性別（gender）」一樣，人種亦為歷史建構的產物，這已經成為常識。人類是一屬一種，無論任何人，99%的DNA是相同的，但卻偏要製造出「人種（race）」的概念，用膚色把人區別開來。所謂「性別」，就是通過排除「非男人（未能成為男人的男人和女人）」來維持分界線，使男人作為男人得以實現主體化的裝置。與此同理，所謂「人種」，就是（發明了人種概念的）白人通過排除「非白人」而定義「何為白人」的裝置。白人研究〔藤川編，2005〕將這些真相接連不斷地暴露出來。「身為白人」，意味著擁有支配劣等人種的資格，在歷史上，人種概念是與帝國主義支配世界的意識形態同時出現的。

每當「嬰兒潮一代」被籠統地當作一個整體來談論時，我一直堅持說這一代男人和女人「人種不同」。這是忠實地堅守「浪漫戀愛」信念的最初也是最後的一代，可這一代男女配偶的結局卻是同床異夢。1960年代後半期，在男女擇偶行為中，「戀愛結婚」的比例第一次超過「相親成婚」，在父權家庭中長大的這一代男女，熱烈嚮往自由戀愛的結婚，並付諸實踐。沒有任何人強迫，明明是自己挑選的人，可是，那時自己「愛上」的，就是眼前這個「外星人」嗎？——一定有不少的妻子，是懷著一種落寞蕭索的心情在望著飯桌那頭的丈夫的臉吧。

可是，這並不是從前的故事。源於性的雙https://read.99csw.com重標準的兩難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們還在疑問：因為愛著，所以不能性|交嗎？性|交了，就不能算作|愛嗎？少女們的苦惱似乎和從前沒有兩樣：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愛我呢，還是只想要我的身體？抱怨去紅燈區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卻勃不起來的陽痿男人，與前面那位舊制高中的老爺爺沒什麼不同。他們都活在一種反差之中：面對的如果是必須在意她的反應的人，勃不起來；而當對方是無需在意的對象，便可為所欲為。男人自己播下的種子，該說是自食其果。

性的雙重標準（sexual double standard）告訴我們，這個矛盾其實不矛盾。

被限於生殖的異化、被隔離生殖的異化，反面即為被隔離快樂的異化和被限於快樂的異化（當然均為男人的快樂），對於女人，都是壓抑。不是只有慰安婦才被壓抑，後方的妻子們也被壓抑著。女人的性，被分離為「為生殖」和「為快樂」兩種，相互對立，但都被異化。當然，壓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異，其間還有等級和歧視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為自己被當作「聖女」來祭奉而慶幸感激。換言之，「聖女」和「娼妓」，是壓抑女性的兩種形態，無疑都是「他者化」。「聖女」們要求「別把我當娼妓」，赤|裸裸地歧視娼妓；與此同時，「娼妓」們又懷著自己養活自己的職業女人的驕傲，憫笑「行外女人」對男人的依賴和軟弱。

在這裏，我們會想起明治時代另一位著名的男女平權論者植木枝盛。植木以言行不一而聞名。作為自由民權論者，他在各地舉辦講演會，呼籲男女同權。植木還有一絲不苟地紀錄每天行動的習性，留下了一部《植木枝盛日記》。日記中有如下記述：「明治一三年九月一七日 夜 在千日前席上演說。講男女權論。召菊榮妓。」〔高知新聞社編，1955：173〕

薩義德將「東方主義」簡明地定義為「關於何為東方的西方世界的知識體系」。「東方主義」，就是關於東方是什麼、應該是什麼、希望它是什麼的西洋人的幻想的別名。因此，無論知道了多少東方主義，對真正的「東方」還是一無所知，知道的不過是西洋人頭腦中的東方。

像我這樣的人，看著男人們，有時忍不住想唧咕——怎麼回事，真不敢相信是同一種生物，終歸人種不同。

明白了這個雙重標準的機制，前面所說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將女人「按用途分別使用」而已。他在把青樓女子當作性玩具的同時，對「將來的妻子」則遵循「男女同權」的思想表示相應的敬意。使這種分離正當化的理由，是階級隔閡。我們只需想起明治時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應該能理解，那種「身份」，是無論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種之隔」的別名。

人種這個概念，以前的用法與現在有區別。在西方露骨的人種主義偏見傳入日本的明治時代，當時的文本中有「上等人種」、「下等人種」等用法，實際含義相當於現在的「上流階級」、「下流階級」。貧困、懶惰、性的墮落，被描述為「下等人種」的特徵，幾乎如DNA一般，世代相承，無法期待能被改善。

但是，這種厭女症有個致命弱點，即母親，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會引來對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機。所以，實際上，厭女症不單是蔑視女人，還有崇拜女人的另一個側面，這是自相矛盾的嗎？